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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形象地说，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作小麦之类典型商品的贸易，而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贸易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世界贸易视为飞机之类的典型商品贸易。诚然，世界贸易中仍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小麦型商品贸易，即使飞机型商品贸易也不能完全脱离小麦型国际贸易的规律。然而，传统理论毕竟未能解决全部问题，新理论不落窠臼，富有创意，在一些最基本的贸易问题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在国际贸易学说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规模经济或规模收益递增，作为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之外的决定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的又一重大因素，长期以来却为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所忽视。研究国际贸易的先驱者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有可能形成广泛的国际分工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应也是俄林(B·Ohlin)1993年的名著《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分题。一些现代学者从60年代末开始试图发掘这块瑰宝，直到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随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分析日臻成熟，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正统理论中的地位才得以确认，它能够造就贸易机会和提供贸易利益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大放异彩。
动态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
随着规模经济成为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逐渐被国际贸易正统理论认可和接纳，所有一切形式的规模收益递增都倍受重视。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国内规模经济与国际规模经济的研究自不待说，而今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又进一步从静态分析发展到动态分析。
静态规模经济效应表明，一国企业若拥有超过其国内竞争者的规模优势，那么，这种规模优势必将转化为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市场分额。动态规模经济也能产生与静态规模经济相同的效果。动态规模经济通常发生在那些充满着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不完全竞争的高新科技产业。在实践中，收益递增最重要的动态形式与来源就是研究开发(R&D)效应和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效应。日本和美国半导体企业围绕16K随机存贮器(RAM)展开的激烈竞争，堪称动态规模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
半导体制造业是动态性极强的寡占行业，有关计算机存贮器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产品升级换代的生命周期转换令人目眩。采用更先进的线路刻印方法可以将更多的电子元件组装在一个薄薄的芯片上，因而能储存倍增的数据形式的信息。同时，生产计算机存贮芯片具有强烈的学习效应，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温度、时间、溶液、浓度、振动水平、灰尘等均须严格控制，大部分（约95%）芯片都要报废，只有坚持不断的试验和经验的积累，才能掌握具体的生产细节，产品合格率才会大幅度提高。此外，新一代芯片的技术发明很难长期据为私有财产，在产品周期内，技术进步就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即使芯片设计的具体情节也难以长期伪装起来，企业可以通过摄制、放大竞争对手刻印线路的图象，窥测个中奥秘。正是由于研究开发与边干边学的交替进行，1974-1984年，随机存贮器的单位计算能力的实际价格竟下降了99%。这种显著的动态规模经济效应必然导致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而谋求动态规模经济也就成为半导体产业中国际寡头竞争的主要标志。
直到70年代后期，美国企业在半导体产业中仍然享有成本优势，在技术上更是独领风骚，然而，日本政府瞄准这一动态性极强的产业，实行保护国内市场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为日本企业保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于是，日本企业不仅获得了国内销售的机会，而且借助于研究开发与边干边学的动态效应降低了自己的边际成本，最后终于在随机存贮器生产中后来居上，成功地开发了出口机会。日本企业为何敢与美国同行一争高下，关键在寡头竞争条件下，国内市场保护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多重好处：他们保证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大量销售驱使成本沿着学习曲线不断下降；垄断利润足以补偿研究与开发的成本；他们能够在不同市场上实行歧视性价格，在国内市场上索取高价，但在国际市场上却采用边际成本定价，使自己的低成本商品如洪水般地涌向国外市场。
然而，从福利分析方面看，我们对日本实行的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实在不敢恭维，保护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代价沉重的凯旋。保护使竞争减弱、规模缩小，它提高了日本国内的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同时，生产者也未能从中得到补偿性好处。既损人又害己，何乐而为之？更何况，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极易招致别国报复，争夺高技术产业的市场分额本来就是潜在的、爆炸性的政治问题，一俟贸易战迸发，世界经济福利水平的进一步恶化就势所难免了。
规模经济贸易模型与传统贸易模型的比较
不妨形象地说，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作小麦之类典型商品的贸易，而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贸易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世界贸易视为飞机之类的典型商品贸易。诚然，世界贸易中仍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小麦型商品贸易，即使飞机型商品贸易也不能完全脱离小麦型国际贸易的规律。然而，传统理论毕竟未能解决全部问题，新理论不落窠臼，富有创意，在一些最基本的贸易问题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一）贸易格局形成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格局的形成取决于各国资源禀赋、技术水准甚至需求偏好这类基本的经济特征，各国为了充分发挥以这些基本特征的国际差异为基础所形成的比较利益而进行贸易。新理论则强调，各国间基本经济特征的差异只是贸易发生的一个原因而已，只要有规模经济存在，即使是两个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也照样可以发生专业化分工和贸易。一国一旦以猎取规模经济为目标开始在一个行业进行大规模生产，哪怕启动之初规模优势十分微弱，但这处优势将随着生产扩展而滚雪球般地增大，最终至少有一国达到专业化生产。以宽机身喷气式飞机为例：飞机制造的最低限度的规模经济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世界市场只容纳得下屈指可数的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厂家，由此而形成的少数几个生产中心便能完全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为了使这些生产中心为世界市场服务，贸易势在必行。许多贸易（尤其是资源、技术相仿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是这种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依据的专业化分工的产物，而不是以比较利益为依据的专业化分工的结果。
在传统贸易模型中，一个国家本身的特性决定它享有何种优势，生产什么产品，在何处交货，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格局是十分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基于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却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历史和偶然的因素在引导一国专业化生产方向和区位配置时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在西雅图制造飞机，在底特律生产汽车，在硅谷搞计算机？这不是仅仅凭借一城一地一隅的区位特性就能说清个中缘由的。相反，关键在于规模收益递增规律客观上要求飞机之类的产品必须在某个地方集中生产，而西雅图等地恰好是滚轮盘偶然停止的地方。新贸易理论毫不隐讳历史因素在确定专业化格局和实际生产区位中的使用。一旦一国率先进入某一新兴产业，收益递增将使该产业在那里生根开花。这是因为，捷足先登者会取得某种“先入者优势”，如较早掌握专门技术知识，生产成本较低，集中生产使产业规模扩展又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的馈赠，所有这些，促使最初的优势不断地自我积累和强化，从而铸成持久性的优势。这必定会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因为后来者进入该行业的初始生产成本将高得惊人。
（二）贸易利益来源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或发源于技术水平差异所蕴涵的比较利益，或由生产要素禀赋的国际差异孕育而成。新贸易理论则揭示了规模经济是贸易利益的又一重要来源。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即使是两个经济情形酷似的国家也可从贸易中获利，这种新型贸易利益是区别于任何比较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当两国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且规模经济占重要地位和产品高度差异化时，从生产规模化和产品多样化中获得的好处就会超过常规的比较利益，成为贸易利益的主要来源。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贸易利益几乎不受要素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每个人都能从贸易中获益。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缺乏规模经济或只在国内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在开展贸易后都能赢得国际规模的递增收益，本国制造业和某些服务业的厂商规模会因此而得以合理化或适度化。一些经济学家断言，对于欧共体中的西欧小国来说，规模经济是它们从区域贸易一体化中获利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不亚于常规的比较利益。即使在大国，规模经济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有学者论证到，当贸易双方绝对规模不等时，大国能够获得更多的源于规模经济的贸易利益。
但必须指出，传统理论所揭晓的贸易利益都是确凿而又实在的，而规模经济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往往受掣于人为干预和政策因素的扭曲，其结果，一国的价格未必能够确切地反映其真实成本和比较利益。倘若这种扭曲现象不期而至，并且贸易确实导致福利水平下降时，该国理应停止生产这种配置失误的产品。
（三）要素价格效应
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逊模型（H-O-S定理）指出，在一些严格的假定条件（包括不完全专业化和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下，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也会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新理论则不以为然。如果存在着规模经济、哪怕具备上述严格的假定条件，要素价格均等化一般也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在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世界里，主产要素的价格既取决于生产的规模大小，也取决于H-O-S定理成立所必需的若干因素。因此，在满足了后者那些严格假定的要求之后，除非各国以同样的规模进行生产，否则贸易不会使要素价格的国际差异趋于拉平。在规模经济使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客观基础日益扩展的今天，情况更是如此。
（四）贸易政策制定
传统贸易理论一向认为，自由贸易是不容置疑、不可动摇的政策基石。采取关税或配额之类的保护措施，会拒进口商品于国门之外，驱使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上升，故不可取。传统理论框架中的唯一例外是，只有在修正国内市场失灵时，保护措施方可作为一种次佳选择。新贸易理论关于制定最佳贸易政策的观点则颇为复杂，它认为保护主义具有两重性，恶善尚难定论。从世界角度来看，若各国坚持保护自己的飞机工业，其结局必然是世界市场的破裂。这不仅会带来不能依据比较利益进行专业化生产的损失，还会造成没有规模效益生产的损失。鉴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贸易利益，故应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然而，从单纯的民族国家利益出发，保护本国飞机工业将会充分扩大其飞机制造的产业规模，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净利润，国内消费者可能会支付更低的价格。新贸易理论据此提出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认为一国通过出口补贴、临时关税之类的战略措施，可以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率先抢占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可趁机劫掠他人的市场分额和工业利润，促使世界专业化分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这种“高科技中的新重商主义”政策有悖于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立场，对现存国际贸易竞争规则与市场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在西方，围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论争正沸沸扬扬，个中是非曲直，人们且拭目以待。
对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的几点评价
（一）规模经济导入贸易模型并成为其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书写了新的一页
从实践来看，传统贸易理论在解释当今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时早已大为失色，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颇为相似的经济体系之间进行的大量贸易表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已跃居当代贸易格局的主导因素。特别是在区域内、产业内贸易中，规模经济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常规的比较利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规模经济范畴被抽象出来作为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极大的意义，今后所有形式的规模收益递增都将受到人们的重视、开发和利用。
（二）无论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规模经济，都十分垂青于高新技术产业，并被其召唤到国际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战场上来
规模收益递增总是与科技进步紧密联系着的。这使我们想起了列宁对所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尖锐抨击，那不过是撇开技术进步的纯粹静态世界的幻影。虽然边际收益递减是指单一要素连续地追加投入所造成的产量下降现象，而规模收益递减则是指全部要素投入相继追加带来的效益降低，但列宁的批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规模收益的变化规律不是同样很有启迪的吗？新技术的投入可以抵消投资或劳力追加投入时的收益递减，甚至使递减规律发生逆转。
（三）规模经济往往又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相联系
市场垄断孕育了规模经济，反过来，规模经济又强化了垄断权力。这从一个侧面将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侵吞豪夺的隐秘曝了光。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中的“垄断”概念是根本不含生产关系和国际生产关系分析的，它与列宁的“垄断”范畴迥然而异。西文学者关于暂时的垄断有利于刺激产量的扩大和技术进步，从而赢得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之类的溢美之词，怎能科学地透析垄断形成的原因和垄断贸易的性质呢？
（四）理解和把握规模经济因素在产业、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使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国出口企业平均规模偏小，现主要用低工资成本优势弥补规模经济之不足，属“力战型”出口生产。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应精心制定着意培养规模经济的出口产业政策，注意选择规模经济强度大、潜力足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出口主导产业；应积极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搞好规模化生产和经营，使之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力军”和“集团军”；应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广阔的天然优势，以此作为依托和回旋余地，赢得规模经济优势和价格竞争能力。我们当然不是主张放弃利用比较利益，而是强调将规模优势提升到应有的地位上来，使之与比较利益互补结合，以双重优势进军国际市场。
（五）在目前以生产要素决定的比较利益为主要贸易利益来源的传统模式之外，我们要特别注意寻求和开辟规模经济的贸易利益新来源
要重视开掘利用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静态的和动态的规模收益递增形式。厂商一旦成为出口型企业，将面对远远大于国内市场的国际市场，因而能够进一步拓展生产规模，赢得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对那些尚未达到规模经济最高点而又面临国内市场限制或国外贸易壁垒的厂商来说，实行跨国经营不失为进一步寻求规模经济之策。跨国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将某些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生产集中到某一东道国的子公司，并将研究开发活动集中到母国总部或其他合适地点，令其为全公司的国际生产和市场提供服务，从而赋予其适度的规模经济，有效地突破东道国和所在国一地一隅的市场规模狭隘的约束。跨国公司集各子、分公司的点上的规模经济于一身，必能综合成一种更大的规模经济。此外，如果我们能加入经过选择的地区性一体化，还可以在区域范围内开掘和形成规模经济。
（六）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另一侧，又出现了小批量生产和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的新潮流，“小的就是美的”成为时尚
试问，是否需要改写规模经济概念呢？其实不必。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贸易模型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虽然在规模经济制约下市场上只容许少数厂商存在，生产的品种有限，但每种产品却富有特色，厂商可凭借这些差异产品在国际范围内扩展市场，赢得规模经济效益，消费者也可选择和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特色产品。这就是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这对矛盾运动的辩证法。中国企业一向擅长小规模、小批量生产，这种小规模生产的节约可以说是我们企业的一种特异功能，若能不失时机地开展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我们的企业就能抓住新潮流的发展契机，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