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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吴俊 林建法
主持人的话：本刊自千禧年首期开始，辟出“新作网页”一栏，目的在于将全国各地（包括台、港、澳地区）文学杂志、报纸上发表的文学新作（文体不限），进行最大范围的点评，一方面扩大读者的文学视野，另一方面也使文学评论更趋于活跃。我们初步计划每期评点作品三十部（篇）左右，评点文章基本上限定为每篇300—500 字， 长不超过800字，力求言简意赅，直抒意见。 来稿请在每篇文章之首标明所评作品的题名、文体、作者姓名、发表的刊名、期号、时间。我们期待着文学界人士、文学爱好者和社会读者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所赐文章每次（期）不限篇数，多多益善。让我们在千禧之年迈出并走好这新的一步。
《藏宝图》（中篇小说）
（莫言，《钟山》1999年第5期）
张闳
表面上看，《藏宝图》似乎纯属游戏之作，但作者却在其中展示了其不同寻常的讲故事的才能。由一个很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事物——一幅“藏宝图”——作为叙事的动机。而讲述一经开始，一个牛皮烘烘的农民的一顿海阔天空的胡吹，令人眼花缭乱。故事大开大阖，一路信马由缰，无拘无束。可见作者在叙事技巧上显得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莫言掌握了一种极具魅力的讲故事的艺术，它吸引读者只能张着嘴听完他的故事。故事的结局——关于“藏宝图”的底细——当然也只能是子虚乌有。某些个喜欢皱着眉头读小说的人也许会感到不满——一个没有意思的故事。“后来呢？”——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一个令人扫兴的听众！
小说叙事的空间是无比广阔的。一种自由自在的讲述——这是“藏宝图”和莫言近期小说的共同特点。它们给我们一个启示：艺术并无规律可言。说得谨慎一些：并非艺术家按照某种外在的“规律”来创造，而是他们在创造“规律”。艺术家就是那些自己为自己的艺术立法的人。
《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篇小说）
（莫言，《收获》1999年第2期）
曹元勇
这篇小说堪称世纪末汉语文学的一部典范之作。个人的生活际遇同时代的复杂状况在这里获得了完美的结合。省级劳模丁十口在即将退休的时候竟然荒唐地遭到了下岗的命运。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生发奇想，在一个人工湖附近的树林里造了一家“情侣休闲小屋”，结果在生活中只有令人惊奇的想像力才能使之发生的故事就在这里发生了。小说所包含的艺术质地是准现实主义的，但它不是一般平庸的小说家所理解的那种极其表面化的虚假的现实主义。它从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出发，写出了超越于生活之上的内容，更写出了令人惊奇的东西，同时又没有故意把故事搞得神秘兮兮或是塞满枝枝蔓蔓的复杂纠葛。它使生活中没有发生的奇异故事化成了现实的荒诞与幽默。这是一种以准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现实的写作。这篇小说在细节的写作上既洋溢着浓厚的古典主义韵味，又包含着具有后现代反讽性质的令人含泪苦笑的幽默艺术。它预示着汉语小说的一种诗学的可能性，那就是为了对抗我们生活中的荒诞和悖谬，用幽默化、喜剧化的方式去写作。
《野骡子》（中篇小说）
（莫言，《收获》1999年第5期）
廖增湖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某个北方的村庄，当然，故事的地点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村庄以屠宰专业村而闻名——在村长老兰的带领下，村里的人都靠卖昧良心的注水肉而发了财——母亲当然也想挤进其中，她的发财方法比较艰辛，因为她的丈夫罗通跟“野骡子”私奔了。“我”父亲罗通是这个疯狂挣钱的村庄里独特的人物。他并不缺乏挣钱的本事，但是他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拿去吃光喝光了。不仅如此，他还对“我”母亲的勤俭节约的行为嗤之以鼻，在他的记忆当中，“我”母亲的父辈就是因为在刚解放的那年竟然拿出积攒了大半辈子的十几块银洋买了村里的十几亩地，并因为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而落下了可耻的下场，这在村里一直被人们传为笑柄。由此，“我”父亲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你手里有的东西，只有吃光用光花光，才有意义。“我”母亲却并没有从父辈的历史教训中汲取经验，仍然要死命地挣钱攒钱，这就注定她要跟“我”父亲的性格格格不入了。在“我”父亲跟“野骡子”私奔后的那几年里，“我”母亲省吃俭用，终于“扬眉吐气”地盖起了一幢比村长老兰家的房子还高出五公分的房子……父亲在五年后回来了，接着又走了……莫言使用一种具备足够魔法的语言，使得人物与历史的交叉神秘且有趣地交织到一起，使得人物态度与历史态度产生奇妙有趣乃至荒诞的错位，其中的滋味还请各位慢慢地品尝。
《司令的女人》（中篇小说）
（莫言，《收获》2000年第1期）
廖增湖
这部小说有两类主角。
第一类是“司令”和唐丽娟。“司令”大名“孙国栋”，身材高大，心地善良。我们都愿意叫他“司令”而不叫“孙国栋”。学雷锋那年，学校的口号是“远学雷锋，近学孙国栋”，我们觉得别扭，建议改成“远学雷锋，近学司令”，学校不同意。唐丽娟是知青，她的牙齿像贝壳，她的皮肤像绸缎，我们村里的动物，大凡是公的，不管老少及高矮胖瘦，全都迷她。唐丽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漂亮，什么叫震撼。唐丽娟在我们这个穷山恶水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一呆就是十年，岁月、风沙和生活的苦难使她身上的光泽彻底地褪尽了。我们都成了亲，只有“司令”仍然是光棍一条。后来，唐丽娟怀上了男知青“宋鬼子”的孩子，公社和县里十分震惊，派人来强行要带她去做人流，要不然，唐丽娟就必须供出谁是孩子的父亲，但她只是一片沉默。就在这紧要的关头，“司令”站了出来，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
小说的第二个主角是语言。在这部小说里，莫言采取了一种玉石相互敲击般轻快悦耳的语言。故事就在这叮叮咚咚的溪水中轻舟直下……不过，再多的比喻都是无力的，莫言这部小说的语言需要去朗读或者倾听。
《大声歌唱》（中篇小说）
（王彪，《收获》1999年第6期）
洪治纲
这是一部运用戏剧结构形态来展示历史悲剧与人性悲剧的凝重之作。小说动用了三个序幕，一步步交待了故事的原委和开端：作为小学生的小薇，在一次观看革命现代京剧表演时，被公社书记拖去打了演员谷乐清一记耳光，从此不仅将谷乐清打成了准聋子，自己也在精神的极度恫吓中患上了失语症。这两个人带着各自的不幸经历，十年后意外地重逢于某个小城的酒吧。在接下来的四场戏中，这两个人（一个准聋子和一个准哑巴）开始以种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不断地寻求精神上的自我拯救。这里，作家故意撇开了关于历史悲剧的苦难叙事，只将话语笼罩在现时性的生活场景中，通过他们如何面对和如何解救自身的伤痛来凸现各自人性内部的价值观和生命观。无论是谷乐清不愿意再听见世俗的声音而甘愿做一个准聋子，还是小薇努力通过学习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无论是谷乐清洞悉小薇真实身份后的复杂心理状态和无奈甚至绝望的人生态度，还是小薇与身边那些善良温情的人们之间单纯而多少又有些感恩式的情与爱，都表明了一点：历史的疼痛将无法遗忘，即使今天的人们已不再提及，但它仍以种种潜在的方式深植于心灵的内部，并无处不在地制约着人们对生活、对人生的态度，就像小薇和谷乐清最后做爱时那样，双方被巨大的欢愉所覆盖，可彼此的心中还依然清楚地感受到某种疼痛。“大声歌唱”，在小说中不只是小薇面对历史劫难进行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体恤苦难覆盖下人性温情的一种方式，是爱与恨、痛苦与欢乐、无奈与希望的复杂表达。小薇最终在一个个无亲无故的人们关怀下，成为一名当红的歌星，但只有谷乐清才能从她的歌声中听到生命内在的特殊意味。但小说在后半部的情节设置上戏剧化过于明显，人物命运的变化有些唐突，影响了叙事中必要的逻辑力量。
《花花传奇》（中篇小说）
（韩东，《花城》 1999年第6期）
林舟
多年以前韩东就写过一首短诗，题为《猫的追悼》。后来写过短篇小说《杀猫》（收入小说集《树杈间的月亮》），中篇小说《三人行》（收入小说集《我们的身体》）中也有两节写一个叫“黑孩子”的猫的死亡和埋葬。他还对《杀猫》作了修改刊登在《文友》1999年第9 期上。现在又有了《花花传奇》，可见“猫”是如何地占据了韩东。这篇猫的传奇也许更能够向我们揭示韩东深隐于心的对于生命的体察、疼痛和怜悯。《花花传奇》在对人与猫的故事的叙述中，一方面在叙述立场上竭力屏除了人对于猫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小说中人物那里一经出现即遭瓦解，这其中寓含着对卑微的生命的尊重；另一方面，作家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敏锐感知投射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婆媳、夫妻、母子、情人、邻里等等角色关系，由于猫的存在而凸显出微妙又怪诞的色彩。小说的杰出之处在于通过猫来透视生命与人这一独特视角的设立，而在根本上则得力于精细准确的刻画与高度抽象之间、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细节与冷峭锐利直逼人心的反讽之间、极端的形而下描述与毫不留情的审视和内省之间的融合与统一。在这样的艺术情境中我们被引向人的存在难题的面对与思考：关于灵魂与肉体，关于生命与死亡，关于爱的困难、绝望和期盼，所有这些从叙述中生发出来，又形成了包围着小说叙事的气韵。
《伤口咚咚咚》（中篇小说）
（丁天，《北京文学》1999年第10期）
齐红
在丁天的这个中篇新作中展示的仍然是年轻的心灵和年轻的创痛，一如他在此之前的小说写作，他喜欢表达那种不经意间留下的生命疼痛感，这种不经意往往源自年少的轻率和激情。小说让我们看到，在不知道爱的含义的时候，少年金锋爱上了少女陆菁菁，少不更事的所谓爱情给两颗年轻的心灵带来的是压力、混乱、含糊不清的期待和放纵，它在开始的时候似乎就预示着无可挽回的悲剧性结局。十年之后的金锋可以在自己的歌中将那段已经模糊的往事描绘得忧伤而抒情——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着丁天写作的心理动机，但往事那近乎残酷的真相却矗立在这首城市民谣的背后，伤口咚咚作响，它无法言说。可总有一天金锋不得不直面并咀嚼那无法诉诸形式的疼痛感。在丁天的小说中，城市青年面对自我生命的无可把握和无可逆转的感觉得到了清晰而真切的呈现。但问题是在对类似的命题作出思考与表达的同时，丁天有时不由自主地暴露了个人经验的匮乏，太过斧凿的“讲故事”并没有掩饰这种匮乏，以至于那些年轻的伤感与疼痛显得飘浮和轻盈，缺乏直抵心灵的力度。
《雪树琼枝》（中篇小说）
（陈应松，《钟山》1999年第6期）
朱文颖
看《雪树琼枝》我是感动的。或许还不能用感动这样的字眼，或许应该说是触及。就像小说中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耶稣藉先知约珥的口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你们要触及灵魂。
可能早上几年，这样的触及不会存在，因为这小说写得其实是冷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虽然不是冷酷，但至少在一点点地把握着血淋淋的分寸。早几年我不喜欢这个，早几年我不懂得这其中的许多痛彻心肺的微语。可能再晚上几年，彼触及便不再是此触及：天晓得一个人未知的几年中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人是最脆弱的动物。只有这一点才是确定无疑的。
我不知道陈应松是位什么样的作家。他的年纪，他的经历。但我喜欢他在这一篇中的表达方式。用大量的平庸、苟且、黑暗、委琐、卑劣来反衬那一点点的光芒。我是相信生命里有光芒的。但不会多，甚至终其一生都无法一见。但光芒的本身是存在的。背景越暗，光芒越明亮。我想，取雪树琼枝为篇名恐怕也是这样的意思。
小说的主题词是爱与性，信仰，人为什么活着，等等。都是些大事情，但表达得晓畅。不露声色。人物取向上让我隐约想起张贤亮早期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说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还得小心翼翼地继续活下去。”这让我想起波兰著名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关于他的影片《十诫》的一段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我们如何生活以及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活原则。在第一诫中，保罗的父亲过于相信科学的教条而轻视灵性。未谙世事的保罗只能到姑姑那里接受宗教的启迪。保罗问姑姑：上帝是什么？姑姑回答：是爱。
我们的爱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
如果曾经思考过这样的问题，那么去看看《雪树琼枝》，相信你也是会被它触动的。
《爱情国境线》（中篇小说）
（朱晓琳， 《小说月报》1999年第8期）
方克强
年轻漂亮的法国女留学生玛蒂娜爱上了来大都市打工的乡下农民黄贵龙，于是上演了一场令人发噱却不无深意的“异国恋”悲喜剧。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反差强烈、落差鲜明的爱情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吗？你读后是信还是不信？这倒是检验你主体观念投射的一个问题，一把尺度。我们的深层意识中往往有“乡下人不如城里人，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等级观念，又有“女攀高枝”的传统婚恋梯度的思想，因此外国男人爱一个中国姑娘如《黄河绝恋》顺理成章，倒过来就成了“焦大爱上林妹妹”。然而，外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吗？他们的等级观念也与我们同样根深蒂固吗？原来，艺术上的真实不真实不在于它在生活中发生或没有发生过，而在于我们的观念容忍不容忍、承认不承认生活事件的经验真实性。值得反思的倒是我们的观念。听说此篇小说将改编为电影，但愿不要搞成《诺丁山》的喜剧风格，最好是《两个人的车站》那样耐人寻味的悲喜剧。
《寇家庄》（中篇小说）
（行者，《莽原》， 1998年第1期）
张闳
《寇家庄》既是一个古典的梦幻，又可看作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讽喻。作者在一种静谧的气氛中开始叙事，仿佛在叙述一个古老的传说。随着故事的发展，渐渐透露出现代的气息。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恐惧和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通过幻想中的虚幻的世界，我们却看到了现实生活的空虚和荒诞的一面。或者说，现代人突然置身于一个遥远的梦幻中的世界，他的现实生活开始变得可疑和不真实了。“幻想”指控着“现实”，“疏离”恰恰是更有效的“介入”——这就是行者小说的奇妙之处。相比之下，许多表面上热中于现实题材和写实手法的作家，在对现代生活和人性的洞察与批判方面，反而显得苍白乏力。
《寇家庄》的语言轻盈飘忽，摆脱了事物的坚硬的外壳，渐渐地蜕化出一种透明的“玄学”翅翼。时间、真实等界限在行者的梦幻中模糊了、消失了，存在的面目变得真假难辨、似是而非。真实与虚幻就像是埃舍尔画中的那些相向飞翔的黑鸟和白鸟，在它们彼此接近的时候，则在消失自己，或转化成其反面。这既是我们存在的悖谬之处，也是写作的悖谬之处。语言永远只能是像影子一般追随着意义的踪迹，写作也许是写作者的一个梦，或者是事物通过写作者所作的一个梦。行者就像是一个“说梦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行者的小说为当代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梦幻的美学。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东方传统美学。
《怀念小青妹妹》（短篇小说）
（毕飞宇，《作家》1999年第5期）
洪治纲
无论从审美内涵还是从叙事技术上看，这都是一篇极具质色的优秀短篇。作家站在现时性的生活语境中，以回忆作为叙事契口，通过平静的语流进入激荡的历史，再现出妹妹小青短暂而充满苦难的一生。小说以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我”作为叙述视角，展示了“文革”初期乡村生活中一些荒诞而又沉重的生存场景：轰轰烈烈地改造盐碱地；牛鬼蛇神们下乡接受审查和批斗；因饥饿引起的村庄之间的械斗。虽然这些场景在“我”的心中完全是一种神秘的、好奇的甚至是极富刺激性的，并不具备某种悲剧性意味，但它们却在妹妹小青的命运中打下了一个个苦难的印痕。在改造盐碱地时，小青失去了充满艺术灵性的双手；在批斗牛鬼蛇神中，小青在救人后反被救起的人吓成精神病；在村庄之间械斗的恐惧中，小青终于被逃窜的人群践踏致死。小青的命运随着历史的演进一步步走向悲剧高潮，直到结束九岁的生命。叙事的节奏也正是随着小青的不幸经历一次次跌宕起伏。这里，作家将历史的巨大伤痛浓缩在一个小小的生命中，让充满艺术天赋的、文静纯洁的小青负起了沉重的历史苦难，使抽象化的历史劫难与具象化的生命劫难生动地拼接在一起，而这种苦难又以一种恬静的、甚至充满诗意的话语传达出来。这让我感到作家的“残酷”，也让我深深地体悟到什么叫有尊严的写作。
《花园的小红》（短篇小说）
（王安忆， 《上海文学》1999年第11期）
洪治纲
近些年来，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几近炉火纯青。她能够运用极为平常的写实话语，将乡村生活中那些颇具艺术质感的生存场景非常诗意化的展示出来，并通过一些很小的细节，在种种看似不经意的过程中凸现出平民百姓内心深处的诸种人性状态。《花园的小红》也不例外。小说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乡村环境，写各个村庄之间的距离以及每个村庄的特点，看似漫不经心，毫无叙事上的制约，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种种诗意的韵致。在小说后半部，通过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引出了小红，但对小红的叙述也仅仅局限于一个局外人非常陌生的眼光，只写了两三个小小的场景。这里，作家的用意其实并不在小红身上，这个小小的、不谙世事的女孩只是一个叙事中介，一个信息传递的窗口，或者说是一种人性检测与暴露的契口。大刘庄的人们通过对她的鄙视来表达自己对花园庄人的鄙视，通过对她的嘲弄达到对花园庄人的嘲弄；而花园庄的人则通过对她的全心呵护来显示对自己尊严的维护，通过对她的溺爱来表达自己对敌意行为的反抗。小说的高潮设置了一次难得的聚餐，在餐桌上两庄之间的演出队员可谓在小红身上使出了浑身解数，表面上看他们只是进行平常的劝酒，而骨子里却在较智较力。这种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生命状态，被王安忆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刻画得入木三分。透过小红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花园庄人的善良和纯朴，还有自卑的外表下包裹的极强的自尊意识，以及那种以柔克刚的生存方式。陆文夫曾说，小说小说，就是在小处说说。王安忆似乎深得此道。
《西递村》（短篇小说）
（张生，《作家》1999年第4期）
格非
在抵达旅游胜地西递村的当晚，“我”和沈浩外出游玩时，遇到了来历不明的歹徒的袭击。这是小说《西递村》的中心事件，一个极其简单的事件。尽管两人都受了一点皮肉之伤，丢了钱包，摔坏了相机，但事情的严重程度并不足以惊动读者的视听。问题在于，这件事发生在漆黑的夜晚，月亮也是时隐时现。对于事情的真相，读者和叙事者都没有充分的把握。在遭遇“袭击”时，“我”曾经拍门求救，但沉睡在梦乡里的村民没有任何反应；而胡老先生注意到“我”肿胀的脸，知道“我”一夜未归，看到“我”光着脚，竟然也视而不见。这些暗示无助于澄清事实，反而使它变得更加暧昧。
然而作者最终还是提供了答案。或者说，他希望读者看到这一答案：实际上，“我”和沈浩并未受到歹徒攻击。不断强化的意念和自我暗示使沈浩的感觉出现差错，而“我”与歹徒的搏斗，也许可以看成是“我”与沈浩跑散之后再度相遇时的自相残杀。
作者探讨了意念与事物的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在强大意念动机的压力下，感觉和认知上的真实往往是可疑的。作者的机智和幽默感都隐藏得较深，看来他不是一个愿意老老实实讲故事的人。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等（短篇小说）
（易羊，《芙蓉》1999年第6期）
林舟
《芙蓉》杂志1999年改版以来一直致力于推介富有才华而为文坛忽视的新人新作，这一期推出的易羊，据“编者后记”介绍说，是一位在相对隔绝的状况下坚持写作十几年的女性作者。这次以“作品小辑”的形式刊登的是易羊的三个短篇：《洋娃娃和小熊跳舞》、《我和我的房间》、《篮球的故事》，这些故事不管是写少儿的还是写成年人的，叙述都呈现出内倾的特质，但纵是浓烈激越或抑郁忧伤之类的情绪也都出之以轻柔纯净而又平静率真的言说方式——有时还有明亮的幽默，让人听到一个敏锐又豁达的心灵的呕呕言语，叙述在这里是抚摩而非宣泄，是泄露天性的流波而非迫不及待的卖弄，它们不刺激不时髦却令人感动。像《洋娃娃和小熊跳舞》中，在落差极大的角色转换中的心理过程里，呈现着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纯真，这里无疑有自我感动但毫不矫揉造作；《我和我的房间》兴味盎然地叙述“我”与蜻蜓、知了、老鼠、蝴蝶的结识或相处，表现着孤独中对生命的爱和敬重，是童话更是信念；或许《篮球的故事》多几分生命成长中的酸涩，因为如小说中写到的，“美好”这个词已从世界上消失，但这并没有妨碍心里对美好的留驻和念想。或许，“美好”这个词已从世界上消失，正是易羊小说写作的全部背景，但她要表达的却是“我得相信某些应该相信的东西，即使它们并不存在”。
《石卵之恋》（短篇小说）
（陶里，《台港文学选刊》1999年第11期）
钱虹
《石卵之恋》写的是一出异国情鸳的爱情悲剧故事，其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远渡重洋的留葡大学生：一个是学建筑的澳门学子孟东；另一个是念哲学的墨西哥女留学生罗莎·施露华。他们在里斯本大学相识，继而相恋。罗莎曾当着替她家管理里斯本郊区大庄园的马连诺上尉的面宣布：“母亲已答应我嫁给他了。”七个月后，他们分别获得了建筑学士衔和哲学学士衔，孟东难分难舍地怀揣着情人送他的“传家宝”——一块具有“神功”的石卵返回澳门。但在返程的飞机上、轮船上，孟东接二连三发生休克。回到澳门第三天，孟东就疯了，终于不治身亡。临终前，他突然神志清醒地要母亲为他造一座镶着石卵的墓。小说结尾处，孟东死后做“三七”的早上，他的亲人们发现他的墓上已树了一块镶着黛绿金字、刻着五行四句葡文诗的墓碑，落款为罗莎·施露华。墓前则放了一束黑玫瑰。
写异国情鸳的婚恋悲剧之作，从小说到报告文学，虚构的、真实的，这些年我们见得也不算少，究其原因，无非因男女双方各自文化背景的差异，婚前缺少接触和沟通，以及贫富地位的悬殊、性格和情趣的不合，甚至一心为出国而上当受骗所致。而像《石卵之恋》这样以魔幻手法创作的亦真亦幻的“魔恋”悲剧，却是十分罕见。小说题为《石卵之恋》，本身即富有深刻的寓意和象征性。作为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石卵，不是一块普通石头，而是“巴西秃鹰卵的化石，经过几代巫师施法感染之后，带着无穷神功”的一枚巫具，它具有摄人魂魄的魔力。这两位异国留学生之恋，自然也就成为非同一般的人魔之合。《石卵之恋》揭示的并非一般的异国情鸳的悲剧，而是一则亦幻亦真的现代婚恋寓言：床第间人魔共欢，情场上人妖难辨。魔女摄走了人的魂灵，却在那人的碑上刻着如此动听的诗句：“这里躺着一具不腐朽的尸骸／他认识的天地为世人不理解／他生前的爱赶不走他的恐惧／神委托我带他的灵魂到天界”。
《羊的门》（长篇小说）
（李佩甫，华夏出版社 1999年7月）
方克强
此书确实不同凡响。以广告语式刊于封底的诸位批评家的评论，一般来说不利于读者的接受，因为它陡然使你的期望值升高而有落空的危险。但此书逃脱了这个怪圈。
描写官场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小说，前有刘震云、李晓的作品为人称道，近有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中国制造》让你深思。然而他们展开的是一张网，却没有留下一个让你读后永生难忘的人物。
《羊的门》做到了这一点。你认识了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你就再也忘不了他。呼天成是在现实与历史的纵横交叉点上竖起的典型人物，同时他又是象征性形象。
从典型性来说，呼天成是活在现实“人物”中的人物，一村之主，神通广大，足智多谋，说一不二。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通过呼天成与《易筋经》的联系，通过他神秘的练功，又将人物由具象提升至抽象的层面，成为一个谜一般的隐喻。是西方式的救世主还是东方式的专制？是人类集体潜意识中的偶像还是现实进程中必须搬开的顽石？是文化之根还是信仰之花？一句话，说不尽的呼天成也！
《人气》（长篇小说）
（蒋子龙，《中国作家》2000年第1期）
白烨
如果说当年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里还只是牛刀小试的话，那么到如今的《人气》里已大成气候。作品中的一号人物简业修，在区建委主任的任上遭人诬告，被关了十三天班房，当无罪释放再任市房改办副主任时，他从自我心态到工作状态，都含带了更多“民间”的色彩，以与体制内的其他干部迥然不同的干劲与精神，投入到事关重大的危房改造工作中，把艰难异常的危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又有滋有味。用传统的眼光看去，简业修现任公职，又办公司，既不离婚弃家，又不放弃婚外恋，端的是公务员中的一个“另类”。但正是这个“另类”干部，上成为市长市府的得力帮手，下成为平民百姓的贴心公仆，为梨城以危改为中心的城市改造与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简业修这个形象因不同故常而引人入胜的话，那么梨城市委书记来明远这个人就因其不可捉摸而让人生畏。来明远给以卢定安、简业修为代表的“房改派”制造了诸多的障碍，但他打出的每一张牌，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维护安定”，什么“加强治安”。以“革命”的名义反对改革，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抑或是两者都有，作者一直没有明示。这种模糊性的处理，让人越看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人物复杂性和改革的艰巨性由此一并和盘托出。性格构成的非清晰性，同样还表现于市长卢定安、女教授夏尊秋、老市委书记杜锟等人物。这样一群有个性又有城府的人物的冲撞与对垒，势必使矛盾的纠葛格外尖锐激烈，更使冲突的走向氤氲不明。
从趋向上和全局上讲，改革者的胜利和改革事业的进取，都会是必然的。但在有些地方和有些时段，事情并非像预设的那么简单，而文学作品涉及现实改革，更不必报喜不报忧，言利不言弊。但我们最近看到许多改革题材作品，包括一些获奖小说，多是分明的人物、确定的胜利，“改革”几乎是无坚不摧、无险不渡的“直通车”，这种立足于并传扬着“改革决定论”的作品，文学性既差，思想性又弱，除了给一般读者一种廉价的快慰之外，实在不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看重蒋子龙的变化，欣赏《人气》的新意。
《独白与手势》（长篇小说）
（潘军，《作家》1999年第7—12期连载第一部；《小说家》2000年第1期刊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单行本）
吴俊
现在已经很少有能够读得下去并且还吸引人的长篇小说了，人们索性对它敬而远之。但眼前的这一部，还是请你尽可能地去看一看，我想它至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故事很好，虽然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写得十分精致、出彩、很有动人之处。其中当然也有情爱和性，不过更要紧的是在这其中的人生体验。对稍有人际生活阅历的读者来说，它完全可以诉诸你的经验。具体的生活在干净、老练的叙述中变得单纯化了，可是环环紧扣，决不枯燥，你能够把握它的节奏，并在阅读的自信所带来的快感中使自己兴奋起来。
其实，它的结构是经过刻意编织的，用时间段落来分别切割、交叉或打通整个情节。但这不会成为你阅读的障碍，因为它的文气很流畅，而且自始至终贯穿到底。你能体会到作者在炫示技巧的同时，也保持了对读者的亲切关怀。你是可以同他（它）在不断的对话中从头看到尾的。这一点很重要，你不单纯是一个受众（读者），你可以而且会情不自禁地进入到故事中去，你会为此而有愉快甚至欣喜的共鸣。然后，你会若有所失。对了，这就是它要得到的效果。
配图也是它的特点，而且多达几十幅。这使故事的意味变得有些朦胧起来，却也因此多了一份对人的勾引。如果不明所以，千万不必耿耿于怀，就把这看作是一种视觉愉悦吧。
故事还没有完，我是在月刊上看到它的。《作家》杂志开创了用月刊连载长篇的一个先例，这种冒险足见编辑对它的偏爱。而现在，你已经完全可以不再多次等待了。
《歇马山庄》（长篇小说）
（孙惠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
周立民
辽南的歇马山庄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并不新鲜，姑嫂与一个男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新老两辈人的权力更替，平常人家周而复始的日子，经济大潮对封闭山庄的冲击……但是敏锐的感觉带给作者孙惠芬叙述的自信，她以直视人心底的目光，让笔下的人物毫无秘密可言。比如月月偷情被发现的一章，公公、婆婆、丈夫、小姑基于不同的角色位置作出了不同反应，小青为嫂子月月开脱，是为了剥夺月月的爱情，月月固执的认定是为了证明自己爱情的存在，而月月的坚定激发了小青更猛烈进攻买子的欲望，这似乎凌乱的一切在孙惠芬笔下显得从容不迫。对人物灵魂的步步紧逼为对人性的开掘和生命本身的思考提供了空间。出身大户人家，富有教养，甚至有些贤淑安分的月月，为什么会不顾歇马山庄的古老的道德法则，以一个瘦弱之身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背叛了丈夫，甚至背叛了自己的理智跟人偷情，这是为什么？因为人不能背叛自己的内心。从肉到灵的需求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尽管命运越来越残酷，她是那样势单力薄，但是她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有了支持自己的理由。在这一点上，作者没有像过去的作品那样纠缠在伦理道德与人性的是非辩论上，而是注重开掘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命运并没有厚待过月月，留在心里的伤痛是永远的，处在这个境地，人会怎么样？孙惠芬在一步步揭示这个问题。歇马山庄的人都在跟命运抗争，从小青、买子到林治帮都是如此，他们都在追求自己内心中的那个目标，然而倾注心血离那个目标越近，而离实际追求的却越远，就越发现目标的虚幻性。或许人生就是这样的，就是在不断确定方向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在打开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孙惠芬带我们去思考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小说从月月的结婚写起，写了歇马山庄一年来的事情，有节令，有婚丧嫁娶的习俗，有歇马山庄和姑嫂石的传说，作者开掘的另一个层面是人与这片土地与历史的关系，是辽南的文化和历史风韵，尽管这些与作品的人物的焊接并不是天衣无缝，但是作者的努力显而易见。
《国画》（长篇小说）
（王跃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5月）
刘绪源
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问世后，未见有任何评论或介绍文字，只是民间的口口相传，都说值得看。为何“值”？说法不一。有说像《废都》的，说是那类描写可看；有说像《官场现形记》的，说阴暗面写得多，作者胆子够大。其实，笔墨的刺激、露骨与否，揭示阴暗面的程度如何，都不能成为评价好小说的标准。“写得越露越好”与“写得越黑越好”，如真的成了创作的指导思想，那对于文学的戕害，与当年倡导“高大全”、“三突出”，只怕是殊途同归的。
我读《国画》后，发现确有不同一般处，在近年小说新作中，或可有鹤立鸡群之势。原因无他，只在其真实。这不光是细节的真实，人物与人物关系的真实，还有一种总体的情绪和气氛上的真实。只要认真读，就不能不产生共鸣，以至陷入关于当世的联想与沉思中去。写得真实的关键，是要有分寸感，而掌握分寸则须凭借生活与艺术的功力。分寸的准确远比“越……越好”来得难。再差的作家也会“越……”但只有最好的作家（例如福楼拜）才写得准确。
小说的男女主角都不是所谓“好干部”，但他们毕竟还有真情，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也不算昏庸，他们的许多行为，大约多属“不得不如此”的。这“不得不”，就联系到了极为宽广的背景。所以在他们的不太好的经历中，仍然有美，有感人至深处；因而他们的堕落，特别令人心酸和痛惜，并引动了无尽的怅然慨然的情怀……
我想这是一幅好画——一幅黯淡而有价值的画。
《城市狩猎》（长篇小说）
（郭潜力，作家出版社1999年10月）
刘绪源
作品写的是海南特区的生活，主要是商界和金融界的斗争。作者年轻有为，有创作激情，也有一定生活积累。并且他也想在作品的形式上动些脑筋，以至在情节扑朔迷离之外又有一定的时空的颠倒交错，使小说读起来很吸引人。主角是一位有如巴尔扎克笔下初入巴黎社会的拉斯蒂涅那样的人物，一连串偶然的原因使他娶了背景复杂手握财权而又身陷漩涡的银行副行长杨莹，于是他也逐步进入了漩涡。书中出现了留洋归来的有“高干”背景的“外商”，手眼通天风云一时的大老板、港商，以及花花公子、女秘书和所谓“教母”一类人物，其题材与内容上的新潮可见一斑。最近已从报上读到几篇书评，对其评价甚高。
但我通读以后，总感到难以从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超拔出去。而近年这样的作品似乎越来越多了。并且，它们与过去读过的案情小说、推理小说、写改革中上层斗争的小说、再早些的写阶级斗争乃至写“大走资派”的小说……等等，似乎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是从中脱胎而来或选优结合而成，好像也不为过。只是，所要揭示的案情变了（由政治活动、夺权阴谋之类转向了经济犯罪），从事犯罪活动的成员变了，时代背景变了，犯罪手法之类也有不少变化，所写的社会阴暗面也有一定的根据并且也能引出一定的思考。但我总觉得作者的主要注意力似还在于情节的编织，他想写出一部很吸引人的、颇不落伍（甚而很新潮）的当代故事，而不是要表达他对于社会人生的再也不能不说的独特发现，要写出使作者难以平静的人生的难言奥秘。所以，我能一气读下去，但那种审美的感动，那种读大作品时的充实感，是确实不大有的。所以我还是把它归在“通俗文学”这一类中。
《土拨鼠》（诗）
（胡宽，《芙蓉》1999年第3期）
张闳
诗人胡宽在身后留下了珍贵的诗篇，而他生前却不为人所知。不过，一个真正的诗人总是用自己的诗行来呼吸。
《土拨鼠》是胡宽的代表作之一，其实际写作日期是1983年。这首诗完全摆脱了当时的（甚至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写作成规，以一种光芒四射的语言描述了这种神奇的啮齿动物。土拨鼠有其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生存哲学，“土拨鼠正跻身于先进种族之列”。然而，从土拨鼠千奇百怪的习性中，我们却看到了人类自己的影子：我们的尖嘴、我们的利爪、我们的文明的伪善和无聊，以及我们的全部兽性。诗人对于文明世界和人性的洞察是超乎寻常的，他的语言就像一把犀利的手术刀，剥开了事物的种种伪饰，种种“神圣的”假面，直达人性之深处的“病灶”。诗人似乎具有一种先知般的敏锐的目光。他站立在文明的废墟之上，穿透了事物平凡或花哨的表面，就像他自己笔下的土拨鼠一样，过早地嗅出了我们这个“卡夫卡式”的世界里潜在的荒诞和危险。
《土拨鼠》的语体看上去显得十分的混乱，简直可以说就是“乱写”。正是通过这种“乱写”，他的诗才得以有效地介入到现实生活的深层。各种各样的话语的混杂并陈，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和话语现象的混乱状况。另一方面，“乱写”是对破坏了制度化的话语秩序的破坏。这一点正是艺术民主精神的精髓。“诗歌是最民主的艺术，它永远从乱写开始”（布罗茨基）。
《土拨鼠》是胡宽为我们这个时代而创造的“噪音艺术”。诗歌的声音并不高亢，却极其尖锐，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就像是“重金属”摇滚音乐，给听者带来一种听觉上的不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合唱”中，它是制度化的文明亟待消除的“噪声污染”。它更像是一种来自灵魂的呼吸道的阵阵令人颤栗的痉挛，唤醒了我们内心对更加自由的呼吸的渴望。
《四合院》（诗）
（多多，《今天》1999年第3期）
苏隐
在多多不同的诗里，有着不同的多多。《四合院》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较为晚近的多多，一个年近五十的老多多。然而，就一首诗而言，它是那么的“新”。它尽管是一次回首，却不是夕阳下的叹喟，它尽管是有关往日的、甚至童年经验的、“旧”的诗篇，却不是怀旧的。多多用“一股老味儿／／挥之不去”的“四合院”旧词，写成了一首全新的诗，其奥妙在于，他挑选并拂拭去那些词语上的积尘腻垢，重新亮出了它们。而他擦干净旧词的方法其实是简单的——以“四合院的／逻辑”、“按旧城塌垮的石阶码齐”……如果，诗歌写作可以被说成是将选中的词语用“诗”的方式排列起来，使之精彩到成为一首“诗”，那么，多多的诗，尤其是这首《四合院》，会是对这一说法的强有力支持。在《四合院》里，多多发明了一种组接词语的“四合院”方法，一种木匠的方法——选出的每一个词，都被他开好了榫卯，相互间可以正好咬紧。这些带有榫头卯眼的词语的密合排斥语法和句子，就像高明的木工活儿瞧不起钉子和胶水，使得你终于读到了这样的诗行：“每一阵风劫掠梳齿一次”，或“老屋藏秤不藏钟，却藏有／多少神话，惟瓦拾回到／身上，姓比名更重”，或“十只金碗碰响额头／不借钟声，不能传送”，或“枝上的樱花，不用／一一数净，惟有母亲／于同一时光中投影”，或“秋梨按旧谱相撞时，曾／有人截住它，串为词”，或“一阵扣错衣襟的冷”，或“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你可以说它们是隐晦艰涩难懂甚至不知所云的，但它们正好是诗，这就够了；你可能发觉你读过数遍后仍然不得《四合院》的要领，但“许多乐器／／不在尘世演奏已久”，而今多多又在梦的层面上将它们搬演，且搬演到极致，这就够了。当不少跟多多处于同一年龄层的、或一些比他年轻得多的诗人开始走下坡路时，多多用《四合院》证明了他诗歌天才的历久弥新。他诗艺的更上层楼，值得我们瞩目和珍视。
《小海的诗》
（小海，《东海》1999年第12期）
朱文颖
小海是一位苏州的著名诗人。但是在苏州，却有很多人不知道小海。有时候，我也会想像，如果小海不生活在苏州，他会不会写诗，会写什么样的诗。但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似乎很难回答，特别是后面那个。因为正如同小海诗歌的某种多面性与质地的内敛，通向小海诗歌内部的道路恰恰笼罩在一片光明与阴影之间。我并不认为，江南或者苏州能给小海的诗歌带来澄明之境，苏州有个名叫曾飞鸿的评论者最近写了篇关于小海的诗评，题为“局部沉默的天光”。我觉得这题目极精彩，它照见了小海某一部分隐而不见的生存现状，照见了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喷薄的才华、孤独、顽强，以及虚弱的种种瞬间。
与以往一样，这组诗里有一些关于自然、田园的诗篇。小海说过：“村庄只是我的一个借口。”那么，通过这个借口，小海要到哪里去？小海究竟要说些什么？小海没有讲。但毋庸置疑，小海喜欢这样的借口。在1999年1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小海发表了一篇名为《诗歌的民族化和民族精神》的文章，在谈到作为一个诗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时，有这样一段话：生活本身会赋予你诗歌中的爱与恨、忧伤与激情、悲哀与梦想来丰富诗人的人性，并让你借助诗的形式得以充分宣泄、阐述。但这代价有时是残酷的、致命的。我常常觉得，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在小海身上，这种代价表现得隐而不现。有着某种神秘的意味。所以在小海的有些诗中，隐忍的意味非常强烈。相形之下，我更喜欢小海状写日常生活的那些诗篇。在这些诗里面，有一些非常敏感、非常柔软的东西被表现出来了，小海找到了一个比田园更现实或许也脆弱的借口。在没有诗意的城市，在看似诗意其实也没有诗意的江南，小海描绘着一些最微小的阴影与碎片，而就在他状写介于光明与阴影之间的事物时，就在他抚慰着自己隐而不显、其实敏感无比的心灵时，小海真正的意义凸现而出。
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小海现在是一个在黑夜里写作的诗人。但或许，这也正是诗歌最为真实的状态。
《狗眼看人》（随笔）
（朱文，《芙蓉》1999年第5期）
谢有顺
这是我新近读到的最过瘾的文章。说它“过瘾”，是因为它将汉语的魅力发挥到了足以让一些僵化的理论家背气的地步。我当时就跟韩东打电话说：一些作家最差的随笔，往往也比一些理论家写的最好的文章要好。韩东大笑，不承认，估计是顾及我的面子。朱文的文章说什么，说得是否正确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话的方式，真是痛快淋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简单明了，清晰有力，并且富有创见。当中国批评界洋溢着太多暧昧、含混，不知所云的气息时，提倡一种尖锐的、言之有物的话语方式，是相当必要而有意义的。比如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意识形态的大屁股几十年如一日地端坐在汉语文学上，好几茬作家就这么窒息了。因为没有空气，只有屁。但是我不想进一步说，没有窒息的作家都是屁精。现在这个屁股似乎抬起了一些，可以窜进一些风，但是汉语文学不可避免地还保持着那个屁股的形态。”——连“屁股”一词都可以入文，而且用得这么好，那些掉书袋和贩卖洋知识的人岂不惭愧？
《20世纪中国新诗：1989—1999》（理论）
（谢冕，《山花》1999年第11期）
谢有顺
谢冕先生的文章题目很大，但由于诗界有了1999年的有关“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大争论后，我可以体会谢冕的尴尬——他为了保持中庸和宽厚，连争论双方的名字都不敢再提，转而以伊蕾、唐亚平等人为代表的女性诗歌作为其论述九十年代诗歌的主体，间或谈一下八十年代末自杀身亡的诗人海子。我感到高兴，这次诗歌争论终于改写了当下腐朽的诗歌秩序，再没有人会轻易地认为那几个活在自己的诗歌幻觉中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是什么“明灯”式的人物了。即使是谢冕这样历来赞扬多于批评的理论家，也以沉默来回应这场争论，诗坛的其他人肯定也在作更深的反思：“知识分子写作”那些庸常、可疑、惟西方是从的写作实践，何以会在九十年代的诗坛大行其道，而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才将这种谎言揭穿？这样的局面在小说界是决不可能出现的，可在诗歌界却天经地义地存在了这么久，它说明，整个诗评界活跃的都是些庸众，毫无辨别和判断能力。
谢冕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还将今天“民间写作”坚持者所提的“民间”与延安和五六十年代官方所提的“民间”混为一谈，这是另一个叫人绝望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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