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90～2010中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大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配置的比例关系，它既是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新起点，产业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一国经济的发展(Lewis，1954)[1]139-191。发展经济学家如Kuznets(1941)[2]26-41、Chenery(1960)[3]624-654很早就注意到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原因可能来自多方面，但从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容易观察到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产业结构变化是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这种不平衡可能是由于产业间技术进步速度差异或者技术吸收能力差异导致，也有可能取决于市场对该产业产品的需求和其自身的供给能力；第二，不同的产业结构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并且将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一般认为技术进步引致的产业结构变迁，会使得资源由低效率的生产部门像高效率的生产部门转移，这种流动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Salter(1960)研究表明英国制造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显著作用[4]24-35，乔根森等(1987)针对美国的研究同样表明，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不同的部门间的配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绩效[5]16-27。McMillan和Rodrik(2011)基于东亚、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生产效率在传统生产部门与现代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劳动力由低效率的生产部门向高生产效率的部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出现了一些增长中的问题，如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环境质量恶化、资源过度开采等，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中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可以归纳为四大类：第一，检验“结构红利”假说在我国的情况，主要通过检验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否改变经济运行效率；第二，运用发展经济学工业化、后工业化理论来检验两者关系；第三，研究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兴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分析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尽管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就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对以下问题给出的回答仍然不够让人满意，如大国产业发展有什么特点，大国之间是否具有相似性？它对经济绩效影响如何，这种影响是不是遵循固定的机理？能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本文力求在现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并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合理解释产业结构变化，将其分解为合理化和高级化，以便用于测度产业结构的不同变化以及变化的各个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深入细致的对比中国和美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从产业生产要素结构、产业内轻重工业情况、以及在标准产业结构分类之下对产业行业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大国之间产业发展的异同，明确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第三，试图通过更多的计量指标、更先进的估计方法以及更优的模型选择等多种途径来提高文章经验研究的精准度。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主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度量进行分析，并选择合适的度量指标；第三部分主要是结合第二部分中的具体指标来分析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主要是构建具体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第六部分为文章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产业结构变迁度量
学界度量产业结构变迁一般是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来进行。从经验研究的可操作性、数据的可获得性角度来看，研究者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主要有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研究者使用结构偏离度来度量产业结构的文献比较多。近年来，有学者引入泰尔指数来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干春晖等，2011)[7]416。泰尔指数由Theil和Henri于1967年提出，主要用于度量收入差距(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8]44-55，干春晖等将泰尔指数进行了改造，构建了新的计算方法，将其计算公式表达为如下形式：
式中Y和L分别代表产值和就业，同理当经济处于均衡时，TL=0，若泰尔指数不为0，则表明产业结构不合理已经偏离了均衡状态。改造后的泰尔指数保留了指标本身的理论基础，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和结构偏离度的经济学含义，同时又避免了计算和分析绝对值的麻烦。结构偏离度指标的一个缺陷在于忽略了不同产业在经济体中的重要程度，而用泰尔指数来衡量不平等的最大的优点是，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因此，本文选用该指标。
研究者经常使用的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有两个，一是采用非农产业所占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简记为TN。二是根据三大产业变动关系，运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指标作为度量产业高级化的指标，简记为TS。两个指标都具有其合理性，也都被广泛的使用。考虑到本文比较对象的特殊性，美国是发达国家，其工业革命早已完成，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正进入工业化后期，且美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远远高于中国。若使用非农产业比重做研究，目前美国的情况并不完全符合“结构红利”一说的条件。选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更具有可比性和可信度，同时还能反映出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情况。
三、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
1.中美产业结构基本情况
图1记录了中、美两国1978-2010年间，产业结构变动情况①。美国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比较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70%—80%之间，且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第二产业工业占比一直维持20%—30%之间且呈现出下降趋势，农业所占比重最小，一直在3%以下，占比最低的年份约为1%。同期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如下：第一产业农业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1982年达到最高33.4%，之后比重持续下降，2010年约为10.1%，第二产业工业则一直在40%—50%之间波动，第三产业服务业呈现出波动性向上的特征，最低年份1979年为20.6%，2009年达到最高为43.4%。从三大产业所占份额的变化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向美国的产业结构趋同。
图1 1978-2010年中美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结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得到，美国产业结构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图2和图3描述了美国和中国三大产业1990-2010年间劳动力就业情况，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工业就业人数则变化不大，农业就业人数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国三大产业就业表现情况为，农业就业人口总体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工业和服务业则表现为就业人数上升，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上升得更快。
图2 美国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图3 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产业内结构变化情况
1990-2010年间，两国三大产业内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以第二产业为例，这一期间我国工业结构重型化趋势明显，2006年以来我国重工业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与此同时重工业增长速度也领先于轻工业。中国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从轻重工业比来看，轻纺工业比重在逐步下降，金属加工业比重上升，装备制造业比重变动不大；第二，从工业发展速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速度在加快，地区差距不断缩小；第三，从工业内部要素投入结构来看，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上有所上升。
图4 美国第二产业产业内产值情况图(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美国工业内部的变动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产业内产值情况，总体来看都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增长速度大致相似，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存在周期性波动；第二，从产业内部具体的从业人数情况来看，采掘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在下降，美国采掘业雇佣人数在过去的20年中由70万下降到了6万，制造业就业人数由1865万下降到1124万，建筑业就业人数由493万上升到549万，略微有所上升；第三，从轻重产业关系来看，美国重工业产值高于轻工业，且重工业就业人数高于轻工业。
3.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情况
图5描绘了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值的变动态势。从具体图形来看，中国的泰尔指数变动较美国而言表现得更加剧烈，从具体数值来看两国的泰尔指数都呈现出了一定的波动性特征，其中美国的泰尔指数较小，因此美国产业间发展水平差距也比较小，美国2008年以前都处于0.1以下，2009年以后超过0.1，计算期内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中国的泰尔指数处于0.2到0.3之间，相对于美国而言，产业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比较大，且泰尔指数呈现出波动性特点。衡量产业发展高级化水平的TS指标，在计算期内中国和美国的变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总体来看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美国上升的速度略快。若进一步使用TN指标来分析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计算结果表明中美两国高级化指标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从数值来看，美国的波动比中国大，但是中国上升的速率要更快。总体来看中国的TL指标与TS指标在2008年之前呈现出大体相似的变动规律，都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2008年后中国TL指标值下降而TS指标值上升；美国的TL指标和TS指标变动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美国的TL指标值在逐年上升，而TS值则为波动性上升。
图5 中国和美国TL和TS指标变化图
四、基本模型、主要方法和数据来源
1.计量模型构建
文章的目的在于比较中美经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使用中美1990-2010年间数据对这一问题作比较分析。我们初步将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式(2)中t代表时间，y代表经济增长，LnTL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衡量指标的对数值，LnTS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指标的对数值，u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为计量模型的截距项，对模型中的部分指标取对数处理目的在于方便后续的计量分析工作，尽量避免异方差出现。
考虑到经济增长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若仅从产业结构角度设定上述模型分析经济结构对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模型设定错误，从而得到错误结论。为避免上述情况产生，笔者引入控制变量，同时为避免控制变量的随意性，笔者借鉴Frank(2005)以及干春辉等(2011)的做法，在具体分析区域经济差异、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时，直接利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同时还将经济增长的滞后项也加入到模型中，因而计量模型进一步转变为如下形式：
2.数据来源及其处理说明
有关经济增长指标，笔者选用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该指标直接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该指标是世界银行根据市场价格以当地货币计算得到，计算过程中对GDP总量换算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美元。产业结构指标则采用的是泰尔指数和TS指数，这两个指数均通过计算得到。泰尔指数的计算使用的是三次产业相关数据，这一指数中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各个产业就业人数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美国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其中各产业就业人数是通过加总得到，产业划分方式是按照我国1985年三大产业的划分方式进行加总。另外，笔者对GDP数据进行了调整，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调整，同时根据当年国际汇率折算为美元。计算产业结构高级化TS指标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并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和计算。
五、实证分析
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变化存在波动性特点，且波动与一些特定的事实密切相关，如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中国的改革进程密切相关，而美国产业结构波动与特定时间内的国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考虑到以上情况，进一步将实证研究分成两阶段，即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并将估计得到的结果记录在表1中。
从表1提供的数据来看，总体上中国和美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演变对于经济增长都有正面的影响，但影响力有所不同，而且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影响强度也不相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参数估计在所有的估计中都表现出较高的显著性，这进一步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是具有持续效应，其作用机理也具有稳定性，但从分阶段的回归分析中看得出来，不同时段这种机理的作用强度并不相同，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取决于产业结构本身，还可能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密切相关，以中国情况为例进行说明，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第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估计参数值比较大而且显著性水平相当高；第二，根据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的两个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参数估计值而言，第一阶段作用明显大于第二阶段作用，高出了第二阶段将近50%。因此，一般可以认为，在经济比较落后、增长率比较低的时候，一定程度的产业不合理还可以支撑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又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则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从影响力度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强度和明显程度都高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一结论在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两个阶段中也是成立的，可以从估计参数的系数直接看出。另外，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参数估算结果表明，尽管对中美而言在整个观测期内具有正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在中国表现显著，而美国不明显；在分阶段的估计中，一些时期还出现了负的影响，这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复杂，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②。正因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不确定性关系，从而显示出较强的政策建议。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待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需要在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上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
从估算得到的系数来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作用力并不强大，以中国1990-2010年估算为例，这两个系数分别为0.066和0.047，这说明我国经济每增长1%，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贡献率约为11%。这一方面说明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包含有产业结构方面的因素，还包含有其他因素；另一方面表明，伴随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进程将是相当的漫长。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深入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一方面，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来看，总体上中美两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两国又表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第一，从两国的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来看具有相似性，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美两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呈现出下降趋势，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在上升。从就业人口数量来看，也表现出了与GDP变动类似的结果，农业就业人数下降、服务业就业人数上升；第二，两国产业结构变迁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既可以由GDP总量变动得到，同样还可以由其他的指标度量出来，如泰尔指数、农业与非农产业比、以及服务业与工业产业值比等指标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波动性特征，但波动的周期、起因并不相同；第三，两国产业结构内部的变动存在差异。我国工业结构重型化趋势明显，美国产业内部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两国情况仍然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现在：第一，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演变对于经济增长都有正面的影响；第二，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方面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强度和明显程度都高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在不同的阶段，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是具有持续效应和其作用机理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复杂，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
因此，上述两方面的结论为我们提供了较强的政策启示。产业结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美两国情况都符合库兹涅茨假说，也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历具有相似性，一些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采取的一些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建议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于是本文的第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建议就是，中国的产业发展需要大量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然而这种相似性又表明中国发展路径与一些发达国家也具有相似性，那么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教训则更应该被重视，如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根据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的结论，赋予了本文第二个重要的政策启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产业政策的重点也必须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非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为此，笔者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来发展经济，文章的实证分析已经证明中美两大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二，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出发点制订和完善相应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旨在更好地满足产业间的要素投入与产出的耦合度，这些政策的关键又在于如何协调人力资本与产业发展的关系耦合的政策。
①产业结构划分按照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进行，文中所采用的产业结构数据全部直接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具体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
②实际上这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稳定性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只需要对本文计量模型设定的式(3)进行求取偏导数，然后进一步分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