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笔谈——4.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界论文,笔谈论文,初年论文,古今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5-0119-12
在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推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东渡日本后阅读了大量日本译介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从“学问饥荒时代”走来的梁启超来说，如久旱逢甘霖。其自言“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1](P186)，由所读西学之书，返观中国新学的各个领域，梁启超深感需重新建构。出于更新国民精神和新学建设的需要，梁启超提出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等一系列的主张，企望在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的前提下，推动20世纪中国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的转型，在民族精神的改造与重建工程中，促进中国政治的渐进和社会的文明之化。
像一位辛勤的拓荒者，流亡之中的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在所能接触到的著译之作中，为国人采集着思想的薪火，积蓄着除旧布新的希望。在构筑新民救国的理想时，梁启超意识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2](P27)新民救国既然是一场更新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新民”所不可忽视的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从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担负着新的责任。对文学，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
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接，在敏锐自信的梁启超看来，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他充满热情地预言，这是一个“短兵紧接、新陈换代”和中西文明融合交汇的时代，是一个老大帝国行将就木，而少年中国呼之欲出的时代，“今世之中国，其波澜倜诡，五光十色，必有更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拭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3](P58)。梁启超即是登上世纪之交思想与文学革命舞台的勇者。梁启超《释革》一文解释“革命”之意说：“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其本义实变革而已。”[4](P42)上述种种革命，均属国民变革的范畴。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等项内容，无不从属于世纪之交国民性改造与国民精神革新的整体工程。在古与今的现代转换、中与西的现代融合的矩阵中，探索中国文学变革与发展之路，梁启超既是思者，又是行者。
梁启超以国民启蒙、国民自新、国民变革为基本目标，以文体革命为触介点的文学革命思想，蕴涵着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命题并具有极强的可实践性。以梁启超为旗手的文学界革命的不断推进与深化，给世纪之交的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喧嚣与骚动：
——随着进化如飞矢观念的深入人心，明清以来愈演愈甚的拟古、复古主义思潮受到唾弃。以西欧、日本近代文学为鉴镜，反思祖国文学之缺陷，服从于新民救国的需要，清理传统文学之弊端，改弦更张，创新求奇，向西哲看齐，不倚傍古人，渐成为新的文学风尚。同时，以进化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学史的递进，“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5]。言文合一，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被看作是文学进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随着维新志士把政治革命的热情转移到以新民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上来，文学因其具备左右人心之“不可思议之力”而被认作是开启国民智识、振刷国民精神、改造国民品质最好的形式和最便利的途径。20世纪中国文学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执著关注，从此时开始。这一时期，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不胫而走，域外文学家对文明进化的作用与贡献在不经意中扩大，“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时，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6](P47)。文学崇高地位的确立和文学家地位的提高，加上自由选择职业社会条件的成熟，更多的城市知识分子加入文学写作、文学翻译的队伍。
——文学重在表现人的情感与想象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严复、夏曾佑试图从人类普遍性情的角度探求“英雄”、“男女”何以成为文学作品常久不衰的表现主题，提醒读者不能因虚构特征而轻诋小说。梁启超以薰、浸、刺、提来概括小说支配人道的力量，以“烟士披里纯”（灵感）描述文学的创作过程。稍后，接受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王国维，对文学的情感与想象特征的认识则更加明确：“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7](P365)这种对文学特质的认识，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杂文学体系的超越，“文学”概念的使用，已近于现代的规范。
——小说戏曲被引进文学的殿堂。小说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改变了诗文被视为正宗、小说戏曲不被人看重的传统观念。随着小说队伍的壮大，各种小说刊物与新小说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政治小说、谴责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品种繁富，形式多样，给文学界带来异常喧闹的热烈气氛。小说堂而皇之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大家族，而观念的转变，却是从这里开始的。随着小说戏曲地位的提高，诗、文、小说、戏曲并列为文学的四大门类，与现代西方文学体裁的分类取得统一。梁启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即是对文学体裁现代而规范的表述。
——创作方法的区分与文学批评的更新。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小说区分为表现理想和反映现实两种，前者被称之为理想派小说，后者被称之为写实派小说，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家对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创作方法的区分有了初步的认识。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双峰对峙，双水并流，则是这种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并走向了创作的自觉。这一时期，随着《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文艺评论专栏的开设，文学批评也日趋活跃，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文学批评方式虽仍被沿用，但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却有了更新的趋势。
——文学变革张扬“雌黄古今，吐纳欧亚”思想自由、融汇兼收的气度精神，文体革命则遵循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基本规制。前者是灵魂，后者是形质，“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8](P65)。“但有精神之维新，而形式之维新自应弦赴节而至矣”[9](P39)。在文体革命中，新意境即文界革命所说的“欧西文思”，诗界革命所说的“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小说界革命所说的“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戏曲界革命所说的“寄托之遥远”。旧风格在文为浅近文言，在诗为汉唐格律，在小说为章回体裁，在戏曲是曲词宾白。对此，“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6](P41)。文学界革命的主将把革其精神的旗帜高高举起，把革其形式的任务留给了后来者。
——语言出现变革的趋势。语言是民族文化与文学变革中最稳定与最保守的因素。随着新名词的介入和表达新思想的需要，以及文学变革、文体革命的推进，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出现了变革的趋势，诗中形式较为自由的歌行体诗逐渐增多，文中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词汇的报章文体日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以启蒙民众为目的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小说的创作与翻译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白话。
文学界革命是20世纪中国文学自我更新艰难变革的起点。文学界革命与戊戌变法失败后兴起的国民启蒙、国民自新运动同生共荣。文学界革命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撞击力量，打破了中国文学的因循死寂，勉力担负起民族精神革新、民族文明再造的重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初步构造新文学的殿堂。一切进行的都是那么匆忙，时代并没有留出从容思考、从容选择的时机，维新思想家、文学家凭借创造的热情和破坏的冲动，把文学革命的支架建立在新民救国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当社会政治发生急剧变革，迫使维新家退出政治与思想的中心舞台时，他们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也被边缘化，历史把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的接力棒传给了后来者。
［收稿日期］2006-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