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翔研究中的几个问题_新月派论文

朱翔研究中的几个问题_新月派论文

朱湘研究中的几个疑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疑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4)06-0078-04

今年是朱湘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朱湘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他以新诗创作的卓越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P216)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的济慈”,其 诗名和独特的人生轨迹,至今在海内外文学界教育界仍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自建国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近三十年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压抑,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偏 见,我们的文学史家们和文学研究者们竟将这位在现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诗人尘封禁锢 了起来,以致于与诗人同代和后代的人们近乎遗忘了他,倒是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还重 印了朱湘几种著作;[2](P8)英、美、日等国大学或国会图书馆里亦不难找到朱湘作品 的出版物。[3](P12)历史就是历史,金子终归要闪现光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尘封多 年的历史涤除了积垢,湮没了多年的诗人终于露脸现身,向我们走来了。二十多年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们先后在各自的著述中给予诗人应有的地位;热衷于朱湘研究的有识 之士纷纷关注或投身于对诗人的探研,涌现了大量的成果;出版界也陆续推出了诗人多 种作品和书信资料。这种热烈的场面足以让生前潦倒、死后寂寞的诗人在天之灵聊感欣 慰。作为诗人的同乡和后辈,我甚为关注国内对于朱湘的研究态势,搜集和积累了不少 有关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发现有多处疑点,或牵强附会,或推测想像,或模棱两可 ,这就难免以讹传讹,很不利于朱湘的科学研究。本文试就几处疑点进行考辨,提出自 己的一孔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朱湘的家世

1.朱湘祖籍为湖北说。不少研究者认为朱湘“原籍湖北,其祖父因躲避战乱,系携家 沿江而下,落籍于安徽太湖县。”[4](P1)更多的则认为朱湘祖籍为安徽太湖。据当地 保存的《朱氏家谱》记载:从朱湘上溯三十五代,即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朱湘属其长 子这一支所传,原居安徽婺源(现属江西),后迁江西德安,再迁湖北蕲春。明万历时, 朱湘七世祖朱希奎见皖地“人少地多”,便举家移居太湖弥陀百草林,开荒种地,繁衍 后代。[5]按中国认定祖籍的传统习惯,朱湘祖籍应为安徽太湖无疑。

2.朱湘母为张之洞胞女说。持此说者大有人在。有的言之凿凿,说其“母亲张氏是清 末洋务派首领、翰林院内阁学士张之洞之女”。[6]有的则换一种说法,称“其外祖父 更是显赫,为大名鼎鼎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7]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据朱生友等 在《诗魂永驻百草林》一文中说:“朱延熙先娶余氏,生子朱文寅,不幸夭折。继娶直 隶南皮县湖北候补知府张之清之女张氏,即湖广总督、清末洋务派著名人物张之洞之胞 侄女。”[5]朱生友为朱湘同宗后人,熟悉朱氏家谱和朱湘身世,其说最为可信,因此 ,谓朱母为张之洞胞女说显然难以成立。

3.其父朱延熙生有五男七女说。持此论者为梁家林、潘延年二先生,[8](P57)沈晖先 生赞同此说[7]。孙基林先生也说:“朱湘在五兄弟中排行最后,另有七个姐妹”。[4] (P3)孙玉石先生在《朱湘传略及其作品》中称“他有四个哥哥,七个姊妹”。[3](P270 )王伟、周红先生在《朱湘霓君》一书中更似言之有据:“朱夫人贤惠安祥,给朱家生 了姊妹七人,兄弟五人”[9](P4)。然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朱氏后人朱礼长同志在《 百年朱湘》一文中说:“朱延熙前妻余氏生长子后早逝,继娶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胞侄女 张氏,生有二女四男。最小的朱湘生于其新家搬至沅陵的当年即1904年。”[10]朱生友 、白云生在《诗魂永驻百草林》一文说:“朱延熙先娶余氏……张氏共为朱家生育姊妹 两人、兄弟四人,朱湘为最小。”[5](P)据此张氏在朱家一共生有四男二女,朱湘为最 小儿子。关于“五男”之说,当包括朱延熙原配夫人余氏所生之朱文寅,而张氏的确只 生有四个儿子、二个女儿。至于说朱湘有七个姐妹,没有可靠文字可资佐证,恐为妄传 。

二、关于朱湘沉江确切地点

多少年,对于朱湘投江自沉的地点,各家几乎众口一词,说在采石矶。最早持此说者 是朱湘的友人和恩人赵景深教授。他在《朱湘传略》中写道:“从长沙吉和轮船的帐房 来信,知道朱湘于1933年12月4日买三等船票,从上海到南京。5日晨6时,朱湘从随身 携带的小皮箱里取出酒来喝,他倚着船弦,读海涅的诗,船过李白投江的采石矶,他就 纵身跳入长江,急放救生船捞救,已无踪影”。[11](P129)其后,朱湘采石矶投江之说 不胫而走,屡见朱湘研者笔端。如孙基林先生在《飘泊的生命朱湘》中这样描述道:“ 诗人拿着随身携带的一瓶酒,一本原版的《海涅诗选》和自己的《草莽集》,一边饮酒 ,一边吟诵着海涅的诗篇,次日凌晨6时许,当吉和轮驶至南京附近的采石矶时,他纵 身跃入滚滚而逝的江流之中……”[4](P129)更有人直接称朱湘“于1934年12月5日乘船 至马鞍山采石矶……投江自杀……”[12]其实吉和轮乃是从上海往返南京的班轮,朱湘 此次也只到南京,[9]而采石矶在南京上游安徽马鞍山江段,吉和轮作为上海至南京的 定点班轮,不会来此。这只是个地理常识问题。不知怎么阴差阳错,这一简单问题却被 弄糊涂了。在众多的研究者中,惟有朱湘挚友罗念生教授力排众议。他在《忆诗人朱湘 》一文中说:“朱湘于1933年12月1日,向薛琪英借得二十元旅费,4日由上海乘吉和轮 赴南京。次日清晨,船快到南京时,他喝了半瓶酒,朗诵德国诗人海涅的原文诗,六时 许在大通附近跃进江流”。[13](P124)就是说,朱湘是在吉和轮快抵南京时在附近一个 叫大通的江段跃入长江的,而决不是在安徽马鞍山的采石矶江面。

三、关于朱湘是否属新月派诗人

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朱湘研究论著中,不少人都把朱湘纳入新月派诗人之列,[ 14](P301)有的甚至将其称为“新月派骁将”。[8](P5)由于“新月派”情况复杂,以往 常常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敌人,朱湘也因此受到不公平评价。纵观朱湘短暂一生的 所言所行所吟所作,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正直、有血性、有正义感、热爱祖国、嫉恶如 仇、憎恨黑暗、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他从来不曾像徐志摩、梁实秋那样攻击马克思主 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从来没有在舌底笔端吟风弄月,作些无病呻吟远离现实的无 聊文学,正如他自己曾声明的:“我作诗,不说现在,就是以前也不是想造一座象牙塔 ,即如《哭孙中山》、《猫诰》、《还乡》、《王娇》都是例子。”[15](P136)许多正 直的有见地的学者都给予朱诗以极高的评价,称其诗作“不失其为新世纪诗歌的典型” ,“可以说是一本不会使时代遗忘的诗”,[16](P1)“比之在新诗界负有盛名的郭沫若 的《女神》亦无多让”,[17](P1)“情调是健康的……形式整齐而富于变化,体式多样 ,语言明畅,格律自然,音调和谐,有节奏美和音乐性,既接受了古典词典的影响,又 注意吸收民歌的营养”,[18](P75)“歌唱青春的热情,游子的哀怨,愤世者的孤高以 及含有哲学意味的思索,于精心的构思中显示了清婉轻妙的特色”。[1](P217)的确, 朱湘的新诗视角独特,正视现实,诗风清新,格调健康,音律优美,不愧为继承古典遗 产与大胆创新相融合于一体的典范,这种诗风与创作艺术手法与新月派诗人那种悲观绝 望、怀疑颓废、空虚贫弱的诗风和表现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朱湘在思想倾向、文学主张 上更表现出与新月派诗人完全不同处。他在走完人生之路的1933年,发表了一篇极其重 要、最能证明他独到的文学主张的文章《文学闲读·地方文学》,十分大胆地发出了要 文学作者去反映“赤区”(即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实情的呼声。他写道:“即如‘ 赤区’的实情,全国的人,哪一个不想知道?如其有文学作者,对于这一方面是有深切 的认识的,能以用了公正、冷静、畅达的文笔,写出一些毫无‘背景’的、纯粹的文学 作品来,那么,这些作品,它们不仅要成为文学史上的,并且要成为社会上的珍贵的文 献”。[19](P9)这是诗人公开发表的言论,是评论和衡量诗人政治倾向的最有份量、最 权威的资料。可惜的是,就是这样一份重要的资料直到十多年前才被发现,我们的诗人 在中国最黑暗年代的腥风血雨之中所发出的雷鸣闪电、石破天惊般的文学宣言,却在此 后半个多世纪一直被埋没着,没有人知道,没有谁重视,或许人们是视而不见,装聋做 哑。这不仅是诗人的悲哀,也是我们文学界思想界的悲哀!试问,能在1933年那样的年 代,在人们谈‘赤’色变,见‘赤’退避三舍的时日,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堡垒上海敢 于发出这样的文学主张的,除了少数像鲁迅那样的反文化围剿的旗手之外能有几人?这 不能不说是诗人无私无畏的胆识,洞悉社会发展的思想深度,憎恨黑暗、向往光明的政 治倾向使然。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向诗人表示钦佩和崇敬!亦可仅从这一点,就完全 可以看出这哪是“新月派”诗人做得到的?哪里有“新月派”半点影子?

说到朱湘的爱国情操,还有一点可书。1927年底,他在美国威州劳伦斯大学留学,一 次上法文课,约翰先生让一位学生读都德的游记,其中有一段写到中国的山民身材矮小 ,衣衫褴褛,瘦弱不堪,就像几只肮脏的觅食的猴子……这段话引得同班美国男女学生 的哄堂大笑,这使他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当即愤怒地退出教室,以示抗议。其后,他 仍愤愤不平,义无反顾地放弃即将毕业的机会而转到需要从头开始的芝加哥大学去。朱 湘崇高的爱国之情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于此可见一斑。

这就是我们的有血有肉、一腔正义、嫉恶如仇、追求光明与自由的诗人朱湘,无论是 他的爱国热情、文学主张、创作思想、诗歌实践、艺术风格,还是他的平日为人,都与 “新月派”不同,“新月派诗人”的帽子是戴不到他头上去的。尽管他1926年曾在徐志 摩主办的《晨报副刊·诗镌》发表过一些诗歌,但不久即与徐闹翻,因为朱湘对徐“向 来有距离感,他不喜欢他那种贵族气派,油滑的性格。”称这些人(指胡适、徐志摩等 人)为“新诗发达上的一个大阻梗”,并说“北大是胡适之一股学阀钻营的场所,我根 本不屑一顾!”于是很快地退出了“诗镌”活动。[9](P38-39)由此也可看出朱湘与新月 派代表人物是搞不到一起的,也没有资料能证明朱湘参加过新月社和朱湘与徐志摩、梁 实秋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对此,作为当年《晨报副刊》的八位发起者之一的蹇先艾先生 在1992年撰文认为,朱湘并非新月派。主要理由是:1.《晨报副刊》只是几位中青年诗 人发起的,根本没成立什么诗社,与新月社没有关系。2.朱湘并没有参加过1926年《晨 报副刊》编辑工作,仅仅在第一、二、三期上发表过评论和诗歌,从第四期起,由于他 与徐志摩、闻一多不和,断绝了关系。3.在思想感情上,朱湘与新月派貌合神离。4.尤 其1928年《新月杂志》创刊以后,该刊几位主持者发表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文学论和自由 主义的政治主张,而朱湘的思想恰恰与新月派相反。[20]由此看来,说朱湘是新月派诗 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某些人们之所以将新月派的帽子强加在朱湘头上,其原因是较 复杂的。有习惯性的,有先入为主的,有以讹传讹、人云亦云的,更多的是极左的东西 在作怪,只要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人,大凡都可将其划入敌对的一族。于是我们这 位诗人无端地背上了新月派的黑锅,蒙冤受屈了半个多世纪。

四、关于朱湘长大后从未回到故乡问题

朱湘1904年出生于湖南沅陵。1907年,朱湘三岁母丧失恃。1910年,朱湘六岁入馆破 蒙。1913年,朱湘九岁时,其父朱延熙因年事已高且有意避开由于辛亥革命已成是非之 地的长沙而返归故乡太湖,朱湘遂随父回到了老家弥陀百草林。不久朱延熙一病不起, 于1915年辞世。按其父遗嘱,朱湘于当年由作为监护人的大哥朱文寅(时在南京政府任 职)带往南京,考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附小读高小,从此,开始其在外求学和漂泊生涯 ,且再也未回过故乡。即使自美国留学归来后应聘安徽大学外文系主任亦未回来过一次 。由来故土自牵肠。朱湘少小离乡,老大不归,究为何故?人们自然发生了疑问,觉得 朱湘太不近人情,大有数典忘祖之嫌,殊不知其中自有缘由。

其一,冷漠的家人不容朱湘。朱湘有兄姊6人,生活于大家望族、高屋广院的封建官宦 家庭,其成员众多,彼此不睦,是常见的事。据说,朱家一门两进士,深受皇恩,家道 殷实,良田千亩。朱延熙去世后,全部祖业家产由朱湘四兄朱文庚继承。但这位四兄却 不喜欢这位失恃失怙被讥为“五傻子”的幼弟,竟将他视如路人。在这种情况下,朱湘 回家还有什么意思呢?再说,父母双双早已作古,回不回去实在是无所谓了。

其二,朱湘性格孤傲耿介。朱湘三岁丧父。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缺乏温暖尤其缺乏母 爱的家庭环境中,自然造就了朱湘孤傲、自尊、耿直、狷介、坚韧的性格。宁折不弯腰 ,饿死不讨饶。即使长期处于穷困潦倒之际,宁可去找同事朋友接济,也不愿向冷漠的 家人求告。他先后在被逼无奈情况下,到武汉找苏雪林,到北京找闻一多,到天津找柳 无忌,到上海找赵景深,却从不到百草林低三下四找四兄朱文庚,“这也是他生无媚骨 孤傲性格的表现”。[21](P177)朱湘对大哥朱文寅也没有感情,由于年龄的悬殊,大哥 对朱湘严厉有加,以父辈自居。朱湘的婚礼仪式上,大哥以代父主婚为由非要朱湘行跪 拜礼,而朱湘只以鞠躬代之,惹得大哥一怒之下打碎了龙凤喜烛,并当众骂朱湘为“你 个五傻子,给我滚!”结果,朱湘拉着新娘离开了礼堂,新娘的红盖头丢弃在地,好端 端的婚礼被大哥弄得乌七八糟。如此种种,使朱湘对家人兄弟彻底失望了,他倍感人情 冷暖,世态炎凉。因此,他也视几个兄长为路人,同他们断绝了同胞情份。[4](P25)在 所有的家人中,惟有二嫂薛琪英是个例外。这位二嫂曾留学法国,也是文化人,曾翻译 过童话小说《杨柳风》。因朱湘二哥早殇,二嫂没有再嫁。她思想解放,贤淑善良,对 幼弟朱湘倾注了爱心与同情,自其幼时到求学再到后来漂泊无定时,都未间断过对他的 关照资助。可以说,二嫂是家人中惟一使他感到温暖的人。她的关照和体贴使朱湘那颗 孤独、凄凉的游子之心得到了不少抚慰。[9](P12-1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弄清朱湘至死没回过故乡的缘由了。虽然他不见故乡的天,但他 对故乡的思恋却没割断。他后来在《我的童年》一文中这样写道:“有一次,只剩下我 一个人在馆里,心里忽然涌起了寂寞,孤单的恐惧,忙着独自沿了路途,向家里走去… …这里是土地庙与庙前的一颗大树下的茶摊,这里是路旁的一条小河,这里是我家里田 亩旁的山坡,终于,在家里前院的场地上,看见有庄丁在打谷,这时我的心才放下了, 舒畅了。”[22](P80)可见,故乡的山水风物时时浮现在朱湘的脑海难以忘怀。朱湘在 安徽大学任教,尽管安庆距太湖不过二百余里,却不曾迈出过归乡的一步,然而他对故 乡的学子却倾注了深情。一次他在课堂上突然要太湖籍同学站起来,使得太湖学生一时 摸不着头脑,都以为是犯了什么过错将受到这位教授的处罚,一个个忐忑不安,疑虑重 重。谁知朱湘却情意深长地说:“我家在太湖西北乡弥陀寺,我们是老乡了!”寥寥数 语,足见朱湘的爱乡之情[5]。完全可以说,一个游子,无论他走远走近,也不管他踏 没踏上过故园,只要他心里记着故乡,他就是故乡的好儿子。

收稿日期:200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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