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苏政策与热那亚会议的破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那亚论文,英国论文,会议论文,苏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1922年4月—5月欧洲各国参加的热那亚会议是本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的国际会议，同时也是一次劳而无功的会议。关于会议失败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本文从会议的主要发起国英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入手，详细分析了热那亚会议前英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及会议期间的政策实施情况，并由此得出结论：英国在热那亚会议问题上采取的对苏政策的失误是导致会议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热那亚会议 英国对苏政策 劳合·乔治 拉巴洛条约
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滨海城市热那亚召开的国际财政经济会议（简称热那亚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促进欧洲经济复兴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欧洲所有国家都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包括刚诞生不久的苏维埃俄国。然而，这次规模浩大的会议不但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反倒落了个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结局。关于会议破裂的原因，当时便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如出席会议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热那亚会议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会后对下院的演说中把会议的失败归罪于比利时的不合作，而比利时则认定责任在会议期间苏德签订的拉巴洛条约。①但这些推御责任的解释都仅仅停留在事件的表象上。回顾热那亚会议从筹备到结束的全过程，便不难看出正是英国对苏政策的失误导致了热那亚会议的半途而废。
一
热那亚会议与英国外交、尤其是对苏俄的外交密切相关。会议的提出实质上就是一战后英国对苏政策演变的产物。英国的真正意图在于借苏俄因经济困境亟待外援之机利用热那亚会议以外交手段迫使苏俄回归资本主义阵营，从而实现全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和复兴。为此，英国积极拉笼法国在1922年1月6日召开的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即戛纳会议上提出了针对苏俄的六项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苏俄承认并偿还其战前及战时沙皇政府所借的外债，并以此做为实现政治和解的前提。②因此，热那亚会议能否取得成果关键在于西方与苏俄关于债务问题的谈判。由于英国的地位和影响，它当时的对苏政策有相当的代表性，是西方与苏俄谈判过程中的决定因素。
戛纳会议结束后，劳合·乔治便着手为英国出席热那亚会议作准备。他明确地指出了英国出席会议有两个目标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应该是恢复和平，第二个是与俄国建立完全的商业关系”。③但要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不能回避与苏俄关系正常化这个前提，因此英国首相希望以正式承认苏维埃政权来换取苏俄的全面让步，即在苏俄接受戛纳条件的基础上能够给予这种承认。他在致财政大臣罗伯特·霍恩的信中指出戛纳条件意味着一旦苏俄接受就应立即给予承认，而“不能向苏俄代表团提出戛纳条件而在他们接受以后拒绝给予承认”。因为“它们（指戛纳条件）是在戛纳计划里作为承认的条件而提出的”。④劳合·乔治相信：“俄国人将为了承认的代价被迫作出所有我们希望的让步，但没有（对其政权的）承认，我们肯定什么也得不到”。⑤
然而，劳合·乔治的以承认换让步的主张在国内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许多政界人物都表示异议，其中最典型的反对派代表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外交大臣寇松。前者在1922年3月18日给劳合·乔治的信中断言热那亚会议不会受到保守党的普遍欢迎，并暗示如果正式承认苏俄政府的问题被提出，有可能导致联合政府的垮台。⑥寇松也表示反对在热那亚会议上与苏俄作交易，声称他不能从中“分辨出哪怕是极小的对英国的好处”。⑦劳合·乔治的主张之所以遭到反对，除了担心承认苏俄政权会巩固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而英国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个因素以外，最普遍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劳合·乔治允诺给予的承认的条件太低，担心得不到苏俄遵守协定的足够保证。大法官伯肯黑德认为：“立即在法律上承认苏俄而不过只得到书面保证的回报，极难接受”。⑧奥斯汀·张伯伦也提出：“英国应有权期望在我们给予承认之前，从苏俄获得比字面上承认其对文明国家的先前义务更多的东西”。同时强调英苏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加大了英国对苏的不信任：“我们有关在贸易协定时获得的经验并不能鼓励我们更多地相信它（指苏俄）的言辞”。⑨寇松甚至因为“苏俄的宣传并未因贸易协定的约束而减少”的缘故，称1921年签定的英苏贸易协定是一个“笑料”。丘吉尔则指责政府是在没有得到苏俄政府的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活动，他认为苏俄根本就不会承认戛纳条件。⑩
随着热那亚会期的临近，准备工作的逐步深入，英国政界的分歧愈发尖锐和公开。到了3月下旬，矛盾的激化几乎一度使联合政府濒于分裂。丘吉尔甚至扬言：“告诉我这个小人（指劳合·乔治）将走哪条路，那么我将背道而驰”。(11)3月21日，下院保守党领袖奥斯汀·张伯伦致信劳合·乔治说，丘吉尔表示如果给予苏俄法律上的承认，他将不再在政府中任职。张伯伦认为如果丘吉尔果真辞职，将威胁联合政府的巩固，为此他建议首相就有关热那亚会议的问题给予进一步的考虑”。(12)但劳合·乔治毫不让步，他在次日给张伯伦的回信中针锋相对，同样以辞职来捍卫自己的政策：“如果丘吉尔看到自己的战争计划被红军粉碎而羞恼成怒，便不顾共产党人投降的可能性有多大，不顾欧洲别的国家如何决定，宁愿辞职也不同意承认俄国，那么政府就应当在丘吉尔和我之间有所抉择”。(13)他在同日给财政大臣罗伯特·霍恩的信中表示“除非热那亚能导致欧洲的和平，否则去那里没有用。如果他们坚持，我必须辞职”。(15)
由于双方的互不退让使英国联合政府面临分裂的危险，奥斯汀·张伯伦意识到这种僵局的严重后果，极力从中调解。3月23日，他致信劳合·乔治请求妥协以维护政府。与此同时他还说服了丘吉尔暂时不作公开分裂的声明。24日，他与寇松讨论政府面临的危机并提出了一个变通的解决办法，即主张在苏俄接受戛纳条件与正式给予承认之间增加一个试验期，以考察苏俄是否仅仅口头上接受戛纳条件或准备实施它们。奥斯汀·张伯伦说：“这是一个稳健的政策，尽管它不能满足任何一方极端者”。(16)财政大臣霍恩在给劳合·乔治的信中支持奥斯汀·张伯伦的变通办法，指出：“如果采用这种路线即苏俄政府必须接受戛纳条件，然后再考虑正式承认之前要求一段时间去执行它，那么首相可能获得保守党人的多数支持”。他还强调这可能是法、比和小协约国都会采纳的方法，但“如果英国超出这个限度，将会面临完全孤立的危险”。(18)3月25日，张伯伦再次致信劳合·乔治，指明争执双方真正的分歧在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给予苏俄承认。他认为彼此对于戛纳决议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问题在于苏俄政府对接受这些条件的保证。因为苏俄政府没有恪守他们在1921年缔结贸易协定时定下的协议。另外他还提醒首相，“戛纳条件事实上并没有承诺如果苏俄接受条件就将给予承认，而只不过是暗示承认将会在这种情况下给予考虑，仅此而已”。(19)这无疑为劳合·乔治重新调整政策留下了余地。
1922年3月27日，英国召开大臣会议讨论在热那亚会议上对苏俄政策问题。劳合·乔治阐述了经过调整的三点具体意见：(1)要求苏俄就戛纳决议给予是否接受的明确答复。如果苏俄政府拒绝接受，承认的问题将不予考虑。(2)如果苏俄政府准备接受这些条件，他认为应给予协约国考虑承认与否以及根据实际行动作出决定的权力。(3)如果苏俄政府接受了戛纳条件，就产生了是立即承认还是需要预备期的问题，他认为应先缔结和约然后再考虑全面承认。很明显，劳合·乔治的立场较以前后退了许多，因而使反对派失去了许多进攻的武器。当丘吉尔指责戛纳决议没有征求内阁的意见就给予了英国代表团在承认问题上的完全自主权时，劳合·乔治解释道：“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建议给予苏俄政府全面承认，他们将等到苏俄政府证实其诚意后才考虑这种承认的办法”。(20)因此首相的意见获得了初步的支持。
次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劳合·乔治谈到承认苏俄的具体步骤时指出，只要包括有某种预备期，所有的国家将都愿意承认苏俄。他个人认为最初只能建立临时代办级关系，全面承认将推后并根据苏俄政府执行会议决议的效果而定。奥斯汀·张伯伦继而详述了计划的具体步骤：首先，戛纳决议应被苏俄政府接受。其次，如果戛纳决议被接受，协约国将从苏俄代表的行动和态度中判定他们是否诚意地行事。第三也是最后，如果得出结论他们确实真诚地行事，将允许建立临时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外交大臣寇松强调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能单独行动。首相表示同意并应允在会议期间不时向议会报告情况。(21)
当天中午召开内阁会议审议英国对苏俄政策草案。尽管丘吉尔和寇松仍有保留，但最终通过了劳合·乔治的政策，给予英国代表团有条件的自行决定权。决议规定：“英国不得在承认问题上单独行动；俄国必须全面接受戛纳条件，如果允许给予承认，必须有一个过渡期，其间只能任命临时代办，直至协定被认定忠实地执行为止”。(22)
从会前英国对苏政策的制定及内阁加给英国代表团的种种限制来看，英国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对苏政策存在极大的弱点。这不仅因为受到种种框框约束的英国代表团不可能在会上灵活机动地调整政策以应付多变的形势，更严重的是英国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上，即苏俄的态度成为了英国全部外交的构想的基础。这无异于把自己的政策推上了绝路。因为一旦苏俄在会上的态度出乎英国的预想之外，那么英国的外交乃至以此为基石的整个热那亚会议计划将完全成为泡影。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4月3日，英国下院以372票对94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劳合·乔治的对苏政策。四天以后，被种种限制束缚手脚的英国代表团启程赴热那亚。
二
从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英国自始至终参与并左右着热那亚会议的进程。由于热那亚会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会上能否恢复西方与苏俄的关系这一前提，而西方与苏俄关系的改善又有赖于彼此间债务问题的顺利解决，因此会议的首要议程实际上成了西方与苏俄关于债务问题的谈判。谈判主要是在大会所设的政治委员会所属的小组委员会及一系列非正式会谈中进行的。英国在会谈中不折不扣地奉行其会前既定的方针。
4月11日上午，政治委员会为讨论俄国问题而成立了一个包括苏俄、德国在内的十一国小组委员会。当天下午这个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正式提出将会前协约国在拟定的伦敦专家报告书中有关俄国复兴的第一部分作为讨论俄国问题的基础。苏俄代表契切林表示苏俄需要时间研究报告的内容，会议只好休会两天等待苏俄的答复。次日，契切林要求会议再休会一天，直至4月15日。
劳合·乔治急于得知苏俄的答复，对苏俄的一再拖延有些不耐烦，因此他于4月13日约请法国代表巴都和意大利代表尚策尔及比利时代表贾斯巴商讨对策。在会谈期间劳合·乔治建议应直接与苏俄代表进行私下会谈，他指出在正式开会讨论前“最好的计划将是首先会见俄国人。”(23)劳合·乔治的这个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方面他自信与苏俄的会谈一定会取得成果，而这种自信早在会前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贝奈斯的会谈中曾有过充分的表露：“没有欧洲的援助，俄国将崩溃而且布尔什维克也将随之崩溃。他相信欧洲的帮助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没有这种帮助，他们将一事无成。为此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人将提供西方列强所要求的任何条件”。(24)同时，苏俄代表的赴会及原则上接受戛纳条件的声明进一步增强了他这种乐观的信念；另一方面，长期的外交经验使他懂得私下会谈较之正式会谈不仅更易于达成协议，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劳合·乔治自负地表示：“随着会议的进行会发现交易将在非正式会谈而非在主要会议上完成”。(25)劳合·乔治的建议赢得了法、比、意代表的一致赞同，并且同意为使这一私下会谈顺利进行而避免受到不必要的阻碍，暂不邀请“不合适”出席的日本和德国的代表参加(26)。
4月14日，非正式会谈在英国代表团驻地阿尔伯蒂别墅进行。英国代表劳合·乔治、法国代表巴都、意大利代表尚策尔、比利时代表贾斯巴和苏俄代表契切林、李维诺夫和克拉辛到会。双方都很重视这次实质性的会谈。法国代表巴都断言：“热那亚会议今天刚刚开始”。(27)苏俄代表契切林在事后也承认“在阿尔伯蒂别墅进行的谈判是在热那亚发生的唯一的事情。”(28)然而，持续一天的会谈没有任何结果。契切林不仅拒绝接受协约国事先拟定的伦敦专家报告而且还针对协约国的武装干涉给苏俄造成的损失提出了有关赔偿问题的反要求。这与协约国方面要求苏俄应承认其所有外债并保证予以偿还的要求分歧悬殊，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其间劳合·乔治曾建议由英国外贸大臣西德尼·查普曼与苏俄代表李维诺夫于会外尝试达成一份协议草案，但终因双方分歧过大而未果。苏俄的强硬态度与事先估计大相径庭，劳合·乔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因为如果债务问题无法顺利解决，那么下一步的恢复西方与苏俄的关系及共同复兴欧洲经济的计划将成为泡影，热那亚会议将归于失败。因此他提议再作一次努力，由协约国与苏俄的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在第二天继续讨论债务问题并拟定一个方案。(29)
但是第二天的专家会谈仍旧没有结果。苏俄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反要求，其赔偿数额大大超过了协约国的预料。英国代表劳埃德·格瑞姆在当天的报告中归纳了苏俄的各类赔偿要求，总计将近五百亿金卢布。(30)而且苏俄方面的态度极为坚决：西方如不接受苏俄的反要求，苏俄绝不承认任何债务。会议由此不欢而散。英国代表汉基在次日发往国内的报告中沮丧地承认：“专家会议是一个彻底的失败”。(31)
面对苏俄的不妥协态度，劳合·乔治与协约国代表紧急磋商，一致决定组成联合阵线向苏俄施加压力迫使其在债务问题上让步。4月15日下午，协约国向苏俄代表团提交了一份“明确的建议”。其中表示考虑到俄国的经济状况，可以在苏俄承认债务的基础上削减战债的总数、利息的偿还也可以削减和延期。但同时强调绝不接受苏俄的反要求并表示在私人债务方面决不让步。这份建议实质上是向苏俄发出的一份最后通牒。劳合·乔治指出这份建议是对苏俄的一个考验：“如果俄国给予一份否定的答复，俄国问题就此结束；如果是赞成，他们可以继续讨论其他问题。”(32)因此，当苏俄代表提出先讨论未来合作的意愿时，遭到了劳合·乔治的断然拒绝，他说：“这样做是浪费双方的时间并会制造出一种本不存在的可能达成协议的假象”。(33)最后，协约国同意给苏俄代表三、四天时间，以便他们就协约国的新建议与莫斯科联系。
阿尔伯蒂别墅的会谈没有获得结果，但造成的局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有利于协约国的。因为由于协约国的联合压力，苏俄代表团已被迫到了一种难堪的境地：要么接受协约国的条件并据此解决债务问题，要么丧失这次难得的机会。英国代表团对这种强硬策略的效果持乐观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苏俄顾及国内经济的困难，让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曾担任会议记录的汉基在次日致奥斯汀·张伯伦的信中打赌说他有六分把握俄国人将接受协约国的建议。(34)
然而，被逼入绝境的苏俄代表团不但没有束手就范，反而另辟蹊径，于4月16日，即阿尔伯蒂别墅会谈后的第二天，与德国代表团在热那亚的近郊拉巴洛签订了一个事先经过准备的双边条约。宣布两国彼此放弃对对方的债务要求，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并致力于今后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
拉巴洛条约的突然缔结打乱了协约国的如意算盘，热那亚会议的形势随之发生了逆转：西方与苏俄之间以戛纳条件为基础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消失了。4月17日，英国代表团外交部代表J·D·格雷格里向外交部报告说：整个会议的形势“已被苏德条约所改变”。(35)意大利外交部长尚策尔也指出：“条约削弱了（协约国）与俄国会谈的总体地位”。(36)这是由于拉巴洛条约改变了苏俄此前的孤立、被动处境。难怪格雷格里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就这样在谈判之初即已丧失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机会”。(37)
面对拉巴洛条约造成的形势突变，劳合·乔治为了保住会议不中途破裂，一方面竭力通过外交途径消除条约的干扰，一方面继续尝试与苏俄的谈判。鉴于联合压迫苏俄让步计划的破产及苏俄谈判地位的迅速改善，劳合·乔治不得不另觅他途。由于事态的发展与会前的构想相差太远，故劳合·乔治制定的以有条件的法律承认换取苏俄全面让步的计划落了空，而且内阁在会前对英国代表团的种种约束也使得劳合·乔治无法在给予苏俄政治承认的思路上展开手脚。所以唯一可试的办法即利用苏俄的经济困难以提供援助和信贷的允诺来诱使苏俄让步。
4月24日，劳合·乔治向法国代表巴都提议“应有一个非正式的有关可以给予俄国多少援助的问题的讨论”。(38)同时，他让专家起草了一份致苏俄的照会草案，草案中罗列出欧洲各国可以为俄国经济重建提供的各种物资和设备，宣布了所需条件，即“一旦在俄国的财产使用权交还它的原业主及债务被承认，这些必需品的出口即将开始；一旦信用开始恢复，资本将输入俄国”。(39)劳合·乔治称这个草案是“摆脱政治困境的最好方法”。此后4月26日——5月2日英、法、意、比等国连续举行私下商谈，最终在英国草案的基础上于5月2日通过了一份对苏俄的新备忘录。
5月2日备忘录是英国在热那亚会议上策划的针对苏俄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外交努力。英国代表把这一备忘录称为对苏政策的“新方针”。尽管这个所谓的新方针大谈协约国为苏俄经济的复兴所能提供的一切援助，但其实质仍然坚持协约国在阿尔伯蒂别墅会谈时所提的要求，即苏俄必须全面承认所有外债，只不过这次它是以苏俄获得援助的前提条件的形式提出的，不象阿尔伯蒂照会中那样直接了当，气势汹汹罢了。因此，5月2日的备忘录是不可能为谈判地位已因拉巴洛条约的缔结而极大改善的苏俄所接受的。
果然，5月11日，苏俄在答复协约国5月2日备忘录的照会中语气强硬地驳斥了协约国的要求并拒绝承认旧俄政府的债务和归还私人财产；坚持只有在互惠对等的原则上才能承担上述义务。强调“对俄国人民来说，任何不能以实际利益补偿其让步的协议，都是不能接受的”。(40)
苏俄5月11日的照会最终使劳合·乔治的对苏政策彻底落空了。他看到：“在接到这个文件后试图与俄国在热那亚达成完全协议已毫无用处，继续讨论条款和条件将只能是浪费时间。”(41)既然关于俄国问题的谈判已经失败，那么以此谈判为基础的热那亚会议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了。此后热那亚会议虽然又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直至5月19日才闭幕，但实际上不过是英法等协约国为欺骗公众舆论，竭力掩盖会议的失败而进行的拖延罢了。
三
热那亚会议是一次彻底失败的会议。5月20日，会议闭幕第二天，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便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俄—德条约以外，会议几乎毫无结果”。英国《泰晤士报》甚至把会议称为“无所事事的痛苦的可以引以为戒的实例”。(42)并断言：“无论如何，热那亚会议的这种暗淡的和装模作样的了结不会在我们时代的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痕”。(43)
不仅如此，倘若我们把热那亚会议的预定日程与实际实施加以对照的话，便会发现它不但是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议而且是一次中途夭折的会议。1922年4月10日进行的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在安排大会日程时设立了政治、经济、财政、运输四个委员会分别就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政治委员会主要负责解决俄国问题，即西方与苏俄的关系问题，它是另三个委员会的基础。因为协约国把解决俄国问题视为复兴欧洲经济的第一步，故政治委员会能否取得实际成果直接关系着能否按西方的意愿恢复欧洲的经济，换句话说，即俄国问题的解决与否决定着热那亚会议的成败。然而，直至5月19日大会结束，作为整个热那亚会议计划的前提的俄国问题也未能获得进展。虽然在其他的三个委员会中曾达成过一些协议，但此刻这些协议却因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而失去了实际的价值。因此，号称为重建欧洲经济而召开的热那亚会议实际上在没有触及正题的情况下便草草收场了。如果形象地把热那亚会议比作一艘通往经济复兴这个预定问题的远洋巨轮，那么它的结局就是这个庞然大物刚刚启锚，还未驶出港口便在俄国问题上搁了浅——它根本就没能进入航线。
造成热那亚会议夭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应归因于会议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英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失误。在热那亚会议问题上，英国的如意算盘是抓住苏俄战后国内经济状况恶劣，尤其是抓住1921年秋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饥荒后急需外援的时机，在会上通过外交途径压迫苏俄与西方重建以资本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欧洲、复兴资本主义经济。
然而，英国的梦想从一开始便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主要是由于英国制定的对苏政策有着致命的缺陷：它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判断上的，即盲目乐观地认为急需外援的苏俄政府在热那亚会议上会不惜一切代价与西方恢复关系，甚至包括放弃共产主义原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以致会前他曾断言：“如果列宁两手空空从热那亚回国，他将被推翻”。(44)这种对苏俄形势和政策的判断与事实差之千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早在1922年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分析英国的政策时便指出：“劳合·乔治的计划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预测截然相反”。他继而阐述了苏俄对热那亚会议的真正态度：“我们想要经济合作，……但我们将反对以经济控制俄国的形式的经济合作；我们想要俄国复兴，我们要通过参加整个世界的经济关系的调整来实现……但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保卫俄国的独立并不允许任何对其主权的侵犯和任何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45)拉科夫斯基在会前发表的文章中也明确了苏俄的立场：“我们将不在奴役我们政府的期票上签字；我们将不在违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土地国有化和由国家垄断工业和外贸的法律——的契约上签字；我们将不承担任何侵犯工农政府主权的义务”。(46)同时，拉科夫斯基还在文章中解释了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他指出：“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不是因为我们已厌倦了作为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因为我们决定放弃哪怕一丁点儿我们的共产主义计划，而是因为当我们从长期的战争时期中摆脱出来后，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经济与新的和平条件相适应”。(47)为此，列宁也曾指示代表团绝不接受任何于己“不利的东西”，“绝不屈从于最后通牒”，也绝不惧怕会议破裂。他在1922年2月9日致契切林的信中指出：“我们丝毫不怕破裂，因为明天我们会有一个更有利的会议”。(48)事实表明苏俄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而远非西方认为的无条件投降，因而英国的对苏政策是注定要破产的。
造成英国外交决策失误的原因主要是它大大低估了苏俄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决心。其次它的情报来源失真，往往过分夸大苏俄让步的倾向和程度。例如1922年3月底英国驻里加的代表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甚至说苏俄“心里准备为得到法律承认而作出任何实际的让步”。(49)正是这类主观、片面的情报使英国的政策陷于盲目乐观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为它的失败预先埋下了种子。
综上所述，热那亚会议期间英国的对苏政策与会议的进程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热那亚会议的成败是英国对苏政策成功与否的直接反映。由于英国会前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使得它所奉行的对苏政策与现实严重脱节，这是热那亚会议未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注释：
①③④⑥⑧⑨⑩(12)(15)(17)(18)(19)(20)(21)(27)(35)(42)(49)
怀特：《缓和的根源》，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196,91-92,85,83,85,84,63,84,85,85-86,85,87,89,90-91,136,161,194,101页。
⑤(23)(24)(25)(29)(30)(33)(36)(38)(39)(41)(4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1辑，第19卷，第144页注4，第368,162,251,403-404,405,412,423,560,593,852,162，页。
⑦(32)怀特：《不列颠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伦敦，1980年版，第63,71页。
(11)比弗布鲁克：《劳合·乔治的没落和倒台》，伦敦1963年版，第139页。
(13)弗·格·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
(22)奥德：《英国政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重建》，剑桥1990年版，第194页。
(26)不邀请日本和德国参加私下会谈的原因不一样。劳合·乔治曾指出“日本的出席将使俄国人的态度强硬”。（参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辑，第19卷，第379页。）因为苏俄代表曾指责日本占领俄国远东地区并抗议日本加入政治委员会。至于德国则是由于协约国在热那亚会前拟定的伦敦专家报告书中未涉及德国对苏俄的要求，报告第15条规定：“在1917年3月前停止法律存在的有关权利的要求不得承认”。这实际上排除了一战期间被沙皇没收的德国财产问题。（参见芬克著《热那亚会议》，第160页。）
(28)菲舍尔：《世界事务中的苏维埃人》，第244页。
(31)(34)芬克：《热那亚会议》，北卡来罗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170页。
(37)鲁宾斯坦：《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921－1922）》，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370页。
(40)(45)道格拉斯：《苏维埃外交政策文件》，伦敦和纽约1951年版，第308，290－291页。
(43)科茨：《英—苏关系史》，伦敦1945年版，第89页。
(46)(47)厄迪：《苏维埃俄国与西方1920－192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130页。
(48)《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