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WTO的严峻挑战，扎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严峻论文,扎实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在于深化改革
中国加入WTO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 有利于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有利于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维护我国民族的正当权益，提升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等等。但如果实事求是地审视中国的现实，笔者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对此过于乐观，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把面临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把形势估计的更复杂一些。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备无患，总比过多地看到益处而盲目乐观好，从这个角度看，有这么两点应该引起注意：一是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认为，加入WTO 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但是笔者以为，我们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认识到，加入WTO，弊是客观存在的，利却要靠我们自己争取； 机遇是潜在的，而挑战却是实在的。不具备一定的条件，机遇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机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通过努力达到这样的条件，潜在的机遇就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机遇，利也不一定就大于弊。二是从复关到入世，中国已整整谈了十五年。这十五年的谈判历程，按有关方面的说法也是十五年的准备历程。但是笔者以为，如果要真正抓住机遇，化弊为利，我们相关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要说实质性的准备，即便是对加入WTO 的相关信息的了解和掌握这种最起码的东西，我们做得也不是太好。比如说，我们跟美国、欧盟、日本这些主要贸易伙伴谈了一些什么，双方承诺了一些什么，估计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熟悉。因为相关的信息披露并不充分，披露了的东西也不一定引起我们一些人的重视，这一点国外做得就比我们好。不了解我国开放什么，开放多少，我们又怎么去应对？应对决不仅仅是领导人的事情，应对最终要落实到我们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单位甚至每一个人。认真审视现实，就WTO 所规定的原则和我国要求通过加入WTO 所要实现的利益来看，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一）我国的一些产品、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对此，不要说我们没有优势的产品和产业，即便是那些我们认为有优势的产品和产业，情形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现举两例说明之。
1.纺织业。一般认为，中国入世后纺织业是有优势的。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中国的劳动成本比较低，另外，外国对我国纺织品进口的配额将取消，相关的贸易壁垒会大大减少，各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这有利于中国纺织品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从而推动出口数量的稳步增长。这样的认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似乎过于乐观。有一份比较权威性的材料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一组数据，说明配额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中国出口纺织品的增长：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虽然已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1／8，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非配额地区的增长。如对日本的出口，1989年为19.9亿美元，1998年增至88.2亿美元，10年间增长3.4倍，而对美国的出口则呈下降的趋势。近几年被动配额产品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为20％左右，非配额产品则占到80％左右，我国每年对美国配额出口增长仅1.6％，加入WTO以后，可以享受的增长率微乎其微，每年额外享受成员国的配额增长率仅为0.4％。所以，今后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主要出路仍然是非配额地区。这说明对加入WTO的机遇不能估价过高。 有形的贸易壁垒取消了并不等于无形的贸易限制就不存在了，我们就可以大规模挺进或长驱直入了。这份材料同时指出，作为纺织大国，中国并不是纺织强国。从现实看，中国的纺织业有这样一些特点：（1）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总体上不高，棉纺行业、印染行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产品竞争主要靠量而不是质；（2）缺少品牌，特别是知名品牌， 很多产品在国际上销售打的是外国经销商的品牌，其大头利润都被别人拿走了；（3 ）出口服装所用的面料50％以上是进口面料，每年要花六七十亿美元；（4 ）技术开发能力弱，创新动力不足。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入世以后，如果不采取措施，纺织行业的发展也是堪忧的。前不久还有信息表明，我国的棉花价格比国外纱的价格还要高，再加上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对未来纺织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要有清醒的认识。
再比如，我国曾经很有优势、是中国国粹级水平的几个产品的发展状况也不乐观。一是瓷。外国人了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从知道中国瓷开始的，瓷就是 CHINA。但是今天的中国瓷在国际上竞争力并不强，受青睐的是法国瓷、意大利瓷，等等。中国的一些“大款”装饰家居的时候，买的也是国外的瓷，中国瓷出口并不多。二是景泰蓝制品。这也是我们的国粹，但是这些年景泰蓝泛滥成灾，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都在搞，粗放型生产，大规模低价格地呈现在外国人面前。再加上一些出访的团队总是带一堆景泰蓝制品，逢人就送，把本来好的东西也给弄得不值钱了。这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的景泰蓝制造技术不仅已被日本人掌握，而且经过新的科技工艺改进，结果是日本的景泰蓝制品做得比中国的还好。譬如日本制造的景泰蓝制品在威尼斯就很受青睐。三是直接跟纺织业相关的丝绸产品。中国是生产丝绸的古国，也曾经是丝绸制品的强国，由此才有辉煌的“丝绸之路”。勿须说，这也是国粹，但现在丝绸面料我国也要大量地进口，洋品牌不仅占据了中国市场好大一块，而且中国自己的产品出口有的还要用外国的名牌，白白流失了大量的外汇。所以说，中国的优势产业在加入WTO后也不一定能保持优势。
2.农业。一些人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品种多，价格也便宜，利用这种优势，我们不仅能稳固自己的市场，还能利用WTO 占领国际市场，所以加入WTO后农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机遇。还有人干脆说， 入世对中国农业负面影响不大。这种看法未免也太乐观了。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其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就建立在农业与农村上，对待农业的事马虎不得。同时，中国农业的发展状况并不占多大的优势。中国加入WTO后，进口的配额将要转化为关税，税率会在五年期内由 31.5％逐步下降为14.5％，这就挡不住国外农产品的进口。而对于出口，尽管中国有“绿箱”补贴，“黄箱”补贴也有一定的空间，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农产品就一定能出得去，出去了就一定会有竞争力。最近美国《洛杉矶时报》专门发文谈中国农业加入WTO 后可能受到的冲击，文章以果农为例讲了两件事情：一是2001年春季，上海从美国进口了1800箱桔子，不到两个小时就销售告罄；第二个是大连进口了16吨美国柑橘，三天之内被抢购一空，其价格比中国产品高出好几倍。这足以证明已不能简单地说国内的产品价格低，消费者就一定会买。《洛杉矶时报》的文章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加入WTO 以后，外国水果将充斥市场。而这将意味着中国果农的利益将受到损害，且中国果农因为缺乏生产技术和推销技巧而难以与外国果农展开竞争。这里还不仅仅是讲产品本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应对WTO ，农村、农业、农民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笔者以为，“三农”问题是中国21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问题，其中包含着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国入世对农业的冲击不仅仅是对农村经济的冲击，也不仅仅是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它还会引起一些别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此研究得更细一些，不要盲目地、一厢情愿地讲自己的优势。
3.银行业。这是中国没有优势的产业，也是比较关键的领域，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一些。按照有关承诺，加入WTO后五年的时间内， 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设点，可以从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所有存贷款业务。国外一些大的银行实力雄厚，机制灵活，服务周到，信誉又好，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银行的机制不改、服务不好，又怎么能与此竞争。比如说机制，我国的银行现状是，你不约束它，它就乱贷款，什么关系贷款、人情贷款都来了，导致银行资产大量流失；你约束它，它就不给你贷款，即所谓“惜贷”。在这样的机制下，国内的银行之所以能运转下去，一是因为缺乏竞争；二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储蓄存款。倘若外国银行在中国加入WTO 后大举进入，现在这种安稳状况就会发生变化。如国内银行现有大量的不良资产，而这些沉淀的资产主要来自储蓄存款，如果哪一天经济上出现问题，比如说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挤兑，银行就可能出现支付危机。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在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后国民将储蓄存款“搬家”时发生，那时就措手不及了。所以，我们不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行。
（二）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包括两个方面：
1.仍然袭用老一套思维模式、习惯于传统的管理方式。从思维方面讲，企业热衷于找政府的“等、靠、要”，政府不放心企业的“管、卡、压”的思维；“帮助”就是给优惠政策的思维，“倾斜”就是厚此薄彼的思维；还有寻求行政保护的思维，追求垄断特权的思维，等等，都还严重存在。从管理方面讲，仍然习惯于通过立关设卡的方式来干预经济活动，往往用关闭代替整顿，用审批代替管理。其结果一是造成决策迟缓，二是导致无人负责。集体决策的结果是谁也不负责；层层请示使责任人越来越模糊，何况职务越高越不容易追究。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实际存在于我们一些企业和地方的无信誉的做法，这种做法让外国人很是恼火。这也反映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像俄罗斯本来是我国很好的贸易出口地，开始俄罗斯人很欢迎中国产品，后来一些人搞假冒伪劣，毁坏了我国的信誉，结果是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2.不熟悉应对国际竞争的规则，缺乏同国际竞争者周旋的经验。我们追求复关入世已经15年了，现已进入WTO，但包括我们的官员在内，对WTO本身的规则又能了解多少？况且这还只是明的规则，至于那些暗的技巧，就更不熟悉了；而不知道国际的规则和要求，又如何去应对？经济的事最好还是用经济的办法来处理，这不仅能够使我们保持主动，不把问题复杂化，还能使我们真正得到实惠。处理国际经济争端，政治眼光是需要的，但更多的是熟悉经济规则，熟悉经济技巧。在这方面，笔者以为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我国现行的法律规章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加入WTO、应对WTO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公正的、透明的法律规则体系。这不仅是保障国内外投资活动正常进行的基础，也有利于我们规范地处理各类经济活动。但在这方面，我国目前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过时、陈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章有的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体现了原来管理方式的要求；有的甚至是带有浓重的部门权利和利益的色彩。有些单位借立法之机，把自己的权利扩大化、固化，以前是以权谋私，现在可以说是以“法”谋私。这些体现旧的管理方式的法律，个别体现部门利益的法规是与WTO的要求格格不入的。有关部门初步清理了一下，仅该废止的、不合适宜的涉外经济法规就有六七百件之多，更何况涉及到地方上的可能就更多了。
2.不具体、不透明。我国缺乏有些必要的法规，有些法规的规定也很抽象，碰到具体的事情很难找到规范的处理依据。有些约束事项只是在一些文件中零零散散地提出，不仅外国人不知道，就连中国人也不清楚，更何况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虽然有些法律法规已见诸报纸，但人们也不一定清楚。
3.游移性大、变动快。大家都认为法重要，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权力大于法，文件大于法。这不仅使法失去了严肃性，同时也给严格执法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使法变成了任人解释的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的游移性很大的东西。有的地方的规定变化大，透明度又不高，搞得外国人摸不着头脑。这样一个法律法规体系又怎么能够应对WTO。WTO要求以公布的法律法规为准，任何世贸组织的成员、企业、个人都能很容易查到公布的法规及其变化的情况，并以此作为行为处事的依据。而我们习惯了以批示为准，这一点不改过来，在同国外竞争者的交往中就会被动，迟早会吃大亏。
（四）我国的人才结构、人才素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存在很大的问题。总体说来，我国公民的文化素质较低，有一部分还是文盲。从理论上说，我国进行市场经济已经二十多年，但是大部分人其中也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并不懂市场经济，不懂WTO规则，更不要说具备运用和应对WTO规则的素质。就是在有知识的人中，具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适宜知识的人也并不太多。我国花了很多财力和精力培养出来的人才相当一部分流到了国外。加入WTO以后，人才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大量进入的外资公司会以工作条件、收入报酬、出国服务或深造等多种手段与我们争夺人才。有信息说，外国的电信公司已经放出风来：一旦中国加入WTO，他们有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企业工作过一定时期的员工，他们将优先录用，高薪以待。靠给待遇，我们恐怕难以比过国外公司。但据笔者所知，我们的很多人才并不把待遇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更多的是要平等竞争的机制，要被公正对待和使用的机会。而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好。
进入WTO，我们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从主要方面看， 是上述这四个方面的挑战。然而，所有的挑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这就是对我们体制的挑战。WTO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全方位开放，意味着我们面临着全面的竞争，意味着我们的体制经受着全面的考验。所以，根本的是体制。一个不好的体制可以把勤快人变成懒人，可以把一个好的企业搞垮，也可以去让我们有些部门高高在上，醉心于权术搞审批，囿于利益设关卡。所以，笔者以为，加入WTO 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对我们现行体制的挑战，而我们应对WTO 最关键的方面是理顺体制关系，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有竞争力的体制；或者说最大的应对应该是体制应对，体制不解决，其他问题就难搞好。
二、实现改革内容和方式选择上的主动性
笔者以为，结合到地方，下一步围绕WTO的应对来解决体制问题， 需要从两个方面着眼：
（一）抓住关键，在改革内容的选择上体现出主动性。
面对WTO，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主要包括上述四个方面， 而这四个方面的挑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体制上的挑战。然而体制问题是多方面的，但就笔者看来，如果除开作为所有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条件——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建设之外，那么最关键的是要进行两个方面的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的体制改好了，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有了，其他方面也都有了。
1.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相应的国有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国有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从理论上说，经济的活力，来自于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适宜的所有制形式。众所周知，所有制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把所有制直接等同于生产关系，恩格斯认为，所谓生产关系，就是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而斯大林则把所有制看成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无论是把所有制看成是生产关系的全部，还是看成是生产关系的基础，都证明了所有制非常非常重要。概括地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所以，所有制的改革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改革前后做一对比，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改革前，由于主客观原因，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产生了两个误区，一是把所有制标准立于生产力标准之上，相应把所有制分成优劣和高中低不同层面，以所有制的性质、程度论事物的好坏，把所有制的高低程度同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社会主义的完善程度等同起来。二是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集中到所有制的对立上，僵化地看待公有制的形式，漠视私有制形式的变化，简单地把社会主义与公有制、资本主义与私有制等同起来。正是这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我国实践中的所有制由低向高地不断“升级”，不断地改造，非公有制经济被消灭到最低限度，“低级”的集体所有制经济被改造成为“高级”国有经济，没有转变为国有经济的也改造成了按照国有经济规则运行的准国有经济，这其中也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到1978年底，我国98％的经济成分是国有经济和准国有经济。我们本来想通过这么一个所有制结构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结果却造成了“短缺经济”，人们手中限购商品的各式各类的票证越来越多，排队现象越来越严重。与此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进行所有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形式也适应生产力的要求不断调整，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中国国力的大增强。从国家整体上说是这样，具体到各个地方上看也是这样，哪里的所有制结构比较合理，哪里的经济发展就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快，哪里的社会就稳定。
大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所有制结构。
第一种是以东北为代表的国有经济占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三省国有经济的比重特别高，而这个结构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总的来说，效率不高，活力低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市场竞争的展开，相应的问题也就严重暴露出来了。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机制不灵活，人员负担重，导致其市场竞争力不强，其结果是生产下滑，相当一部分企业停工停产，也就是职工下岗待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不同，国有企业的职工没有工资下了岗，他就要去找政府，相应地就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就是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国有企业数量太多带来的问题。
第二种结构是以江苏为代表的乡镇集体经济结构。大概从1985年左右开始，乡镇经济异军突起，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匹黑马，尤其是江苏等地，乡镇经济发展更是迅猛异常，一时间，“苏南模式”等享誉全国。乡镇经济为什么能有长足的发展，跟当时的特殊环境和自身的体制特征有关系。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深入展开，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比较呆滞；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还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没有能够成规模地发展起来。而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乡镇企业产权主体比较明确，机制较为灵活，所以，趁机发展起来了，这个发展势头一直保持到1996年前后。江苏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实力比较强，在很大程度上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结果。但1996年以后，在日益变化的体制环境中，乡镇企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显示出超于乡镇企业的活力与灵活度；而国有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和制度创新也不同程度地转变了机制，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比较而言，乡镇企业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管理责任不明确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使它在国有经济改革后代替了原来国有经济的位置，变成第二国有经济。认识到这个问题，乡镇企业从1997年左右开始进行体制创新。有的把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造成为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企业，有的则转变成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使乡镇经济走出低谷，实现了进一步发展。
第三种是以广东前期和以上海后期为代表的外资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时期，广东依靠它毗邻发达地区的优良的地理环境，依靠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重商意识，也依靠国家给予的试点政策，通过“三来一补”等多种形式引进外资，形成了外资经济成分很重的所有制结构，这种结构有力地带动了广东经济的发展，使广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走在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头。上海的高速发展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中央审时度势，赋予上海浦东比经济特区更为开放的政策。当时邓小平同志说，对上海的开放迟了一点。但也得益于这个迟了一点，上海吸取了经济特区的许多经验来推进对外开放，同时吸收的外资档次也更高，从而后来居上，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建成了一个繁荣的浦东新区。
第四种是以浙江为代表的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或股份制经济结构。这种经济产权清晰，责任主体明确，有类似于业主制私人经济的机制，又有不同于业主制的私人经济的体制。但其最初的形态的确是业主制经济或家庭经济。最典型的代表是浙江的温州和台州。特别是温州，当时搞家庭经济的时候，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指责，这其中不仅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许多学者。说实话，当时大部分学者并不看好温州，就更不要说政府官员了。当时的指责主要有三点，一是说温州发展以家庭为主的私营经济是走私有化的道路。二是说温州信用关系废弛，商业道德沦丧，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很多人把温州人等同于骗子。三是说公益事业的发展受到挫伤，大家都发展自己的私营经济，没有人管公家的事。但是也有少数人看到了温州经济发展的希望。他们认为，以追求私人利益和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温州所有制结构和温州人，一定能够在发展中改造自己，完善自己，向国际通行的规则看齐。我们看到，今天的温州在这三个方面全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所有制的结构从原来的家庭经济变成了股份制经济，而且这个变化还没有停止，在产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进一步向现代公司制度靠拢；原来的温州人在制假，现在的温州人却在打假；原来的温州人只忙乎自己那一摊子，现在却在积极发展公益事业，集资修马路，集资建大桥等等。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赚更多的钱，这是它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就迫使它去解决产权上“吃独食”的问题，解决人们对它的不信任问题，解决它和社会大环境相融的问题。这就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这种所有制结构，带来了温州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整个浙江经济的发展。今天，浙江的经济在主要指标上已从原来的落后状态跃居前几位。2001年上半年，受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缓大环境的影响，也由于我国本身存在的某些问题，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够理想，但是浙江的经济却表现很好。我们现在正在学习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三个代表”提出是在广东的高州，但是它的形成是建立在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之上的，而其中就包括浙江的实践。
综上所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搞什么样的所有制，而在于所搞的这种所有制是否符合当地的实际，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有内在的发展经济、争取效益的动力和活力。所以，从微观上看，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哪里的所有制结构比较合理，哪里的所有制形式适合生产力的要求，哪里的经济发展就快，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不断提高，相应的社会也就稳定，政府也比较“轻松”。这也表明，在改革中，应当把所有制改革和相应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这方面怎么改？关键是两点：
（1）按照中央“有进有退”的精神，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运作战线，合理收缩国有经济的运作规模。目前，我们正在研究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深入地研究就能发现，政企分开、政府转变职能的基础是政资分开。而政资分开就是使政府作为所有者所进行的投资范围有所限定，把那些不宜投资的领域里面的资本撤出来，转投到那些最重要、最关键的领域。从总体上说，国家的投资或者说政府的投资，应该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国家不投资就没有人投资的领域，即公益性极强的领域，哪怕亏本补贴也要投资。这样的领域个体私营经济是不愿意干的，他们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但是国家要做赔本的买卖。二是他人想投资但国家不能让其投资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作生产特殊产品或提供特殊服务的领域，这主要是跟国家安全、国家主权有关的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当然，这不意味着国家只能在这两个领域投资，对于其他的领域，国家投资可以从实际需要出发，服从特定的目标，比如说调整产业结构、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等，通过产权市场和证券市场，保持进出的灵活性，该投入的时候投入，该撤出的时候撤出。所以，从现实讲，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可能退的成分要大一些，但是，退不是全面的退出，不能简单地把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看成是国有经济的全面退出，或者全面的非国有化。那样理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也是不科学的。
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一定要规范有序，最紧要的是把握这么四个字，一是“公开”，二是“有偿”。有的地方下文件要求在三个月或半年内把全部国有经济非国有化，这种“刮风”式的搞法，最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实际上，有的地方在操作过程中已经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把本属于国家的财产界定为少数人所有，又运用各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把这些财产瓜分到自己的腰包里，这样搞下去，最终要出大问题的。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同时，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进行规范化的改造。这些年，我们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公司制后，许多企业开始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不规范，换汤不换药。现在的关键已经不是强调大家搞股份制，而是强调大家搞规范的股份制，最重要的是这样几点：
一是建立规范的企业股权结构。这里要把握两点，其一要努力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能不搞国有独资的尽量不搞国有独资；非搞国有独资不可的，尽可能搞多个国有单位的联合投资的独资。其二要尝试国家控股的多种形式，有些需搞绝对控股的不可不搞，但不宜过多、过滥。要多搞相对控股。还要尝试搞“黄金股”式的控制，即在百分之百的股权中间，我只占一股，但我这一股有特权，平时我不干预你，但在关键问题上我有否决权和决定权。“黄金股”的做法来自英国，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应用了。采取“黄金股”式的控制有很多好处，一是吃小亏占大便宜。非国有资本占主体，民营机制在那里起作用，它在那里使劲发展，你不花气力也跟着发财。二是四两拨千金，你不需要投很多资本，却能实现你的控制力，使它发展的大方向偏不了。三是船小好调头，能够及时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股权，进退灵活。对“黄金股”的问题，我们在理论上研究不够深入，实践上似乎还处于空白状态，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招数，应该尝试一下。
二是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这方面要把握这样几个要点：一是要明晰出资人代表而不能大而化之。原来我们就是大而化之。全民所有，国务院来代表，国务院授权各级政府，最后到企业以后就没有实实在在的出资人了。二是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权责利要真正对称，出了问题就要处罚责任人，处罚了责任人他还有积极性继续干好。当然，他把这个企业搞好了以后，也能得到不菲的回报。
三是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这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大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现在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都在想办法解决。有的学者系统地研究了国外的法人治理结构，概括了六十多种模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理顺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层的关系。从这三者关系来讲，世界上代表性的模式有三种，即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实际上，在中国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的难点是处理好总经理、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关系。在企业领导关系的协调上我们走了很艰苦的路，在没搞股份制之前，我们在处理党委书记和厂长的关系上动了不少脑筋。先是搞厂长负责制，后来为解决厂长独断专行的问题，又改变成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造成的结果是变成了“两心”：一个是中心，一个是核心。但是中心和核心也常闹矛盾。在公司制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好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虽然可以让董事长把党委书记兼起来，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又该如何协调，有两点恐怕是应该明确的。其一，董事长并不比总经理高一级，他们是不同的责任人，他们都应该在董事会或股东会的领导下忠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其二，为了使他们真正负起责任来并真正是能人，都应该通过市场选择。不仅总经理应该市场选择，在国有企业董事长也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市场选择。因为从理论上说，全民所有制使人人都有权成为国有资产的代表，但只有通过市场选择才能真正寻找到能力强且责任心强的代表，从而真正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
四是建立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一点要非常清醒，目前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党性教育，需要精神鼓励，需要有无私奉献的品德，但是决不可以把我们事业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个人的道德觉悟和良心发现上。完全寄托在个人的良知和觉悟上是比较危险的。关键是要靠制度。我们可以把人都设想为有很高觉悟来善待，但绝对应该基于人的弱点来立规。今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的人还主要是利益的人、经济的人，所以要把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应当把物质激励放在更基础的地位。激励机制的建设要把握两点：一是应当同企业家的职业化、企业家的市场选择结合起来，否则激励就会落得个得不偿失的后果。因为不这样做，一则解决不了为什么给他激励而不给我激励的不平衡心理。对总经理有了激励，副总经理和职工不干了；而都给了激励，就起不到激励的作用了。只有市场选择才能确定谁有资格获得激励。二则给多少激励没法确定，站在个人立场上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是国家没有那么多钱，何况有钱也不能那么干，职工也不会同意。只有市场选择，才能真正确定激励标准，你值多少钱跟你的能力贡献有关，你按我的合同达到了目标，我就可以给你应得的奖励，反之我就得惩罚你，该撤职的撤职，该赔偿的赔偿，该坐牢的坐牢。这就把责权利真正结合起来了。二是一定要坚持国家得大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激励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如果个人得了大头，这个激励就没有意义了。
（2）要进一步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所有制改革的另外一个重点是按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其政治社会地位应该说已基本解决。党的十五大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述也写进了宪法。但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在我们一些人的头脑中间仍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存有偏见和担心。事实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还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八五”期间经济发展很快，甚至出现了过热，为解决过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还是难以压下来，原因在哪里？笔者记得当时国家统计机构的负责同志有一个说法，主要是非公有制经济高速增长压不下来。统计数字说，经济增长的80％来自非国有经济，其中又主要来自非公有制经济。这几年，我们的内需不足，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其中一个薄弱环节是民间投资未能有效启动起来。2001年上半年，我国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9％，这其中非国有投资增长7.5％，连一半都不到，而个体投资只有6％，非常之低。这与我们有7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和大量的手持现金这个状况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民间投资的增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外，非公有制经济渗透力强，深入到各个领域，包括国有经济不愿干或者不想干、想不到干的事情，这样，它也就成了扩大就业规模，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重要经济领地。所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多好处，我们应该采取更有利的政策来支持其发展，当然，也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规范它，给它提供一个公正的法制环境。在这方面，国家已推出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放宽私营经济的产业准入，给私营企业进出口权，等等。一些地方也做得不错，像北京市推出了鼓励个人、私有经济发展的条例，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2.政府管理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其重要性不亚于所有制改革。在这方面中央提出了一个目标，即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2001年，我们开始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研究建立反腐败的机制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内容也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关方面，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机构改革已扩展到县、乡层次；审批制度改革在各地自觉进行的基础上，也逐渐成为全国的统一行动。
关于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改革涉及到很多方面，但关键有两点：第一点是要缩小我们现有的管理范围，把管理重点放在搞总量平衡，搞“四公”即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建设公益事业、提供公用服务和建立公共保障，以及提高就业水平上；第二点是完善我们的管理形式，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尽量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综合地看，笔者认为，政府部门要实行四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个转变，从为所欲为的政府变成为所必为的政府（“为所欲为”在这里是指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指“胡作非为”）。即要从原来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变成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里就有一个政府管理范围和内容的科学定位问题，同时也有把所该管的事情干好的问题。
第二个转变，从万能的政府转变成有限作用的政府。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也不需要万能，否则就会头发眉毛一把抓，最后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什么都没抓好，还弄得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很忙。
第三个转变，从主要是通过管制、审批等方式提供“干预”的政府变成主要通过健全法规、改善环境提供服务的政府。我们一说干预就把它理解为管卡，就要强化审批，其实干预更重要的内涵是服务。这方面的转变不仅包括思想的转变，也包括制定规则的角度的转变。中国的立法角度同西方的立法角度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立法侧重于允许你干什么，而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立法侧重于禁止你干什么，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完全两样的：允许你干什么，意味着不允许干的你都不能干。但允许的总是少数，不允许的是大多数，你不知道哪些是不允许的，所以你的活动空间很小，你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禁止的法规则不同了，禁止你干的你不能干，不禁止的你都可以干，干了不会找你秋后算账，这就大大地发挥了企业和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允许”造成的是一个被动的主体，一个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体，而“禁止”培养的则是一个能动的主体，一个奋发向上的主体，所以要把主要是提供干预的政府变成一个主要是提供服务的政府。这并不是说一点审批都不要了，审批要保留在特别关键的方面，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第四个转变，从主要是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政府，变成为现阶段有必要存在的所有经济成分或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政府。所有的经济成分只要它是现阶段有必要存在的，也就是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都应该是我们政府服务的对象。为它们服务也就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原来我们把所有制成分分优劣亲疏，是从思想上的认识误区出发的，现在应该是转变的时候了。国有经济是好样的，非国有经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它们也是好样的。政府是管全民的，除非有人干坏事，你不要人为地把它们分成高级低级；政府是管整个国民经济的，你不要先入为主地把经济成分分优劣予以区别对待。
围绕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推进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但在笔者看来，最关键的是上述这两个方面。还有一个关键的方面是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这是其他改革赖以顺利进行的保障，在此不再多叙。
（二）灵活操作，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体现主动性。
如何灵活操作，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体现出主动性？在笔者看来，应该往这样四个方面“靠”：
第一个“靠”是要尽量往国家已经定下来和即将定下来的改革思路、发展思路中最关键、最超前的方面靠。为了有效地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每过一个时期中央都要出台相关的文件，其中一些方面不仅十分关键，而且具有很强的超前性，往这些方面靠了就会抓住主动，就拓展了新的空间。先行一步就是机遇，就是优惠政策。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改革都是先做试点的，争取到了试点，你就争取到了很多权力。没有争取到试点，但是国家已经有了思路，你也可以自行试点，这样你就自行创造了先行一步的机会，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后面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出售转让，有很多地方做得比较早，所以就赢得了主动，现在这些地方经济发展快，历史包袱轻，老百姓过得安安稳稳，政府也显得轻轻松松。你老是等待，你的路子就会越走越窄，困难就越来越多。
第二个“靠”是要往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上靠。一级政府不要说一个省级政府、副省级政府，就是一个县级政府、乡级政府，权力都是很大的，因而发挥能力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关键是大胆地、充分地、正确地运用好党和人民所赋予的这种权力。这就是真正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以向历史、向人民、向子孙负责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千方百计地把本地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这些年，像深圳特区的政府的确用足用活了国家赋予的权力，总在不断地创新。最近两年，他们把审批制度改革率先搞起来了，把从制度上防腐反腐的廉政体系建设率先搞起来了，现在这些都变成了经验。但是在有些地方创新就比较少。怎样充分发挥好自身的权力和能力，大有文章可做。
第三个“靠”是往自己地区的优势、特色和特点上靠。无论是改革和发展，都不宜跟风赶浪随大流，都要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脱离了优势去随大流，就有可能是最后一名；利用优势求发展，就有可能出奇制胜。其实优势就是竞争力，优势就是巨大的发展空间，优势也就是生产力。不抓住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去搞改革与发展，就不会有什么大的业绩。
第四个“靠”是要往老百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靠。2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繁荣昌盛，然而回顾一下，这些年行之有效的改革和发展措施，像承包制、股份制等等，差不多都是基层人民群众发明和创造的，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完善、规范、引导和推动。我们也能看到，由老百姓自发创造的许多改革和发展的措施最初都受过责难，包括来自政府部门的责难。虽然这些措施最后都被采用和推广了，但是由于这些责难和相应带来的查禁却延缓了这些措施发挥作用的时间进程，降低了它们的效果。总结经验，我们应该能变得聪明一些了，就是老百姓创造的东西让他们先搞搞再说，多疏导和引导，少堵塞和禁止。集中多方面的智慧，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才能形成改革和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换一个角度说，这也是拓展改革空间的一个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