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老龄化“过速”与海外移民政策
宋 悦
(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内容摘要] 人口是社会、国家发展之本，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对日本江户时期至平成时期人口增减中社会增减和自然增减的分析，发现日本在近代发动的数次战争对人口数量和结构影响巨大。一方面表现为战前、战中、战后的儿童及青壮年流动，另一方面表现为战后婴儿潮的形成。海外移居者的归国、战后婴儿潮、战时遗留问题导致的入籍者三方叠加迫使日本人口老龄化“过速”，造成今天劳动力不足、养老护理服务人手不足、养老金支出过多导致财政赤字严重的局面。结合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历史原因，建议针对国际难民、宽松入籍制度等行为应谨慎对待。
[关键词] 海外移民；人口老龄化；团块世代；外国人劳动力；日本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9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1日总人口达到1.26亿，其中15岁以下人口为1546万，[注] 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18年8月確定値，2019年1月概算値)》，https://www.stat.go.jp/data/jinsui/new.html.2019年1月21日。 老龄化率[注] 老龄化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表示人口老龄化程度；联合国标准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是老龄化社会，14%以上是深度老龄化社会，20%是超老龄化社会。 达到了28.07%，社会总抚养比为67.49%。快速增长的老年人(老年人抚养比47.01%[注] 老年人口抚养比也称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指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抚养比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 )、逐年减少的青少年儿童(少年儿童抚养比20.47%[注] 少年儿童抚养比也称少年儿童抚养系数，指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 )，日本人口老龄化呈现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一直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被认为是晚婚、晚育及不婚、不育的增加，但上述情况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且日本既不是第一批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法国1865年第一个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又不是原发型发达国家，日本人口老龄化“过速”问题值得重视。
一、江户时期的日本人口
从1721年(享保6)开始，江户幕府规定每隔6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从理论上来讲应实施24次，但由于政府统治力时有不逮导致有些年份并未如期实施。历史人口学家关山直太郎先生、[注] 関山直太郎：《日本人口史》，東京：四海書房，1942年，第61-62頁。 南亮三郎先生对可获取的人口普查结果进行了整理、纠误，如表1所示。[注] 厚生省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人口問題研究所研究資料第230号，1983年，第19頁。 随着水稻种植的普及、牲畜和灌溉技术的使用，使农作物产量剧增，日本人口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初的100年间增长了约2.5倍。[注] 縄田康光：《歴史的に見た日本の人口と家族》，《立法と調査》2006年10月号。 但在享保改革后日本人口增长出现停滞，末期有所缓解。
16世纪末，日本全国的石高[注] 石高：日本战国时期按照法定标准收获量来表示(或逆算)封地面积的制度，1石约等于大米150公斤。 为1850万石，1697年(元禄10)的石高增至2643万石，1830年(天宝元)的石高增至3064万石，石高的快速增长导致农民谨慎扩张耕地面积，进而对粮食产量和人口起到了抑制效果。同时，日本于18世纪进入小冰期，[注] 小冰期：大约15世纪初开始，全球气候进入一个寒冷时期。 受到低温和火山爆发双重影响致使百年内发生了3次大规模饥馑，饿死、病死时有发生，[注] 三上岳彦：《気候変動と飢饉の歴史:天明の飢饉と気候の関わり》，《地理科学》2012年第3号。 为了生存下去而堕胎、杀婴等行为对人口数量影响巨大。[注] 豊島よし江：《江戸時代後期の堕胎·間引きについての実状と子ども観(生命観)》，《了徳寺大学研究紀要》2016年第10号。
表1 江户时期的人口普查数据
资料来源：関山直太郎《日本人口史》、1822和1828年来源于厚生省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1982年)。
综上，尽管江户时期的人口数量较平安、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时期有了更加快速的增长，但受到其土地、粮食、自然情况和堕胎等社会因素限制并未持续增长、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形成过于庞大的人口基数。
二、明治至昭和时期的日本人口
明治至昭和时期是日本经济、人口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段。明治维新后日本实现了技术升级，迅速进入工业化。在此时期，日本参与了数次战争，与人口关系密切的战争3次，分别为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表2所示。通过对出生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的比较，观察其数值与波形、可以把这一时期与四次人口生育高峰对应分为五个阶段。
蓝宝石被喻为秋天的宝石，9月生辰石，也被人形容是神赐的礼物。早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蓝宝石就被用来装饰清真寺、教堂和寺院，并作为宗教仪式的贡品。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相信蓝宝石来自造世主耶和华的王座，为了给陷于混沌迷惘中的犹太人民带来一道光明，而被神从王座上剥下，掷于人间以期传达神的心声。
首先，战败者与部分“满洲移民”归国使人口增长达到峰值。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复员军人自1945年9月开始分批返回日本。但波茨坦宣言中并未明确日本移民的遣返问题，所以各国开始协商此事。[注] 若槻泰雄：《新版戦後引揚の記録》，東京：時事通信社，1995年，第48頁。 日本政府对移民起初采取放弃态度，后(1945年8月18日)又采取“让留在中国的移民获得中国的原谅并在中国生活”。日本对侨俘采取消极态度主要是出于败战后日本国内财政紧迫及希望日本侨俘可以留在中国保护其在中国侵占的工厂、农田等。[注] 若槻泰雄：《新版戦後引揚の記録》，第50頁。 中方认为除部分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应尽快遣返侨俘，以免过多日本人侨俘在我国境内趁机相互抱团或勾结马匪等组织对我国政府、国民造成威胁。便于1945年9月30日颁布了《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1945—1946年共计遣返日本侨俘2983550人。[注] 李新：《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38页。
第二，生活污水排管设计需要综合考虑管线的平面布置，管线的高程控制，排水管材的选择、排水体系的选择以及最小坡度的选择等关键因素，并要进行不同设计方案的比较才能确定科学、合理、经济的施工组织方案。
10年前，我曾来过这个博物馆。这次再来，最大的感受，就是鲁迅还活着，活在跳动的文字里，活在人们的心目中。
第二阶段：1904年—1913年，日俄战争与第一次生育高峰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以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告终。这给日本政府增加了极大的自信和经济支持。1904年日本故伎重施，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倾全国之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与俄国进行了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战后，日本政府将堕胎罪上升为重罪，[注] 若島孔文、須永直人、野口修司：《少子化問題に関する調査研究》，《立正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紀要》2008年第6号。 在此基础上1907年日本迎来了日本明治时期的第一个生育高峰。战后的5年间社会增减量也从战时的大量流出恢复到普通流动状态(年流出3万人至4万人)，新生儿出生数量在超过战前的基础上稳步提升。
这一阶段(1904年—1913年)的海外移民国家在夏威夷(1906年移居25752人)、墨西哥(1906年移居5068人)、秘鲁(1906年移居157人)、巴西(1908年移居781人)的基础上，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地区官派移民。1905年，日本凭借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从俄国手中攫取在中国东北旅顺口、大连湾和南满铁路等诸多权益。时任日本陆军参谋长、“满洲创立委员会”委员长的儿玉源太郎大将，以其曾任台湾总督的经验，提出了战后经营“满洲”的构想。与其下属后藤新平共同撰拟了一份《满洲经营梗概》，主张以铁路经营而不是以军队为中心进行殖民统治，“战后经营满洲的唯一要诀”表面上假装经营铁路，暗地里采取包括移民在内的多种措施。[注] 蘇崇民：《「満鉄」の経営とその東北アジア経済発展に対する影響》，《環日本海研究》1996年第2号。 首次在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书中提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政策构想。1906年11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正式成立，后藤新平被明治天皇任命为满铁首任总裁，他很快制定了一个向中国东北移民50万人的计划。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据此向国会提出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人的倡议，得到军政要员的响应和支持。[注]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十年史》，大連：南満洲鉄道，1919年，第104頁。 受日本“海外移民”政策、日俄《朴茨茅斯条约》中对中国东北地区控制范围影响，截至1908年年末，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总人数超过了5.8万人。[注] 外務省亜細亜局：《関東州竝満洲在留本邦人及外国人人口統計表(第十七囘)》，東京：外務省亜細亜局，1924年，第3頁。
第三阶段：1914年—193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生育高峰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被称为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范围的战争，主要由德国和奥地利作为同盟国与英国、法国、俄国在欧洲展开。日本表面上迫于日英同盟选择在青岛攻击了德国驻青岛的军事基地。夺得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铁路之后并未交还给中国，而是纳入自己的军事管辖。所以日本的实际参战目的是想利用此次机会侵占中国，1915年逼迫时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便可一窥端倪。[注] 有山輝雄：《日本の第一次第戦参戦ともうひとつの戦争》，《桃山学院大学キリスト教論集》1968年第2号。 1915年，日本政府开始以官方手段进行“满洲移民”。依据《关东州移民实行案》记载：将日本国山口县有意愿移民的县民移至中国东北地区，并在金州(现中国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屯)附近创设“爱川村”首批安置17户41人。[注] 関東州庁内務部：《関東州愛川村，邦人満洲移民の魁》，大連：関東庁内務部土木課，1935年，第9、89頁。
第四阶段：1939年—197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团块世代(第一次婴儿潮)
古生物学家在整理早期发现的化石时，注意到了那具于19世纪60年代在蒙大拿州出土的化石，发现其特征与肿头龙相同。这说明其实我们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肿头龙的化石，肿头龙也成为了北美洲发现最早的恐龙之一。
2）软枣猕猴桃。俗称软枣子、圆枣子、藤枣子。小枝无毛，嫩枝散生柔软茸毛，2年生枝无毛。叶面深绿色，无毛，花药黑色或暗紫色。果实卵球、扁圆矩形，近圆形、长圆柱形。果皮绿色、绿黄色或紫红色，无毛，无斑点，光滑。单果质量8 g左右，大的可达20 g以上。
战争带来了日本航海、纺织、化工、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战后的1920年日本出现了近代第二次生育高峰。与此同时，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人跨越东海来到中国东北地区，大正末期的1924年时达到了18.1万人。但早期居住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中从事农业者较少，不足3%，[注] 浜野秀雄：《日本移民概史》，東京：海外興業株式会社，1937年，第83頁。 男女比例几乎为1：1。截至“九一八”事变当年的1931年已达到20万人以上。1932—1936年为试验移民阶段，移民主要来源于日本东部、东北部各县，至1934年为止都限于在在乡军人中选拔。[注] 蘭信三：《「満州移民」の歴史社会学》，大津：行路社，1994年，第45頁。 当时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人移民中，50%以上是“满铁”职员或其他行政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其他人员则大多数从事工商业。[注] 浜野秀雄：《日本移民概史》，第83頁。 从已有研究及现存当年详细描写中国东北地理、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书籍、杂志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进入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对中国东北进行了细致的情报调查工作。[注] 孟月明，李学成：《日本早期东北移民与九一八事变》，《兰台世界》2017年第18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战。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开始正式向中国东北地区输送大量移民。1937年—1941年为正式移民阶段，并把移民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甲种移民”是指集团移民，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1户1000日元)。而“乙种移民”指自由移民，其中的农业移民获得政府少额补助(1户500日元)，其他的自由移民仅有200日元的补助金。[注] 満州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義下の満州移民》，東京：龍渓書舎，1976年，第52頁。 1942—1945年为移民政策瓦解阶段，首先是未能如数完成“第二个5年送出计划”，其次是由于战争和移民日本国内劳动力开始枯竭，到1945年日本战败移民政策全面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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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演人口增长高峰及生育高峰趋势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既人口增长高峰与生育高峰错峰出现。如图1所示，1946年和1965年达到人口增长高峰，1949年达到生育高峰。一直以来，一提到人口增长便会想到新生儿、婴儿潮，但是实际上生育数量被包含于人口增长内，二者不是相等关系。按照1994年制定的国际现行标准，[注] 人口的三个年龄段：0—14岁是少儿，15—64岁是青壮年，65岁以上是老年人。 生育高峰仅表现为少儿人数增加，而人口增长高峰则表现为少儿、青壮年、老年人的总数增长并达到峰值。结合1939年—1945年的人口社会增减数据不难发现，二战期间人口流出(海外移居、出兵)数量大于人口流入；人口自然增减数据中，新生数量较非战时有所下降，死亡数量较非战时有所上升，战时的人口自然增减数较非战时低。所以，在1946年出现的人口增长高峰并非战后第一次婴儿潮，而是部分“满洲移民”和战败归国士兵。真正的战后生育高峰出现在1947—1949年。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人口数量较江户时期有了明显变化。人口增减受自然增减(自然增减=出生率—死亡率)和社会增减(社会增减=流入率—流出率)影响。首先，在明治维新后的50年间人口社会增减为负，既流出率大于流入率。明治初的1868年，153名日本人从横滨出发乘船移居夏威夷。在日本与秘鲁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873年)，日本与美国签订《陆奥条约》(1899年)的基础上，1899年主要移居夏威夷22973人、北美3140人、加拿大1726人和秘鲁790人，一年移民31354人达到明治时期日本海外移居的峰值。[注] 押本直正：《統計からみた海外移住消長の要因》，《ラテン·アメリカ論集》1968年第2号。 其次，明治初期的人口自然增减为正且逐年上升。随着明治维新后经济情况的好转，堕胎、杀婴情况明显减少。加之1869年政府颁布堕胎禁止令；1880年设立堕胎罪并入刑法；1899年制定、规范产婆规则，设立产婆登记制度；都有效降低了堕胎率，保障了出生率。同时，医疗制度和公共卫生的推进降低了死亡人数。所以，明治初期人口数量在社会增减与自然增减两项相抵之下呈平稳趋势。在结构上，社会增减中流出者(海外移居者)为青壮年劳动力人口，自然增减中增加的是新生儿与老年人，这为日本近代人口结构问题埋下了伏笔。
第一阶段：1868年—1903年，明治维新后的人口积淀
其次，在日朝鲜人放弃回归朝鲜半岛入籍、永住使人口增长达到峰值(1965年)。1910年日本侵占韩国后，大量朝鲜人移居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后，有约230万朝鲜人滞留日本。尽管有160万朝鲜人在美军的帮助下回到了朝鲜半岛，但仍有超过60万朝鲜人由于冷战爆发等其他原因未能回归祖国。起初，日本政府将他们作为外国人对待，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订》后，由于朝鲜半岛已经成为朝鲜与韩国两个国家，一些朝鲜人的归属成疑，阻碍了在日朝鲜人的归国。[注] 金賛汀：《在日コリアン百年史》，東京：三五館，1997年，第134—141頁。
这一阶段，日本由于发动大规模战争使人口波动巨大，整体可总结为战前、战中的大量人口流出、败战后的一过性人口流入及第一次婴儿潮、《日韩基本条约》签订下的韩国移民大量流入。正是这次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与战败者、“满洲移民”归国、韩国移民大量涌入的三重叠加使日本战后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少儿与青壮年突然增加，老年人口数量无变化。这为战后日本经济带来人口红利的同时，也为人口老龄化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图1 明治至昭和时期出生人口数与人口增长率趋势(1872年—1989年)
资料来源：内阁统计局《明治五年以降我国の人口(刊行物)》、総務省統計局《国勢調査報告》(1930年—1989年)。[注] 総務省統計局：《日本の長期統計系列、第2章人口·世帯、2—1男女別人口·人口増減及び人口密度》，https://www.stat.go.jp/data/chouki/02.html.
日本战败后，由于时局混乱等原因部分日本人女性及幼童未能被及时遣返，被中国人家庭收留、抚养。直至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受到社会组织的帮助陆续有“日本残留女性、孤儿”回国。基于日本国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已归国“残留孤儿”和“残留女性”数据(截至2014年)显示永住归国总人数为6712人并携其家属20888人，仍生活在中国的“残留孤儿”262名。[注] 日本国厚生劳动省社会·援护局中国残留邦人等支援室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hokabunya/senbotsusha/zanryukoji/index.html，2018年6月19日. 除此之外，一些长期在日本生活希望入籍的中国人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迅速递交了申请，在1972年入籍的外国人超过了1.2万人。
日本除了对中国虎视眈眈且派遣移民外，对巴西的移民也如火如荼。据统计，通过在全国举办演讲，选拔出满12岁以上的家族移民，并给予一定数量的路费(50日元—200日元不等)，仅1917年—1934年移民巴西的日本国民便超过了15万人。这些移民到达巴西后被送往咖啡农场，开始了新的生活。[注] 坂口満宏：《誰が移民を送り出したのか:環太平洋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国際移動·概観》，《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2008年第4号。
采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对患者进行功能评价，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6]；采用改良Barthel指数（MBI）对患者的功能评分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恢复越好[7]；并且对于所有患者的ICF总分进行评价，分数越低表示患者的功能越好[8]。
第五阶段：1972年—1989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团块少年(第二次婴儿潮)
1974年，日本迎来了战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婴儿潮，他们是“团块世代”的下一代，被称作“团块少年”。战后第一次婴儿潮(1947年—1949年)期间共有270万新生儿出生，第二次婴儿潮(1974年—1975年)期间仅出生200万人。比起购买商品更倾向于购买服务、追求生活品质、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行为已从少数群体的想法变为普遍社会问题，第三次婴儿潮不仅由“失去的十年”替代更变得遥遥无期。
这一阶段的人口变化主要由归国的“日本残留女性、孤儿”、选择入籍的朝鲜人和中国人，以及战后第二次婴儿潮构成。从结构方面看，增加了少儿和青壮年，有利于继续维持人口红利。但从文化角度看，“日本残留女性、孤儿”长时期生活于中国，难以适应、融入日本社会，其自身养老问题、中国养父母赡养问题、“残留孤儿三代、四代”的就学困难问题已成为这一特殊群体需要解决的难题。[注] 高橋朋子：《日本生まれの中国帰国者三世四世の学校的困難》，《コスモポリス》2011年第5号。 入籍、永住的中国人、朝鲜人一方面觉得故土难回，另一方面又在选举、职业等方面受到差别待遇，在他人目光与自我认同间摇摆不定。
三、平成时期的日本人口与人口老龄化“过速”
进入平成(1989年—2018年)后，出生率持续下降，甚至在2006年达到零自然增减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问题成为了平成时期日本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老龄化问题其实是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法国、瑞典、英国、德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日本于1971年进入人口老龄化(老龄化率7.04%)时世界排名第13位，仅用24年便达到深度老龄化(1995年老龄化率14.29%，世界排名第10位)，此后10年便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第一名(2005年老龄化率19.65%)，次年的2006年便成为世界第一个超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率20.17)，从人口老龄化国家到超老龄化国家仅用了35年时间。截至2017年底，超老龄化国家分别为意大利、葡萄牙、德国、芬兰、保加利亚和希腊，但它们无一例外早在1960年以前老龄化率便超过7%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对于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问题，政府与学者仅从少子与长寿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但是，通过前文对江户至平成时期各阶段人口变化进行分析，发现日本人口老龄化“过速”的重要原因是战争与人口流动。
如表2所示，从人口年龄推移可以看出日俄战争后第一次生育高峰时出生的婴儿可能参加了“九一八”事变(时24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32岁—38岁)且是中坚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生育高峰时出生的婴儿同样可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9岁—25岁)，正是这些人战败归国和同时期的移民归国导致了1946年的人口高峰和1949的生育高峰。《日韩基本条约》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引起的人口高峰同样是战争遗留问题。
若逆向从老龄化问题着手，同样可以发现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间是1995年—2005年，仅用10年时间便从世界第十位上升至世界第一位。但是被认为是日本老龄化“元凶”的“团块世代”(战后第一次婴儿潮)在2005年并未达到65岁，所以真正导致1995年—2005年间日本人口老龄化“过速”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及战前、战中、战后归国的海外移居者和战争遗留问题导致的战后入籍者。
表2 明治时期以后人口高峰与生育高峰比较
资料来源：内阁统计局《明治五年以降我国の人口(刊行物)》、総務省統計局《国勢調査報告》(1930年—2018年)、世界银行数据库。
结 语
人口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深远且巨大，日本是经济后发国但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速度世界第一，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在研究中发现，对大陆的执念持续派遣海外移居者和频繁发动战争是导致人口波动巨大的根本原因。海外移居者的归国、战后婴儿潮、战时遗留问题导致的入籍者三方叠加，使日本在1971年进入人口老龄化后短短35年便第一个成为超老龄化国家。
农村学历高的人不多，大多数人只有高中或初中文化水平，很多人对电子商务领域缺乏系统的学习，技能停留在单一的上传产品，对于比较重要的运营推广缺少相应的知识和能力。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互联网营销推广方式更是眼花缭乱，借势营销、情感营销、短视频营销等流行的营销方式，农村电商运营团队往往出身农村，除了电商运营的工作外，还承担了其他农活，因此缺乏学习时间和精力，而年龄偏大在主动学习和技能方面的提升都缺乏动力。
目前，“团块世代”(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于2014年刚达到老年人标准，日本的老龄化率便已达到25.35%，每4个人中便有1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劳动力不足、养老护理服务人手不足、养老金支出导致财政赤字严重问题频发。待2039年“团块少年”(战后第二次婴儿潮)达到老年人标准、“团块世代”(战后第一次婴儿潮)成为高龄老年人时，才是日本人口老龄化下一个峰值。日本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局面，应吸取教训将目光放长远，若现在全面放开外国人劳动力入籍、永住政策或大量吸收国际难民，或许会暂缓眼前的人口危机，但势必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 2019) 01-0024-07
[收稿日期] 2019-01-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异质性需求研究”(编号：71804022)；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吉林省养老护理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编号：JJKH20180032SK)。
[作者简介] 宋悦(1988—)，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师资博士后。
(责任编辑：冯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