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五十年来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年论文,概念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民族概念的研究、讨论一直没停止过。“民族概念是反映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综观历史，民族的漫长的时间性和宽广的空间性特点决定了人们对民族概念的认识是不断走向深入的，学术界对民族概念提出了各种观点。本文拟就建国以来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与讨论情况分三个时期作一论述。
一、50～6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
斯大林于1913年为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下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这一定义于20年代传入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理论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较大，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的理论重视不够。虽然30年代我国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提出我国古代文献中已经论及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观点， （注：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但不占主流。误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观点是唯一正确观点。这一时期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讨论没有大规模展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学术界迎来新的局面，专家学者们开始就我国的汉族什么时期形成，少数民族能不能称为民族展开了讨论，这样，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民族是什么，对民族概念如何界定，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如何认识、理解及运用等问题。因此，研究民族概念问题与研究民族形成问题联系在一起。
1949年10月，一之在《什么是民族》一文中对民族进行了研究、探讨。（注：一之：《什么是民族》，《进步青年》第2卷第6期，1949年。）
1950年，荣孟源在《关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问题》一文中认为：“斯大林说的民族特征，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况。但是‘好多民族未来得及踏入资本主义，有些民族还完全没有踏入资本主义’，‘还没有或者差不多还没有自己的工业无产阶级，大抵还保存着牧畜经济和家长式民族生活……，或者还未脱离半家长半封建生活的原始方式……，也可称为民族。’”“用这个理论来观察中华民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族及回、藏、番、彝各民族均可称为‘民族’。”同时认为中华民族，并不只是一个汉族，而是包括汉、回、蒙、藏、苗、彝……等几十个民族。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差不多都有自己的语言、区域、经济生活与文化特征。（注：荣孟源：《关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问题》，《学习》第2卷第12期，1950年。）
1952年《新建设》5月和6月号上相继刊载华岗（注：华岗：见《新建议》1952年5月号。）和徐柏容、 陈郊等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文章。（注：徐柏容：《关于民族的产生问题》，陈郊：《再谈民族问题》，《新建设》1952年6月号。 ）华岗认为封建社会内部可以形成民族，徐柏容、陈效认为资本主义以前时期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民族存在。
1952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访华期间，与中国的许多学者座谈时讨论了一些理论问题，回国后在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举行的讨论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后又将报告整理成为《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发表于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0期上。1954年，中国《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将该文翻译成中文转载。该文以列宁、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为理论依据，认为汉族是19世纪下半期伴随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而这以前发生和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部族”。（注：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1954年。 ）中国民族在特点上讲是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而形成，其经济分散性在19世纪下半期大大克服，新的经济中心建立，民族市场形成，10世纪，中国民族语言已完成了形成过程，而这一成就决定性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方言对地方方言起了主导作用，从而使地方方言密合于统一民族语言中。（注：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1954年。 ）叶菲莫夫关于中国民族的形成和民族特征论述的观点，遭到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反对。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于1954年发表题为《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在文中他以斯大林民族定义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为依据，提出了中国汉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民族，这一特殊民族具备了四个特征。即“书同文”（共同语言），“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域”（共同地域），“车同轨”（共同经济生活），“行同伦”（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其重要的经济纽带是封建性的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不够强大，未能起到民族纽带的作用，因此谈不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汉民族的形成是古代。（注：范文澜：《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范文澜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学术界援引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定义的观点就民族形成问题展开讨论，随之民族概念的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
1954年，白寿彝先生撰文依据斯大林的论述，认为“资本主义时期以前，民族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由此，他针对资本主义以前的部族和资本主义上升时的民族讲两者的区别。（注：白寿彝：《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新建设》1954年1月号。）
1956年魏明经发表《论民族定义及民族的实质》一文，对范文澜先生关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提出了质疑。提出民族的产生“只能是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而资本主义以前只能有部族共同体。”（注：魏明经：《论民族定义及民族的实质》，《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如上所述，50年代大致是围绕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分资本主义以前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民族来对民族概念进行研究的。到了60年代，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概念的研究，不断深入，争鸣更为热烈。
1960年，野虹发表《谈民族与民族问题》一文，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是创立民族关系、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注：野虹：《谈民族和民族问题》，《宁夏日报》1960年7月22日。）
1962年，章鲁发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一文，对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中出现的问题，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论述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民族最初是由部落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前资本主义的民族或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称为民族”；“列宁对民族发展过程的看法和对‘民族’一词的用法，与马恩是完全一致的。”不论是处在中世纪的、封建生产关系下的或拥有巨量财富和雄厚军事实力的民族，列宁都统一使用民族一词。而斯大林著作的汉译本中，一般都译作“部族”。（注：章鲁：《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人民日报》1962年6月14日。）同年章鲁先生又撰文指出“由部落结成民族，而部落联盟是形成民族的第一步，这是古代民族一般都要经过的发展阶段。”（注：章鲁：《关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人民日报》 1962年9月4日。）
1963年，方德昭发表《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一文，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的初期。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民族、封建制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民族，是非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体。同时认为古代民族是具有四个特征（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民族的本质是和社会制度直接联系着的，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民族，这种不同类型的民族内部的阶级结构不同。（注：方德昭：《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7期。）同年《学术研究》第11 期刊登了牙含章致方德昭的信和方德昭的回信。牙含章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蒙昧民族。方德昭则重复了自己的观点。
1964年，施正一发表《论原始民族》一文，认为“由部落经过部落族盟发展而成的‘原始民族’，总是处于原始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这种民族与斯大林民族定义所针对的资产阶级民族，或现代民族不同，但也有共同点。即古代民族也有自己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但相对于现代民族来说，语言不丰富完美，地域不统一不巩固，经济不太密切。它所具备的“民族性格”与现代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不同。（注：施正一：《论原始民族》，《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
同年，杨堃先生撰文提出“我们所说的民族叫现代民族，其中包含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不同的类型（即狭义民族）”。“我们所说的民族共同体……即我们的习惯用法上所说的广义民族，”包括着代表四种类型和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那便是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该文章着重论述了民族（狭义民族）与民族共同体的区别和联系，（注：杨堃：《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兼与牙含章同志和方德昭同志商榷》，《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同年《学术研究》第4 期发表了方仁的《论现代民族——兼与杨堃先生商榷》一文，（注：方仁：《论现代民族——兼与杨堃先生商榷》，《学术研究》1964年第4期。 ）文传洋发表《不能否定古代民族》一文，主张古代民族是存在的，不能否定，它是具有四个特征（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产生于原始社会末阶级社会初，是非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体。该文认为“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与“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的“民族”在涵义上是不同的。前者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后者为阶级社会的产物。（注：文传洋：《不能否定古代民族》，《学术研究》1964年第5期。）
综上所述，50～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概念的研究大多与民族形成研究紧密相连，对民族概念的认识、研究又大都是从不同角度去认识、理解和研究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专门研究民族概念的文章相对较少，既使是专门研究文章，其观点、认识也没有超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内涵范围。从总体上看，在研究民族概念上，50年代占主流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民族，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称为部族；60年代占主流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以前形成民族。50～60年代中期在民族概念的研究上出现了范文澜先生坚持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提出的独特民族论；（注：范文澜：《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出现了章鲁（牙含章）先生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提出的由部落结成的民族——古代民族的理论。这些都对民族概念理论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二、80年代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
60年代末至70年代，由于“文革”的影响，民族概念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民族概念的研究和讨论范围宽广，认识深刻，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取得伟大成就。
1.关于民族概念的重新考察。
80年代，重新回到马恩列斯原著的学习上，对民族概念的定义进行再认识、再研究。
1980年，敬东发表《关于“民族”一词的概念问题》一文，对《历史研究》1963年第2 期载林耀华先生《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一文中除民族1和民族3所阐明的观点之外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援引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的有关论述为佐证。该文指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不把血缘作为民族的要素，这与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也指出必须分清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和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是我们研究民族问题的关键之一。（注：敬东：《关于“民族”一词的概念问题》，《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1981年，金天明、王庆仁发表《“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一文，认为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1899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1903年，梁启超将布伦奇里的民族定义介绍到中国。后来斯大林民族定义传入中国。该文指出：“根据当前民族学界实际情况，并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我们认为对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类型人们共同体定名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民族）为好”（注：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和使用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
1983年，马寅发表《关于民族定义的几个问题——民族的译名、形成特征和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称呼》一文，认为，在“民族”和“部族”的翻译上，应保留部族。“民族和部族是斯大林民族学中两个各有特定涵义的概念。”斯大林民族定义是专指现代民族的定义，所以不是对任何历史阶段的人们共同体都适用的。对我国少数民族称为民族，是因为他们已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以后的时代，已不是古代社会历史范畴的人们共同体，是现代民族的一种类型。（注：马寅：《关于民族定义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1984年，王明甫发表《“民族”辩》一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Nation指的是定居在一个共同地域上的诸部落组成的氏族社会，是一种比部落联盟更高级的发展形态，即部落联合，是属于高级野蛮社会的。就语言讲，已倾向于消灭方言差异；就居住形式讲，首次出现了城市。恩格斯所说的由中世纪的Nationalitat发展而成的Nation，已经不是原始社会高级阶段的（Nation）部落联合，而是资本主义上升时的民族。（注：王明甫：《“民族”辩》，《民族研究》 1983年第6期。）
1984年，金炳镐发表《试论马克思民族定义的产生及其影响》一文，指出斯大林民族定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虽然是针对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的，但它的基本精神适用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因而具有普遍意义。（注：金炳稿：《试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产生及其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金炳镐在1985 年发表的《有关民族定义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深刻地论证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科学性，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民族定义。”该文对民族的构成要素从理论高度进行了阐述论证。（注：金炳稿：《有关民族定义的一些问题》，《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1984年，杨堃发表《论民族概念和民族分类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名称、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分为氏族、部落、部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五个阶段和五种类型。”这几种类型全具有五个要素，“其中，共同的民族名称和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是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注：杨堃：《论民族概念和民族分类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1985年，彭英明发表《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辨证理解》一文，认为，我国古代的“族类”划分标准中已包含民族要素，如地域、经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我国近代广泛使用民族概念，在辛亥革命时期使用最多，孙中山、汪兆铭等对民族的定义及特征作过说明。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全面理解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一方面肯定这一定义的正确性和科学价值，肯定其对全世界各民族都是普遍适用的，一方面也该看到中国与西欧不同，我国的民族实际与斯大林所说的完全具备“四大特征”的民族不完全一样。如语言、地域、经济上的共同性在我国民族上并不是都完全具备的。（注：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民族研究》 1985年第2期。）
1986年，蔡富有发表《斯大林的Нация定义评析》一文，认为根据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的背景和斯大林自己的说明，斯大林定义的Нация概念作为民族学概念是不适当的，它不是民族学范畴的民族定义；它既有理论的局限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注：蔡富有：《斯大林的Нация定义新析》，《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1986年，孙青发表《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认识》一文，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对马、恩在民族理论问题上的继承和发展；斯大林民族定义四特征的共同性、时代性、稳定性、一般性，是斯大林民族定义所包含的普遍原理，这一原理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注：孙青：《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认识》，《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1986年，熊锡元发表《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一点看法》一文，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是比较完整科学的，因为“它揭示了民族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对民族形成及其基本特征作了极精练的概括，逻辑结构严密，它包含这样三层意思：民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及心理素质等四个基本特征；而且一旦形成就具有非常的稳定性。”这一稳定性是历史上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无法比拟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吸收了前人成果，有沿袭继承，又有扬弃和发展。同时认为，“除斯大林所提的四个特征外，可以考虑增加共同风俗习惯”作为民族的另一个要素。（注：熊锡元：《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一点看法》，《民族研究》1986年4期。）
1987年，金炳镐发表《试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特点》一文，在肯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基础上，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内容方面，全面、严谨地论述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特点：即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的理论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在内容和概念上的科学性与完整性；体现了时代原则性与实际性结合。（注：金炳镐：《试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特点》，《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
1987年，阮西湖发表《关于民族概念的几个问题》一文，就构成民族的要素认为，共同的民族意识，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共同的文化是第二个主要因素；第三个要素是共同的语言，没有它，民族内部的人们就无法交际；第四个要素是共同的历史渊源，它“是民族的重要内聚力”。“无论在历史上或是现在有共同经济生活的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居住在不同地域，也不一定就是不同的民族。”该文还认为应把民族学概念和政治学概念区别开来，“用社会制度这样的政治概念来区别民族是错误的”，“社会制度改变了，……不会改变民族的性质。”（注：阮西湖：《关于民族概念的几个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2、关于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民族。
原生形态民族和次生形态民族的概念是金炳镐教授提出的。1984年金炳镐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一文，全面、系统、完整地从理论高度概括论证了马、恩、列、斯关于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概念的界说在理论上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他认为：马、恩在研究古代社会时揭示了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时间，即“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马、恩在研究中世纪的情况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时，揭示了民族发展过程中民族分化、同化、组合形成新的民族的特殊规律和现象。列宁、斯大林在研究民族形成问题时，其侧重点是资产阶级民族。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是统一的，后者对前者有继承性和发展性，“只不过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他认为，“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是指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原生形态民族，是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时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民族所指的是民族形成后发展过程中经过分化、同化、组合而出现的次生形态民族，是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和时间。这两个规律是统一的，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注：金炳镐：《马克思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内蒙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金炳镐教授在另外几篇论文中对这一理论又作了严谨而科学的论证。
总之，80年代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从对各种提法的界说上看，基本依据斯大林对民族概念下的定义，并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有所创新、发展，并不断走向科学和认识的统一。古代民族也是民族，不能叫部族，现代民族是民族发展的一种类型，这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观点。这一时期民族概念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即主张全面深入学习研究民族特征、特点，并且提出原生形态民族和次生形态民族的概念。
三、90年代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
民族概念的研究，到了90年代可以说是进入一个反思、总结和创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不同于80年代的以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注解为主要、主流研究的特点，90年代的研究更直接，更具体，更完整，感性与理性结合更具成果，认识上更具创新。
1.民族概念的综合研究。
1993年，金炳镐《论民族的产生及民族概念》一文的发表、尤其是1994年他的《民族理论通论》的出版，在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上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金炳镐教授在学术上长期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晶和对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
金炳镐教授在《论民族的产生及民族概念》一文中，从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时间，民族形成的基本途径和一般规律；民族在形成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分化、同化、组合而成的新的民族的现象以及民族走向消亡的途径和规律等方面论证了民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的纵的变化特征。（注：金炳镐：《论民族的产生及民族概念》，《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
他在《民族理论通论》中将民族作为一个实体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他认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三维基本属性、四个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基本素质的客观实体，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民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种的繁衍现象，它有自然属性（它表现为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自然分界特征）、社会属性（民族与社会紧密相连，即民族的社会、社会的民族）、人种属性（不是纯种族共同体，但也带有生物基因遗传上的特点）等多维属性。它是与这些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社会体、人种体的统一体。
他认为，“民族作为客观实体，有它自己的基本构成和存在形式。民族结构是民族的静态存在形式。”民族结构的各要素是以一定的比例，规律排列组合着的。一般来说，经济结构对民族结构各要素起决定作用。“民族结构运动是民族的动态存在（即发展）形式”民族的发展过程，一定程度上是民族结构不断运动和优化的过程。他认为，“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有它自身的整体素质。它的基本素质是民族的基本结构的反映，是民族结构运动产生的一种特质和释放的一种力。民族素质是民族生存质量的一种标志。”
金炳镐教授对民族进行了完整全面地论证阐述，最后指出，“观察、认识民族及其发展过程，必须从多角度、多层面去了解和分析，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实体来加以认识”，从而把握民族概念。（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民族实体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如上所述，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民族作为一个实体来认识、把握和界说，在学术界尚属首见。
2.民族概念的再认识。
90年代，在民族概念研究上，重新学习、评论和再认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较多。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学者在基本肯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科学性、重要作用的同时，指出其不足，有的学者是基本上否定斯大林民族定义。
1992年，陈克进发表《关于“民族”定义的新思考》一文，认为“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说，固然不可忽视，尤其对于原始民族来说，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但四个特征莫不跟随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程度不一的演化”。“斯大林对民族内涵的界说，只能绳之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和一定的国度。”（注：陈克进：《关于“民族”定义的新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1996年，华辛芝发表《斯大林民族理论评析》一文，认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以四个特征来确定民族的定义，在当时对于批判鲍威尔关于民族由其首要特征——民族性格来确定的民族理论，揭穿其唯心主义本质有重大意义。”“斯大林的定义在当时在理论界是进步的，但并不完美无缺。它没有顾及民族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没有给多种类型的民族的历史过程留有余地，远没有充分反映民族的社会内容和社会结构。”（注：华辛芝：《斯大林民族理论评析》，《世界民族》1996年第4期。）
1996年，张达明发表《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历史地位、局限性及其修改问题》一文，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对各国革命产生过深远影响，也大大推动了整个民族学理论研究。但也有不足和局限。最主要的缺陷是没有指出民族意识。该文提出民族定义中应加民族意识。（注：张达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历史地位、局限性及其修改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1990年，都永浩发表《论民族概念》一文，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不是为广义民族下科学定义，而只是为斗争的需要，因此带有局限性。斯大林给民族规定的四特征，也不十分科学。其中语言、地域、经济是重要条件，而非特征。应综合地认识民族概念，“民族是在氏族、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及各种联系（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的基础上形成的，受其传统文化制约的有共同自我意识的人们共同体。”（注：都永浩：《论民族概念》，《北方民族》1990年第1期。）
有些学者是从文化人类学、社会民族学等角度对民族概念进行再认识。
1990年，纳日碧力戈发表《民族和民族概念辩正》一文，认为“民族是在特定历史的人文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以共同的血统意识和先祖意识为基础，以共同的语言、风俗或其它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系统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在民族特征中，唯有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自称是最为稳定的了”，“是与民族本体共存之的要素。”语言和风俗习惯是较为稳定的民族特征，与民族概念相联的语言、习惯和文化系统有“投射作用，类推作用，促激作用，变体作用。”（注：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辩正》，《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 ）1995年纳日碧力戈提出“民族是家族的全符号扩展，是对族群文化要素的重组和政治利用。”“民族是在家族符号结构和家族符号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超族群政治一文化体。”（注：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辩证》，《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1990年，杨庆镇发表《民族的概念和定义》一文，提出：民族是人类发展到现代人科之智人阶段，由于生活地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差异而产生的，具有不同人种特点或有相同人种特点、文化传统与心理特点、语言特点、生产方式特点、生活方式特点、风俗习惯特点的，稳定发展的或急剧变化的、正在同化或者异化过程中发展或消亡的人类群体。（注：杨庆镇：《民族的概念和定义》，《民族研究》 1990年第6期。）
1993年，何淑涛发表《略论民族定义及民族共同体的性质》一文，认为“民族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区分的人们共同体，同时又是具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构成民族的要素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标志是共同的历史渊源和语言文化，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性和大致相同的经济模式，以及建立在共同体经济文化基础上并受到族际关系所制约而强调共同起源、反映共同利益的民族感情和自我意识。”“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注：何淑涛：《略论民族定义及民族共同体的性质》，《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总之，90年代民族概念的研究，在反思、总结和创新中取得了新的突破，提出了民族实体论，主张对民族进行综合性研究。既坚持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概念理论，又有新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民族概念研究的主流观点。
四、建国以来关于民族概念研究的几个特点
新中国成立是民族概念研究的新的起点。建国50年来，民族概念研究一直没有停止，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我国的民族概念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为特点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种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国与外国在认识民族和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方式、方法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各民族的历史实际和现实状况相结合。建国后，我国民族概念的研究，是把马克思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而展开的。1954年范文澜先生对于汉民族的论述，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为理论指导，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形成及其特点，提出汉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是具备四个特征的民族”（注：范文澜：《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195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编写我国54个少数民族《简史》的时候，遇到了每一个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强烈反对把解放前的本民族称为“部族”。因此，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对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文、德文和俄文原著进行了严谨、审慎的研读，并结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于1962年提出将“部族”统一更译为“民族”。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理论灵活应用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实践中的典型和有益的尝试。
我国50年代的民族识别是一项理论性很强的实践工作。我国的民族识别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形成、发展，民族概念等理论、观点指导下，根据我国实际，采取实际调查和科学研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的每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进行科学辩别，从而确定其族属。在建国后的这项工作中，民族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参照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资料，作具体分类分析、综合对比研究，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现实和各民族的意愿，并灵活掌握和运用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四个特征，历史地把民族诸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综合地进行分析。如“根据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和民族分布特点，考察现实的民族居住区域时并不一定必须以连片的地域才算民族共同地域。依据我国历史上民族分化、组合的情况，不单纯依据语言来确定族别”，等等。（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民族政策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项工作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拥护和赞扬。
第二，民族概念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推动了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发展。三个时期民族概念的研究，都有主流观点，都取得了突破。从建国初期对民族这一客观存在物的表述、形成时间、特点等研究到今天将民族作为一个“实体”来研究，研究它的形成、属性、特征、结构、素质，推动了民族发展理论的更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研究。（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绪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三，50～60年代，民族概念的研究与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交织在一起。民族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判断民族形成问题的标准，民族形成问题又是界说民族概念的实际内容和素材。这种相互交织，相互不可割裂的特点，决定了研究讨论过程中观点和认识的纷呈多样。建国五十年来的研究历程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开放发展的。
综观50年来的民族概念研究，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和理论不断升华，实际上全方位、多角度、创新意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研究特点都有其与时代相适应的必然性。每个时期的研究都可见各自时代特征的印迹。首先，50～60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不久，各方面受前苏联影响较大。在民族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上虽有突破，但受前苏联影响的痕迹很重。其次，八十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文化学术研究迎来一个繁荣时期，民族和民族概念的研究争鸣随之也充满活力，它不再仅仅停留在主要对马列经典的注解和以此论证实际问题上，而是灵活地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立足自己的实际，吸纳外来的新颖的观点和方法为我所用，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服务。再次，90年代的研究则表现出时代的精神和创意性。50年来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迈入21世纪的新的民族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在导师金炳镐教授的指导下写成，并经导师修改、审订。]
收稿日期：199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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