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法国知识分子观--以菲利普183号、索利斯和罗兰183；易货为例_中国法国论文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原样派”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以菲利普#183;索莱尔斯和罗兰#183;巴尔特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菲利普论文,法国论文,原样论文,为例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4)02-0068-13

       1960年，以菲利普·索莱尔斯①为代表的几位年轻知识分子在巴黎创办了一份文学季刊《原样》(Tel Quel)②，该杂志与各种理论思潮和历史语境接轨，很快成为先锋思想的熔炉。③自1960年代始，“原样派”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激进的左派，赞成学生运动，并且欣然接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71年至1976年期间，杂志的主要成员及与其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著述，并实现了一次中国之行，这一阶段被称作“原样派”的“中国思想阶段”[1：130]。④

       异国观即是对异国形象的观察，是对他者的诠释。“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2]本文试图从此角度评述这一时期的“原样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符号的解读。

       一、“原样派”的中国情结

       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政府拯救劳苦大众、建立平等秩序的政策得到包括萨特在内的法国左翼文人的欢迎。⑤1964年中法建交后，双方交流有所增加。在中国的对外宣传中，《中国建设》、《北京周报》和《中国画报》等报刊和对外友协等机构致力于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对斯大林主义感到失望的欧洲左派人士转而对“中国道路”产生兴趣，认为“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国家不再是苏联，而是中国”[3：82]。在法国的舆论传播领域，出现了一些书籍报刊，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传播。⑥1963年创办的《革命》(Révolution)月刊是法国第一份毛主义刊物，虽然只存在了2年，却掀起了毛派政党的成立热潮。日报《人民事业》(La Cause du peuple)创立于“五月风暴”⑦即将来临前的1968年5月1日，以毛泽东的形象和思想武装自己，以传播无产阶级大革命思想为己任。到1970年左右，在整个欧洲，标榜“毛主义”(le

)的政党组织有上百个。⑧1960年代后期的法国政治动荡，经济发展缓慢，人们对1958年开始执政的戴高乐右派政府普遍产生厌倦情绪，而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轻人则透过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想象出“一个通过持续革命实现平等社会的理想国家”[3：82]。

       在这种集体热情中，依然可以听见质疑和批判中国的声音。综观1960-1970年代法国社会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可以发现两种鲜明的态度：毛派及其支持者们从积极和正面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发生的社会现实，甚至把中国经验当作可供模仿的范式；而法国共产党等传统左派政党则完全不认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左派阵营中的位置，因此对中国持攻击态度，同时也有一些法国民众表示出对所谓“黄祸”的忧虑。

       在一片论战的社会气氛中，“原样派”在1971年第47期杂志上发表宣言，积极表明支持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场，批判了“五月风暴”后法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与法国共产党决裂，由此高调开始了“热恋”中国的阶段。在此期间，《原样》杂志出版了3期中国专号。

       1972年春季刊(第48/49期合刊)三分之二的篇幅以中国为主题。长篇导论《中国思想》虽没有署名，但是可能出自索莱尔斯或其妻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之手。这篇文章不仅从传统文化层面歌颂中国，其政治导向还在于批驳法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无知或不解。该期杂志中的大多数文章仍然是以中国当代社会为关注对象，对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表示极大兴趣，如索莱尔斯的《革命中国的哲学斗争》等。另外，鲁迅被视作现代中国反叛精神的代表人物，《为了忘却的记念》等2篇杂文也出现在杂志中。

       1972年夏季刊(第50期)以李约瑟的《时间与东方人》作为开篇，刊登这一标志性文章旨在向世人宣扬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亦欣然为《原样》撰稿。该期其它文章涉及中国的文字、诗歌语言、哲学等。

       在1974年秋季中国专号(第59期)中，“原样派”的中国之行成为重要专题。索莱尔斯描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克里斯蒂娃的文章则表达了对中国妇女的关注，杂志主编马塞蓝·普莱内(Marcelin Pleynet)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该期杂志以积极的基调来回应另一位旅行团成员弗朗索瓦·瓦尔(

Wahl)质疑中国的态度，指责他的悲观论调助长了“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必然走向失败”的思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期杂志发表了1974年3月30日对李约瑟博士进行的长篇访谈，法国的对话者希望了解正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孔子究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负面影响，并把这次运动与“五四文化运动”相提并论，他们尤其想知道像李约瑟这样的资深中国专家对“文革”持何种观点。李约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表现出了学者的严谨和智者的审慎：“我对此并不知情，如果在中国或许可以把握问题的实质，如果身处中国之外，在欧洲，这就非常难以准确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4]这个回答或许不能够让充满好奇和政治热忱的“原样派”满意。他们尝试从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来理解“批林批孔”运动，这种努力体现了一种真诚的态度，但是这一思考角度本身就说明他们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和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仅是一知半解。

       除了中国专号之外，《原样》其它期号杂志在这段时间也零星刊载了有关中国的文章，例如第60期和61期杂志中依然可以读到关于中国现实的报道，对于中国语言文字、中国教育状况的介绍，还有鲁迅研究等。

       到了1976年，法国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文革”基本结束，法国的右派依然政权稳固，左派政党和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或文化革命的意图已经失去有利的形势。于是，1976年第68期《原样》杂志如是总结了他们的态度：一、几年来《原样》如实介绍了中国状况，反驳了法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歪曲理解”，但是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件说明中国的社会运动的后果已经可以得到检验，值得深思，应该告别一切“神话”了。这样，《原样》以这篇简短的《关于“毛主义”》一文低调告别了“毛主义”。

       回顾“原样派”的“中国思想阶段”，可以看出其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幻觉和“理想化误读”[5]。他们当中一些人以极大的热忱遥观中国从古老文明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变化，心中始终伴随着一种乌托邦的空想。参与“五月风暴”的法国青年学生同样把中国的“文革”当作造反有理的鲜活榜样，他们向往自由，追求改变，因此对来自中国的运动话语心有共鸣。索莱尔斯有一句话简单明了地解释了他们所理解的“毛主义”：“我们是出于反叛思想而成为毛派。”[6：92]其实，把毛泽东思想简化成一种反叛思想，这是一种误读，是特定历史时期一群西方激进青年眼中的“毛主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拿来主义”也是基于“各取所需”的基础之上，他们对“毛主义”的热情和对“红宝书”、“大字报”等中国社会符号的解读是颇具主观性的，未必是真实的他者。其中一些激进的观点已为历史事实所证伪，但是今天的我们也应该将之置于当年的时代语境中去理解。

       “原样派”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来说采取了接近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也存在因人而异的视角和观点，我们将对“原样派”的核心人物索莱尔斯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罗兰·巴尔特的中国态度进行个别考察，以期把握他们各自的视角和目光。

       二、索莱尔斯：“我为什么曾经亲近中国?”⑨

       在“原样派”所有成员中，索莱尔斯是对中国兴趣最浓厚最持久的一位。在接触现实的中国之前，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著作带给他中国文化启蒙，使他经由文字、诗歌和哲学而进入中国。1960年代发生的两个事件使他更加关注中国：一是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作品被当时《原样》杂志编委之一、诗人德尼·罗什(Denis Roche)翻译到法国，其中的中国文字和中国式意象都引起他的兴趣；二是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法国知识界引起反响，⑩帮助西方人认识了中国科学技术传统的价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西方中心主义。

       首先，略通中文的索莱尔斯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文字符号。他认为汉字是一种在空间中延展的符号，他很欣赏庞德在诗集中采用了汉字，认为他“是第一个让汉字出现在页面上、第一个在作品中令汉字与西方语言相映生辉的西方作家”[6：78]。很快，他在作品中也实践了这一做法，这就是一部颇能体现巴尔特所谓“文本实践”的实验性作品——《数》。(11)此书毫无故事情节，而是以书写过程本身为主题，索莱尔斯甚至表示这部作品的宗旨就是为了阐述汉字的表意机制。全书分为100个标有数字序号的段落，各个段落在跳跃中转承相接，基本可以形成一个“回”字循环结构；尤其是每一个段落末尾都使用了一个汉字或词语，(12)它们的意义散布在前文中。这正是索莱尔斯所希望的两种语言符码“互相参照”[6：78]的效果。1969年，德里达发表的《论散播》一文(13)正是以索莱尔斯的这部作品为分析文本，阐述了“散播”(la dissémination)的概念，即语义的散发性和符号的不确定指向性。另一部作品《法》(14)更是在封面中心位置直接把汉字“法”印刷在法文书名单词(“Lois”)之下，索莱尔斯解释说这个汉字既表示“法律”也表示“法国”，象征着他“挑战一切秩序和窠臼”[6：104]的意图。后来，在其主编的《无限》杂志(其前身为《原样》)的百期纪念刊封面上，同样赫然出现了汉字“百”与数字“100”相对应。在1967-1968年期间，索莱尔斯认为汉语形象、直观的表达方式胜于西方语言繁冗的句法和修辞，他欣赏中国诗歌言简意赅的语言艺术。他在1970年代翻译过《满江红》等十来首毛泽东诗词，并采取贴近汉语原文的译法，以弥补法语过于重视逻辑的句法。他本人在写作中也尝试采用取消标点和注重音律节奏的中国式写法，这在作品《天堂》中得到集中体现。(15)此外，中国“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也格外引起索莱尔斯的兴趣。首先从能指上看，“那些关注文字和文字在空间中运作机制的人对大字报不可能无动于衷”；其次从所指上看，“这种疯狂的张贴式、宣告式、冲突式、互相攻击式的海报是一种非同一般的言语爆发之体验”[6：82]。因此，在“大字报”这种特定的社会符号中，索莱尔斯在汉字的传统功能之外读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它是一个“造反的中国(une Chine insurrectionnelle)”[6：80]的浓缩符号。其实，自从超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之后，确实有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曾经产生语言的革命与行动的革命可以同时进行的思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原样派”的关注中心之一就是语言的机制和意义，而汉语恰好为索莱尔斯提供了他山之石。

       索莱尔斯不是汉学家，中国并非他的学术研究对象，而是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参照出现，是另一种符号意指系统。1960-1970年代，在他的视阈中，中国呈现为两种图景：一个是“道家思想的中国”(la Chine

)，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中国”(la Chine

)。

       关于中国哲学，他认为很多中国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儒家与道家的哲学对立和斗争中找到解释。他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一套约束人的社会规范体系，对于向往自由、希望破除一切束缚的青年索莱尔斯而言，这自然不会是他的选择。他更崇尚道家思想，其一是性观念上的阴阳和合，在其著述中被多次提及；其二是“空”的概念，他认为其中蕴含了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的特质。1965年出版的作品《戏》(16)分为64个部分，有意应和《易经》之64卦象，被索莱尔斯本人认为是他“寻找最‘空’叙事的一次尝试”，是多年探索的成果，终于“在中国的象征体系中得到验证”[6：75]。不过，索莱尔斯所感兴趣的似乎并不是“空”的辩证意义，而只是其概念本身，其理解难免浮泛。

       另一方面，1968-1975年期间，索莱尔斯对于“文革”中的中国充满激情，他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第一次，中国发出了信号，昭示了它的存在”，中国把“革命的意愿向全世界进行了现场直播”[6：80-81]。激情欢呼的群众拥戴毛主席的景象格外打动索莱尔斯，他觉得毛主席的手势、举止都体现了一种改天换地的行动力。这些中国的社会符号实际上迎合了一个充满斗志的西方青年的心理投射。在他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具有一种“神话色彩”，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语言与意识形态，掀起了一场“反资产阶级的革命”。他表示，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原样》在政治思想上受到的“毛主义”影响与学术思想上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同样多，二者的共同特质都是对现存秩序和体系的反叛。

       “文革”结束之后，索莱尔斯对中国道路进行了反思，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从激进归于平和。此后，他对中国的关注并未减少，仍然发表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观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始终保持乐观态度。(17)索莱尔斯在其官方网站上化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写下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国的幽灵在西方徘徊。”[7]过去，中国幽灵以臆想式毛主义革命的形式出现，如今它是以一个经济强国的新面貌引人瞩目。与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

Jullien)英雄所见略同，索莱尔斯认为中国提供了反思欧洲的参照，有必要“经由中国再回到欧洲”[8][9]。

       三、罗兰·巴尔特：“中国怎么样?”

       罗兰·巴尔特虽不是“原样派”的核心成员，但与索莱尔斯私交甚笃，早年在《原样》发表了很多文章。1974年4-5月间，《原样》杂志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周的参观访问，59岁的巴尔特便是身着毛装的5名成员之一。

       面对同一个中国社会文本，他们的解读方式却有不同。(18)巴尔特回国后选择在《世界报》上登载了《中国怎么样?》一文，作为向舆论的交代。文章以疑问句为标题，仿佛只是重复了别人对他提出的问题，而无意明确表态。原因可能有二。其一，面对当时法国知识界意识形态上的二元论，巴尔特有意识地采取回避态度，这或者是因为他从学术方法论上希望避免非此即彼的教条主义，或者是出于处事策略上的明哲保身，以免招致是非口舌：在中国问题上，巴尔特并不喜欢索莱尔斯的激进态度，但是他也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站在与老朋友对立的立场上评价中国。其二，巴尔特本人可能并没有在中国之行中破解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难以揭示一个确切意义。所以，他在这篇“应时之作”中只是简略而散漫地描述了他的中国印象：“能指稀少”，“仅有政治文本以供阅读”，没有发现中国人身上表现出个人“风情”，却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政治斗争中发现了“一种相当程度的游戏色彩”[10：520]。在5月4日从北京返回巴黎的飞机里，巴尔特已经确定了评价中国和中国之行的立场：既不采用“内在于话语”的赞同态度，也不采用“外在于话语”的批评态度，而只“零散地描述一次出行”，提供一个“现象学”文本：“如果我发表它们，那正好就是安东尼奥尼式(19)的东西。”[11：304]

       总之，如同文中所描述的中国印象一样，这篇文章本身也是“微妙”、“平和”、“不着色彩”和“散淡”的，不过轻描淡写中还是流露出中国的乏味和巴尔特的失落。正因为其平淡中性，文章发表之时并没有招致激烈的批判，不过，无论是亲近中国还是批判中国的人都难免对其失望。1975年，该文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巴尔特撰写一篇简短后记，重申他的态度是反对既成规约，对于中国这个“棘手的客体”，他所力图“生产”的话语是“非肯定，非否定，非中性”的，他宁愿采取“不置可否的语气”，表达一种“沉默的愿望”，这是“对现实的接受，而不是赞成或排斥”[10：520]。

       《中国怎么样?》是巴尔特生前唯一集中论述现实中国的文章，与他访问日本之后所著《符号帝国》相比，显得非常单薄。对于中国，他真的无可言说吗?还是欲言又止?世人没有想到，2009年，尘封35年的巴尔特《中国行日记》(20)在法国公开出版。其实，当年的巴尔特深知中国之行极受关注，所以详尽地记录了旅行日程和见闻。(21)他后来重读了笔记，并建立了目录和主题索引，由此可以推断他生前应当是有出版计划的。可惜，1980年他因车祸意外身亡，出版事宜可能因此拖延。

       与之前语焉不详的文字相比，《中国行日记》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充实的记述。《原样》代表团参观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西安各地名胜，但更多的是进行社会考察，每一次访问和会谈都得到流水账式的记载。手稿中可以看出正、副两个文本：正文本是一个记录文本，提供相对客观的描述，有的是直接引述，有的是转述；副文本可以看作是一个评注文本，补充细节并抒发感慨或评论，穿插于记录文字之间，以方括号标记出来以示区别，此外，巴尔特偶尔也会即兴在文字旁边俏皮地勾画一些插图。

       在前往中国时，《原样》代表团每个人都希望对一个辽阔、古老而又正在经历社会变迁的东方国度探求究竟，中国人的社会运动、家庭、道德、性、女性状况以及语言学、哲学等人文科学的发展状况，这些都令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好奇。那么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是否顺利呢?行程中安排了5次这样的活动。第一次是4月17日晚上在上海与中国作家的座谈，中方作家的发言内容是“孔夫子和唯物主义学派以及中庸和极右派问题”[11：80]，被巴尔特认为极为“俗套”[11：81]。第二天，法国代表团与复旦大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和汉语等专业的5位教师进行了探讨，由法方事先提出问题：法家与儒家的对立、林彪为何与孔夫子相提并论、中国大学里哲学、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内容等。而他们得到的是一堂堂引经据典的课，巴尔特的笔记认真详备，基本没有个人评价，只是插入一句温和的抱怨：“通常是，回答都远离所提问题，随后才逐渐有所明确。”[11：87]第三次会晤安排在南京师范学院，在座谈中他们领会了中国文学教学中强调“形式服务于内容”，了解到“林彪完全是孔夫子的弟子”[11：103]，“批林批孔”运动贯穿于“一切工作之中”[11：109]。而在此次参访结束后，巴尔特在日记中写道：“一周以来，我没有写作的激情，没有写作的快乐。枯燥，乏味。”[11：117]第四次是4月30日在北京访问中央民族学院，巴尔特对于双方的交流已经失去兴趣：“在我看来，这种讨论没有意思，因为回答都是可以预见的。”[11：255]到了旅行最后一天，对中国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的访问在巴尔特的日记中留下了最多篇幅的记录，但是交流的内容与他之前听到的陈词滥调毫无区别，正如“茶在续水之后出现的乏味与话语的重复带来的乏味别无二致”[11：296]。说教的言辞将巴尔特的耐心消耗殆尽，导致他表达出最具力度的批判性言辞：“绝对的政治集权制。政治激进主义。”[11：298]由此可见，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难以建立在学术平台上，因为学术话语经常被意识形态化，中国大学教师的言语中同样充斥了“模块”，无论是语言学和哲学，都浸透了“集体舆论”。

       大多数时候，《原样》代表团访问的是工矿农村，接触了农民、工人、工程师、普通居民、革委会主任等各社会阶层人物。巴尔特在日记中没有提供对中国社会的系统思考和细致分析，而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堪比纪录影片的文本。在北京卢沟桥参观中国—罗马尼亚友好公社时，他记录了会议室的布置和革委会主任的讲话内容，详细到人民公社里家庭、人口、学校、赤脚医生、卡车、拖拉机、电泵的具体数字。在参观工厂时，巴尔特同样记录了中方负责人欢迎词中的单位介绍和各种数字。他也经常转述中方人员批判刘少奇和批林批孔的言辞，并在副文本中插入个人感慨：“林彪，成了每两分钟就被提到的适宜各种场合的替罪羊。”[11：26]他不喜欢干部的官腔官调，而为普通工人所吸引：“工人的面庞是亲切的、开放的、正派的、微笑的。这显然是可爱的大众。”[11：166-167]可见，他对生产的组织形式、机器和产品都毫无兴趣，更想了解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或发现中国人个性化的表达，可惜这些都被严格的程序和编码所掩盖。在上海参观居民里弄时，巴尔特以揶揄的口气把一位退休女职工充满忆苦思甜内容的“生活(叙事)”比作“圣徒传记”[11：48]。他到达北京第三天就发现中国人“发型都是规则的。真让人印象深刻!完全没有时尚可言。零度的衣饰”[11：11]。“服装：是蓝色和土黄色的森林。”[11：259]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千篇一律的意识形态和集体舆论渗透到每个人群，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在进行程序化的表演，丧失了自我表达和个性抒发，变得如出一辙的“呆傻”和“被动”[11：268]。

       令巴尔特感到不悦的还有中国之行中的信息闭塞，一方面是他们接收不到法国和国际消息，另一方面是在行程中得到过于周密的安排，他们想得到的个性化的接触难以实现，一切即兴、自发的活动都可能被排斥，于是巴尔特失望地表示中国是“一个没有皱痕的国度”[11：147]。这抑制了他的写作热情，他说自己无法开展写作，只感到枯燥和乏味。“所有这些记录，大概都将证明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是失败的(与日本相比)，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11：94]

       最令巴尔特感到不适的应该是延续在任何场合中的那些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套话和空洞说教。他在笔记中交替使用3种近义词汇表达这种话语现象：“集体舆论(doxa)”，(22)“套话(stéréotype)”和控制论中的术语“模块(brique)”。他发现中方人员“很少能对于一个具体问题有一种回答(……)，有的是数字与模块”，“集体舆论非常严重，是由大堆套话加固构成的。”[11：29-30]巴尔特还把当时“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口号当作“绝好的符号学数据”[11：116]，其中充满“大量的模块”[11：196]，“他们把模块(借助排列、堆放)垒得像是一些表意文字”。[11：231]巴尔特认为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集体舆论”的压抑导致思想僵化单一，语辞千篇一律，能指与所指之间已经完全模糊不透、充满障碍，因为大多数能指受到审查和压抑，丧失所指，抑或指向单一的所指。总之，巴尔特感慨中国当时社会中“能指的减弱、变少”，因为“在这个国家，只有政治说得上是文本，也就是说，只有政治说得上是能指……”[11：270]而之所以存在如此状况，巴尔特指出，那是因为“套话为说话主体提供自如、安全、不出错误和尊严”[11：200]。对此，他在日记中毫不掩饰自己的郁闷，以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在听取北大哲学教授的说教时所产生的倦怠：“我像是在上课时睡觉，或者像在听布道时睡觉，因为这种布道在每一次翻译之后便重复其段落。”[11：293]

       巴尔特在公开发表的《中国怎么样?》一文中表现出不置可否的中庸态度，节制表达个人的失望和反感，而这些情绪在私密空间里更加明显。在飞往北京途中，巴尔特相信“中国有着无数可能的意义”[11：21]，“我们相信我们的知识工作总会揭示某种意义”，然而他很快感觉到“中国似乎抵制这种意义的呈现”，“(除了政治领域的答案之外)我们一无所获。”[10：520]最后，巴尔特把中国之旅概括为“强化的马克思主义进修”[11：255]。

       巴尔特认为他在中国旅行期间的一切见闻都体现出一种“中国中心主义”[11：192]，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巴尔特也是出于他的自我中心来观察中国，而不幸的是二者不在同一个语义场。巴尔特对某一种语言并不感兴趣[11：71]，(23)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并不了解，那么又如何了解一个如此不同的国度呢?他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不介入的作家和学者，而当时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里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他如何能够适应呢?所以二者之间仿佛存在一种无形的屏蔽，导致巴尔特对中国社会文本的解读之中的间离感从未消失。在整个中国旅行期间，巴尔特一直受到头痛和失眠的折磨。这种生理上和心理上交织的不适让巴尔特无法真正投入到对中国的认知当中。在访问中国的最后一站——北京大学时，他终于直言对中国的态度：“就我个人来讲，我无法在这种激进主义、这种狂热的连续性、这种强迫性和偏执狂的话语之中生活。无法在这种结构、这种无断痕的文本之中生活。”[11：298]这一点得到他的生前好友索莱尔斯的证实。2009年，在《中国行日记》出版之际，索莱尔斯在《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书评，回顾了当年的中国行，称它对于巴尔特来说不啻一场“折磨”[12]。

       在巴尔特看来，索莱尔斯对中国政治社会运动的激进态度有些“夸张”，是“依据中国来理解中国”[11：274]。确实，中国的社会运动与索莱尔斯本人改变法国社会的内在驱动产生某种暗合，他者与自我之间的互动显而易见，因此他对中国的投射是积极和激进的，他眼中的中国是具有革命浪漫色彩的乌托邦。巴尔特也是左翼知识分子，“从亲华—反华这种自启蒙运动就有的简单二项对立来看他是前者，但他却保持了一种清醒和谨慎”[13：94]，国内学者车槿山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巴尔特难以或者拒绝揭示中国的结构性意义，因而选择进行细微而平淡的记述，希望意义从中自然显现，这不啻一个明智的选择。今天看来，《中国行日记》中的记录文本可以被视作对中国“文革”现场的一个“零度写作”，虽有浮光掠影之嫌，但依然可以从中重新构建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场景，对我们而言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对巴尔特个人而言，中国之旅的成果大概是促进了他在符号学体系中对“集体舆论”和“套话”的批判性思考，这两个术语在其中国行之后写作的《罗兰·巴尔特自述》以及1977年法兰西公学讲习教授就职演说中被多次论及。

       四、结语

       20世纪60-70年代，以“毛主义”为思想符号的社会主义中国形象在欧美知识界得到传播，法国“原样派”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来说采取了接近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今天，从形象学研究角度而言，应当超越证实或证伪他们对中国的书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一阶段，而要更多地了解和思考这种或那种中国形象的形成动因。“原样派”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和中国现实因素的交织影响，主体与客体、集体想象和个人因素都对他们的中国观产生作用，在相对统一的集体立场中也存在因人而异的视角和观点，这正体现了符号意指的能动性。而我们也有必要在回顾这一段交流与碰撞的历史中加深对彼此的认知。

       注释：

       ①1958年，22岁的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小说《奇怪的孤独》(Une curieuse solitude)得到著名作家、左派文人阿拉贡(Louis Aragon)的赏识，进入文坛，至今共创作了20余部小说。

       ②在创刊号中，《原样》杂志编者称杂志名称取自尼采名言：“我要这个世界，我要一个原样的世界。”在中国，《原样》杂志以及“原样派”亦被译作“如是”或音译为“泰凯尔”。该杂志共出版94期，于1982年停刊，1983年更名为《无限》(L'Infini)，先后与德拉诺埃和伽利玛出版社合作发行至今。

       ③这份杂志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当时名不见经传、日后却声誉远播的大师的名字：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等都曾为杂志长期撰稿，与其保持密切联系，他们虽不是《原样》的编委或核心成员，却通过杂志发表了标新立异的观点，同时也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力。

       ④当代文学史专家米莱伊·卡勒-格鲁伯(Mireille Calle-Gruber)在其所著《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中，把《原样》杂志的发展历程划分为5个阶段：1960-1963年为比较单纯的文学时期；1963-1966年是推行俄国形式主义和实践“文本写作”的阶段；1967-1971年是理论阶段，尤其是德里达的哲学；1971-1976年是中国思想阶段；1977-1982年是发现美洲阶段。

       ⑤1954年，法国著名摄影家亨利·卡蒂尔-布莱松(Henri Cartier-Bresson)出版了摄影作品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D'une Chine à l'autre)，萨特欣然为其作文。萨特本人于1955年携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访问中国，后者于1957年出版了中国见闻录《长征》(La Longue Marche)。

       ⑥根据1966年法国出版的《毛泽东——北京的红色皇帝》所附参考书目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法国出版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书籍57部，其中8本书的书名中出现了毛泽东的名字，而毛的传记已有5本。参见Mao Tsé-Toung,l'empereur rouge de Pékin,écrit sous la direction de E.Krieg,coll.《Les grandes figures historiques de notre temps》,Paris:Editionsde Saint-Clair,1966,pp.250-252。从英语转译的《毛泽东诗词》(Poèmes de Mao Tsé-Toung,Mao Zedong,traduit de l'anglais par Jean Billard)于1973年在著名的塞格尔出版社“当代诗人”丛书中出版，“政治家+诗人”的形象更加增添了毛泽东的神话色彩。

       ⑦法国“五月风暴”是1968年5-6月发生的一系列反政府、反权威、反传统左倾社会抗议运动，由学生运动开始，继而波及社会各阶层，是法国当代史上重要事件。

       ⑧在法国，从1963年起，相继出现了“法国马列主义党派联盟”(FCMLF，1964-1966)、“法国共产主义(马列主义)运动”(MCFml，1966-1967)、“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PCMLF，1967-1977)、“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青年联盟”(UJCml，1966-1968)、“共产主义万岁”(Vive le communisme，1968-1969)和“革命万岁”(VLR，1969-1971)等毛派政党。

       ⑨1980年9月，在一次长篇访谈中，索莱尔斯全面陈述了他在1960-1970年代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在思想上、文学创作上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影响。这篇访谈后来以《我为什么曾经亲近中国?》为题得以发表。

       ⑩1968年，李约瑟在巴黎第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被授予乔治·萨顿奖章。

       (11)Philippe Sollers,Nombres,Paris:Seuil,1965.

       (12)《数》出版之时，后来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华裔学者程抱一为索莱尔斯书写了书中的汉字。

       (13)Jacques Derrida,La dissémination,Paris:Seuil,1972.

       (14)Philippe Sollers,Lois,Paris:Seuil,1972.

       (15)Philippe Sollers,Paradis,Paris:Seuil,1973.这部作品因其特殊的表达方式而令人费解，但是罗兰·巴尔特认为它是有可读性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阅读的视线和气息进行断句。这也符合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即文本不是一个确定意义的作品，文本是意义产生的过程。

       (16)Philippe Sollers,Drame,Paris:Seuil,1965.此书出版时的封底文字上可以读到罗兰·巴尔特的好评，他认为这部难以界定的作品表现的是人类最初产生“意识和言语的时刻，是意义、记忆尚未进入的身体的苏醒”，它“以语言为主题，而且通过语言来呈现”。

       (17)《原样》杂志于1983年更名为《无限》，并继续在1990年第30期、2005年第90期和2009年第107期分别以《再说中国》、《又说中国》、《续说中国》为题推出3期中国专刊，杂志的其它期号也发表了许多中国主题的文章。

       (18)除了在《原样》杂志中国专号中发表主题文章，克里斯蒂娃在1974年还出版了专著《中国妇女》(Des Chinoises)，并在1990年出版的小说《武士》(Les

)里为中国之行贡献了一章内容；普莱内在1980年出版了颇具诗意的访华日记《中国之行》(Le Voyage en Chine.Chroniques du journal ordinaire—11 avril-3 mai 1974)。而另一位旅行团成员弗朗索瓦·瓦尔则以《中国没有乌托邦》(La Chine sans utopie)为题在《世界报》上连发4篇报导，表达了对中国现实的质疑。

       (19)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曾应中国政府之邀来华摄制一部纪录片《中国，在1972》。

       (20)Roland Barthes,Carnets de voyage en Chine,Paris:Christian Bourgois,2009.

       (21)这套日记包括2本从法国带去的笔记本以及后来补充的一个印有毛主席语录的中国笔记本。

       (22)“集体舆论(doxa)”源自希腊语，表示“观点”和“臆测”，指一种对真实的模糊认识和与认识真理相违背的大众成规，被法国《文学词典》(Dictionnaire du littéraire，Paris：PUF，2002，p.16)定义为“在一个社会内部于特定时期出现的集体舆论，通常被当作规范来接受、因而具有主导性的成规”。在怀宇译《罗兰·巴尔特自述》和《中国行日记》中被音译为“多格扎”。下文中的引用出自中文版《中国行日记》，但是集体舆论(doxa)”和“模块(brique)”两个术语的译法为笔者建议，与原来译文略有不同。

       (23)“他从未进入一种语言之中：对外国文学不大感兴趣，对于翻译作品总是那么看不上眼(……)他不相信任何一种语言的卓越性……”参见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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