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城市“共享资源”理论研究
关 巍 崔柏慧（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摘 要： 构建共享城市要以构建“共享经济”为基础，“共享经济”是共享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共享经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本文以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研究内容为理论背景，以大卫·哈维城市“共享资源”理论为基础，阐释了城市“共享资源”的内涵及创建“城市共享资源”的理论方法，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既要抓住“共享经济”发展的契机，更要以增添人民福祉为最终目的。
关键词： 创建城市“共享资源”；中国城镇化建设；城市“共享经济”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自兴起以来，引发了哲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空间转向”，使东、西方学者不得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重新解读与价值评估，大卫·哈维便是其中一位以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领军人物。他通过对世界各地权利运动的考察，将列斐伏尔的理论研究推向更深，提出了全新的“共享资源”理论。该理论不仅对重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开启了新的思路，同时也对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ER、PR在子宫肌瘤组织和子宫肌层组织中的表达，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WT-1在子宫肌瘤组织和子宫肌层组织中均高表达，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2、表3。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研究内容
20世纪6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完全显现出来，生产技术的停滞、僵硬化的生产模式以及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空前的危机。面对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下降、城市人口的高失业率与犯罪率，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担忧，导致城市社会运动接连爆发。如何摆脱城市发展的桎梏、缓和社会矛盾成为社会各界亟待解决的热点课题，以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资本批判理论引入城市空间，系统地分析了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他们分析的角度虽不尽相同，但皆以在城市中生活的中下层劳动阶级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以其生活状况视为重点考察内容。
严重呼吸困难、缺氧伴有心力衰竭较重的宝宝应暂时停止进食，待病情稳定后再喂养，注意给予高热量、高蛋白、易消化、高维生素富有营养的食物（包括母乳），喂养要少量、多次、定时进行，不要过饱而妨碍呼吸功能及加重心脏负担。
列斐伏尔率先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理论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开创了当代城市研究的新范式。他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所发生的异化及对人的压迫：城市不再仅仅作为人们生存发展的物质空间，更是成为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物质载体。他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与延续”[1]，所有资本主义关系皆通过城市空间实现再生产。然而，资本主义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变成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已然沦为一种特殊商品并以牺牲居民的日常生活为代价。由此，列斐伏尔开始思考实现社会空间的正义与民主的城市基础，并提出了“城市权”的概念，“城市权”包括居民“进入城市的权利、居住在城市的权利、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等。”[2]对于如何实现城市权，列斐伏尔认为，要将城市居民组织起来，“不仅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也要实现地域范围的自治”[3]，使其达到政治上与生活上的双重解放。
受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的影响，大卫·哈维将城市看作为资本的产物，“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创建,城市的地理资源可以像阳光、空气等自然物一样为资本提供无价服务。土地及其之上的建筑物等城市基础设施可以不断地为资本创造价值”[1](511)。在利益的驱使下，资产阶级进行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空间重组并塑造了同质化的城市景观。资本的城市化导致了空间的区隔化，贫富差距被不断拉大，城市中那些本该属于人们的共享资源大多成了商品化的产物并被私人占有。城市空间中的冲突与矛盾与日俱增，如何让共享资源重新回归于人们的手中成了值得我们深思的议题。在大卫·哈维看来，存在一种可能性来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构建和管理城市，人们不仅要去争夺城市“共享资源”，还可以将城市作为创造“共享资源”之地。大卫·哈维同时认为，人们自我组织起来进行共享资源的生产应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相统一，我们“要在具有摧毁性的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废墟上，集体地建设社会主义城市”[4]。
受社区地域面积与人口数量的限制，信息传播速度快，社区成员可在第一时间获取资源信息并按自身需求享用资源，节省了搜集信息与筛选信息的环节。而社区内的“共享资源”因无中间媒介，直接实现供与求的对接，避免了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公平交易，有效地促进了资源的流动，因此能够提高其利用效率。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城市化进程的理论构想，尤其是大卫·哈维的城市“共享资源”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大卫·哈维看来，“城市共享资源”是指“可供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资源”[5]，是全体社会成员自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创造的产物。“共享资源”可分为有形“共享资源”与无形“共享资源”。有形“共享资源”主要是自然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和空气等；无形“共享资源”主要是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资源。城市中的有形资源的开发以及无形资源的创建皆源自集体力量，理应由全体社会成员所共同占有。这就定义了城市共享资源的公有属性，“没有一个人对任何特定资源的使用和处置拥有专属控制权”[6]，这一特点与私人财产有着本质区别。
事实上，社区在重构“共享资源”和“共享资源”分配中还起到了信息共享的作用，这种信息共享，对人们获取“共享资源”十分重要。这也是大卫·哈维“共享资源”理论中缺失的一环。
二、大卫·哈维城市“共享资源”理论概述
（一）争夺城市“共享资源”，实现城市权利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立足时间、空间与社会的维度，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地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仅为重构城市生活提供了方向，同时还充分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在资产阶级看来，根据劳动分工而划分的居住区域能够将相同阶级的群体聚集在一起，易产生相同的阶级意识，从而爆发阶级斗争。而依照资本逻辑所形成的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社区，则能够分裂和瓦解城市大众的阶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减少阶级斗争的发生。要想打破私人或社会团体对城市空间的垄断，获得更多的城市“共享资源”，就要将其“自身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并且找到集体地反抗资本掠夺的方式。”[7]城市社区作为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社会小团体构成了密集的城市网络，每一个社区皆可作为整个网络的关键节点。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因具有相同的群体利益与意识形态，更易实现所有阶级的同盟联合，使其社区意识替代阶级意识。通过对社区的规划和管理，可以带动整座城市的组织和谋划，即形成以点带线，以线促面的联动机制，为创建城市“共享资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居住在高档社区的人们享有极高的生活品质，如便捷的交通、品类繁多的商店、大型的购物中心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等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服务。而低档社区周边可能也存在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其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高档社区相提并论。每个城市居民都本应享受均等的城市“共享资源”，如今却被个人和社会团体以私有化的形式来获取垄断利润，这势必引起城市中各种阶级的利益冲突与阶级矛盾。
由于不同土地的垄断价值与地理区位优势存在差异，资本主义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的空间等级，不仅形成了城市中心与城市边缘地带的依附关系，同时还导致人们居住空间的区隔化。商业圈的发展带动了房价一路飙升，能够负担得起高额垄断地租的富裕群体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而那些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则被驱逐在城市边缘地带。拥有不同消费水平的社会群体，往往其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也有所不同。当运动与休闲设施被建立在高消费水平的商场内，成了花钱才能享受得到的商品服务；当人们本该公共享有的绿色环境被建成收费才能进入的公园，绿化环境优美沦为房地产开发商销售的噱头……劳苦大众就无法享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共享资源”，这是对其城市权利的剥夺。
（二）以社区为资源单元，创建城市“共享资源”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过分关注如何分配资源，却很少关心资源如何被创建。对此，大卫·哈维为批判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思路，他认为城市中的“共享资源”是能够被持续创建出来的，“创造共享资源的核心是这样一个原则：社会集团和作为共享资源对待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是集体的和非商品化的，不受市场交换和市场估价原则的限制”[4](74)，而“获取土地和不动产租金是在城市背景下占有共享资源的基本方式”[4](79)。
子宫肌瘤红色变性，临床诊断中极少数会出现子宫肌瘤红色变性，子宫肌瘤的红色变性与妊娠相关，从医学角度来分析，是一种无菌性组织分解，组织间隙液体渗出形成囊腔[7]。在妊娠期如有子宫肌瘤，血液流动加快，促进肿瘤的生长，更容易使其进行变异，红色变性是最常见的[8]。
按照大卫·哈维的思路，如果国家不提供公共物品的发放，那么人们可以自我组织起来进行创建。大卫·哈维指出，这种创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具体地进行创建，大卫·哈维并没有为我们详尽地描绘，而是给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共享资源并不是作为一种特定事物、资产甚至特定的社会过程建立起来的，而是作为一种不稳定的和可以继续发展的社会关系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关系存在于某一自我定义的社会集团和它实际存在的或打算创造的，对其生存和生活至关重要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4](74)。
然而，大卫·哈维在20世纪70年代初考察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时发现，城市“共享资源”已然沦为商品并被少数私人和团体所占有。城市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高楼大厦及配套完备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而是出于使资本无休止地运转下去、获得最大利润的目的。在城市化建设中产生的过剩资本可通过加大对物质基础设施（住房、交通运输网络等）投资的方式来增加资本周转时间，从而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但地域是有限度的，资本主义城市不能无限度地持续扩张下去，对城市空间进行扩张与重新规划成为必然。因此，传统街区被摧毁重建，自然资源被不断挤占，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密集、整齐的高楼，形成了一个个封闭而独立的新的社区。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社区自我管理中，权力并非集中于某一个人身上，也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利益团体上，而是要合理地将权力层层下放，组成“巢状嵌套式的层次结构”，根据民主协商的结果来进行科学民主决策，让每一位社区成员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同时，政府作为城市的规划者和管理者应该积极参与进“共享资源”的创建过程之中，不仅要增加对公共物品的供应量，还需要制定一系列行政政策来保证社区内部的利益公平。只有社区内部与各社区之间紧密协作，才能真正地实现资源的共享，建立我们希望的城市空间，从而形成坚定的反资本主义战线联盟。
三、大卫·哈维城市“共享资源”理论评析
（一）城市“共享资源”理论的合理性
大卫·哈维创建城市“共享资源”在其本质上是将城市共建、共享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以人为主体，重新分配城市资源。大卫·哈维提出的以社区为单位保护、创建城市“共享资源”理论具有其理论合理性。
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结构化模式便于组织管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居民被社区中存在的基础设施所聚集起来，不同的社区对应了不同的社会资源系统。选择居住同一社区中的人们因具有相同的价值观、消费水平以及意识形态，在组织、协调社区生产、工作以及斗争运动时，更易达成共识。而且，以社区为基本资源单元因其地理范围有限，新的生活需要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得到供给和补充，因而更具地理上的天然优势。社区是劳动力进行再生产的重要场所，当社区居住结构偏向于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时，这些社会群体就会产生关注社区的政治意识。如果将其组织成为政治行动，最终社区意识将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绝对优势。
与国家强制性分配手段相比，社区自治更具自主性。城市的过快扩张忽视了其所造成的不良的社会与环境后果，侵害了社会成员原本的城市权利。社区自治可按照成员的意愿对闲置资源进行创造与管理，提高了成员的参与意识，让成员在进行民主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提出自己合理的政治诉求。各个社区在广泛听取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后，将共同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共同推动最优方案的实施。政府作为城市主要的规划者和管理者要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协调各方利益，缓和阶级矛盾。政府还要对公共物品进行投资和补充，但完全依赖政府的行政手段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要“把公共的和私人的手段充分混合起来”[4](70)。
大卫·哈维提出的以社区为核心、重构城市“共享资源”的理论，对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矛盾与问题进行了有价值地分析。“共享资源”体现了从私人物权到使用权的转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和了空间矛盾。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城市中的广大工人和其余劳动者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丧失了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所有权，被迫卷入商品市场。而以社区为基层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十分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特别是社区利益，将过剩资源整合到一起进行民主管理并重新分配，将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使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改变，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资源不平等的现象。
卡斯特在城市研究中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与杜罕的社会运动学，方法上则继承了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他以集体消费的生产和分配为切入点，阐述了城市危机的根源。卡斯特认为，集体消费资料由于无利可图，无人愿独立兴建。而当国家出面干预生产、分配、管理等一系列流程时，私人资本就会想方设法压榨工人工资，同时反对国家征收过多的税金来提高福利待遇。国家此时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只好削减福利支出，结果造成了集体消费资料的短缺，引发了消费危机。此时，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居民就会自发组成政治联盟，进行城市社会运动。卡斯特指出，随着危机愈演愈烈，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政治联盟势必会撼动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改变整个城市社会的结构。
2017年4月20日3:00～6:00在某油田注水系统下游用户反映纳滤系统调试过程中入口保安滤器5 μm、压差高1 MPa，拆检发现滤芯有较大藻类味道，没发现什么明显的堵塞物，疑似有点像藻类和生物堵塞。说明上游水质可能变差。当天V30测试为9 L。
采用FDM技术进行3D打印的过程通常为：先通过计算机建模软件建模，再用切片软件将建成的三维模型进行切分成逐层的截面，而后打印机读取切片数据，对模型进行逐层打印，最终形成三维模型。下面以闸阀的制作为例，介绍3D打印模型的制作过程。
（二）城市“共享资源”理论的局限性
大卫·哈维的“共享资源”理论一经发表在东、西方理论界立即引发了热议，但也招致了很多学者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忽略了“人”作为主体的空间实践性。大卫·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城市中各具特色的社区的背后是资本的推动力，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不断追逐剩余价值的贪婪的特性。沿着这样的资本逻辑能够推导出居住空间的差异性造成了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阻碍了居民城市权的实现。由此大卫·哈维提出了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组织人们合理创建资源，从而实现社区自治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皆是基于资本逻辑作为理论前提所设立的。然而，人始终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一个地区的形成可能源于人们长期在那里进行着社会交往，而不是仅由资本所决定的。哈维过于夸大了资本的作用，导致其怠忽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
第二，人的认同感是多元的、流动的。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居民可能存在共同的社区利益，但不一定具有趋于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社区认同感。人在与外界进行社会交往时，不同文明的相互碰撞必然产生多元的认同感。认同感的差异性致使在创建城市“共享资源”时会衍生出很多操作性困难，比如调动所有居民都行动起来，只要存在不参与行动的居民，在其使用这些“共享资源”的时候会产生矛盾。
第三，大卫·哈维的“共享资源”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去设想的，其理论的出发点是为居民争夺城市权，进而创建更为理想的城市。以社区为单元创建城市“共享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结成政治联盟，形成一股空间政治力量，瓦解资本主义的空间权力。然而，通过某些局部地区或社会团体的一些行动试图去撼动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方案注定只是短效的，无法“药到病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特征意味着资本支配劳动力”[7](1)，真正造成阶级分化、迫使人们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要想改变资本对人的权利的剥夺，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四、“共享资源”理论为中国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城市生活显然成为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模式——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截止到2017年，全国城市数量增长到657 个，城镇人口数量已达8 亿以上，城镇化率升至58.5%。预计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与城市有限的资源促成了城市空间与城市资源的紧张关系，大卫·哈维的“共享资源”理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第一，福祉不等于资本。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对“家”皆是十分渴望的，这是人们基本的居住权利。但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吸引更多的顾客来购买商品房，其宣传和打造的社区配套条件愈发完善和便利，表面上看这是给人们增添了福祉，改善了居住环境。导致在房地产开发商眼中，假以“能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之名来不断提高房屋售价成了见怪不怪的事。而在人们的观念里，似乎拥有更多的资本就意味着生活会更加幸福。然而，增添福祉如果以资本为导向，所增添的也只是少数人的“福祉”，而不是整个社会的福祉。因此，中国城镇化在不断深入推进中要坚决抵制资本逻辑，关注城市边缘人口的诉求，保障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得以实现。第二，在社会主义国家，创建城市“共享资源”在某些领域也可以实现。“共享”，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目前，城市“共享经济”已成为经济热点，中国城市发展共享经济是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中“共享资源”建设与发展的集中体现。发展“共享经济”，就是要淡化地域观念，突破地域界限。“共享”的内容可以是个人闲置的物品，也可以是个人的知识、经验，通过便捷的网络平台使大众得以接收到供需双方的对称信息。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大致有10.3 万个社区。我们可以从这些数量庞大、规模不一的社区的微观社会中洞察到社会整体的发展态势和人们的基本诉求，有助于我们发现和解决更为广泛的“共享资源”的建设与分配问题，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第三，“共享经济”需要引导和监督。发展“共享经济”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相互合作，自发地对公共资源进行监管。“共享经济”的对象群体是全体社会人员，人们有权享受“共享经济”带来的便捷，也有义务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但单纯靠人们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其加以约束。“共享经济”下，要保护个人信息，避免由于个人信息的泄露，导致安全问题。因此，监管部门要严格划分责任范围，严格审查企业和个人资质，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增强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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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作为一名著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弊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揭示，尤其是提出了城市“共享资源”的概念及其实践设想。大卫·哈维的相关理论，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而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服务于人们的利益和要求，适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已经孕育了城市共享的经济模式——“共享经济”。中国城市“共享经济”发展与“共享资源”分配，始终以满足人民的需求，实现人们的利益为最终目标，并将从根本上打破资本逻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在当前，城市“共享经济”前景广阔，但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共享”的内容、模式、社区管理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持续探索。
2.3 质量改进(quality improve，QI)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是质量管理的根本出发点，以问题为路径进行护理工作改进。旨在针对现存和潜在的护理质量问题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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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254（2019）03－0078-05
收稿日期： 2018-11-10
基金项目： 辽宁省哲学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17CKS007）
作者简介： 关巍（1982—），女，哲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美学问题研究；崔柏慧（1993—），女，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温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