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183;新物理学#183;终极——从一个角度谈鲁迅精神遗产的独异性和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物理学论文,遗产论文,异性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6)06-0039-10
一
回溯鲁迅写作生涯的开端，那是在1903年。鲁迅发表于1903年的文章中，最值得重视而至今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是《说
》。
《说》热情地预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发生革命性的大变化：
昔之学者曰：“太阳而外，宇宙间殆无所有。”历纪以来，翕然从之；怀疑之徒，竟不可得。乃不谓忽有一不可思议之原质，自发光热，煌煌焉出现于世界，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若能力保存说，若原子说，若物质不灭说，皆蒙极酷之袭击，跄踉倾欹，不可终日。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未可知也。”
这是20世纪初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所能达到的最具前瞻性的洞见。
《说》中所说“不可思议之原质”指，今译为镭。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铀射线；1898年，居里夫人发表论文，论证了新的放射性物质的存在；1902年，居里夫人从沥青铀矿残渣中提炼出纯镭。
镭元素的发现和提炼，写下了19～20世纪之交最富创造性的历史篇章，揭开了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革命的序幕。卓越的法国科学家、哲学家彭加勒在他写于1905年而如今已成经典的著作《科学的价值》中，以敏锐的预见性指出X射线、铀射线和镭射线的发现，尤其是“伟大的革命者——镭”，预示了经典物理学的“危机”[1](P290)。俄国政治领袖列宁1908年出版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在《近来自然科学的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一章中着重讨论镭元素的发现对于认识论的意义——虽然列宁对新物理学带来的新哲学思潮持否定态度。
当西方科学界与思想界震惊于镭的发现将动摇经典科学和世界观的基础之时，在几亿中国人中，在千百立志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只有鲁迅及时地向这一震撼性的科学成果投以热情的关注——当时，他只有22岁，也还并未以“鲁迅”名于世。
在镭的发现仅5年之后，在镭的提炼仅1年之后，鲁迅的《说》即大致准确地介绍了剌加刻怯夫体（放射性物体radioactive substance的音译）的基本知识和发现过程，脉络清晰地勾勒了它的知识谱系：“自X线之研究，而得线；由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倏一震动，生大变象。”文章预见镭这“不可思议之原质”的发现，将使能量守恒说、原子说、物质不灭说等曾被等同于真理的定律不再成为定律。而且，这一科学发现的巨大意义与深远影响将不仅作用于物理学与化学学科，也不仅作用于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发生革命性的大变化。
当“救国”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青年鲁迅的思索和探寻同时在向更深邃的层面展开。当然，这里包含着青年鲁迅对西方学者见解的认同、介绍和发挥。鲁迅30年后把包括《说》在内的早年文字说成像“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他在为收入了这些文字的《集外集》所作“序言”中坦诚地写道：“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即使“从什么地方偷来”，正如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说：“就算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1]（序，P5）
瞿秋白明辨地指出：“鲁迅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瞿秋白通过与时代水平的比较指认青年鲁迅的精神理想的超越性：“辛亥革命之前，譬如1907年的时候，除了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还有什么理想呢？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跳过‘时代的限制’。”[2]（序，P5）而早在1903年，鲁迅的天才已有令后人惊异的闪亮，仅凭这篇介绍性的文章《说》，22岁的鲁迅就已经站在了自己民族理论思维的制高点上。
1908年，鲁迅发表写于上一年的《科学史教篇》。26岁的鲁迅论述了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同时指出人们重视的往往是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社会之耳目，乃独震惊有此点，日颂当前之结果”，而科学研究更深远的意义却被忽视了。当他写下“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之时，科学几乎成为一种隐喻，不但代表着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也包括了充满神秘感和神圣感的未经认识的世界。青年鲁迅热情礼赞“治科学之桀士”，“仅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他已经意识到“探自然之大法”的科学将导引认识论与世界观的革命，他在对西方自然科学成果的介绍和梳理中已经透露出哲学质询意味，并以敏健的感受性和锋锐的洞察力从西方自然科学成果中寻求着澄澈的意义和混沌的启示。在1903年和以后的几年里，鲁迅的精神探索于不同层面同时展开，“爱国主义”、“改造国民性”、“立人”等主题词都不足以涵盖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意向。研究者们无数遍地征引过鲁迅的话：“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摩罗诗力说》），“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文化偏至论》）鲁迅犀利的见解也包含片面性——难道黄金黑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仅只是不关根本的“枝”与“叶”？鲁迅在贬抑金铁的同时又礼赞科学，他对科学与技术、科学与实业有明晰的区分，阅读鲁迅百年前写下的《说》、《科学史教篇》等，在明白剀切的热情陈述下面，我们能感受到青年鲁迅还有一些尚未成形的思想萌发着、涌动着。当时代正以特有的激情逻辑隐藏下深刻的精神危机时，青年鲁迅的文字留下了越出既定思想轨道的深刻投影。
在人杰辈出的20世纪初年，青年鲁迅已经是心智高远、目光犀利的踽踽独行者。日后鲁迅成为现代中国独异的存在，他的精神世界蕴含着充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在他写作生涯的最初阶段已见端倪。
对于鲁迅青年时代曾经痴迷般地关注科学①，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有关动机与目的的推测？为了科学救国？为了寻求真理？当然是的。同时，在“为了……”之外，分明跃动着青年鲁迅深浓的兴趣——不仅是对科学的兴趣，还包括思考的兴趣。科学引人入胜地吸引着他，激发着他的想像力和才智潜力，并且融进他的精神世界，日后将构成他独异思维方式的一个背景。
在《科学史教篇》里，鲁迅所描述的还是17世纪以来伽利略、牛顿、莱布尼兹所开创的近代科学谱系，20世纪初年最重大最具革命性的科学成果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尚未进入青年鲁迅的视野，也还没有进入其他中国人的视野——在1907年，鲁迅未曾像4年前写《说》时那样及时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科学革命的最新成就。
青年鲁迅写于1908年的《破恶声论》（未完）则显示了又一次天才的思想探险。“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奇论当时未曾有机会惊世，却由后世的人们在惊奇和困惑中做了诸多阐释。青年鲁迅尖锐批判“伪士”之“伪”在于假借科学的名义，却完全不理解科学的精神——“思事理神
变化”。他斥责对古代中国及希腊、埃及、印度的神话“咸与诽笑”者，以真诚的钦慕赞赏“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青年鲁迅纵论今古“形上之需求”及“今世冥通神之所归”，他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通透理解闪耀着天才的智性之光。如果我们联想到玻尔、奥本海默、海森伯等都曾注意到新物理学与人类古代智慧之间的关系，不能不再一次惊讶青年鲁迅思想的前瞻性。
二
正如鲁迅在1903年意识到的，科学的发现会引发“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也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研究的结果，往往使那些范围远远超出有限的科学领域本身的问题的哲学观点发生变化。”[3](P374)新物理学推动了20世纪人类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发展变化。
当梁启超感受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4](P50)预言中国政治思想的大变动即将到来。在西方，一场划时代的物理学革命正来势凶猛。在“伟大的革命者——镭”被发现之后，1905年，爱因斯坦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创立狭义相对性理论，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1915年，爱因斯坦完成广义相对性理论，1916年发表总结性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几乎与此同时，量子物理学家从另一角度挑战经典力学。1900年，普郎克提出振动能量不连续的量子假说，意味着思考物理学问题的方式的划时代变化。1913年，玻尔用量子跃迂假说解释原子光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大革命性理论推翻了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体系的基本概念，造就了新物理学。爱因斯坦在被他称为“讣告”式的文字中写道：“牛顿啊，请原谅我；你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的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3](P14～15)
新物理学推翻了经典物理学绝对时空观和静态物质观的基本预设，从而提供了别一样的世界图式。它在动摇了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体系的同时，也撼动了以康德哲学为中心的近代哲学体系。虽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专业性极强的理论，非专业人士通常只能以最粗糙的理解和灵活的误读去接近它，以至于相对论会被简单化地等同于“相对主义”，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会被戏谑地说成“掷骰子”，但这并没有妨碍新物理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在新物理学横空出世之后，每一个哲学家都不能无视它所提供的世界图式，并对其做出反应。
在五四时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被作为“世界新潮流”的组成部分介绍到中国。从1917年起，《学艺》、《少年中国》、《东方杂志》、《晨报附刊》等陆续刊登介绍性文章。爱因斯坦于1922年11月13日、1922年12月31日两次路经上海，短暂停留期间曾做相对论讲演。恰在爱因斯坦第一次路过中国时，传来了他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中国知识界甚至引发了一阵“爱因斯坦热”。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的罗家伦向国人介绍“最近科学最重大的发现，影响人类思想全体的学说，莫过于爱因斯坦的相对原理”。他热情地写道：“大家也应该略知他国学术界的勇猛精进，是个什么样子！”[5]
诗人徐志摩1920年作长文《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安斯坦”即爱因斯坦的旧译），这是徐志摩在反复钻研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浅说》之后，自谓“连我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力求“用最平浅最直率的话”写的。诗人徐志摩煞费苦心地把自己尚如“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不懂”的物理学革命以俗白的文字介绍给国人。徐志摩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大家起劲抢买抢看抢讲抢写抢翻译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的新旧各式，就是女子剪发‘啊呀的吗’种种的问题——总不外求新‘文’，不见得求新‘化’。……不过那些表面似乎乏味的东西，倒像陈酒橄榄一样，越吃滋味越厚。那些长枪大戟的主义虽然容易舞弄，过了不多时，可觉得渐渐地气味起来了。所以我不管范围不范围，想试讲讲那面目可憎的‘相对学说’，来引起非自然科学家的注意。”徐志摩指出：“众位要知宇宙间的玄妙，并非读自然科学的人的专利，凡是诚心求真确知识的人，都应该养育一种不怕难好奇的精神。”还应该提到，1914年徐志摩就读杭州府一中时，就曾在校刊《友声》发表文言论文《镭锭与地球之历史》。中国作家中，在20世纪初关注过“伟大的革命者——镭”的，只有鲁迅和徐志摩。
胡适1923年在总结性文章《〈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回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7]自19世纪末年以来备受崇敬的科学在五四时期被鲜明地树立为旗帜，甚至被视做根治中国社会种种痼疾的良药。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所作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以一连串排比句申说“不知科学”带给国家社会现实生活的严重后果。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化界，并未出现C·P·斯诺在著名的《两种文化》中所指出的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即“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的情况——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中国尚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集团”[8](P3～4)，五四新文化界一致推崇科学。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和追随者们首先是以科学作为方法论、作为思想武器来体认其重要意义，将科学理性视为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准则。
然而，新物理学及其所带来的时空观、世界观以及新的思想方式，竟几乎没有对崇尚科学的五四知识界产生影响。
当以新物理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科学正在随机性、多样性、不稳定性、不平衡性、非线性这样的维度上开始了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仍然对18世纪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科学理性的权威性深信不疑。他们以简捷的思想方式把丰富的西方思想传统缩减为“科学”。他们眼中的科学，依然是经典物理学所揭示的世界图式以及相关知识；他们崇尚的科学精神，依然是依托于经典物理学的理性精神，即充分信任事物的客观性、可检验性以及因果式的可解释性。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并且试图以科学式的运思方式与表达方式改造文学，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清晰表述可以看出，作为体现艺术思维特征的虚构、想像等，在建设新文学的理论预设中丢失了它们本应占有的位置。对于明白剀切的科学风格的推崇很快发展为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倡导。
五四时期的鲁迅配合了《新青年》同人对科学的提倡，他希望将“讲科学”与针对中国现实的“发议论”结合起来[9]。那是鲁迅几十年写作生涯中思路最为清晰、抨击目标最为直截明确的阶段。从思想方式与表述方式看，收入《热风》中的文字十分符合五四时代标举的科学风格。鲁迅坦诚地把自己发表于《新青年》的“随感录”等说成“应时的浅薄的文字”（《热风·题记》），这并不能以“谦虚”解释。在那特定的年代，鲁迅以义不容辞的助战配合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攻势，在增强了文字的战斗性和社会性的同时，他心灵中另一向度的思考暂时被激烈态度遮掩着，他在留日时期曾经显示出的宽敞视野仿佛缩小了。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语境中，在明白剀切的时代风格笼罩下，“同一步调”的前驱者们同处战斗氛围，同取偏激态度，他们各自发出的呐喊汇合为强劲的合唱，于是，他们之间知识背景、精神层面的不容忽略的差异就通常被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忽略了。五四时期的鲁迅将自己独异的体验与体悟浓缩于从《狂人日记》开始的小说创作里。待五四落潮之后，鲁迅将大大偏离五四时代所倡导所理解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超越五四时代所崇尚所宣示的知识图式与知识谱系，进入更深邃的精神追问和哲学质询。他将以更睿智甚至诡异的文字，“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野草·题辞》）
三
五四时期的鲁迅已经“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却依然希望”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依然设想“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热风·生命的路》）。而在西方，“治科学的桀士”们正求索着“永远”是否存在，即世界的有限性问题。
爱因斯坦曾试图从广义相对论考察宇宙空间问题，他1917年发表的论文《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学所作的考察》成为宇宙学开创性的文献。为避免在空间无限处给广义相对论议程设定边界条件的困难，爱因斯坦假设宇宙空间是有限的。爱因斯坦曾推动量子力学的进展，但他始终不能接受宇宙受机遇控制的观点，他对几率概念的否定通过“上帝不掷骰子”的名言得到有力的表达[10](P413)。晚年爱因斯坦则对宇宙有限论产生了动摇，他以假说阐述“以广义相对论为根据的空间结构”：“膨胀空间理论同天文学的经验数据合在一起，无法决定（三维）空间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而原来的‘静态’空间假说则得出了空间的闭合性（有限性）。”[11](P424)
于是，如海森伯所说，新物理学使得“自从科学和哲学最早时期就引人注意的一些很古老的哲学问题又被捡起来了”。即“空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在时间开始之前有什么？在时间终了时又将发生什么？或者时间是无始无终的？”[12](P75～76)广义相对论关于宇宙空间有限的假设和量子力学所揭示的世界的随机性、无序性给西方思想界造成巨大冲击。而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等在通俗读物中普及宣传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其所揭示的热力学过程的熵或无序度的不可逆以及“宇宙热寂”的前景则已经使地球终结问题被纳入哲学思考。罗素写道：“大致说来，但是更无目的、更无意义的，这就是科学呈现给我们且要我们相信的世界。我们的理想今后必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找到归宿。人是那些不能预料结果的原因之产物；人的渊源、生长、希望、恐惧、爱以及信念都只是原子的偶然安排；热情、英雄主义、情感和思想之强烈性，都不能使个人生命延续于墓园之外；积年累月的辛劳、一切的虔诚、一切的灵感、一切人类天才之光辉都注定了要在太阳系的死亡中灭绝；人类的一切成就，都需被埋葬于宇宙的废墟之下——这一切，虽然不是全然无可争议，但是几乎是如此确定以至于任何否认这一切的哲学都不能希望立得住。今后，灵魂的寓居只能安全地被建筑在这些真理的框架之内和不屈服的绝望的基石之上。”[13](P19)萨特也描述了他曾体验过的对人类灭亡的恐惧：“如果有人向我提出一个假设，说有朝一日一场大灾难将毁灭整个地球，哪怕这是五万年以后的事，我也会惊恐不安的。即使今天我已从幻想中醒悟，但一想到太阳的冷却，我仍不能不感到害怕。哪怕就在我被埋葬的第二天，我的同胞们就把我遗忘，这对我也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还活着，我就会继续纠缠他们，我将以他们难以察觉、难以言说的方式存在于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就像我所不认识，但我又使他们免遭毁灭的无数死者现在正存在于我身上一样。然而，万一人类灭亡了，那么所有的死者将真正是万劫不复了。”[14](P178～179)
如果说地球中心说、人类中心说和自我中心说所受到的打击是科学对人类自尊的几次重创[15](P453-462)，那么，世界的有限性即终极问题的提出将是人类在感受科学神奇魅力的同时领受到的更沉重的恐惧：“众所周知，当代物理学已经引起人类的宇宙观及其同宇宙的关系的重要的修正。有人设想，这种修正突破了人类的命运和自由的基础，甚至影响到人类对他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能力的看法。”[16](P139)
没有资料表明鲁迅曾对新物理学做持续的关注——像他当年写《说》时那样。然而，终极问题始终在鲁迅关切的思考中。他拥有独异的透彻——至少在20世纪中国是独异的。他犀利的思维善于透视到事物的最深处和最远处。关于个体生命，鲁迅说：“我只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坟·后记》）“确切地”知道的事当然没有再追问究竟的余地，然而鲁迅并不想获得将“死”搁置的旷达。实际上，“坟”、“死”、“死后”始终盘旋于他的思考和想像中，借用他本人的文字来描述，甚至“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华盖集·杂感》）。鲁迅去世前不久在题为《死》的文章中写道：“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还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且介亭杂文末编·死》）的确，如果说死是可怕的，那么最令人一发恐怖感的并非传说中的鬼和地狱，而是“一无所有”，即曾经绞缠于鲁迅心灵的“黑暗与虚空”。
关于人类和宇宙的前途呢？鲁迅于去世的前一年，曾由“木刻的最后”引申到“宇宙的最后”，写下这样一段话：
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17](P839～840)
说到“最后”，鲁迅三次在这个词下面分别画上了黑点和双圈，他还在“也许”、“一定”的下面也画了双圈。短短一段话，竟出现两种表达强调之意的符号，这在鲁迅文字中实属少有。而这段话是出现在给一个并不很熟悉的木刻青年的信里。在“奋斗、向上、美化”的仿佛乐观通达的陈述基调中，鲁迅已经舍弃了“热风”时代“以后也该永远有路”的信念。同时，鲁迅仿佛把“最后究竟怎样呢”这样一个古今中外多少哲学家宗教家竭尽心力追索的问题搁置了——只是“仿佛”。
鲁迅，具有独异的思想穿透力的鲁迅难道会搁置“最后究竟”吗？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科学家具备参与讨论“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鲁迅当然不具备对这个问题盘根究底的知识和能力。然而这个问题不仅属科学、属哲学，它还与每一个在世的人有关——包括曾经和将来在世的人。毕竟，“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热风·生命的路》）。这“寂寞”和“悲哀”如此之大，关联着生命存在的意义。
是的，鲁迅说过“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这句话写于1927年，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当然可以做多种解读。而“最后究竟”距“灰孙子时代”又不知道遥远了多少！鲁迅不断地强调“现在”：“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热风·现在的屠杀者》）“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华盖集·杂感》）身处动乱的残酷的年代，鲁迅所说的“现在”包含特定的现实意义指向，其哲学意味并不浓郁。在鲁迅“执着”的“现在”与海德格尔的“此在”及后现代主义的“当下”之间，至多只能找出微弱的甚至牵强的联系。鲁迅说：“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两地书·四》）他本人不是对“现在”缴“白卷”的“理想家”，他不相信任何人描画的关于“将来”的美好图景。然而，他的独异的透彻又使他并不能搁置“灰孙子时代”之后的“最后究竟”。鲁迅对“最后究竟怎样”的回答只能是“也许”：“也许永久，也许灭亡。”加上了双圈的两个“也许”说明着“最后究竟”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是因为“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实际上，以往人们对“最后究竟”有过确定答复：所有宗教的答复都是“永久”。正是由于新物理学推进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使曾经确定的答案变成不确定了。
“也许永久，也许灭亡”概括了人类和宇宙前途的两种可能性——二者必居其一，不存在第三种可能。依照一般推理逻辑，“永久”给人以希望，“灭亡”导致绝望，而鲁迅则在“永久”和“灭亡”之间，在“希望”和“绝望”的绞缠中，凸显出思想的独异性。
近年来研究者对鲁迅思想的关键词之一“中间物”做过诸多阐释。鲁迅说的“一切都是中间物”，这句话写在1926年11月11日所作《坟》的后记里，前面还有状语：“在进化的链子上”——这状语是不能也不该被省略的。鲁迅通过“链子”的比喻体认“一切”的“中间物”身份，显然，“中间物”的命名具有很强的位置感。在他写于逝世前一年的说到“最后究竟怎样”的那段话里，他又将“人”和其他事物比喻为“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个环”。索子即链子，鲁迅始终相信这样一个比喻的恰切性。对于“中间物”来说，前有环，后有环，那遥远的前后或是无限或分别有起点和终点，无限即永久，终点即灭亡。
这是被研究者反复引述的句子：“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空’乃是‘实有’……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空乃是实有。”（《两地书·四》）在鲁迅所作的“链子”、“长索子”的比喻中，“灭亡”当然是真正的“黑暗与虚空”，而“永久”则为无休无止、无尽无穷、永无尽头的延续，倘若长度无限的链索通向无穷远，那无底洞一般的无限无穷不仍然是“黑暗与虚空”吗？
在“黑暗与虚空”和“实有”之间，以及在“深渊”和“天上”之间，在“无所有”和“一切”之间，在“无所希望”和“得救”之间②，鲁迅以一极克服了超越了取代了另一极吗？他在两极之间找到平衡了吗？他把相悖的两极强拴到一个因果链上了吗？没有。
鲁迅确实曾经试图以希望抵抗“黑暗与虚空”。在1926年10月——他逝世10年前，他说：“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华盖集续编·记谈话》）在鲁迅生命最后的10年里，他直面现实，苦苦地“要赶快做”，悲愤地“横站”，虽然他已经很少将“黑暗与虚空”直截形之于文字表达，然而，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敏锐地指出的：“一读他的文章，总会碰到某种影子似的东西；而且那影子总是在同样的场所。影子本身并不存在，只是因为光明从那儿产生，又在那儿消逝，从而产生某一点暗示存在那样的黑暗。如果不经意地读过去就会毫不觉察地读完。不过，一经觉察，就会悬在心中，无法忘却。就像骷髅在华丽的舞场上跳着舞，结果自然能想起的是骷髅这一实体。鲁迅负着那样的影子过了一生。”[18](P48)从鲁迅离世的1936年所写的《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文章，仍然分明可以感受到他并未将“黑暗与虚空”挥之而去。
现今人们喜欢以“超越”作为夸赞，这个词也被用于鲁迅。终其一生，鲁迅并没有超越“黑暗与虚空”，他也没有超越绝望——绝望感即来自对“黑暗与虚空”的体认，而“虚空”比“黑暗”更可怖，更令人体验绝望感。鲁迅也没有超越希望。这绝望、这希望，都不应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它有特定的维度。鲁迅始终处于绝望与希望的矛盾绞缠中，相悖的两极同时被他体验着并体认着。鲁迅十分重视“中间物”的过程，而直逼结局的透彻使身处“过程”中的他充满矛盾、紧张和痛苦，因此他的思考在格外犀利的同时又格外沉重，也因此他成为了20世纪中国独异的存在，没有被自己时代不同走向的强大的同质化力量所同化。
早就有人注意到鲁迅思维方式的独异性。唐弢指出：“鲁迅身上有许多东西是正统人物身上没有的，他有一些野性的东西，非理性的东西。”[19](P212)“野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找不到适当的关键词，人们只能勉强地借助既有概念“辩证法”。在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已对鲁迅的思想方式做过独到分析：“从来天才的思想家都常常要跳出形而上学的禁锢，而对于辩证法的发展多少贡献一些东西。这在鲁迅先生，情形也是一样的——他深化了民族的反抗思想，同时也就是给世界的哲学添了彩色。”[20](P307)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汪晖、王乾坤、徐麟等研究者从鲁迅著作本文中找到说明其思想独异性的关键词“反抗绝望”、“中间物”、“过客”、“虚妄”等。
鲁迅思想的形成曾受惠于后来被追认为“后现代性的开端”的尼采[21](P346)，而鲁迅本人并不热衷于抽象的哲学思维，他思想的犀利性、洞见性主要基于感性的个人体验，并出之以文学性的表达。直逼结局的透彻使身处过程中的他承受着精神内部的紧张冲突，也使他的文字显示出矛盾撕扯的智慧的张力。已有论者对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做过辨析比较：“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可说大都是十八世纪的大脑。只有鲁迅，他的文化思想开始就是现代的或接近现代的，同他的敏锐的现代人感觉，没有什么矛盾。”[22](P125)鲁迅的思维方式不但具有无可置疑的现代性，而且显现了尼采式的后现代性。因而，在21世纪初的“全球化”背景和“后现代”氛围中读鲁迅，常常会感到被点化。鲁迅穿透式的审思仿佛能穿越许多年的时光而具有直指今日中国现实及人类困境的力量——包括终极问题。
四
20世纪90年代初，霍金出版于1987年的《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中译本问世。这本书在中国的风行又会使我们想起鲁迅的话：“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坟·春末闲谈》）
关于时间终结的论证又一次“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霍金用非专业者容易理解的通俗语言解说了宇宙的有始有终和时间的有始有终，解说了在时间的边缘“奇点”，所有定律和可预见性都将失效。他宣称：“宇宙在过去某一时刻必须有一无限密度的状态，亦即大爆炸，这是时间的有效起始。类似地，如果整个宇宙坍缩，在将来必有另一个无限密度的状态，即大挤压，这是时间的终点”，[23](P42)
作为非专业者，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判断霍金是否该被加冕为“当代爱因斯坦”。当然，我们同样完全没有能力评论罗杰·彭罗斯和霍金究竟谁对量子宇宙学的贡献更大，完全没有能力介入霍金与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林德的理论分歧。我们也只能像看天书一般地面对“玄之又玄”的弦论。在2002年8月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和2006年北京弦论研讨会期间，中国媒体分别为弦论领军人物威顿与施特罗明格未能得到公众足够的热情打抱不平，甚至将其原因归结为他们不是霍金那样坐轮椅的残疾人。然而，无论当代物理学家的座次该怎么排，霍金的《时间简史》的影响力都无人能及。这本书被翻译为几十种语言，发行量逾2000万册。以强大的魅力吸引着非物理学专业的人们的，是它以“时间”为题，向所有人提出了时间终结这个最严肃、最重要的问题。
倘若时间有终结，那便意味着既往人类赖以寄托理想信念的词语“永远”、“永恒”、“不朽”等等都将失去原有的意义。
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倡导者利奥塔在1988年谈及太阳的终结——“它将在45亿年以后爆炸”，他写道：“在我看来，这就是向今天的人提出的唯一严肃的问题。除它以外，我看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战争、冲突、政治危机、思想危机、思想运动、哲学争论甚至欲望，一切都已经死了，如果这种无限性——现时您从中吸取精力以延异回答——，如果总的来说这种探索的思想也应随太阳一起死亡的话。”[24](P8～9)当代物理学对时间终结的论证必将使人类重新思考重新认识重新判断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西方重要的哲学成果无不受惠于新物理学的发见，以至于人们相信“如果哲学显得不能为无偏见的人所了解，或不能与现代科学并行不悖，这过错必定在哲学家方面”[25](P4)。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许多冠以“后”字的形形色色的主义的兴起与新物理学的发展相关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及宏大叙事的消解与人类命运终究会面临的终结相绞缠，因而利奥塔又说：“被人们命名为人文科学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24](P76)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的不仅是对时间终结可能性的揭示，还有从西方传来的各种“死了”说（如“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等）和各种“终结”说（如“历史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哲学的终结”、“西方文化的终结”等）。书名中包含“终结”的各种西方论著往往在出版不久就有了中译本——虽然原著者对“终结”的理解并不相同。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88、1989年分别从不同角度作出的“历史的终结”的预言在我们这里激发起对“终结”的无穷联想，甚至会忽略了福山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旨在报告“历史演变过程已走向完成”的“新福音”或曰“好消息”。来自西方的兴高采烈的预言在我们这里唤起的是胶着于字面意义的对“终结”的焦虑。约翰·霍根言辞激烈而又弥漫着悲观氛围的著作《科学的终结》在出版当年就有了中译本，其副标题“在科学时代的暮色中审视知识的限度”传达了作为“敏锐的旁观者”的感受：“球正变得越来越重，而球门正收缩得越来越小。”[26](P12)“令人丧气的忠告——五彩的灯光已经熄去，晚会已曲终人散，回家去吧！”[27](P4)
新物理学对时间终结问题的探讨充满神秘的魅力又伴随着恐怖。当我们想像没有人可能得见的冷寂的“黑洞”，我们太容易认同罗素和萨特表述过的悲哀和恐惧。至于利奥塔设想的地球毁灭后的“后太阳思维”和“无躯体思维”[24](P24)，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匪夷所思。而我们能够切实地知道并且切身地感受到，或许等不到太阳在若干亿年后爆炸和时间在若干亿年后终结，地球上居住的人类就已难逃毁灭的命运。全球升温、臭氧层泄漏、河流海洋污染、非再生资源急剧消耗等，都导致地球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环境恶化，而这些又与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相关联。科学的发展还影响人类的精神和情感，出现如康拉德·洛伦茨所说的“情感的暖死亡。”[28](P76)而鲁迅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已经指出了科学的双刃剑性质，他在惊叹和赞颂科学伟力的同时又指出“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人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科学史教篇》）百年前青年鲁迅超轶时辈见解如今已成为人类的共识。
有许多关于现时代的命名：商品时代、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娱乐时代，等等。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情势和文化氛围中，生逢千年之交的中国人仍然像以往百年间一样，从西方新思潮汲取思想资源。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后”学思潮筑就了90年代之后中国的学术语境。后现代主义所宣布的多元时代的到来，后结构主义所宣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终结与二元对立的解体，新物理学所论证的时间有限性使中国人对现时代独特性的感受有了理论依据。虽然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差异，而西方学者对现时代的描述竟与90年代以来中国的情形相当契合。“好了。……多元主义时代降临在我们身上了。你做什么都不再有什么关系，那都是多元主义希望的。一个方向同另一个方向一样好时，方向概念就不再适用了。……幸福会使我们何等幸福是难以预言的，不过请想一下对美食烹调的狂热在日常的美国生活中造成的影响吧。另一方面，它是生活在历史里的巨大特权。”[29](P105)这类对多元主义的“幸福”的描述可以从或正面或负面、或郑重或戏谑的不同角度去理解。既然各种“终结”已经到来，既然不必再顾及“永远”，现世的物质利益、消费生活的满足就成为追逐的目标。当怎样挣钱与怎样花钱成为时代的主题和生活的主题，对于许多以人文学科为专业的中国人来说，曾经令人焦灼地追寻的终极意义已经消解——消解得那么容易。百年前鲁迅痛责“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闷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破恶声论》）青年鲁迅在1908年发表的议论竟具有直指21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现状的准确针对性和力度。
然而，“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必有形上之需求”（《破恶声论》）——不仅“古民”如此，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样的境况下，总有人仍需寻找意义支撑自己的精神生活。生逢千年之交的中国人正与一个未曾想像到的独特的时代相遇，面对各种“终结”说，面对“永远”的消解和形而上的消解，鲁迅思想的犀利性、前瞻性，他思维方式的独异性、悖论性以及他在“终结”与“中间的”、“虚空”与“实有”之间所做的抗争和所表现的智慧正凸显出当代意义。
注释：
①据周建人《鲁迅先生对于科学》回忆：“他在南京学开矿的时候，不用说，曾学习矿物学、地质学、化学以及数学等科学。到仙台去改学医学时，又学习生物学、解剖学、有机化学等科学。这些学科是医学的基础，自己更读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阿·海尔脱维息的细胞学、梅契聂科夫的著作等。”参见征农编《珍贵的纪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②“……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是《野草·墓碣文》中著名的句子，浓缩着鲁迅的哲学领悟。见《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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