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日本模式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日本论文,危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新年伊始，日本丰田公司因为“踏板门”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召回大量汽车，据估计召回的数量将达到其全年的总销售量。丰田公司作为“日本模式”的缩影，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之际出现这一事件，使本已陷入严重衰退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由“丰田危机”引发的对“日本模式”的质疑随之出现。人们不禁要问，日本模式到底怎么了？曾经作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领头羊”的日本，为什么自从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以来始终一蹶不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日本经济变得积重难返和如此脆弱？对此，理论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结构性问题，有人则认为是政策失误的原因，也有人归结为政局不稳定，还有人归结为日本模式的“制度疲劳”，等等。本文认为，日本经济出现的问题在具体原因上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则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选择和坚持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作为摆脱经济困境的“良方”，致使日本模式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没有能够在坚持自身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及时调整，导致日本模式的合理内核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之间不断产生矛盾与冲突，造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政策不连续、政局不稳定、经济模式僵化等问题。最终，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日本新自由主义模式”也陷入了危机。①
一、日本模式的特征及其内核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模式，如美国模式、莱茵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等。每一种模式作为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都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认为决定和影响经济模式的基本要素有四个：科学技术水平、阶级关系(包括劳资关系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政治体制和纲领、文化传统。这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特定市场经济模式的制度结构。
每一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具体特征都是动态的、可调整的，不同模式之间也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但一般说来，一种有竞争力的模式总有其“合理内核”，这种内核可以使其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要一种经济模式的内核不发生变化，仅仅是一些管理方式或局部特征的调整，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发生了改变。一种模式的发展应该是“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统一，经济绩效包括增长水平、就业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社会绩效则包括收入差距、社会平等、教育、健康等与人自身发展相关联的指标。两种绩效的统一实质上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统一。实践证明，哪种模式在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之间保持均衡发展，哪种模式就具有可持续性，反之则容易出现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在经过短暂调整后便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并创造了经济奇迹，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日本模式”。日本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
(1)在生产力层面，日本企业注重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国际竞争力。战后的日本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一方面积极学习欧美等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技术特点和社会需求不断创新，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生产方式，其中“全面质量管理生产方式”(TQC)、“丰田精益生产方式”(TPS或LP)和“经营保全生产方式”(TPM)最具代表性。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这些生产方式已经得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认可。日本生产方式的总体特征是不仅重视企业技术创新，更是把企业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管理，在采用准时化和自动化生产方法的基础上，追求产品的高质量、低成本、小批量、多样化特色。这与追求大批量、低成本的美国“福特制生产方式”明显不同。
(2)在生产关系层面，日本企业的劳资关系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都有其独特特征。在劳资关系方面，企业内部实行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内部工会制度。这三种制度保持了雇员与企业长期稳定的关系，对雇员而言企业更像一个合作性的团队。在企业之间的关系方面，日本企业不像美国企业那样相互之间突出竞争关系，而是强调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合作关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特有的企业集团化和系列化制度。这一制度对非成员企业往往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因此，日本公司的股权结构通常呈现出法人持股比例高和法人股东持股较稳定的特点。二是主银行制度。日本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密切，其中主银行的功能很强大，不仅包括对企业的融资，还包括结算账户、股份持有、公司债权的发行和经营参与。这一特征导致大银行与大企业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
(3)在政治体制和纲领层面，日本是资产阶级多党制政体。战后至今多数时间日本政坛都是自民党执政，该党派的总体政治倾向偏右。与自民党形成有力竞争的政党是民主党，这一党派总体政治倾向偏左。但不论哪个党派执政，都认可日本政府独特的“行政指导”功能。行政指导是政府行政机关以协商的办法诱导和劝告企业或个人按照政府认为可取的那些方式进行活动的一种行政行为，它使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妥协的较为稳定的长期关系。
(4)文化传统。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在文化方面也有所体现。日本的文化传统既有东方文化的底蕴，如讲究合作、诚信、集体主义等，也包含西方文化的元素，如强烈的竞争与创新意识，精明的理性算计等。可以说，日本模式中的文化特征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日本模式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曾经创造过辉煌，这一时期，日本人均GDP增长率为9.7％，从1 873美元增加到11 107美元，增长率近500％，其增长速度处于主要发达国家首位；与此同时，日本的失业率仅为1.7％，处于主要发达国家最低水平。[1]尽管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也遇到了挫折，但经过短暂调整后，逐渐恢复了增长。1969-1990年，日本GDP平均增长率为4.9％，而同期的美国为3.1％，七国集团为3.3％。所有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日本为3.7％，美国为1.2％，七国集团为2.25％，显然日本也最快。[2](P41)这一时期，日本社会比较平等，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虽然没有瑞典等福利国家那样健全和完善，但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健全得多。
总体而言，从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模式经济绩效突出，社会绩效明显，一度曾经成为美国人模仿的对象。日本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模式，与其模式中包含的合理内核密切不可分。这一模式的合理内核在于：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把市场经济纳入政府、企业、劳动者共同协作的创新与竞争模式之中。日本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使人们认识到，合理的政府干预、团队精神下的创新与竞争，比纯粹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竞争更符合现代社会复杂的生产体制，尤其是适合后福特主义的生产体制。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模式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却没有在坚持自身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很好的调整，而是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致使日本经济一次又一次地卷入危机之中。
二、转向新自由主义：金融泡沫的形成、破裂与日本模式的衰落
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油危机引起的经济滞胀使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了困境，新自由主义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政策开始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临时行政改革路线被引入了日本的：削减公务员定编，控制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等各项财政支出，取消各种财政补贴，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对各个领域放松管制等等。[3](P19)
在自由化政策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对金融市场采取了“去管制”的政策：利率自由化，银行准备金越来越少，对公司的债务限制门槛也不断降低。银行业开始寻找利润更高的行业和企业投资，其中给中小企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贷款，开拓消费信贷业务，增加家庭贷款成为日本银行的重要发展方向，这为催生房地产行业的泡沫提供了条件。
1985年日本在美欧等国家的打压下，被迫签订“广场协议”，同意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升值，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一方面，“去管制”吸引了很多外国跨国公司来东京发展，尤其是对房地产的投资，这进一步推动了日本房地产价格的上升。[4]另一方面，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企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它迫使很多制造业企业走向了“金融化”之路。日本银行借贷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70％上升到1990年的108％，贷款的组合形式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制造业部门贷款比例从1977年的25％下降为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15％。与此同时，同一时期，房地产和金融公司的贷款比例却急剧上升。[5]金融化和房地产泡沫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GDP实现了年均增长4.8％的增长率，而同期的美国GDP的增长率仅仅为2.9％，德国的GDP增长率为2.1％。[2](P41)
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日本出现了通货膨胀迹象，日本央行将其官方利率从1989年中期的2.5％逐渐上调到年末的4.25％，到1990年夏季主调到了6％。利率上调使股票价格开始崩盘，到1992年底日本股票市场价值仅为1989年高峰时的38％，股票市场的市值损失高达430亿日元。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创下38 915的历史高点后，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经指数一路下滑。到2003年，日经指数跌到了8 000点。随后，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从1980年到1991年，房地产价格翻倍增长，但从泡沫破裂开始一直到2003年，地价一直在下跌，比1991年最高峰下跌了45％。商业房地产的价格下跌更为严重，到2003年比最高值下跌了60％。20世纪90年代中期，估计有大约1 000万亿日元的资产市值被蒸发，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3年，地价下跌就损失了高达120万亿日元，房地产价格至今没有恢复到20年前的水平。
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2％，为发达国家最低水平，有些年度还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从1990年的2％上升为1998年的4％，2002年又进一步上升为5.7％，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90年代的这次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被称为“失去的十年”。②更为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给日本经济的各个层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曾经辉煌一时的日本模式开始走向衰退。
1.新自由主义政策破坏了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以平均4.2％的速度增长，其中2％是由科技革新进步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构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引擎。然而，日本在90年代的IT技术革命中却落伍了，1993年日本在进口的3 224件新技术中，仅计算机软件就有1 623件，超过一半，其中的70％是从美国引进。[12]很多人认为，新一轮技术创新是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主导，这种创新适合于在中小企业中进行，而日本的创新体制一向是以大企业的自主开发为特征，因此，日本模式不适合IT技术的创新。然而，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日本不支持中小企业来完成这一技术革命？二是为什么日本大企业技术创新也面临问题？这究竟是日本模式的弊端，还是模式调整方向上出了问题？笔者认为，问题出在后一方面。
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完成了技术更新，大企业的技术更新主要通过自有资本或股票市场直接融资完成的，这的确对日本传统的“主银行制”提出了挑战。但同时，这也恰恰为银行把贷款贷给中小企业鼓励技术创新提供了机会。然而，日本政府的“去管制”政策导向却使银行资本大量流向了房地产公司和个人消费信贷方面，迅速催生了经济泡沫。泡沫破裂后，日本银行业长期无法摆脱不良债权的困扰，这又导致日本的银行“惜贷”，中小企业陷入“借贷难”的困境。因此，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的研发经费已经下降为5％以下，泡沫经济崩溃后曾一度出现负增长的局面，而80年代这一经费增长率保持在5％—10％之间。[6]尽管日本政府也强调科技立国战略，但在研发上仅侧重于制造业领域。在IT产业方面，日本则明显滞后。美国将家电市场让给日本，腾出力量去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而日本的“IT革命”喊了10年，却没见到任何成果。手机堪称为信息技术的代表性产品，如此众多的日本电子厂商，加在一起居然还不如一家诺基亚规模。[7]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8-200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日本排名第10位，远远落后于排在第一位的美国；路透社公布的2009年“通讯科技应用国报告”中，按照科技技能、通讯技术应用等多项指标对全球50个国家评分，日本也仅排在第10位，远远落后于排在第一位的瑞典和第二位的美国。[8]
日本在IT产业领域的滞后性，使其失去了危机之后经济重新复苏的生产力基础。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对日本创新能力不足的评论也许有一定道理：当信息时代到来时，日本人仍然用工业化时期的旧方法着手计算机和软件产业，并热衷于大型计算机，那时未来已经属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而这要求迅速转变思维和创造性的调适。[9]
从企业层面上看，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受到了急功近利价值观的影响，丢掉了日本企业“精益求精”的精神。当前丰田公司因为15美分的刹车板所引发“丰田危机”就是典型例子。“丰田模式”曾是日本模式的缩影，丰田汽车也是因为技术领先、质量可靠、服务一流而誉满全球，2008年丰田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然而，丰田公司从2002年开始急剧扩张，为了节约成本，忽视了技术创新，同时，在全球雇佣更多的临时性工人，这些工人大多不懂丰田技术和丰田文化，丰田公司这些做法无疑严重损害了“丰田模式”的合理内核。2010年2月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一些机密文件曝光，显示这家全球头号汽车制造商早就知道突然加速是它所生产车辆的主要安全隐患之一。然而，与美国政府协商后，丰田只在2007年召回数量有限的缺陷汽车。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人达雷尔·伊萨的发言人说，文件让人怀疑“丰田是否在游说监管者放松监管，以维持利润”。[10]类似的问题也曾经出现在索尼等其他日本大公司身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压缩人工费，90％的日本企业将很多生产基地从日本国内转移到了海外，从而造成了国内产业的“空洞化”和创新能力的衰退。[11]
2.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化了资本力量，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理论界许多人认为日本模式中的企业与工人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这种说法很难得到经验的支持，正如伊藤诚指出的：“可以肯定，以正式职工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及企业工会为主要构成要素的日本式经营，可以通过有效地确保工人对企业的忠诚而不断地强化竞争力。”[3](P24)企业与雇佣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不仅在微观层面有利于形成企业竞争力，而且在宏观层面，有利于形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本文认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日本模式合理内核的重要构成部分。
然而，日本模式在调整中却不断破坏这一合理内核。日本工会组织化程度在战后初期曾一度高达50％，但到1983年降到30％，到2003年不足20％，日本工人已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12]工会力量的削弱，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日本工人的工资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1990年工资增长率下降为1.6％，1990-1995年进一步下降为0.6％，1995-2000年仅为0.2％。[2](P41)尽管劳动者的工资仍然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工作条件也在改善，但其福利水平在发达国家却沦落到最低水平。
在劳动力市场上，政府放松了管制，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宁愿雇用大量的临时工，而不愿意雇佣正式合同的工人，日本临时工增长率已经从1990年的20％增长为2008年的34％。临时工在工资收入和个人消费方面形成双重的向下压力，临时工比正式工人工资低、保障差。日本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结构，一方面，加剧了正式工人和非正式工人收入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损害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因为企业节约的成本往往不会用来培训工人，最终会影响企业的劳动生产率。[13]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过剩的条件下，日本经济复苏要靠扩大内需来实现，而收入差距的拉大显然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与刺激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
3.新自由主义理念导致日本各政党在“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职能转换中不断错位。日本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政府干预增强企业竞争力。一些人据此也认为日本模式这一特征已经不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竞争的需要，日本应该减少干预，向“小政府”方向调整。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政府为企业竞争力形成提供条件，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应有的职能之一，其本身并没有问题。日本政府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其在职能定位上徘徊于新自由主义和日本模式之间，导致政府职能错位，造成了诸多矛盾，从而把日本模式的劣势进一步放大了。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党派之间互相争斗，政治局势不稳定；反映在政策上，就是政策制定缺乏及时性、连续性，很多政策之间矛盾重重，使得日本长期以来不能摆脱金融危机后遗症。
日本政府在1981年提出了在不增加税收的条件下重建政府财政的主张。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引导下，日本政府一方面减少企业税收，另一方面削减公共福利支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公司税率从42％减到30％，最高个人所得税从75％降为37％，遗产税率也做了大幅度有利于高收入者的降低。与此同时，消费税却不断提高，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份额从原来的10％提高到1997年的20％，到2003年又进一步提高到30％。[12]与此同时，大量公共资金被用于救助银行、刺激经济等项目上。从这些政策取向上不难看出，无论是减税还是压缩公共支出，显然都是对资本所有者有利而对劳动者不利的政策。
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初，自民党政府制定了1992年财政刺激计划和1993年“新综合经济措施”，但由于政府试图保住“小政府”改革成果，不愿运用过大的赤字财政政策，所以经济刺激的规模和力度显然不够。自民党也因此于1993年下台，新上台的联合政府通过减税、增发国债、增加财政赤字，进一步刺激经济。结果1996年GDP增长速度回升到2.4％，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然而，这时日本政治中的保守主义再次发起攻击，宣称现在日本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应当终结了。于是，日本政府在经济步入复苏的关键时刻，政策突然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财政政策从扩张转为紧缩，许多公共投资项目被削减。1997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增加消费税，对于内需严重不足的日本经济而言无疑加剧了矛盾。[14]
政府职能错位也是日本政府救助金融系统不利，留下长期后遗症的重要原因，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银行业救助不及时。泡沫破裂8年以后，日本政府才被迫对一些金融机构采取国有化方案，9年以后才下决心把75亿日元注入了15家主要银行。[5]第二，对金融危机救助信息不透明。日本政府对金融危机最初采取的对策是“掩盖真相”，担心公布实情会影响社会信心，救助措施会遭到纳税人的反对。然而政府的做法适得其反，不仅失信于民，而且救助行动成为党派之争的政治话柄。最终日本金融系统给纳税人留下了长期、沉重的负担。第三，救助过程没有规避“道德风险”。日本政府在救助银行过程中，没有明确救助目标，没有实施严格财务审查和破产制度，也没有追究银行管理者和监管者的责任，致使一些坏账严重的银行也获得了救助，其结果出现了大量“僵尸银行”(Zombie bank)。有些金融机构利用政府无法对其资产准确评估的漏洞，本来资产状况良好，仍然向政府申请资助，进行冒险行动。这样纳税人的钱被用于救助资本家，而不是金融系统本身。[15]
三、强化新自由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深化
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他以强硬改革派的形象赢得了选票。然而小泉及其追随者在长达六年多的执政过程中，不仅没有改变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反而更加义无反顾、态度坚定地强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为建立“小政府”，小泉政府大刀阔斧地削减社会保障支出，对公共机构实行私有化，尤其是对日本有130多年历史的邮政系统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为强化资本力量，政府进一步削减税收，削弱工会势力，推行临时工制度。这些政策似乎给日本经济注入了“强心剂”。自2002年2月到2007年10月，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了69个月，超出了自1965年开始的、持续57个月的“伊奘诺景气”，成为日本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期。[16]很多人也据此欢欣鼓舞，有人甚至喊出了“日本时代又到来了”的口号。
然而实践证明，强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不过是饮鸩止渴，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却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加强。小泉政府迷恋经济自由化信条，期望依赖制造业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方面，没有坚持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形成竞争力的日本模式内核，而是利用低利率和日元贬值政策保护原有的产业结构，这无形之中加剧了日本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17](P23)2002年至2007年，日本经济实现了年均2.2％的增长率，但这并不是通过提高日本出口产业自身的竞争力实现的，而是由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日本制造业需求扩张及日元贬值带来的。[17](P21)
第二，国内产业结构不平衡加剧。小泉执政期间制造业利润率有所改善，但建筑、商品零售及批发等服务业的利润却没有提升，而且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大小企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2002年以来，出口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以上，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仍低于2％。[13]日本的服务业在价值创造和就业方面的贡献很大，是日本与OECD国家之间差距缩小的基础，但服务业的效率改善显然与其社会地位不相称。这不仅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脆弱性，也成为扩大内需的障碍。
第三，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尽管日本经济连续6年实现增长，但工人并没有从企业利润的增加中受益。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由制造业带动，而日本80％的就业人口是分布在非制造业领域。与制造业相比，非制造业劳动者成为收入最低的群体。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指出，日本非制造业员工的工资从2001年到现在降低了10％。[11]《朝日新闻》社论也指出：“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小泉执政五年来，认为生活水平‘已经改善’的被调查者只有18％，而感到‘生活变坏’的被调查者则占42％。”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指出：“因为小泉改革导致了日本社会两极分化，这是小泉改革名下推行无原则自由竞争的结果，小泉一直无视这样的理念——保护民众的安定生活是政治的重大责任。”[18]
第四，生活质量下降。日本失业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在5％以上，而2003年至2007年，失业率下降为4.5％左右。③2003年末21-24岁年轻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9.8％，甚至高于欧洲国家。此外，即使雇用数量有所改善，但在雇用质量上却极大地恶化了，2002-2004年小时雇用工人增加了150万，正式职工雇佣人数减少数量超过了这一规模。其结果就是平均工资水平的下降。受失业问题的困扰，加之社会福利的削减，日本年轻人生活压力增大，结婚、生育、教育等方面个人负担加重，晚婚和单身人数持续增加。[3](P40-41)正如日本政论家森田实则评论指出的：“小泉构造改革的实质是减少劳动力成本，这是让家庭经济变得拮据的政策。”[18]日本的单位人口自杀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超过美国两倍之多。
第五，政府债务问题愈加突出。2002-2007年，日本的公共消费压缩从39％减到36％，公共投资也从1996年占GDP的8.4％下降为2008年的4.0％。在小泉政府的改革中，日本公共部门已经成为OECD成员国中规模最小的国家之一。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福音，2006年小泉政府下台，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6％，公共债务总额占GDP的160％，都远远超出欧盟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的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超过GDP的60％的标准，其中公共债务比例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13]
这样，小泉政府的政策给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悖论：政府规模在缩小，但政府负债在增加；经济活力在恢复，但社会需求在减少；经济增长在提高，但国民福祉在下降。这些悖论恰恰是小泉政府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造成的结果，它预示着日本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和复苏，注定是脆弱的和不可持续的。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这给日本经济带来的致命性打击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金融风暴中，日本金融系统虽然没有遭受严重破坏，但由于其自身很脆弱，加之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因而对美国经济的波动格外敏感。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和日本政府都认为，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陷入衰退，而此时的日本也开始衰退了。事实上日本经济的衰退速度和程度更甚于美国，并且在很多指标上创下了历史新高。
以股市为例，与美国相比，若将2007年7月最后一周的日经指数平均值16 978定为100，则2008年11月25日股价水平仅为49.0；而若将2007年7月最后一周的道琼斯指数平均值13 182定为100，则2008年11月25日的股价水平为64.3。[17](P6)这说明日本股市跌幅超过美国。东京股市在2008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就下跌600多点，7年来第一次以大跌开局。2008年12月30日日经股指与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相比，一年内下跌了42.12％，成为日本股市的历史最大年跌幅。在股市大幅下挫的同时，日元汇率却不断上升。2008年12月30日日元对美元比价升至90.26比1，与2007年末相比，升值了约25％。[19]据估算，日元兑美元汇率每上升10个点，就意味着其GDP将收缩0.27％。
金融危机导致日本制造业遇到了空前的“寒流”。日本财务省2008年12月3日公布的三季度企业统计显示，三季度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减少24.8％，连续10个季度同比下降，为自2002年纳入对软件的投资统计以来第2大降幅，如除去对软件投资统计，则降幅达25.7％，为1955年有统计以来最大降幅。其中，由于汽车等运输机械、信息通信机械、半导体等制造业的低迷，制造业投资下跌40％，创历史最大跌幅。[16]
日本两大支柱产业——汽车与电器业在金融风暴中受到巨大冲击：丰田、马自达、三菱汽车、富士重工都在2008财年出现净亏损。其中丰田、日产、三菱等汽车公司也像美国汽车企业一样，纷纷向政府乞援。日本9大电器厂商除三菱电机有可能保持盈利外，日立、松下、索尼、东芝、富士通、夏普、三洋电机和日本电气公司等8大厂商均将出现亏损。[11]汽车行业的不振引发了机床、钢材等产业的连锁反应，自2008年8月起，日本机床订货金额开始呈加速下滑态势，按同比计算8、9、10月分别下滑14％、20％和40％，11月更是暴跌62％，创单月跌幅历史最高纪录。[16]
日本中小企业破产数量持续增加，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1至12月日本累计破产的中小企业已达14 284家，创下2003年同期以来最多；累计负债总额创下2002年以来新高。[11]制造业出口受挫，导致2008年日本经常项目顺差为162 803亿日元，同比下降34.3％，创历史最大降幅。[16]
2008年日本完全失业率自2006年1月以来首次重新攀升到4.4％。裁员浪潮已由非正式员工波及到正式员工。2008年10月—2009年6月间失去工作或将要失去工作的非正式员工达到19万人，其中制造业占94％。2009年2月有效求职人数增加4.9％，但企业招聘岗位减少6.7％，该指数较上月下降0.08，恶化的幅度创1974年12月第1次石油危机以来近34年来的新高。目前在就业形势紧张的状况下，一旦失去工作，就可能陷入长期失业状态，日本国内要求政府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呼声增强。[16]日本内阁2009年12月2日公布数据说，2008财年(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3.5％。
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不敢怠慢，迅速出台各种措施应对危机。为稳定金融市场和增加流动性，日本央行采取了一些货币政策，如日本银行(即日本中央银行)提供额外支持，制定计划为公司融资提供资金便利；增加对政府债券和商业票据以及公司债券的购买；央行和政府还购买银行股份，以保证银行的资本充裕；此外央行还降低利息率，2008年从原来的0.5％降为0.1％。然而，由于日本利息率几乎在零点上运行，这表明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太多空间，所以，财政政策自然成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
2008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连续实施财政刺激计划，总规模占到2008年GDP的4.7％。这一刺激力度高于OECD财政刺激占GDP的3.9％这一平均水平。[13]2008年8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为实现安心生活的紧急综合对策》，提出了缓解百姓不安、加速向可持续发展型社会转变、适应新的价格体系和强化企业活力等3个目标，增加财政专项资金1.7万亿日元；2008年10月，针对美国雷曼兄弟等金融机构相继破产的现状，政府公布了《生活对策》，核心内容包括3个方面，即确保百姓安心生活、确保金融经济的平稳安定和挖掘各地区的发展潜力，新增28万亿财政专项支出用于百姓生活、就业和医疗等。2008年12月，基于“现在的金融情况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这一基本认识，日本政府公布了《关于确保生活安定的紧急对策》，本次紧急对策提出的财政专项支出约为4万亿日元。[20]2009年3月27日，日本国会批准了总额高达88.5万亿日元的2009年度财政预算。预算案包括新设立1万亿日元“经济紧急对应预备金”，这也是日本历史上资金总额最多的财政预算。[21]2009年12月8日内阁会议上，正式确定了以“为了生活安心、经济增长的明天”为主题的7.2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刺激计划。[22]
日本政府靠财政赤字刺激经济，预计到2010年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10％，而公共债务总额上升到GDP的200％，创历史最高纪录，也居发达国家之首。这表明，日本财政赤字政策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日本经济还继续恶化，日本政府将可能束手无策。
所幸的是，受经济刺激计划及亚洲经济复苏的影响，2009年第一、二季度起出口降幅缩小，环比呈现正增长。2009年10月份，日本出口总额与2008年9月份出口额相比，已经恢复了约70％。[23]2009年10月份，作为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的工矿业指数均有改善；个人消费在增加；企业状况继续改善。联合国近日公布《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称，世界经济将在今年实现2.4％的增长，日本的复苏增长预期为0.9％，尽管这个增长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最低，但至少表明日本经济可能已经摆脱了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
四、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日本模式的未来
美国金融风暴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这不仅得到了一些有良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承认，也得到了像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些追随新自由主义的政客们的认可。在日本，一些曾经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了反思和忏悔。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谷岩的观点也许具有代表性，他曾在小渊惠三内阁和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担当政府智囊。美国金融危机后，他在《资本主义为什么自灭？》一书中忏悔道：“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我要坦率地写下自己的观察。”他坦言，在新自由主义者具有主导影响力的社会，主流观点认为贫富差别是个人责任。近20年，日本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激增，临时工增加，不平等意识蔓延，原本以凝聚力而自豪的日本社会急剧分化，缺少了原有的“人情”和“温暖”。这种隐性损失难以估量。[24]
的确，日本模式本来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却一步步走向危机。这说明新自由主义试图使资本主义回归到“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今天，“日本新自由主义模式”终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模式”的终结。日本模式中的创新与竞争意识、合作与团队精神、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相互结合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合理干预，这些属于合理内核的内容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日本模式可能会在弱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的基础上，从深层制度结构上进行调整，使国家在社会平等、教育、健康、社会福利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坚持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均衡发展。
日本政府此次危机治理的思路，更加注重百姓民生和新兴产业，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社会福利、个人消费方面的投资。尤其是2009年9月民主党的鸠山出任首相，更加强调“民生牌”，他在2010年首相施政演说中指出：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增长战略已经失效，将把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中心。要控制“没有道德的商业”和“不劳而获的财富”的过度发展，重新实现经济发展为人的幸福服务，而不是人从属于经济发展。将充实医疗、护理事业变为推进“生活革新”、创造新岗位和为健康长寿社会作贡献的机会，等等。[25]如果这些理念能够贯穿于日本模式的调整之中，并结合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尽管日本的政治、经济还充满不确定因素，日本模式转向良性发展还是大有希望的。
当然，以上认识不应该使人们发生这样的误解：日本模式只要能够坚持自身的内核进行调整，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其实，无论哪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都无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调节模式而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容纳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调节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也会日益频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今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危机，发达国家的普遍恐慌和中国模式的从容应对，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本·法因所指出的：“现在看来似乎该贬低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理论上非常完美，但是它在实践中无法运作。”[26]中国模式的成功显然昭示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注释：
①本文认为，“日本模式”不等于“日本新自由主义模式”。日本模式有其合理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的问题，从本质上看，不是日本模式合理内核出现了问题，而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模式”带来的恶果。
②以上数据综合参考伊藤诚：《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p112-119；王洛林，余永定，李薇.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世界经济，2001(10)；Takeo Hoshi and Anil K Kashyap,Japan's Financial Crisis and Economic Stagn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18,Number 1,Winter 2004(3-26)。
③资料来源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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