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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3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5-0258-03
苏联的社会建设总体上是失败的
1.已解决不了人民的粮食问题
1907-1913年，世界粮食出口的45％来自俄国，这个在沙俄时期曾是“欧洲粮仓”的国家却在20世纪发生了三次大饥荒，数以千百万计的人被饿死。第一次发生在1920-1921年的冬天，饥荒在伏尔加流域、乌克兰和克里木等地区肆虐，2400万人受到了袭击。饥荒导致农业生产的衰退，斑疹、霍乱等瘟疫流行。美国救济署为苏俄采购了42万多吨的粮食，为325万儿童和530万成人提供了食品，为数百万人接种了各种疫苗。①饥荒最后夺去了苏俄700多万人的生命。
1932-1933年，苏联又爆发了席卷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南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的大饥荒。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苏联谷物总产量下降了7.8％，同期国家收购量却增加了150％。当局强行推行集体化政策，没收富裕农民的财产，大批逮捕和流放农民；有组织地剥夺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粮食；将“多余”的粮食全用来偿还进口工业设备的贷款。②没有生产资料的居民因而失去了生存自救的能力。③大饥荒共造成乌克兰394.1万平民非正常死亡。④哈萨克斯坦也饿死230万人。为控制农民“盲流”，当局恢复了内部护照制度，未经许可不得滞留城镇；数以万计因饥饿暴动的农民遭到了残酷镇压。
1946年的严重干旱导致农业生产萎缩，谷物总产量比1945年少收770万吨，爆发了苏联1946-1947年的大饥荒，因饥饿死亡的人数达770700人。可是国家的储备粮却比1946年多了190万吨。1946年底，斯大林收到了一份“关于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俄罗斯一些地区粮食困难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这些地区“居民严重缺粮”，饥饿导致居民的死亡率大幅度增加，“发生了横尸街道、公路、田野的现象”，面对严重饥荒，国家却无粮供应。一位绝望的农民给城里的亲戚写信说：“米渣、豆、玉米、土豆，有什么就送点什么来，要不可就完全活不下去了。”⑤
1963年开始，苏联成为粮食净进口国，1970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1980年代中期，食品短缺约1/3。苏联解体前几年，进口达3000万-4000万吨。苏联农业投资年平均增长达7％以上，而农业产值增长率却越来越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4-1/5；苏联生产粮食的价格比从美国进口高一倍；等等。
苏联农业已经崩溃，消费品十分短缺，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83％的基本消费品不能确保供应，接近90％的食品不能自由买卖，是名副其实的“短缺经济”。⑥西方七国集团认为，苏联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5120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84位。
2.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形成特权阶层
其一，在实践上，苏联违背价值规律，不能实现同量劳动交换，社会失去了按劳动者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客观标准，分配中的“不劳而获”、“少劳多得”和“多劳少得”的平均主义现象很普遍。
其二，对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实行事实上的“按需分配”政策。领导干部在除工资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扩大了领导干部与群众实际上的经济差距。领导干部享有住房特权并逐步扩大。1931年后，苏联对高级公职人员实行高薪制，高低工资之比达10倍左右。从1935年起又提高了高级公职人员的工资，高低工资之比扩大到20倍-30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收入差别最多达百倍以上。⑦领导干部与劳动群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苏共走上了代表各级官员利益之路，领导干部按级别享受不同的特权，他们有专门的医院、商店、疗养院、住宅、别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成风。这个阶层在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上都与人民格格不入。苏联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1936年访苏的安德烈·纪德预言：“照苏联现在这样进行下去，则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受我们指责的东西，不久就要恢复起来了。工资差异愈变愈大，社会阶级重新形成，官僚分子得到胜利。”⑧1988年的民意测验显示，50％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人们对高级官员享有特权的制度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3.社会不满情绪累积，社会骚乱现象时有发生
苏联建立了事实上的强迫性劳动制度，劳动者主人翁意识淡薄，劳动异化现象严重。苏联也没有建立文明解决当局与百姓之间社会冲突的机制，劳动者多半采取自发的消极方式反抗当局，常见的有旷工、迟到、劳动纪律松懈、逃避集体农庄劳动等。
资料显示，1950年工业和建筑部门擅自离职者3217000人，旷工者8698000人。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筑和铁路运输部门流失的骨干人员达10％-16％。1946年国内18.4％有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完成最低限度劳动日。所谓苏联人民以主人翁精神积极投入劳动中去的说法站不住脚。以强迫劳动为基础的苏联经济必然效率低下。⑨劳动效率低下还表现为劳动者缺乏责任心、劳动产品质量低劣等。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劳动者因对生活待遇和劳动报酬制度不满开始罢工和示威。1959年8月初，卡拉干达冶金工厂发生了工人因对糟糕的食品供应和缺乏基本的生活条件不满而反抗的事件。1962年6月，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部分工人对苏联政府决定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的价格强烈不满引发了城市骚乱。但事件平息后，当局并没有从民生的视角寻找问题的根源。⑩
1960年代下半期以后，苏联每年都有罢工事件发生。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几乎每年都要向苏共中央上报这类报告，但是这些自发的罢工没有引起政治局的严重不安”；“地方上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以消除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结果引发了新的“罢工”。(11)企业“不遵守已规定的修改生产定额和劳动报酬定额办法；在劳动组织中有缺点；生产条件不好以及官员们对劳动者的申诉和抱怨所采取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12)每年因旷工、怠工与停工造成的工时损失约占全国总工时的20％，物质损失达到几十亿卢布。(13)
苏联社会建设失败的主要原因
1.降低了社会主义标准，背离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
斯大林人为地降低了社会主义标准，他把还处于社会主义起始阶段甚至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建立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这是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其消极影响至今犹在。它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和列宁晚期思想，也远离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降低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因为苏联模式不能为人们提供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和法律保障，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使每个人尽可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一句话，苏联模式不能实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相反却出现了社会主义异化现象。斯大林“以政治划阶级，以思想分敌我”，使人民的自由被践踏，不能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14)
回顾苏联历史，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有强大的社会保护机制，政府要自觉地履行关怀人的自由发展、实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义务。遗憾的是，苏联实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实行“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人民失去自由，成为国家直接工业化的工具，(15)难以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
2.发展高度军事化的畸形经济，牺牲了民生
斯大林却认为，高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金科玉律，“赶上并超过西方”是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他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打倒。”他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国家的落后状况，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16)在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之下，苏联用不到1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00多年的路，实现了工业化——直接工业化。苏联先后有了原子弹和氢弹，成为超级强国。但苏联重工业的发展是建立在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基础上；工业脱离农业基础而孤立发展，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和轻工业长期陷于停滞状态。(17)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错误地批判了旨在改变重、轻、农不合理结构，争取改变对居民食品和消费品供应的马林科夫的“新方针”。从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竟然成了苏共不可改变的圭臬，苏共继续高喊“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继续走高速度低效率的路子。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形成了高度军事化的畸形经济。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军事支出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18)苏联用于军事目的的支出不少于国家预算的50％(19)。苏联军费开支每年达2500亿-3000亿美元，与美国水平相近，而其国民生产总值仅占美国的50％左右。(20)
更糟糕的是，苏联消耗了太多的资源，牺牲了民生。农业集体化运动导致了几百万农民失去家园，牲畜减少了几乎50％。粮食和肉类产量猛跌，国家征购的商品粮却成倍增加。1928年由国家分配的粮食占15％，1939年增加到40％。1912年农民用收入的11％-12％缴纳税款，1937年税款占收入的15％-16％。(21)1950年代初，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仍达不到1928年的水平，而1928年的工资接近1913年的水平。“一五”、“二五”时期，政府住房建设计划只完成了40％，1913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7平方米，1928年为5.8平方米，1940年仅为4.5平方米。从横向上看，1952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所购买的食品数是苏联工人的3.6倍，美国工人则是苏联工人的5.5倍。1970年代末期，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只有美国工人的31％，居民消费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33％。(22)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因为国家巨大的物质财富、科技、人力和智力资源是用来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用于生产军事技术。”(23)普京也强调：“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4)
认真总结苏联的教训，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常有益的。
注释：
①参见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1-179页。
②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灾难。
③2003年11月，联合国正式承认了1932至1933年发生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
④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的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⑤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43-652页。
⑥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⑦参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3-198页。
⑧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郑超麟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
⑨参见彼得罗维奇·波波夫：《斯大林与战后苏联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2年第2期。
⑩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1-462页。
(11)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9-201页。
(12)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6页。
(13)参见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页。
(14)1929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参见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张慕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111页。
(15)劳改营的人数从1935年的965000人增加到1939年底的1930000人。他们是斯大林直接工业化的主要力量，是苏联工业建设的突击队。
(16)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8-40页。
(17)从1940-1985年，苏联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年均增速分别是8.3％、5.9％、2.2％。
(18)参见科尔奇罗夫：《首席翻译眼中的首脑外交》，达洲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19)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20)参见姜长斌：《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的十大关键问题——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思考》，《西伯利亚研究》2001年第6期。
(21)柳植：《世纪性的实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8页。
(22)参见左凤荣、姜长斌：《电视政论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史实质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2期。
(23)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88页。
(24)《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