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四重条件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四重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基本进入丰裕社会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得以发达的基本条件。人类在物质需求逐步获得满足的同时，开始转向对精神的需求。那么建立新的生活方式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有两个标志性的特征说明人类开始进入物质丰裕的社会，开始产生了更高的社会需求。
1.人类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向
虽然在20世纪初个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富裕社会的景象，但由于大萧条的来临和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个时间向后推移。所以真正达到富裕社会是在20世纪中叶，这个时候由于新能源的利用，加上新技术革命出现，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西方社会出现了新的消费观念并成为一种时尚。[1]大工业生产提供的大量产品，使人类产生一种对物质生活无忧无虑的感觉。人类一边运用大机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一边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使人类感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这种对自然资源掠夺和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已经被有识之士注意到，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人类开始走向岔路口，他们对人类存在的价值产生了忧虑。
人类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开始感到精神生活的空虚，感到大工业生产并不能带来人们生活的全面满足，开始出现了对新的精神生活的向往。这个时候出现了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生活的空虚的矛盾。这种情况被美国著名的社会学者丹尼尔·贝尔概括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2]，贝尔向世人庄重地宣告，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3]。贝尔这些观点在70年代后又被进一步地认同，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的作者也在叙述着与贝尔类似的观点。日本堺屋太一的《知识价值革命》更升华为知识价值的变迁上。这些与未来学者们的预言如出一辙。
但能够对知识界产生震撼作用的当数法国的学者利奥特的《后现代状态》[4]，他的著作一出炉，就被广泛地引证为后现代的经典，成为后现代学者反思的重要尺度之一。他们的主张表达了对物质主义时代的忧虑，呼吁社会从对物质生活关怀转向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他们认为物质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
知识界的这些动向，反映了在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转型，同时也表明人类社会已经迈进了物质丰裕的新时代。这种背景也为人类社会需求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2.知识消费逐渐成为主导
在物质生活比较丰裕的状态下，人类社会的消费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新的消费形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消费。
以知识为基础的消费的特征是：人们对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教育需求变得终身化。人们意识到，个体接受教育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在社会生活里的参与能力，个体的知识水平直接决定自己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决定自我价值的实现的程度。人们普遍看重知识水平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认识到没有相当程度的教育水平，就不可能过上真正的意义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生活里，后天自致性因素已经取代先天先赋性因素成为社会流动的主导因素，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是自致性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影响个体在事业上的升迁和在社会上的发展机会，影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特别是对个体有效表达自己思想和价值倾向的影响就更加直接。所以教育程度是个体获得社会尊重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些社会意识状况的变化，对刺激教育消费，也就是对刺激知识消费产生了直接的而又重大的影响。
在社会生活界，人们已经感觉到市场上各种产品的变化无穷，感受到产品的知识含量在日益增加，感觉到爆炸式的信息量增长，这些都给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体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他们感到迫切需要提高自我修养来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提高自我对社会生活的驾驭能力，感受到了一种对自我价值认证的需要，这些需要归根结底仍然是对知识的需要。
在物质生活逐渐满足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生活的压力不是降低了，反而更加大了。这种压力不是来自对物质生活贫瘠的恐惧，而是来自对变化节奏加快的社会适应，更多是来自心理的压力。在这种紧张的压力下，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了空虚感和恐慌感，需要更高强度的心理调适能力，需要更大程度的自我认同。这种在现代生活中产生的本体安全感[5]的危机也是人们求知的重要动力。人们不仅产生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产生了终身学习的需求。因此知识消费需求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丰裕后逐步占据了人们需求的主导位置。
二
政府主动承担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在物质生活逐渐进入丰裕化的过程中，社会大众普遍提高了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他们要求打破传统高等教育的入学模式，要求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在这种社会呼声中，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从后台走向前台，从对高等教育的不干预政策走向主动干预的政策。政府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也是高等教育迅速走向大众的必要条件。
在西方高等教育的传统中，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一般采取不直接干预的政策。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中，有一种自由主义传统，该种哲学一直信奉“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认为政府能够不管的就要尽可能地不加干预。这种哲学也渗透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态度上。虽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打破了教会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局面，宣布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主权地位，但在高等教育的具体办理事宜上仍然坚持学术自治原则，认为国家没有必要采取直接干预政策，认为教育也可以采取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不干预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发生重大变革下开始转变，国际竞争，国内教育民主化运动是促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
20世纪中叶以后，各国政府普遍加强了对教育发展的直接干预，特别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干预，表现为各国政府通过颁布高等教育法令来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或通过设立新的高等学校来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这样政府职能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角色变为一个主动作为的角色，体现了现代国家的理念。现代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干预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把促进教育公平视为政府职能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范围内民主化运动勃兴，传统民族国家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变，政府从传统的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干预政策转向积极干预控制的政策，福利国家的概念开始流行。在福利国家的形象中，保证公平的教育机会是一项内容。战后各国政府普遍以民主国家相标榜，在他们的施政纲领中，都把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作为施政的目标之一。这既是呼应社会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要求，也是为了使教育发展更大地纳入政策政策控制范围。而政府欲在高等教育方面有所作为，必须打破传统大学的自治，那么政府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公平的教育机会纳入普遍人权范畴之后[6]，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就有了道义的支持。因为一当公民个人在教育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时，就意味着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那么政府就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去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这样才能够体现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形象。
政府主动承担这一责任，是教育现代价值观念不断普及以及政府对教育发展价值产生新的认识之后进行慎重选择的结果。当然也是经济发展一定水平的反映。只有在经济发展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之后，才能保证政府对教育进行有效干预。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代表了该国国内社会需求总体水平。精神需求可能会超前，但也是具有一定限度，即必须在基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发生。当政府主动承担对高等教育的责任时，就出现了对高等教育投入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政策调整、高等教育入学人口大量增长的情况。
2.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杠杆
在政府主动承担对高等教育发展责任的过程中，他们除从保证基本人权的道义出发外，另一个主要动机是从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的动机出发的。这种动机受国际竞争态势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台，以及在60年代出现的高等教育大扩展的形势，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推动经济增长，使本国在世界上具有强国的地位。
从以上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时性分析中，我们剖析了高等教育大发展所外的国际环境。当时国际大环境是东西方的对峙，从国际的小环境看是作为战败国的德、日的迅速崛起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各国在发展经济方面达成了共识，就是希望高等教育发展能够为经济保持较强的发展后劲提供动力。这种国力竞争的态势，使得各国政府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采取比较积极的姿态。
三
高等教育大众化还有一个基础性条件，这就是居民的文化消费已经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表现为文化消费成为时尚。在本文中，文化消费与精神消费有时交替使用，但它们所指并不同。它们都可以与物质消费相对，但文化消费的范围更广阔，包含了精神消费。精神消费则更强调理性色彩，强调知识在其中的作用。当提及文化消费时更着重强调群体价值观的影响以及个体对社会价值认同的追求。在运用精神消费时则更强调个体对自己独立价值的追求，以及追求精神上获得解放、理智上获得愉悦和享受的特征。当运用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范畴作为消费水平的划分的标志时，是重在区别消费品的性质以及它们对消费者客观的外显的特征。当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相对出现时，重在强调主体的需求状态。物质需求的满足是一种基本需求的满足，精神需求的满足则是一种高层次的满足，是文化需求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精神需求还是物质需求都可以体现出一种文化品位。
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全体成员普遍都能够获得对物质需求的基本满足后，他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就开始上升，他们对消费品的选择就表现出更强的精神需求的成分。这时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认同需要，在此基础又产生强烈的自我价值认同和实现的需求。他们希望自己是社会的一个主动的成员，希望自己的价值被认可，并最终使自己的价值能够充分实现，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价值和意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个体的文化需求就开始升温，社会便开始出现文化消费热，那么文化消费就成为了时尚。引导文化消费并直接表现为文化消费内容的是对教育的消费，对教育消费从低层次逐渐向高层次迁移，所以教育消费就成为文化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象征。只有通过教育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才可能对其它文化产品具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因此教育消费就成了文化资本积累的工具。教育消费带有明显的符号消费性质，即人们追求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获得一种文化标识，这种追求甚至超过了对教育所含有的知识、经验、能力、技能等实质性方面的追求。对文化标识的追求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可，获得一种社会身份，获得一种尊严。在文化符号消费中，高等教育在其中地位十分显著。
1.高等教育学历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
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已经从它原先的对高等学问探究的使命中逐渐剥离出来，即高等教育已经不必然地代表一种高等学问，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不必然具有较高深的专门学问，或者说人们从学历文凭中已经不能十分清晰地发现其中的实质性价值了。高等教育与一种社会身份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身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社会对个体的智力水平、个体耐力水平和个体对学院价值的接受水平的检验和认可。人们并不一般地把接受高等教育与智力水平挂钩，认为个体的先天的智力水平需要后天的条件滋养。而拥有了一定的智力条件，又拥有了适合的发展条件，如果个体的非智力因素发展得不发达，即没有足够的耐力水平来坚持，同样也难以接受高等教育。当个体接受高等教育时，就开始受知识价值的熏陶，开始对真善美产生憧憬，产生一种理想主义信念，并成为化作现实的动力。这就是对学院价值的接纳。
高等教育的这种身份特征是在精英主义的文化氛围下培养起来的。精英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典型特征就是进行选拔，就是从众多的候选者中选拔出最优秀者，这不仅是对个体智力水平的考验，而且是耐力的考验。这些被选择出的优秀者自然对精英价值是认可的，当然也对实施选拔的价值是高度认同的。这些选拔出的优秀者以后被理所当然地作为社会的精英对待，他们因此拥有社会大众所向往的社会资源，获得社会尊重。正是个体对精英价值的认可和社会对精英价值的认同，使得高等教育在社会中具有一种光环效应，吸引大众去追求它。于是社会便形成了高等教育需求的高潮。人们为了能够获得这种社会身份，一方面要求进行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要求扩大进入高等教育的渠道，从而使高等教育机会进行更公平地分配。这种要求构成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巨大动力源。
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要变成一种现实的消费能力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国家力量的介入在于为大众的消费提供法律的保障和现实的保障。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性，大学是不情愿开放自己的门户的，因为大学更乐意坚持精英主义传统。如果国家不提供物质资助等方面的保障，对于大众来说，要实现对高等教育的消费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在国家主动承担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提供法律保证和现实的保证。没有这一点，大众进入高等教育是不可想象的。
高等教育能够变成一种消费的时尚，当然不单纯是由于高等教育提供一种社会身份，它必须同时还具有一种实用的价值。这种实用价值是一种更根本的价值，社会身份是依附这种实用价值而生的。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价值发生了异化，它的符号象征价值时常超过了它的实用价值而在人们的追求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实用价值是指受教育的结果对个体智力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包括个体对社会价值的认识和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不单纯指功利性价值。实用价值是非装饰性的，是能够对个体成长和发展产生直接作用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变成一种消费的时尚，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资源比较稀少，供应比较紧缺，正是这种稀缺性，带动了人们对它的极大热情。这时人们更看重高等教育的身份象征，或标志性价值，也即符号价值。当高等教育变成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时，人们才能够从符号的迷雾中走出。符号价值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心理满足，在于它把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纳入了精英行列。精英符号背后的实用价值是附属性的。这是文化资本所具有的交换价值的特性。当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扩大之后，它的符号价值或身份价值就不显得那么显耀了，高等教育的实用价值就不再是从属的，而变成了主导性的了。高等教育的社会身份属性是一种基本的属性，它随着高等教育机会普遍化而淡化，因为届时高等教育学历渐渐成为进入各种职业的基本要求。此时人们从意识上不再认为获得高等教育的这种社会身份是必然通过争取才能得来的，而是认为它是一种权利，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符码，具有自然而然的属性。唯此时，人们对待高等教育就开始透过它的表层去看它的实质，也就是它的实用价值。人们必然要发问，高等教育对我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取向就再不是符号性的，而是转向个性化。
2.高等教育具有了发展自我潜能的作用
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初期主要是获得一种文化的符码，是一种对自我在社会位置地位的寻找，是要对自我的社会价值进行了解和认证。这种需求心理推动了高等教育消费变成一种时尚。但这种文化消费带有浓厚的表面化的性质，还没有进到实质的层次。此时人们对高等教育还没有提出很高的要求，也没有形成什么深刻的认识。人们有一种倾向，认为只要能够获得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满足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还没有表现出很高的选择性和主动性。当大众进入高等教育真正成为制度，具备了法律的保障和现实的保障，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变得理性化，才开始分析自己对高等教育的真正需求。这时候个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才开始与自己本真的价值追求发生关系。
当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已经变成一种基本的需求，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再作为一种昂贵的贵族消费品时，人们就开始反对没有个性的大一统的模式，开始以高等教育能否帮助个体发现自己的价值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来审视高等教育。这样大众的需求就趋于多样化，人们超出了“有就行”的消费水平，希望消费品更加多样化、精致化、个性化，此促进高等教育向高层次发展。
当大众对高等教育消费进入这个水平，高等教育的价值就超出了纯认识论功能和纯实用功能。如前所说，高等教育在初期，它集中体现在它的认识论功能上，即它的价值主要是提供知识，提供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最精粹的认识；当高等教育成为一个正规的社会制度后，高等教育与社会分配建立了联系，高等教育也就成了一种文化符码，人们对它的追求就有了功利性目的，人们通过追求高等教育而达到获得纯粹的物质福利目的。民族国家控制高等教育，把高等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是高等教育纯实用价值取向的表现。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生活之后，它除了提供认识的和实用的价值之外，它又开始提供帮助个体潜能实现的功能，即实现个性的价值。高等教育的未来，是在实现普遍个性化条件下的普及化，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在高等教育还不发达时，还不可能达到充分实现个性的功能。要达到充分发展个性的目的，高等教育还需要长期的积累，需要不断地提供可供选择的高等教育模式，还需要更加发达的物质基础。未来的高等教育，不单纯指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普遍化，而且指个体入学机会选择的充分化，和个体选择机会的多次化。
四
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的最后一个重要条件是大学内部的学术取向的转移。这里的大学不是特指，而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总称。
从大众消费的视角来看，如果没有适合大众消费的消费品，就不可能引起大众消费的欲求。即如果大学所提供的知识都是高度抽象的，对生活没有直接意义，人们既不能接受，又不能直观地感觉到它的价值，那就很难激发大众对它的需求。所以当大众具有对高等教育的浓厚的兴趣时，必定是高等教育已经能够提供满意的消费品时，这时知识产品是既容易被大众接受，其效用也是比较直观的。
当高等教育能够提供这种消费品时，他们所生产的知识不再是只针对那些智力上超群者的需求，不只是生产那些抽象的理论，而是生产一种面向大众的、能够直接应用的实用操作技术。这样学术活动的兴趣就不单纯是一种纯粹为了满足理智的兴趣，也是为了取得实用功能的实践兴趣。
这种学术活动转向是高等教育能够走向大众的最根本条件，也是最内在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其它条件是无济于事的。而学术转向的发生，有赖于下面两个条件的齐备，它们就是：一是评价学术活动效果的尺度发生了变化；二是对学术活动具有实质性的可控制的手段和技术。如果没有这两者，大学活动的学术兴趣转移就很难发生，或者即使能够发生，在时间上也是十分缓慢的。
1.行业内部承认转向学术外部承认——经费杠杆的引导
大学学术活动兴趣转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学术活动的评估杠杆发生了变化。传统大学评价是依靠学术评价自己，是一种封闭的自我评价。这种评估更多是照顾学院内部的理智兴趣，不必关心外界对他们的评判。学术兴趣重在对世界提供一种认识模式，以自圆其说为满足，不太关心它的实践效用。
在高等教育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后，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受到格外关注，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和大学活动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民族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多半是外在于大学传统兴趣的，当然与大学传统价值发生对峙，大学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作为民族国家要求的挡箭牌。
但随着自然科学项目的进驻大学，大学就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财政支持，国家的支持，自然要求大学在他们一贯坚持的学术自由上做出让步，要求他们走出象牙塔，面向世俗的需要。当工程开发项目进入大学后，大学就不能不关心他们活动的实际效用，因为工程项目是以实际效用为最主要的价值取向。而工程项目的最大消费者是国家，大学要获得国家资助，就必须坚持实用的价值取向，告别纯学术的价值取向。对大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宗科研仪器设备，必须依靠国家的资助，这更强化了实用的导向。
在引导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转向上，除民族国家占主导力量外，工商企业家的作用也十分显著。他们是许多大学的大宗捐助者，他们的意见对大学的决策自然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无论是国家的，还是来自企业的，他们的要求就是评价高等教育活动绩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大学为了发展，为了获得大批的资助，就必须适应这些外部提出的要求，而不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纯学术标准。那么高等教育的评价观念渐渐发生了偏移。高等教育的评价观念的偏移，为实用知识的进入，为大众能够消费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2.学术活动摆脱神秘化特征和经理主义的发轫
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对高等教育投入是巨额的，它要求必须有大量的财政收入支撑，必须有相应的税负收入才可能。那么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花费就不可能完全采取放任主义态度。在现实中，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支出永远入不敷出，如果没有严格的预算和决算等财务管理技术，要保证高等教育经费得到满意合理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国家为了确保高等教育经费运用的效率，为了向纳税人负责，也要求对高等教育经费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传统的大学运行观念中，讨论大学运行效率似乎是不道德的。因为大学提供的知识是圣洁的，而讨论它与金钱的关系则是庸俗的，是对大学知识殿堂的神圣性的玷污。大学还有一种传统观念，即认为知识的价值是无价的，是无法衡量的，那么对大学活动效率评估则是一种虚妄。
尽管有大学传统的抵制，但社会对大学活动效果进行评价的要求并没有降低。随着管理科学的进展，决策过程不再神秘，而学术活动的效率也可以进行评估。如何来评估大学活动的价值呢？那么确定客观的可评量的指标是首要任务。这就要求选取可以客观化评价的具体标准。
这样，单位时间内培养出的学生数，单位成本出产的科研成果数都纳入了评价范围。量化技术，使得对高等教育活动状况的评价有据可依，大学管理开始走向专业化，走向经理主义。管理越具有专业性，管理效率就可能越高，大学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就可能得到越充分的运用。这种追求效益的模式就是从企业经营中学得的。大学对学术活动效率的追求并增加可约束的条件来刺激学术活动效率的提高，就是大学管理中的经理主义。这样才能够保证比较紧张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高效益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