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资料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翼骧先生是史学界老前辈，一生治学严谨，著述审慎，为青年史学工作者树立了榜 样。所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下简称《编年》)三册，将我国先秦至明代史学发展 过程中所产生的关于史学方面的人、事、书一一加以记载和摘编，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 工作，是在“披沙拣金”。这样一部著作，帮助我们掌握和了解我国史学发展的梗概， 对于研究具体史家或史书也创造了条件，嘉惠后学，其功大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 一部史学史研究入门之书。全书原计划分为四册，由于先生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欠佳， 第四册清代部分已无法自己完成，不得不委托弟子们来编写。就此三册而言，我初步阅 读后，觉得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一、全面记载了史学发展中的人、事、书。
这部《编年》，对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关人物、重要事件和对史学研究有 关的著作，均按年代顺序予以记载。有些不知名的野史、杂史，本书也都作了记载。每 部史书写作的起止年代和作者的生卒年，大都作了记载；无确切年代的也作了考证。本 书著录了重要的舆地著作、目录学著作、类书、笔记、金石学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 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因此，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也是由多民族所创造的。因此，杨先 生在著录过程中，很注意搜录少数民族的有关史学著作。作者注意收录史学史上有重要 影响史学大事的内容，如晋武帝太康二年(281)记“荀勖著《中经新簿》，分甲、乙、 丙、丁四部，以史书为丙部”；晋明太宁元年(323)“李充著《晋元帝书目》，分甲、 乙、丙、丁四部，以史书为乙部”。每条之后，都征引了多条原始材料。荀勖提出的四 部分法，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件大事，将史书列在丙部，起码说明史书已被独立分类。 东晋李充，“因荀勖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即定史为乙部，子为丙部，虽同属 四部分类，但排列顺序则不同。次序的变化，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变化。《晋书·李充传 》说，自此，“祕阁以为永制”。修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亦采四部分类 法，它直接影响着后来图书分类和编目，直至清朝编《四库全书》。乙部之书乃成为史 书之代名词。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8)“立史学，以何承天主之。”下引《南史》卷二 《宋文帝纪》元嘉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案：素字衍)学，著 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南朝齐、梁、陈 三代还都“置修史学士”，《编年》引《史通·史官建置》来加以说明。另外，如隋文 帝开皇十三年(593)，“隋禁私人修史”。引《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开皇十三 年……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唐太宗贞观三年(629 )，“唐移史馆于禁中，宰相监修国史”；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宰相始撰时政记”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29)，“史馆规定修史官员奖惩制度”；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 )，“秦桧乞禁野史”；宋宁宗嘉秦二年(1202)，“宋禁行私史”，等等。著录这些内 容，是要有历史眼光的。
二、一书多名和一名多书的考订。
如南朝宋王诏之所著《晋安帝阳秋》，《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晋纪》，《世说新 语注》及《初学记》所引又题《晋安帝纪》。《编年》在案语中指出：“《晋纪》及《 晋安帝纪》当即《晋安帝阳秋》之异名，实为一书也”。有的著作竟有四五种书名，富 弼、王洙等编修的《太平故事》，又作《三朝政录》、《三朝政要》、《祖宗故事》、 《三朝太平宝训》、《庆历三朝太平宝训》。对于这些，书中不仅都一一予以列出，而 且全都征引原始出处。其他如陶岳的《五代史补》，又称《五代补录》，陈傅良的《建 隆编》，又名《开基事要》，张
等人的《大金仪礼》，亦称《大金集礼》等等。对 于那些不能肯定的，也都抱着存疑的态度。如赵至(一作志)忠所著《虏廷杂记》，《玉 海》、《郡斋读书后志》均著录《虏廷杂记》十卷，但《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 解题》只著录《阴山杂录》。而《宋史·艺文志·传记类》既有《虏廷杂记》十四卷， 又有《阴山杂录》十五卷，均未著录作者。《编年》在“按”中说：“据上所引，《虏 廷杂记》与《阴山杂录》是二书或是一书，颇成疑问。李锡厚《<虏廷杂记>与契丹史学 》(见《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一文认为‘很可能是同书而异名’。‘《阴山杂录 》当是该书原名，而《虏廷杂记》则系至忠投宋后所改易’。可参阅。”除此之外，其 他类同名之书亦不在少数。如《鸡林志》便有两人同时成书，《玉海》载“《鸡林志》 二十卷，崇宁中吴拭使高丽撰。载往旧事迹及一时诏诰”。《宋史·艺文志·传记类》 亦同样著录。而《宋史·王云传》载：“云举进士，从使高丽，撰《鸡林志》以进”。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奉使鸡林志》三十卷，宣德郎王云撰，崇宁元年，云以书状 从刘逵、吴拭使高丽，归而为此书以进。自元丰创通高丽以后事实，皆详载之”。《玉 海》在《崇宁鸡林志》下“又三十卷，王云撰。其类有八，自高丽事类至海东备检”。 《宋史·艺文志》亦著录“王云《鸡林志》三十卷”。可见在同名书中，以此为最典型 ，不仅同时著述，而且同记一个内容，只不过详略不同而已。阅读了这些内容以后，对 于这两部书的编写原由、内容乃至两位作者都可有了初步的了解，今后若要进一步研究 心中也就有底。
三、考订正误辨别真伪
在我国众多的史籍当中，有许多都未写明成书年代，对于这些，杨先生在书中都尽可 能作了考订。《史记》没有明文记载成书年代，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其实《晋书》的 成书年代，虽有记载，却又错了。杨先生对《晋书》的修撰作了考订，指出：“关于《 晋书》修成之年代，惟《旧唐书·房玄龄传》有‘至(贞观)二十年书成’一语，他书均 无明文记载。然《晋书》既始修于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必不能速成于同年之内(余嘉锡 《四库提要辩证》卷三史部一《晋书》条已辨之)，则《旧唐书·房玄龄传》所记有误 。据《唐会要》言‘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册府元龟》于记贞观二十 二年闰三月诏修《晋书》之后，又言后数载而书就，……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 一部’，则《晋书》修成必在新罗使者到中国之前，考《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十 年闰十二月，‘新罗王遣其相伊賛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再证以《册府 元龟》所言‘后数载而书就’，则《晋书》之修成当在本年也。”《晋书》的编修，在 史学史上自然是件大事，余嘉锡先生作过辨证，知道的人毕竟不多，因此书中作出辨证 很有必要。又如《安南志略》一书由于作者黎崱自序落款时间有误，就为后人研究带 来了难题，对此，《编年》在按语中作了详尽的考订，由于考订比较典型，现将按语全 文抄录于下：
按：黎崱著成《安南志略》之年代，似应以其自序落款为准，但黎氏自序末署“元统 初元乙卯春清明节”，其错谬显然，不能依据。查元统元年之干支为癸酉而非乙卯，此 乃一大谬；元宁宗卒于至顺四年二月，顺帝于六月即位，十月改元元统，清明节在三月 ，此时顺帝尚未即位，岂能冠以“元统初元”?此又一大谬。故自序所置年月绝不可信 ，实为难以解释之疑窦。为此书作序者先后共有十一人，均为当时学者名流，其中写明 作序时间者有八篇，程钜夫、刘必大、许善胜三篇为最早，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 307年)，夏镇一篇为最晚，在元顺帝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相距长达三十七年，可见 黎氏在数十年悠久岁月中，对此书不断修订，多次请人审阅作序，其勤勉求善之志，虚 心请教之情，殊为可贵。武尚清《安南志略在中国》(见《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 及《安南志略校注序》(见《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四期)对此书考述精详，研究至深， 言及此书著成年代时，极为慎重，谓约在“元惠宗(即顺帝)元统、至元年间”。今依从 其说，并据夏镇序末所署年月，编于本年。
又按：以上引录自序以外之十一篇序文，系据清光绪上海乐善堂本《安南志略》卷首 所载之顺序排列，其中有时间先后失次者，未予更动，谨此说明。
又按：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已由中华书局于1995年4月出版，其中所附载有关研 究是书之资料，至为详备，可参考。
上述引文对成书时间作了辨证外，还引自序外以及他人作的序共11篇，对这11篇序， 书中都一一加以征引。这些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除了考证作者生卒年代和成书年代外，对于书名有差异、作者名有差讹的也都作了考 证。如苏辙所著《春秋集解》，许多目录著作均著录为《春秋集传》。《编年》征引苏 辙《春秋集解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作了考 证，认为“当以《春秋集解》为是”。又如《使琉球录》一书的作者，《千顷堂书目》 著录为许士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郭世霖，实际上应为郭汝霖。《编年》考证， ，云：“按：据《明进士题名碑录》及《类姓登科考》，均作郭汝霖而非郭世霖；又据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四：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壬辰，升刑科右给事中郭汝霖……俱 左给事中，……汝霖……俱吏科’。又据《明史》卷三二三《外国·琉球传》：‘命给 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际春封尚元为王”。卷九九《艺文志》四《别集类》：‘郭汝霖《 石泉山房集》十二卷’。均作郭汝霖，则《使琉球录》之作者姓名应为郭汝霖无疑，《 千顷堂书目》及《四库提要》皆大误。”再如宋代王禹偁是否作过《建隆遗事》?《编 年》在“《五代史阙文》作者王禹偁卒”条之后有一按语：“按《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玉海》、《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建隆遗事》一 卷，题王禹偁撰。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七亦云王禹偁所著《建隆遗事》，一曰《箧 中记》。但经晁公武、王明清、李焘、陈振孙等考证，均认为书中所证与史实相悖谬， 系他人托名之伪作，非王禹偁所撰(可参阅《文献通考》卷一九六《经籍考》二三引录 诸家之文)，故本书不予编录”。而对于历史上的疑案“何法盛窃书说”，尽管史料缺 乏，但作者还是提出自己的看法。《编年》的按语“案：何法盛之生平及其著书年代均 不详。《宋史》卷一○○《自序》云：‘(沈)伯玉，字德润。……世祖(宋孝武帝)践祚 ，……复为江夏王义恭太宰行参军，与奉朝请谢超宗、何法盛校书东宕’。考《宋书》 卷六《孝武帝纪》，江夏王义恭于孝建三年进位太宰，则何法盛在是年以后校书东宕无 疑，吾人所知何法盛事迹之年代亦仅此一条，其著《晋中兴书》或在此前后，因史无明 文，故暂编于此。至于《南史·徐广传》所载何法盛窃书于郗绍事，确否尚不可知。刘 知几熟于史事，既言法盛始撰《晋中兴书》，今从之。”
四、重视收录史论
我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许多史论著作，这是人们容易看到的，还有许多单篇的 史论分散在文集、史传和其他史书之中，这些是研究史学史的宝贵材料。《编年》注意 摘编这些议论，其中也包括议论修史之事。如魏孝文帝、唐太宗论及修史的事；韩愈、 柳宗元论修史事；李翱论行状，等等。其它如评《史》《汉》优劣等内容，《编年》都 注意收录。
总之，《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书，内容相当丰富。由于篇幅限制，只谈了四个方 面特点，而其特点、内容则远不止这些。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门 之书。当然书中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利用前人和最新研究成果做得还 不够，如《越绝书》不是袁康、吴平所作，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早已 指出，《编年》未能采用其说。前几年笔者《越绝书散论》在《史学史研究》上刊出， 杨先生看了以后，于1998年4月21日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大作《越绝书散论》 已拜读，对《越绝书》的性质、作者、内容、书名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考证精 密，论断确当，令人信服。今后谈论该书者自当以为准绳，不要再固执其偏见了”。“ 我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中，因误信杨慎之说，竟列出《袁康著<越绝书>》 的标题，犯了一个大错误，实深惭愧!”
从来信可以看出，余嘉锡先生之辨证，杨先生很可能当时没有看到，而我的《散论》 刊出乃是在《编年》第一册出版以后，故看了后深感犯了“错误”。杨先生实事求是的 治学态度令人感佩。另外，第三册是先生在病中编写，由于体力欠佳，因而有些书籍未 能编入，尤其是嘉靖以后，遗漏较多，关于这点，钱茂伟同志在《明代史学编年考》的 《自叙》中已经指出。我们指出不足之处，目的在于像章学诚所说那样，“攻瑕而瑜亦 粹”，因为毕竟是“瑕不掩瑜”。
收稿日期：2002-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