宋朝厢军职能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职论文,宋朝论文,能新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6)06-0111-08
厢军是宋朝的常备军，是宋朝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基本武装力量之一。但旧史对厢军所固有的军事职能并未注意，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自五代无政，凡国之役皆调于民，民以劳敝。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全固。”[1] (卷156《兵考八》)《宋史·兵志》亦谓：“(厢军)虽无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2] (《兵三》)后世学者对此多不加深究，因袭成说，大率把厢军界定在“役兵”、“杂役军”的范畴内，忽视了厢军作为军队所固有的对内镇压和对外防御的军事职能。对这一问题，目前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本文旨在从宋朝厢军的日常驻守、宋朝军事制度及对内对外战例诸方面，对宋朝厢军的军事职能进行尽可能详尽、系统的阐释。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军队建设中，将军队划分为禁军和厢军两大系统，以禁军为核心加强军队建设，并利用厢军中的高素质兵员补充禁军，成功地实现了对厢军这一“藩镇旧兵”的改造，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但厢军作为“诸州之镇兵”，分布于全国各地，与禁军之间存在着互动和互补的关系①，其军事职能仍然存在，并发挥了防御和戍守的重要作用。
《宝庆四明志》指出：“国初收天下劲卒，列营京畿，南征北伐，率从中遣，故惟三司卒称禁军，州郡止有厢军镇守。”[3] (卷7)这是对厢军军事职能的高度概括。北宋时期，厢军是镇守各地的常备兵种之一。据《武经总要》记载，“州兵”是宋朝沿边及各地戍守兵力的组成部分，例如定州路“置本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总五十八指挥，凡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咸隶之”[4] (《前集》卷16上)。在宋代史籍中厢军被称为“州兵”的情况很多，这里所说的“州兵”指的正是厢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厢军的防御和戍守职能。
关于厢军的防御和戍守功能，宋朝的大臣也有不少议论。庆历三年(1043)六月，范仲淹指出：“臣窃知陕西禁军、厢军不下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以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如此，则兵有斗志，将必增气。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平寇之期可卜也。”[5] (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甲子”)庆历四年(1044)，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中分析了处于“沿边、次边”的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沧、镇、定十一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宁、乾宁、永宁七军，北平一寨，共计十九城在地理上的重要军事意义和兵力部署情况，指出“今无事时，河朔已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约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5] (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范仲淹、富弼的议论说明，陕西、河北的厢军同禁军一样，也具有镇守地方的军事职能。
厢军在各地戍守的具体情况也有不少零碎的记载。例如：(1)真宗咸平五年(1003)，“于环、庆等州厢军马步军六千余人内选材勇者四千五百人，付逐砦屯防，以代禁兵”[2] (《兵八》)。(2)仁宗庆历六年(1046)，郑戬知并州，兼并、代、泽、潞、麟、府、岚、石沿边经略安抚使兵马都部署，“时甲马隶麾下者凡十二部”，郑戬“自往训励，并无武锋精兵”，于是“复阅厢军，精勇者得三千人，迁补清边，声其数为十万，以夸戎人”。这三千厢军精勇成为郑戬备边的骨干，于是，他暗地里将数万戍兵遣还京师，使“众获休息，几减边费半”[6] (卷36《文肃郑公墓志铭》)。(3)神宗熙宁年间，因“河外多旷土，上遣带御器械王中正募民为弓箭手以实之，用省戍兵。转运使赵子几因上兼募厢军策，而不较廪给之费”[5] (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癸卯”)。熙宁五年(1072)十月诏：“熙河路依缘边四路例置横烽，遇贼入境，递相应接，其在蕃部地者，即以厢军守之。”[5] (卷239“熙宁五年十月辛丑”)(4)哲宗元符二年(1099)，“访闻厢军戍平夏多被贼钞掠，惟以逃亡关报住请给”，于是朝廷下诏要求“平夏城等处厢军未知存亡，仍支请给，如及三年即住支”[5] (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壬辰”)。由此可知，平夏城也有厢军戍守。以上例子说明，在北方和西北沿边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厢军被用于戍边，与禁军相参屯防，执行戍守等军事任务。其中的精锐可以代替原有的禁兵。
需要指出的是，厢军戍边并不是个别地区或特定时期的特例，而是北宋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厢军是北宋对外防御中仅次于禁军的常备军事力量。同时，内地厢军也具有很强的镇守职能，具有潜在的威慑力。例如，仁宗时，“盗起京西”，房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新任知州陈希亮“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百人，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7] (卷75《陈希亮传》)。熙宁十年(1077)，宣抚司提议，“广源州初为州，须兵防拓，乞依熙、河、沅州例，配罪人为牢城。诏出自淮以南州军配罪人，并配广源州”[5] (卷280“熙宁十年正月己卯”)。显然，广源设置牢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拓”。
南宋时，厢军仍然具有戍守职能。例如，宋孝宗时，知夔州王十朋向朝廷提出西路马纲“并用厢、禁军，贴以吴璘正兵”的一个重要危害就是削弱了厢、禁军的镇守作用。王十朋说：
又夔峡为四川门户，长江上游，正赖此曹守御控扼，以壮天险之势。然土狭人稀，厢、禁军类多缺额，诸州每以招填不足为忧，重以出戍于夷陵，防秋于诸处者非一，所存无几。若又役以牵驾，疲于往来，以无几之卒伍，应无穷之马纲，非惟耗费钱粮，妨废教阅，正恐州郡空虚，因致意外之患，非细事也。[8] (卷3《再论马纲状》)
夔州为帅府，系屯兵之地。王十朋的议论正好说明这里的厢、禁军不仅平时教阅，而且还发挥着“守御”和“出戍”的作用。宋宁宗时，朱熹的学生黄幹知汉阳军，积极备战，他在所上《汉阳条奏便民五事》中认为：“州郡之间，有厢军，有禁军，非独以备使令，盖将使之执干戈，以为攻守之用。”[9] (卷24)黄幹的议论大体反映了宋代官员对厢军军事作用的认识。上述事例说明，宋代各地厢军普遍具有防御和戍守的作用。
宋朝统治者曾试图强化厢军的军事职能。例如，仁宗时期校阅厢军出现以后，最高统治者予以首肯并大力推广，期冀教阅厢军能得“禁军之用”，厢军对外防御和对内镇压的军事职能再次得到凸显。宋神宗更在熙宁二年(1069)六月的诏书中说：“州郡厢军即前代本处镇守之兵军，宜料拣强壮，团结教阅，常留在城，以备盗贼，今后不得申奏乞差禁军防托。”[10] (卷12)从而进一步明确赋予了教阅厢军替代禁军守备地方的军事职能。元祐二年(1087)，文彦博针对新制中厢军不再由枢密院置籍管理的问题，指出“密院谓之本兵之府，岂可内外五十万厢军，却无籍拘管，缓急出军行师，厢禁皆用，况厢军不独用于诸般营造、杂役”[11] (卷29《乞兵部厢军密院置籍》)。文彦博在这里不仅说明了厢军由枢密院置籍管理的必要性，而且也道出了宋代厢军所具有的军事功能。
厢军的军事职能在宋朝军事制度上也有较充分的体现。更戍制度是北宋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学术界对禁军更戍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较为重视，而对厢军更戍鲜有涉及。前引《宋史·兵志》所说厢军“虽无戍更”实际上是元代史臣的一个错误结论。更戍制度不仅在禁军中实行，而且也在厢军中实行。宋祁在《庆历兵录序》中说厢军“间亦更戍”[12] (卷45)，《两朝国史志》中也说厢军“虽或戍更”[1] (卷152《兵考四》)。仁宗时，蔡襄知福州，亲历了“本州厢军差在广南诸州屯驻，军回日，人数比去时大率死损一半，前后六七次尽皆如此”[13] (卷26《乞厢军屯驻广南只于比近军州节次那移对替札子》)的状况。庆历八年(1048)三月，知制诰曾公亮在其上书中说：“自昔祖宗之制，东南诸州，唯迭遣厢军屯驻，至于藩镇，则量加禁兵驻泊，以为旁郡式遏，行之甚久，颇适事要。”[14] (卷147《上仁宗答诏条画时务》)这说明北宋立国以后，东南地区普遍实行了厢军更戍制度，而且更戍厢军的分布地域广、数量多，只有藩镇才“量加禁兵驻泊”，东南地区的守备任务主要由厢军承担。另据《宝庆四明志》记载，明州的禁军威果指挥和厢军雄节指挥，“初皆更戍，在浙者或戍广，在江者或戍浙，欲其习险阻，忘顾恋也”[3] (卷7)。《淳熙三山志》卷18对宋初以来福州厢军更戍两广和外路厢军更戍福州的情况记载尤详。其中，福州厢军更戍两广的情况包括：(1)咸平五年(1002)，“差借职庞翰往福州本城内抽差百五十人，赴潮州屯驻”；(2)至和元年(1054)，福州厢军“四十人赴浔州，五十人赴桂、宜州；至和二年，四十五人赴藤州，七十三人赴宾州，四十八人赴融州”；(3)熙宁八年(1075)指挥：“广西钤辖司并宜州驻泊已系就粮禁军、教阅厢军全指挥并依旧替换”，其中就包括“邕州驻泊福建等路畸零厢军一千人”；(4)熙宁十年(1077)，“克复广源、思浪等州要兵马驻扎，内抽差福州广节第一指挥一百一十人”。除差往两广外，福州的厢军还于熙宁六年(1073)被“差往本路州军屯驻”。外路厢军也被差往福州更戍，皇祐六年(1053)，“福州屯驻抚州骑射等指挥一百人，仍于抚州差人替归”；嘉祐二年(1057)，“福州屯驻抚州崇节、苏州牢城、润州水军等指挥各八十人，差人于逐州抽本城兵士前来抵替”。由此看来，则抚州骑射、崇节、苏州牢城、润州水军等指挥的部分兵士在一定时期也被差往福州屯驻。不仅如此，宋朝政府还规定了厢军更戍的年限，如嘉祐六年(1061)枢密院规定，“福建路差本城兵士赴广西屯驻，并二年一替”[15] (卷13)。更戍的厢军发挥了镇守地方的作用，苏颂对此阐释得非常清楚：
臣伏以杭州东南要藩，控压江海，钤辖司总领一路兵甲、贼盗公事，其间郡县皆边江、湖，萑苻啸聚，盖常有之，而人情轻扬，易为摇动。当平居无事之日，尚须隄防，况值岁时不易，编户失业者多，盗贼乘间伺隙，可不预为之备耶？臣窃知向来有南京、曹、郓州厢、禁军三五指挥在彼驻泊，前年尽已抽归将下，未曾添填。或闻近日亦曾差拨前去，犹未及元旧人数。臣欲乞朝廷因此灾伤、盗贼稍多之际，特赐掇那近郡厢、禁军三数全指挥往彼驻泊，委自钤辖司常切体量，本路如有群党盗贼，州县力不能制者，立便相度人数，差拨应副，协力捕捉，免致展转结集，骚动州县。[16] (卷19《论东南不可弛备》)
苏颂曾知杭州，他对杭州守备情况的议论当是可信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杭州不仅一直有他处厢军驻泊，而且在这里驻泊的厢军也和禁军一样，具有对内镇压的军事职能。元丰年间，由于教阅厢军的兴起，厢军的更戍制度才被取消。
除了更戍制度以外，宋朝政府还通过巡检制度来发挥厢军对内镇压的军事职能。宋制：“巡检司有沿边溪洞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又有刀鱼船、战棹巡检，沿江、河、淮、海置捉贼巡检，及巡马递铺、巡捉私茶盐，各视其名分以修举职业，皆掌巡逻幾察之事。”[3] (卷3)可见，宋代巡检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厢军在北宋中期以前则是巡检系统中的基本军事力量之一。庆历三年(1043)六月，知谏院欧阳修在《再论王伦事宜札子》中，针对“沂州军贼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反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的严重情况，提出了一系列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建议和亡羊补牢的措施，均被朝廷采纳，其中一条措施便是允许地方巡检“自募兵卒，不拘厢、禁军，欲指名抽射者亦听”[5] (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癸丑”)。蔡襄也在奏札中说，差往广南的福州厢军“又分在巡检下”[13] (卷26《乞厢军屯驻广南只于比近军州节次那移对替札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厢军都被隶于巡检之下，执行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熙宁五年(1072)在以“保甲代巡检兵上番”的情况下，朝廷仍决定“巡检司量留厢军给使，余兵悉罢”[5] (卷235“熙宁五年七月壬午”)。熙宁六年(1073)，两浙转运盐事司“乞益兵千人”，以禁止日益严重的盗贩私盐行为，也得到批准。王安石对此发表议论说：“两浙自去岁及今岁各半年间，所增盐课四十万，今又增及二十五万缗，而本路欲用四万募兵，增置巡检，甚便。”他进一步指出：
夫以所增盐课十分之一、二，足以多招厢军，使私煎者绝，则无复犯刑，其利一也。沿海之地，有戍守之兵，可以待不虞，其利二也。盐课大增，其利三也。[5] (卷247“熙宁六年十月庚寅”注)
从王安石的议论可以看出，两浙路要求“益兵千人”实际上是要增加厢军。在王安石看来，这些厢军不仅可以在巡检之下禁绝私盐、维护治安，而且也是守备地方的重要军事力量。以上事例充分说明，宋朝政府在巡检中使用厢军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厢军在北宋中期以前，一直是巡检中的骨干力量，发挥了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作用。
元丰以前，巡检中的军兵不仅有厢军，而且也有禁军，元丰年间，巡检中的兵力构成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元丰三年(1080)七月，福建路提刑闾丘孝直奏：“诸巡检下兵级皆杂攒诸指挥厢、禁军或屯驻客军，其间多西北人，与本地分不相谙熟，差到年岁，稍能辨认道路、山川、人物，又迫移替。至于海道亦不惯习，使之相敌，终无必胜之理。请于逐处令招置土兵，以一半招收新人，一半许厢、禁军旧人投换，庶几新旧相兼，习熟使唤，仍就整于厢禁军内对行除豁。”[15] (卷19)闾丘孝直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有旨令巡检下土军尽招置土兵，不得辄差团结军兵赴巡检下”[3] (卷7)。闾丘孝直的建议和朝廷的旨令实际上是要实现巡检兵士的“本土化”，由此导致了巡检军兵成分的变化。此后，元丰六年十月，权发遣京西路转运判官孙览又针对巡检使用土兵的弊病，提出重新使用厢军的建议：
权发遣京西路转运判官孙览言：“看详诸路巡检土兵立法之意，盖谓土人习知本处人情、出入道路，易以缉捕盗贼。近巡历诸州，见所招土兵多老弱，堪被甲、可擒盗者十无三四，仍未必皆土人。欲乞逐路委监司一员选留外，改刺逐州厢军。”从之。[5] (卷340“元丰六年十月辛巳”)
由于招刺土兵同样存在弊端，朝廷又恢复了在巡检中使用厢军的制度，这也反映出朝廷在巡检军队构成上游移不定的态度。元祐以后，厢军开始逐步退出了巡检系统，元祐二年(1087)，“或言招置土兵，岁月既久，间多亲戚邻里，故相遮庇。乃勅诸路巡检下土兵以元额之半，轮差禁军，半年一替，将校、节级准此。其现今数多处，候有阙，差禁军填”[3] (卷7)。崇宁二年(1069)，又有大臣指出“禁军所至，往往望替期，又不谙习彼处道里”的弊端，建议“依元丰法一概招土兵以代之”[3] (卷7)，这实际上是闾丘孝直建议的翻版。是年八月，诏两浙东路巡检下人兵依旧法招置土兵，此后，巡检中的土兵代替了禁军和厢军。
《淳熙三山志》卷19对福建路巡检之下使用厢军的记载比较具体。在福建路，以教阅厢军充当巡检兵士的情况较为普遍。熙宁二年(1069)，当宋神宗强调厢军的守备功能时，福州仅有的教阅保节指挥(后改为广节指挥)200人，被“分为二番差往本州界及本路州军巡检下披带，一年(一)替”。福建路于熙宁五年(1073)“就整差拨巡检下厢、禁军，而福州兴化都巡检始定二百人为额，从福州差拨步军”。位于侯官的甘蔗洲巡检(兵额旧管一百八十人，熙宁五年更定一百人，州差步军充填)、福清的松林巡检(于本州厢军、禁军内差人巡防，以五十人为额)都有厢军服役。这说明在巡检之下维护治安是福建路厢军的一项基本任务。闾丘孝直提出逐处巡检招置土兵的建议得到批准后，福建路予以认真执行：
时本路八州军旧管、创添巡检二十八员，兵级三千五百人。除四处都巡检八百人，地分阔远，依旧轮差厢、禁军外，二十四处二千七百人及续添巡检四员三百五十人，共三千五十人，一概招募土兵。以额定人数一半，许厢、禁军中旧人投换，于本路厢、禁军内豁除消减威果八百人、教阅广节一千二百人，并创添招置未到广节一千五十人。除七州军消减外，本州惟广节减一百五十人。[15] 卷19
福建路巡检在执行招募土军的政策时，除四处都巡检因“地分阔远，依旧轮差厢、禁军外”，其余巡检“一概招募土兵”，但又以一半的兵额“许厢、禁军中旧人投换”，厢军中的一部分由此“投换”为土兵，改变了原有的身份，厢、禁军的军额也被相应地“豁除消减”。从“豁除消减”的数量看，福建路巡检此前的军兵均是厢军和禁军，其中除威果八百人是禁军以外，其余均为厢军，这说明厢军在福建路巡检中占有多数。根据《宝庆四明志》的记载，两浙路庆元府巡检的情况与福建路大体相同，也并用厢军和禁军，但依据《皇祐敕》的规定，其“杭、秀、温、台、明五州界管辖盐场地分巡检，巡茶、盐使臣兵级，并差本城兵士，一年一替”。这些负责盐、茶事务的专业巡检使用的全是厢军。此外，直到宣和五年(1023)，庆元府的巡检还在使用厢军[3] (卷7)。
厢军的对外防御和对内镇压职能不仅体现在军事布防以及更戍制度和巡检制度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考之史籍，在宋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抵御外敌入侵和对内镇压的战斗中，厢军参战并不是个别现象。现对厢军参加战斗的战例加以考述，以期从另一侧面对厢军的军事职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从厢军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事实看，大体分三种情况：
一是在禁军战斗失利的情况下，厢军奋勇杀敌，取得了骄人的战绩。雍熙三年(1176)，宋朝北伐契丹失利，时“曹彬及刘廷让等相继败覆，军亡死者，前后数万人。缘边创痍之卒，不满万计，皆无复斗志。河朔震恐，悉料乡民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尝习战阵，但坚壁自固，不敢御敌。敌势益振，长驱入深、祁，陷易州，杀官吏，鹵士民。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墅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祸”[5] (卷28“雍熙四年春正月”)。宋朝在军事上陷入极度被动的状态。雍熙三年(1176)十二月，代州新任知州张齐贤，在契丹兵临代州城下、援兵不至的紧急关头，临机决断，“选厢军二千迎敌”，“誓众感慨，一以当百，敌遂却走”，“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首二千余级，俘五百余人，获马千余匹，车帐、牛羊、器甲甚众”[5] (卷27“雍熙三年十二月”)。这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成功战例，厢军大获全胜。此后，契丹又于端拱初自大石路南侵，张齐贤“预简厢军千人为五部，分屯繁峙及崞县，下令曰：‘代西有寇，则崞县之师应之，代东有寇，则繁峙之师应之，比接战，则郡兵集矣。’至是，果为繁峙兵所败”[4] (《后集》卷10)。厢军再次取得了抗击契丹的胜利。张齐贤在雍熙北伐失利、宋军处于极度被动的形势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两次指挥厢军击退契丹的进犯，这不仅取决于张齐贤临机决断、措置有方，而且还取决于参战厢军的英勇奋战、“一以当百”。这两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宋朝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厢军以少胜多的战例同样发生在与西夏军队的战斗中。仁宗庆历元年(1041)，西夏军队进攻麟府地区，于八月攻陷丰州[5] (卷133“庆历元年八月乙未”)，“引兵屯琉璃堡，纵骑钞麟府间，二州闭壁不出”[5] (卷133“庆历元年九月庚戌”)，宋方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在此情况下，知并州高继宣募厢军为清边军迎击西夏军队，取得了三松岭之战的胜利：
初，元昊反，声言侵关陇。继宣请备麟府。未几，羌兵果入寇河外，陷丰州……俄寇麟府，继宣帅兵营陵井，抵天门关……进屯府谷，间遣勇士夜乱贼营。又募黥配厢军，得二千余人，号清边军，命偏将王凯主之。军次三松岭，贼数万众围之，清边军奋起，斩首千余级，其相躏藉死者不可胜计。[2] (《高琼传》
据《东都事略》记载，清边军是历仕真、仁两朝的明镐在担任陕西转运使期间组建的，史称明镐“阅同州厢军，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强弩，奏为清边军，最骁勇，其后陕西、河东悉置此军”[7] (卷63《明镐传》)。三松岭之战就是清边军成功抵御外敌入侵的具体例证。在这次战斗中，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宋方临阵以厢军组成清边军，奋起杀敌，大败西夏军队，这充分说明厢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与此同时，新任并代钤辖、“专管勾麟府军马公事”的张亢，在府州城外修筑堡垒，积极备战，厢军在战斗中发挥了示范作用：
时禁兵败北，无斗志，乃募役兵，夜潜伏隘道，邀击敌游骑。比明，或持首级来献，亢犒劳之，衣以锦袍，禁兵始惭奋曰：“我顾不若彼乎？”又纵使饮博，士窘乏幸利，皆愿一战。亢知可用，始谋击琉璃堡。
厢军的战绩鼓舞了丧失斗志的禁军，张亢遂“夜引兵袭击，大破之，斩首二百余级。敌弃堡遁去”[5] (卷133“庆历元年九月庚戌”)。
二是与其他军队协同作战，共同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北宋前期，北方军事形势吃紧，宋朝政府无暇顾及交州，从而使其在事实上趋向独立，并不时骚扰宋的岭南地区。熙宁八年(1075)，“交人果大举众虎八万，十一月甲申抵海岸，未旬日，攻陷钦、廉二州，破邑之太平、永平、迁陆、古万四寨，(知邕州)苏缄闻贼至，阅郡兵，从厢、禁军合两千八百人，分布城堞，又号召郡人之才勇者，授以方略，勒部队使分地自守”，意欲“坚壁固守，以待外援”。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苏缄“募死士得数百人，拏舟邕江，与贼逆战，斩首三百余级”。此后“贼薄城下”，又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坚守城池“凡四十有二日……卒无一人之救”，导致邕州失陷。苏缄纵火自焚，吏卒土丁居民五万余人被杀[17] (卷17《神宗平交趾》)。在这场惨烈的邕州保卫战中，参战的二千八百名厢、禁军无疑是抵抗的主力。南宋时期，江淮一带长期是宋、金之间的“拉锯”地带，当地的厢军也发挥了守卫疆土的作用。李诚之知蕲州，“益城壁，备楼橹，筑军马墙，教阅厢、禁、民兵，激之以赏，积粟四万”，积极备战。嘉定十四年(1221)二月，金人攻淮南，“乃募死士迎击”，多次击败金人的进攻，坚守城池。此后，“黄州失守，金并兵为一，凡十余万，援兵不至。诚之激励将士，勉以忠义”，但终因寡不敌众，导致城池陷落[18] (卷18《蕲州太守李公墓志铭》)。可见，李诚之完全依靠当地军队积极组织抵抗，厢军也是李诚之组织的蕲州保卫战的主要依靠力量。
三是在国难当头之时，临时拼凑厢军应战。北宋亡于金，南宋灭于元，宋朝政府往往在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使用厢军参战。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登城，京师失守”。当日，厢军与禁军一道，参加了保卫东京的惨烈战斗。
是日……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再以对楼三坐而至，矢石愈倍。诏令班直悉上城，及虚棚人物戈戟如织。己卯，城下杀金人三千余人。方经宿，金人皆藏其尸骸，而城上矢石杀伤者三百余人，犹伏尸城上，破恼贯骨，横卧血中，士卒见之，心惧而有退怯意。先是朝廷缘近军阙少，于诸司厢军内拣充禁卒，与上四军卫士分布四壁，唯陈州门最多。[19] (卷69《靖康中帙》)
在东京危急、无兵可发的严峻形势下，那些未加训练、“业一事专”的“役兵”，被强刺为禁军守城，在战斗中其“破恼贯骨，横卧血中”的结果在所难免，最终成为北宋政权的殉葬品。无独有偶，德祐元年(1275)正月，在临安失陷、仅具象征意义的恭帝流亡过程中，为了抵御元军，便“征两浙福建诸郡厢、禁兵之半入卫”[20] (卷40《宋纪》十六)，危急时刻不得不再次使用厢军御敌，但这对于大势已去的南宋朝廷而言，已经于事无补了。
厢军除了抵御外敌入侵以外，还直接参加了宋王朝的镇压各种反抗斗争的活动。有宋一代，没有发生过像前朝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小规模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厢军因守备地方，在镇压各种反抗斗争时便首当其冲。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二十八日，贝州宣毅军王则“据城叛”，次年正月，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节制诸将，征讨王则。厢军中的牢城兵不仅参加了征讨王则的战斗，而且为攻克贝州城、平定王则建立了奇功：
初，彦博至贝州，与明镐督诸将筑距门以攻城，旬余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刘炳请穴地道以入，彦博许之。贝州城南临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潜穿穴，弃土于水，昼匿穴中，城下不之见也。有帐前虞候杨遂请行，许之。既出穴，登城杀守者，垂
以引，城下之人悉登，城中惊扰。贼以火牛突登城者，不能拒，颇引却。杨遂力战，身被十余创，以枪刺牛，牛却走，贼遂溃……董秀、刘炳皆除内殿崇班②。[21] (卷16)
淳熙六年(1179)正月，“郴州宜章县民陈峒窃发，俄破道州之江华，桂阳军之蓝山、临武，连州之阳山县，旬日有众数千，郴、道、连、永、桂阳军皆警”。知潭州王佐在“奏乞荆鄂精兵三千，未报”的情况下，起用“流人”冯湛带原官“权湖南路兵马钤辖”统制军马，“令湛自选潭州厢、禁军及忠义寨凡八百人，即教场誓师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诸州县者，皆听湛调发，违慢皆立诛”。此后，王佐受命节制讨贼军马，奉诏会合诸路兵，于当年五月初以冯湛所率军队及朝廷随后派来的鄂州军，分五路进攻起义军驻地，将起义军全部剿灭[22] (卷34《尚书王公墓志铭》)。陈峒起义之所以很快被镇压下去，固然与王佐反应迅速、调遣有方有很大关系，但在起义军连破四城的情况下，朝廷却未能及时发兵，于是在王佐授意下，由冯湛临时组建的包括厢军在内的武装，充当了围剿的先锋。咸淳四年(1268)夏，江西南丰一带大水，“东西弥望，莽为沙丘，牛畜种植，多没巨浸，廪储湿腐，告籴孔艰。于是强民结聚者四起，州郡为之调兵镇压，遣榜招谕而后定”，“忽八月初，本县管下峡村贼首罗动天等聚集凶徒，焚劫乡落，竟以初八日辰时掩袭不备，长驱破县……傍连赣抚属邑，如宁都、宜黄，无不震动”。在此情况下，州郡始调厢、禁等“寨兵攻围贼洞”，将起义扑灭[23] (卷14《代申省乞蠲租免籴状》)。可见，厢军对内镇压的主要功能就表现在与其他军队一道，直接参与剿灭各种反抗斗争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宋王朝的统治。包括厢军在内的各种军队，维持地方治安和镇压农民起义的作用能否有效发挥，与各级官吏是否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命有很大关系。南宋初年，张守在《论盗发本路监司帅臣不即捕治札子》中就指出：“臣伏以盗贼窃发，责之巡尉，巡尉不能制，责之守倅，守倅不能制，责之监司、帅臣，监司、帅臣又不能制，然后命将出师，以致天讨。此祖宗以来，上下内外维持治功，不易之理也。”这说明巡尉、守倅、监司、帅臣负有镇压各种反抗斗争的直接责任，但当“近者秀州军贼为变”之时，本路监司避于他州，“无一人肯至秀州城下者，必待张俊大军入境，而后稍集”。张守因此严厉批评了地方守臣的失职行为：
夫以秀贼才四百余人，而浙西八州厢、禁、将兵、新旧弓手无虑万人，合从扑灭直差易耳，而乃环视不进……盖缘异时钱塘、镇江之寇，尽仰成于王师，而一时监司皆置不问，遂乃玩习顾望，以为当然……日者建州之寇，亦以监司非人，涵养半年有余，卒不能制，苟玩之弊，不可不惩。[24] (卷5)
由此可见，巡尉、守倅、监司、帅臣对地方局势的控制，依赖于包括厢军在内的各种地方军队，厢军能否发挥其对内镇压的军事职能，同当时的政治状况和官员的政治素质关系密切。
军事职能是军队的基本职能。纵观军队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军队从古到今经历了一个由单一的以军事功能为主逐渐向以军事功能为主、多种功能兼备的发展历程。近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厢军作为有宋一代的常备军，是一个集多兵种为一体、包括多个专业兵种在内的具有多种功能的、成分复杂的军队，这是中国古代军队发展史上的新现象，有待深入研究。但宋朝的厢军在发展变化的历程中，一直没有丧失其自身所固有的军事职能。
笔者认为，宋朝厢军的军事职能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第一，驻守在各地的厢军与其他军队相兼屯戍，其本身就具有对外防御和对内镇压的职能，宋代统治者不仅对此有明确的认识，而且从来也没有忘记厢军所固有的军事职能。第二，在北宋中期以前，在厢军中实行了更戍制度，东南地区厢军的更戍更为普遍，且其数量可能超过了禁军，补充了这一地区禁军力量的不足；大致在元丰以前，厢军是巡检系统中的基本军事力量之一，发挥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如果把厢军界定在“役兵”的范畴内，就无法解释厢军的更戍制度以及巡检中厢军的军事职能。第三，宋代厢军军事职能不仅表现在制度层面上，而且体现在参与对外防御和对内镇压的具体军事行动中。有宋一代，厢军参与这样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个别现象。除本文列举的一些战例外，还有一些事例，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从厢军的一些战绩看，北宋时期分布在北方和西北地区的一些厢军，仍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当然，如同对待其他历史现象的评价一样，对于厢军的评价也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我们既不能因袭前人的结论把厢军笼统地说成是“役兵”或“杂役军”，忽视厢军对内镇压和对外防御的基本军事职能；同时，对于厢军的军事职能也要客观评价。笔者认为，在宋朝厢军中，除了“业一事专”、“处而无更”[25] (卷45《庆历兵录序》)的役兵外，作为“诸州之镇兵”的厢军，一般都具有军事功能，承担相应的防御和戍守任务。但由于厢军平时疏于教阅，并且常常被用于各种工役，因此，从总体上看，其军事职能发挥的情况，南宋不及北宋，而且在北宋不如禁军，在南宋不如屯驻大军。当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厢军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军事职能能否得到有效的发挥，不仅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且同政治状况、官员素质关系密切。
注释：
①淮建利《“升隶”与“落厢”：试论北宋厢军与禁军的互动关系》，《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②此事在江少虞《事实类苑》卷58、司马光《涑水记闻》卷9、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13中均有记载。李焘在《长编》卷162“庆历八年闰正月辛丑条”下注云：“彦博附传云牢城卒董秀、刘炳请穴地以入贝州，《记闻》与附传同。按《实录》，始谋穴地者，刘遵也。今从《实录》。”又云：“三月辛酉，以右班殿直董秀为閤门祗候。据此，则秀非牢城卒也。”李焘之说与上引诸书异。按《事实类苑》、《涑水记闻》未说明此事的资料来源，而《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13记述此事的《文忠烈公彦博传》采自《实录》，今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