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坊刻戏曲稿源及其编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明清论文,稿源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章编号]1002-3054(2015)04-0069-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50409 新闻学所说的“稿源”是指新闻机构获得稿件的来源。本文讨论的“稿源”是指明清书坊关于戏曲刊刻的底本来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底本，出版活动将无法进行。对于书坊来说，优质的稿源是刊本质量的保证，精益求精的校勘则使稿源锦上添花，备受读者青睐，从而提高书籍的销售量。因此，书坊主人非常重视稿源及其编辑工作。本文主要探讨明清书坊如何获取和编辑戏曲稿源，以及稿源与编辑对戏曲文学的影响，从而进一步理解明清戏曲的传播与发展。 一、明清坊刻戏曲的稿源 明中叶以后，印刷技术提高，戏曲作品日益丰富，书坊刊刻戏曲随之流行。那么，明清书坊是如何获取戏曲稿源呢？据笔者考察，明清书坊获得戏曲底本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购求 清初戏曲家张坚云：“吾归恐无以自遣，行将取《梦中缘》传奇付诸梓人，售书贾，取其值，以供杖头野饮资，亦可与二三子优游娱岁矣。”[1](P542)对于创作者来说，将剧本卖给书坊还能赚取生活费，何乐而不为呢？书坊除了直接购买作者的原稿外，还可通过另外两种途径获取稿源。一是手抄本。明清戏曲作品有的先以抄本形式流传，后才得以刊刻。如袁于令的《西楼记》脱稿后并不是先有刻本，而是被广大读者“抄写传诵”。[1](P160)考虑到抄写麻烦，且传播速度慢，读者将抄本授之梓人，书坊购买的底本便是手抄本。二是版片。曾萼在《鱼水缘》的序言中说：“坊人见其书者以为奇货可居也，谋诸沈君，售其版。”[2]《鱼水缘》的初刊本为吴兴沈君所刻，书贾认为此书有利可图，所以花钱购买版片。无论是原稿、抄本还是版片，对于坊刻来说，要想获得优秀的稿源，购求是极其重要的渠道。 2.征稿 为了获得优质的稿源，或者为了扩大出版物的影响，书坊往往在书籍的封面、凡例、牌记中刊登征稿信息。崇祯年间，杭州书坊峥霄馆刊行《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书中附有征稿启事，共列了七则，甚是详备，其中有一条写道：“刊《行笈别集》，征名公新剧，骚人时曲。”[3](P79-80)读者喜欢新鲜的内容，而新剧、新曲容易被各大书坊抢购，像清人周皑创作的《滕王阁》传奇“甫经脱稿，旋教纸贵洛阳；才得传观，争欲雕付剞劂”。[4](P1980)因此，书坊预先向读者告知征稿内容也许能更快抢到稿源。该启事还向读者交代了供稿的地点，“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这不禁让人想起金台岳家本《西厢记》牌记旁的一行文字“正阳门外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5]显然，告诉读者书坊的位置，便于读者投稿，提高出版效率。 3.组织编写 在稿源匮乏的情况下，明清书坊需要聘请文人编写戏曲，如纪振伦为广庆堂书坊编写了不少戏曲和小说，所以袁世硕先生说：“疑纪振伦为(金陵)唐氏书坊之编书先生。”[6]明清文人受雇于某书坊为之编书的不在少数，像金陵书坊师俭堂请来徐肃颖改写剧本，包括陆采《明珠记》、王元寿《异梦记》、梅鼎祚《玉合记》、汤显祖《还魂记》、周朝俊《红梅记》和袁于令《西楼记》；黄文华则为建阳书商余绍崖、蔡正河、叶志元分别编写了戏曲选本《乐府玉树英》《八能奏锦》《词林一枝》。如果估计刊本将会畅销，书坊更是着力组织文人编写剧本，如冲和居士编写的戏曲选本《缠头百练》“已自纸贵”后，继续为杭州书坊编撰《缠头百练二集》。[7]又如古越赢宗季女在《六月霜》的序言中说：“会坊贾以采摭秋事演为传奇请，仆以同乡同志之感情，固有不容恝然者。重以义务所在，益不能以不文辞，爰竭一星期之力，撰成十四折，匆匆脱稿，即付手民。”[4](P2496)1907年7月，鉴湖女侠秋瑾被清政府杀害，她的英勇就义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坊贾抓住商机，请人快速编写戏曲，当年即有刊本问世以飨读者。组织编写戏曲，针对性强，能迎合读者的审美需求，是书坊获取稿源的常用方式。 4.书坊主自创 明清书坊主人积极创编戏曲，杂剧与传奇，单篇与选本，原创与改作都有涉及。以明代为例，学界普遍认为开设书坊且创作或编选戏曲的，据笔者统计有臧懋循《元曲选》、胡文焕《群音类选》、熊稔寰《徽池雅调》与《尧天乐》、周之标《吴歈萃雅》与《乐府珊珊集》、汪廷讷《环翠堂乐府》、凌濛初《南音三籁》、袁于令《西楼记》等作品。另外有几位戏曲作家，据笔者考证分析，也是书坊主人，包括高一苇改订《金印合纵记》，日本《舶载书目》著录《孟日红葵花记》，标“高一苇刻”，[8](P180)又据笔者所查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刊本《竹浪轩珠渊》，封面署“书林高一苇”，[9]可知，高一苇是书坊主人；富春堂本《白蛇记》题“书林子弟朱少斋校正”，[10]朱少斋也是书坊主人，作有传奇《金钗记》《英台记》《破镜记》，均佚；许自昌作有《水浒记》等剧，本人亦为书坊主。毛晋编有《六十种曲》。关于毛晋刻书是私刻还是坊刻，学界有不同意见，笔者倾向于戚福康先生的观点，即毛晋是明代杰出的书坊主。[11](P197)也就是说，明代既是书坊主又是戏曲作家或选家的就有11人。书坊主编写戏曲，或为娱乐或为谋利，却在客观上扩大了戏曲稿源。 5.书坊主的藏书 书坊主自身收藏的作品也可以成为稿源。如明代书坊玩虎轩主人刊刻的《琵琶记》来自本人“笥中藏本”，[1](P98)臧懋循出版《元曲选》，源自“家藏元人秘本杂剧最多”。[12](P293)有的出版家本身就是藏书家，如明代书坊主胡文焕，朱之蕃称其“家拥素封之富，彯英猎藻，博古综今，槐秘笥藏，邺架恒满”；[13]万历年间，书坊主叶戊廿刊刻的《荆钗记》，其底本很有可能就是自家藏书，因为黄丕烈《荆钗记跋》指出姑苏叶氏是“有明一代昆山文藏家”；[4](P583)刊刻《六十种曲》的毛晋也有大量藏书，号称“明季藏书家以常熟之毛晋汲古阁为最著”。[14](P188)书坊主有意识收藏珍本、善本，对戏曲稿源数量和质量均有裨益。 6.作者或其亲朋好友自荐作品 书籍以抄本的形式传阅，流传的范围毕竟有限，如要公诸同好仍需加以刊刻。但是，并不是所有剧本都如李渔的戏曲那么幸运，“每成一剧，才落笔端，即为坊人攫去，下半犹未脱稿，上半业已灾梨”。[15](P58)很多时候，要想出版剧作，还需主动向书坊推荐，坊主收到作品后，或给予稿费，或让对方付钱刊刻。从明清戏曲的序跋来看，孟称舜《贞文记》、张衢《芙蓉楼》、王筠《繁华梦》与《全福记》、徐光蓥《玉狮堂五种传奇》等作品均是由他人资助而得以刊刻。就连孔尚任《桃花扇》的出版也是由他朋友佟鋐“倾囊橐五十金，付之梓人”，[1](P442)“五十金”在当时并不是小数目。出书费用昂贵，如家无余资，而书坊又不愿出资，那么只能通过亲朋好友的赞助。 以上笔者分析了明清书坊获取戏曲稿源的六种渠道，从中可见，稿源渠道多样，为戏曲刊刻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明清书坊对戏曲稿源的编辑 对稿源进行编辑是出版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明清书坊对于戏曲稿源也不例外。如文林阁刻《新刻全像易鞋记》，题“文林阁校梓”；继志斋主人陈大来刻《重校玉簪记》，题“己亥孟夏秣陵陈大来校录”；尊生馆主人黄正位刻《阳春奏》和《琵琶记》，书口下方有“尊生馆校刊”五字。以下笔者将详述明清坊刻戏曲的编辑内容与方式。 1.书坊编辑戏曲的内容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版面设计。装帧是一门艺术，书籍包装精美，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因此书坊主乐于花心思设计版面，如装饰封面或调整字号。像《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的封面刻有图画；金台岳家刻《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和苏州坊刻《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则分别以字号的大小来吸引读者。二是校对和改订文本。所谓曲无定本，关目布置、曲辞科白都可能被改动。谢世吉在万历七年(1579)少山堂本《刻出像释义西厢记》的引言中说：“盖此传刻不厌烦，词难革故，梓者已类数种，而货者似不惬心。胡氏少山，深痛此弊，因恳余校录。”[16]万历初期，《西厢记》的版本众多，但是读者仍对刊本不满意，金陵书坊少山堂坊主便请来谢世吉校订，希望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西厢记》《琵琶记》与“四大南戏”等流行剧目之所以出现众多版本，正是校勘、编辑的结果。在明清文人的戏曲观念里，音律始终处于首要位置，按照《中原音韵》《南九宫谱》等曲韵、曲谱订正曲文也是书坊非常重要的工作。三是增加序跋、读音、注释、插图、评点，毋庸置疑，这些都是增加盈利的筹码。书坊主多是花钱聘请文人代劳，但有的则亲自操刀。如书坊主陈大来撰写《锦笺记引》，并放在其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锦笺记》卷首；苏州书坊起凤馆刊刻的《西厢记》，卷首有《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署“庚戌冬月起凤馆主人叙”；湖州书坊主凌延喜所作《拜月亭序》，载于他天启年间刊刻的《幽闺怨佳人拜月亭记》；师俭堂主人萧腾鸿为其本人刊刻的《鼎镌玉簪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等戏曲刊本绘画；湖州书坊闵齐伋刻有《会真六幻西厢》，刊本附录其本人所撰《五剧笺疑》，对曲辞音律和剧本体制多有考证。与自创戏曲一样，书坊主对戏曲编辑亲力亲为，尽管是为了自我消遣或节省经费，但同样有助于戏曲的刊刻出版。 2.书坊组织文人进行编辑工作 书坊组织文人乃至名家编辑戏曲，而且分工明确，编辑人员也较为固定。明清书坊聘请文人创作戏曲的同时还组织他们编辑文本，于是为了生计的文人们，尤其是那些中下层文人，常流连于各大书坊之间，如谢天佑为广庆堂编写《剑丹记》，也为富春堂校对《白兔记》《玉块记》和《琵琶记》；郑国轩为富春堂撰写《白蛇记》，又为文立堂校订《西厢记》；罗懋登为富春堂撰写《香山记》，也为德寿堂注释《拜月亭》以及金陵书坊所刻《重校北西厢记》《重校金印记》和《重校投笔记》。明万历中后期以来，大批文人涉足戏曲领域，参与戏曲编辑的名家越来越多。如凌延喜所刻《琵琶记跋》云：“会同叔即空观主人度《乔合衫襟记》，更悉此道之详。旋复见考核《西厢记》，为北曲一洗尘魔。因请并致力于《琵琶》，以为双绝。遂相与参订，殚精几年许，始得竣业。”[4](P595)凌延喜刻书态度严谨，对于其他坊刻之书表示不满，认为不是“千章一律”，就是“字句增损，平仄错置”，所以请来曾创作《乔合衫襟记》和校刻《西厢记》的凌濛初，他们一起参订《琵琶记》，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除了文字校对外，书坊也请名家补充插图与评点。如周之标《吴歈萃雅选例》称：“图画止以饰观，尽去难为俗眼，特延妙手，布出题情。”[4](P434)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项南洲等“妙手”常被书坊邀请绘刻戏曲插图；陈继儒、李贽等名家则为师俭堂、容与堂等书坊刊刻的戏曲作评点。 需要指出的是，术业有专攻，书坊往往聘请不同的文人从事校正、注释、评点、插图等编辑工作。比如师俭堂的戏曲刊本大多署“云间眉公陈继儒评”“一斋敬止余文熙阅”“古闽徐肃颖敷庄删润”“潭阳萧儆韦鸣盛校阅”“刘素明绘画”，说明刊本分别由不同的文人评点、校阅、删润和绘图。而某一编辑内容又常常是由某一文人负责，如余文熙主要为师俭堂校阅戏曲，又如世德堂所刻大部分戏曲署“姑孰陈氏尺蠖斋重订”或“秣陵陈氏尺蠖斋注释”，可见陈氏尺蠖斋是世德堂长期雇佣的文人，主要负责校订工作。固定的编辑人员熟悉书坊的刊本风格，能够熟练操作，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无论是谢天佑等中下层文人，还是陈继儒等名家，书坊均邀请他们参与戏曲的编辑工作，并让他们长期为某书坊服务，从而使戏曲刊本能够顺利出版。特别是富春堂、广庆堂等大型书坊，刊刻的戏曲书籍较多，书坊主身边应该聚集了一批文人，为书坊出谋划策，协助经营，因此他们既是生意上的伙伴，也可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两者相互钻研，合力出书，带来戏曲刊刻的繁荣与兴盛。 3.坊刻之间互相协助，共同编辑戏曲 书坊之间合作刊书是常有之事，如《刻李九我先生批评破窑记》就是明万历年间由陈含初与詹林我两家建阳书坊合刊。从编辑工作来看，亦是如此。上述所说凌延喜请来一起编辑《琵琶记》的凌濛初，既是小说、戏曲名家，也是一位书坊主人；还有前文论述的书坊主朱少斋，曾给富春堂校订《白蛇记》；又如世德堂本《伍伦全备忠孝记》和《裴度香山还带记》，题“星源游氏兴贤堂重订”，据《明代版刻综录》记载，“兴贤堂”为明隆庆年间的书坊，刻有《新刊书经批注分旨白文便览》等书籍。[17](P8)在竞争激烈的书市行业中，有时强强联合远远胜于相互排挤，彼此合作也是一种商业策略。 简言之，比起现代书籍的出版，明清书坊编辑戏曲底本的形式更为多样，不仅仅是文字校对或版面设计，还要负责插图、评点等辅助文本的内容，书坊为此需要组织不同专长的文人编辑戏曲，做到分工细致，保证刊本质量；也要尽量聘请名家，借用文人的名气提高刊本知名度；同时还力争与其他书坊合作，达到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 三、从稿源及编辑看明清书坊对戏曲的影响 根据坊刻戏曲的稿源渠道及其编辑，我们可以窥探明清书坊对戏曲文学的影响。 1.书坊主积极参与戏曲编创，极大促进了戏曲文学的发展 在获取和编辑戏曲稿源的过程中，明清书坊主体现了强烈的参与意识。首先表现在亲自编辑和编写戏曲，而这些书坊主中，不乏戏曲造诣较深的作家，如臧懋循、汪廷讷、凌濛初、袁于令、毛晋、李渔，给我们留下了《元曲选》《狮吼记》《南音三籁》《西楼记》《六十种曲》《笠翁十种曲》等经典作品。其次表现在聘请文人、名家创作和编辑戏曲。书坊主自身素质有所欠缺，对市场的走向未必观察准确，所以需要文人指点，编写哪些戏曲可能会畅销，怎样修改文本才能符合大众的口味，于是书坊主主动与文人保持紧密联系，争取与文人“结友”或“结社”。 明清书坊主与文人结为好友，便于获取稿源和编辑文本。比如徐守愚《红梨记序》云：“坊友翻刻见请，予亦乐为之序云。”[1](P522)游戏主人《改制皮黄新词例言》云：“是书方成，坊友闻之，便来怂恿付梓，因笑而付之。”[18](P456)西泠词客《点金丹凡例》云：“刻友守催急迫，每脱一副，即便开镌。”[19](P324)铁桥山人、问津渔者、石坪居士合著的《消寒新咏》是以诗的形式品评乾隆末年戏曲表演艺术的专著。作者认为此书“藉娱寂寞，岂堪冒昧问世耶”，但后来“书坊好友谓：‘借梨园以遣兴，亦犹浑语足解颐。天下事皆戏耳，何不编作剧本观？’二君首肯，仆亦哂付之”。[20](P106)《消寒新咏》的作者本认为此书不宜问世，可在书坊好友的劝说下，还是同意出版。由此可见，朋友之情为书坊主刊刻戏曲提供不少便利。 明清书坊主还与文人存在着“结社”现象，这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明清文人的聚会推进戏曲出版事业。明清家班兴盛，助长了宴客之风，文人常聚集一起看戏、评戏，他们在觥筹交错、欢歌醉舞中谈天说地，关于戏曲的高深或浅俗之见也随之诞生。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之间的聚会还刺激了戏曲的刊刻。崇祯十二年(1639)刻本《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卷首有一份“参订词友”名单，即参与该刊本校订的人员名字，多达32名，名单后注明“已仕不列”，看来参与校订工作不止32人；这些“词友”包括不少知名文人，如王翊、顾圤、郭浚、孟称舜、沈自徵、姚士邻、谈以训、李明狱、祁奕远、顾宸、薄子珏；卷首还有马权奇撰写，陈洪绶以草书题写的序言，落款为“己卯暮冬雪中马权奇题于定香桥”。[21]定香桥在风光秀丽的杭州西湖，适合文人聚会。张岱《陶庵梦忆》就曾记载，明崇祯七年(1634)十月，他与女优朱楚生、陈素芝，及曾波臣、陈洪绶、彭天锡等人在定香桥雅聚。[22](P27)《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的序言正是在定香桥完成的。刻家如不经常参与聚会，估计很难请到马权奇作序，也很难邀请到著名画家陈洪绶题写序言并绘图，以及三十多位文人校稿。 (2)文人聚会对戏曲出版的影响，吸引了书坊主参于社团活动。对于书坊主来说，参与聚会能多认识些中上流的文人，如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结交复社文人，他的书店是复社文人激扬文字，抨击时弊的场所，于是能够优先刊刻发行复社文人的作品。[23](P190)如果能成为文人社团的一分子，彼此交往更加频繁，那么对出版事业更是有所帮助。比如李渔创作的戏曲，大部分序跋是由他的社友所写，像《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的序者分别为“勾吴社弟”(虞巍)、“勾吴社小弟”(虞镂)、“东海社弟”(范文白)、“西泠社弟”(孙治)。李渔是清代著名的戏曲家，亦是一位出色的书商。他努力经营芥子园书铺，不仅刊刻了众多书籍，而且在销售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营销策略。作为书坊主，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广交朋友，积极参与社团活动。 综合以上两点，加之明清结社的风气，我们有理由相信，明清不少书坊主与文人结为社友，在获得充足稿源的同时，还可以由文人校订稿件，获得名家的序跋与评点。从而推动戏曲出版事业的发展。 2.沾上铜臭味的明清书商也给戏曲文学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1)部分稿源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如崇祯年间三元堂刊《红梅记》，署“公安中郎宏道删润”，阿英指出：“名为删润，实与旧本无异。”[24](P104)明护春楼主人所作《远尘园》，今无传本，《曲海总目提要》有剧情介绍，郭英德云：“观《提要》所叙情节，与《绾春园》毫无二致，仅改换人物姓名……疑当为改易《绾春园》而作者，借以售利。”[25](P437)明清书商鱼目混珠，作伪手段层出不穷，给当时的读者造成不少困扰。 (2)部分稿源由于不受书坊重视而失传。根据现存戏曲刊本统计，明代刊刻的杂剧类戏曲，无论是单行本，还是选集本，都远远少于戏文、传奇类，而且大部分属于家刻本。为什么坊刻的杂剧本较少呢？刻于崇祯十四年(1641)的《盛明杂剧二集》收录凌濛初《虬髯翁》一剧，该剧有汪彦雯的眉批曰：“初成诸剧，真堪伯仲周藩，非复近时词家可比，余搜之数载始得值，值此集已告成，先梓其一，馀俟三集奉为冠冕。”[26](P200)凌濛初在选本刊刻时仍在世，但是所作剧本已大多散佚，刻家搜集数年才得到一部分稿源。明杂剧尚如此，元杂剧就更不用说了。刊刻《杂剧选》的息机子说“余少时见云间何氏藏元人杂剧千□，羡不及录也，用以为缺”，后来友人从京师带来一些底本，才得以继续刊刻。[4](P425)明代是传奇的黄金时代，北曲杂剧退居二位。杂剧读者少，底本难觅，以赢利为目标的书坊主，并不是都如毛晋那样舍得花重金求稿，大部分书坊主还是不愿意如此抬高成本，因此，坊刻杂剧刊本很少，影响了杂剧作品的流传。另外，受到读者追捧的作品被不断改编，比如现存明刊版本最多的剧作是《西厢记》和《琵琶记》，然而那些不知名的作品则远离读者视线。书坊并不是免费出版所有作品，有些戏曲很优秀但缺乏经费，还是得不到刊刻，这对古今的读者来说不无遗憾，也给后世的研究带来困难。 以上笔者分析了明清书坊获取稿源的方式与编辑工作对戏曲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即书坊对戏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坊刻性质决定了其无法避免的消极作用。 [收稿日期]2015-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