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柏坡论文,之源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道路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的本意和广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理论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探讨。1993年6月， 中宣部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94年底，中宣部牵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他层次的这类讨论会对这个问题谈得更多。但如何认识这条道路的起点，迄今仍有不同意见。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继续讨论，也不必独尊一说，应当百家争鸣。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产生不同看法，恐怕有一个对历史起点的理解问题。理解不同，对历史起点的界定也就不完全一样。首先，从本意上讲，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应当是1981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多次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还说，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历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这些话的意思已很清楚。事实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容在这时开始具备雏形。1982年9月，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已规范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这条新道路的许多“中国特色”逐渐地全面展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既为这条新道路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它的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为这条新道路作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论证：既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这条新道路逐渐形成的12个基本理论观点，又明确地把党探索出来的这条路线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新道路的伟大实践作了科学总结。它不仅对反映这些年来历史经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和体系作了新的概括，而且把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称之为是继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伟大革命”。这就既高度评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又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因此，从本意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不会有任何疑问，也不应当产生任何歧见。
但是，人们的认识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事物成熟之后，无论是思想理论观点、历史文化，还是科技发明，往往要去追根溯源，研究它的演变进程究竟是从什么开始的。例如，报载湖南大学号称千年历史，说岳麓书院是它的前身。乍听起来，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因为湖南大学建校于本世纪20年代。但是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其主要理由是湖南大学所在地的岳麓书院建于宋代，那时的书院相当于近代的大学，故湖大称有千年校史。这就是一种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这样去分析问题，认识其渊源，弄清来龙去脉，从中探索一些奥秘，从研究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意义。我认为这种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不是从本意上，而是在广义上解释事物，即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把它扩展了。运用这种思维方法，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是不是可以往前追溯呢？当然是可以的。
这两年流行一句说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成于邓小平”，大家都很清楚；“始于毛泽东”，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对“始于毛泽东”的“始于何时”怎样认识？这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始于1956年八大前后。理由是这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八大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实际上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任务的思想。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暴露出来。鉴于苏联历史经验，从《论十大关系》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意识也异常明显。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我们实际上从《论十大关系》开始有了自己的建设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照搬苏联经验（不是全部），经过一段建设实践，特别是苏联模式弊端暴露出来之后，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从1956年开始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八大的许多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有不少相似之处。1956年八大前后的探索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探索新道路的前奏曲。所以一般说始于毛泽东，是始于1956年的八大前后或《论十大关系》，这是一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源头的追溯方法。
另一种看法则是追溯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追溯到西柏坡。理由是在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甚至更早在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们党就开始思考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当然，那时的思考远没有像1956年八大前后的探索初具雏形。也可以说，与1956年八大前后的探索还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后来的许多思想可以从这里找到根子。打个比喻：长江号称世界第三大河，有6000多公里长。讲长江，一般是从四川的宜宾到上海流入东海这一段，宜宾以上不叫长江，有金沙江、大渡河等多种叫法。长江号称为世界第三大河，绝不是从四川宜宾算起。如果那么算，长江就没有那么长。长江6000多公里的长度是包括它的源头的。过去认为长江的源头是在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麓。前不久的一份资料又说，西藏的一个湖泊才是长江真正的源头。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就把长江加长了1000多公里。我们追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追到1956年是一段，可以成立；再往前，又追到西柏坡，也不能说不能成立。如果成立，这可谓源头的源头。显然，这两种追溯思维都是从广义上考察的，而不是从本意上讲的。这样的认识方法，它的内涵就有了变化。
二、“西柏坡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
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追溯到1956年八大前后，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有如上述，我不反对这种看法，并认为作这种探索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在这里，着重阐述另一种观点，即把历史源头追溯到西柏坡（包括在这里召开的上述“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认为“西柏坡精神”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可以并行不悖，不必非此即彼。
为什么说西柏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西柏坡精神”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呢？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三大战役与三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决战，促进了革命的重大转折。周恩来曾说：西柏坡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革命实现了几个重大转变。
首先是实现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指解放战争的这场战争，还应当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起，中国战争连绵不断。就外敌人侵说，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国内，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还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后，革命人民才夺取了战略主动权。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当时还没想到和平时期有多长，现在看来已有40多年了。这就是说，这个转变结束了109年的战争， 已实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且在可以见到的本世纪末或更远一点的将来，不会有新的大战争，世界性战争不可能发生。我们中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局部动乱的可能性，但像过去发生的军阀混战，还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所以，从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的这个伟大转变发生在西柏坡，是应当充分认识它的意义的。
再一个转变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占据农村，现在要进入城市。还在1944 年6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已把应否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准备城市工作要犯错误的，历史会惩罚我们的。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已明确地提出了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的问题。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他甚至还指出：“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2〕此后，形势发展极快， 中央作了进驻城市的准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 国共两党的斗争首先就是争夺城市。那时，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还在延安，没有回到各个根据地。在这个新情况下，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帮了很大的忙，动用美国飞机，把林彪等送出去，后来到了东北；邓小平等到晋冀鲁豫，回到太行。解放战争打了两年，特别在三大战役决战后，夺取大城市的问题犹如风卷残叶，势不可挡。既然如此，党的工作重点就不能不着手转移。毛泽东说：要以二中全会分个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作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管不好，学不会，不能立住脚，就要亡国。因此，他还指出：二中全会就是“城市工作会议”，由城市到农村，再回到城市，这是中国的辩证法。随着这个转变的实现，我们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接着就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过去革命28年，搞武装斗争，推翻一个旧世界；现在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泽东说：革命胜利了，“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因为连绵不绝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毁坏。国家贫穷，民生凋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很重。发展生产事业不能不成为全党首要的中心的工作。所谓“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就是为实现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而提出的战略构想。
这三大转变带有相应性，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同向的。实现这几个转变，为以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道路，清扫了环境。前两个转变都顺利实现了，后一个转变不很顺利。建国以后就已经开始搞建设，大规模的全面性的建设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着手进行。对这一点，中共中央思想上是明确的，如1956年党的八大所宣布的。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党的认识有很大反复，犯了严重错误。真正集中力量搞建设，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提出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不能不说，从西柏坡开始实现中国革命的几个重大转变，为党今天走着的这条道路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二）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分析与目标设定。
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对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基础性分析。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国情都讲到了，讲得比较清楚。这是党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国情最初的比较完整的认识。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较薄弱，现代工业只占10%，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左右，这就是“汪洋大海”。它与古代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区别。革命胜利了，党的任务就是使我们的国家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建设工业国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从根本方向上说，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目标设定是搞社会主义。当然，要搞社会主义，还可以追溯到党的创立。党的纲领，在一大就明确了这一点。但直到七大，都还长期停留在理论阐述，属于理论认识王国中的问题。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则是从西柏坡1948年的九月会议开始的。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讲了8个问题， 其中讲到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思想是很明确的。在作总结时，他说：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是领导因素。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刘少奇专门讲了我们国家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他说：国家的基础差，属于国家经济的这一部分数量很小，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今后要大力发展国家经济，这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同时还要帮助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既要利用它，又要有所限制，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正因为在1948年九月会议和随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讲：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很明确了；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才公开讲。毛泽东、刘少奇的分析是对的，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差，不能像苏联那样夺取政权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这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区别于苏联夺取政权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办法。
中国通过搞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我们党预计需要15年左右时间，结果是提前了，1956年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其实，现在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但当时目标已经明确了，就是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方法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分析中国国情选择的道路。应当说，这也属于“中国特色” ， 而且是最早的、带有根本性的“中国特色”。因此，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如果不是从本意上分析，而是从思想路线、从选择根本方法和道路的角度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柏坡。这就是要宏观地看历史。就广义言，这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内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最初胚胎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在现阶段，简言之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前面已指出，从本来的意义讲，它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现在追根溯源，能否说在西柏坡，在1948年九月会议和1949年七届二中的全会上，就有了关于这条道路最初的思想胚胎，或者说它是处于胚胎状态呢？我想是可以的。
比如，“一个中心”。现在对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后，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中心、核心或重心。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思想。但有了这个思想的胚胎，认为党进城后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也就是为经济建设让道。这在七届二中全会是明确的。尽管在理论上没有提得像现在这么高，而且也不是作为搞社会主义来提出的，但是这个思想的轨迹是清楚的。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而不反复，“一个中心”就是它的必然逻辑。
今天所说的“四个坚持”的内容，在西柏坡也明确了。邓小平在1979年作“四个坚持”的概括时就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把“四个坚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个“一贯”的起点就在西柏坡。党的领导这一条不成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着重讲了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问题。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方向这一条，前面已经讲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一般以为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最早提出的，其实是在九月会议上明确的。这年6月， 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中，提出了在今天的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讲的8条的第3条，就已规范地表述我国的国体是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指出在我国不能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这话很明确。他说，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过去北洋军阀搞议会制，搞出那么多丑闻，搞到那种状态，不可取。“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我们不能走议会制道路，不搞三权鼎立，而是要搞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搞人民代表大会制，搞民主集中制。既然“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西柏坡，那么它当然就成了这一条的源头。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七大已经明确为我们党的指导方针。经过延安整风和第一个历史决议，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在全党形成共识。在西柏坡，毛泽东一方面是谦虚，一方面是由于苏联的压力，提出不要与马恩列斯平起平坐，马列是主干，我们的东西是枝叶。所以，当时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划掉，不作宣传了。但七大决议在那里，七大党章有明文规定。七届二中全会并没有对这一条提出疑问。所以，“四个坚持”的思想在当时就很明确了。建国后，“四个坚持”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才作出那样明确的概括。
改革开放是另一个基本点。我们现在所说的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思想，当时没有，这个不能含糊。但如果不讲本意，泛意上的改革思想那还是有的。当时的改革，就是改革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兴利除弊，扫荡一切污泥浊水，实行各种社会改革。这在七届二中全会都谈到了。这是关于改革。关于开放，像现在这样的开放意义，开放局面，当时不可能有。但广义上的开放思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明确了。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做生意，不管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有生意可做就做，至少现在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他们可以互相竞争。这就是一种开放意识。这与后来一个时期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对外不闭关锁国，不封闭自己。这一点在西柏坡是明确的。50年代中期以后造成封闭状态是有各种原因的，包括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撤走专家、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逐步从开放意识转变为封闭意识。但在西柏坡时还是讲开放的，尽管随后提出“一边倒”的政策，但这不妨碍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要往来，还要做生意。这种开放意识与我们现在讲的开放，从思想认识路线上说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分析问题是不是牵强附会呢？不是的。首先明确地肯定了，从本意上讲，当时没有现在所讲的具体内容；但是追根溯源，从广义上去理解，上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胚胎，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研究“西柏坡精神”，应当放宽视野。有的同志从党的建设角度，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 这无疑是“西柏坡精神”的很重要的内容，但是“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不能局限于此。上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源头的分析，是从政治方向、道路的角度讲的。在西柏坡，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精神。这样的分析，可以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揭示得更丰富些。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了这么一个视野，我们就不难发现，“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这里是最后一站；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因此，“西柏坡精神”作为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转换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的内涵值得继续挖掘。这也应当成为立足于中共党史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视角。
三、执政党建设与两个“周期率”现象
在西柏坡时，中国革命即将全面胜利。当执政问题已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时，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战争会不会变成另一次农民战争那样一种结局？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复考虑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不单纯是指能否巩固胜利，它关系到党选定的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下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讲“两个务必”，强调执政党建设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保证。对于共产党执政的考验一直到今天还存在。80年代以来，党还面临着新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形势更加严峻。在西柏坡时，党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敏锐的，也是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提出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使党的广大干部比较顺利地闯过了第一关，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其实，“糖衣炮弹”还仅是一个方面，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更重要的还不是“糖衣炮弹”的考验，而是权力腐蚀，这对党的威胁和危害更大。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4〕现在， 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凡是蜕化变质了的，都与权力腐蚀有关系。这些人掌握权力后忘乎所以，忘记了权力究竟是谁给的，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问题，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的完全是非共产党的勾当，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的气味。这些人没有能过执政关、改革开放关、市场经济关，也就是说没有跳出黄炎培讲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现象（尽管它的本意有具体内涵，但人们已在泛义上使用它了。这里也讲的是泛义上的）。这种现象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从个别想一般，这些人的腐败，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党的前途的忧虑。
这两年来，我想，“周期率”现象恐怕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对共产党执政考验的问题，即掌握权力后会不会改变颜色？再一个是，国家富裕了，还能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及至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说得严重点，就是社会主义与富裕能否兼容的问题。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要使国家富强，这是对的。但后来又认为群众不可太富，对富裕之后存在忧虑。所谓“富了事情就不好办；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就反映了这种忧虑。“富变修”，更是这种忧虑的进一步发展。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和富裕对立起来了。这在理论上是不合乎逻辑的，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如果社会主义与富裕不能兼容，社会主义就没法搞，只能是贫困的社会主义。既然如此，那还有谁把它作为理想去追求？为它去奋斗甚至献身？事实上，贫穷的社会主义是站不住的，最后非垮不可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坚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努力改变国家的贫困状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普遍提高，正是由温饱状态向小康状态迈进。那些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十分富裕的先进典型，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主义与富裕是能够兼容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的方面，谁也不能无视这个基本事实。但是，现实生活的另一面，也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富裕之后，还能不能艰苦奋斗，不断进取，保持一个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过去穷的时候那样一种革命精神，那样一种不断追求新的目标的奋斗精神，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新的考验。现在看来，尽管党和国家做了许多努力，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地方、一些人富裕了，就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侈、拜金主义泛滥，许多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有的丑恶现象都滋生起来了。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朝另一个方向发生的变形或扭曲。目前，这虽然是局部性问题，但不能不说，这又是一个“周期率”现象。
这两个“周期率”现象的存在，都说明社会主义的路很艰险。邓小平和陈云都曾指出， 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说：建设艰难垮容易。“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5〕。这实际上是对全党的政治性嘱托。执政关、富裕关，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闯过去？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社会主义的江山照样会得而复失的。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将来能不能最终完满解决？现在还不能打保票。对前途应当讲两句话：一是充满信心，二是存在忧虑。所谓两个“周期率”现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存在两个腐蚀，即一个是权力腐蚀，一个是金钱腐蚀。党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这两个腐蚀在起作用。要解决党风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这两个腐蚀的问题。
四、弘扬“西柏坡精神”与社会主义事业万古长青
既然“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丰富，那末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也不能不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路线上讲，弘扬“西柏坡精神”，就是要坚持以“西柏坡精神”作为探索源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来说，在现阶段，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改变，不能动摇。对这条基本路线动摇了，改变了，发生逆转，我们国家是个什么状态就难说了。这里确实存在着“左”右两方面的干扰，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我们要高度警惕扭曲和逆转党的基本路线的各种错误思潮。邓小平说，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毛泽东不能丢。这里也包括“西柏坡精神”不能丢，包括“西柏坡精神”的这个重要内涵不能丢。
从共产党的建设这个角度讲，那就是要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必须继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包括江泽民最近多次强调的“要讲政治”的教育，继续探讨如何走出两个“周期率”现象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对第一个“周期率”现象，毛泽东有明确答案，就是靠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方面的监督机制，把党放在全国人民的监督之下，把党的领导层放在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遗憾的是他没能坚持民主政治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现实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很大距离。在目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干部制度和领导制度）还不那么很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产生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特别是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的思想，加大这方面的改革力度，对于探讨解决第一个“周期率”现象是会有启发的。
对于第二个“周期率”现象，这是毛泽东看到了的，也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一方面，他的有些观点不很正确；另方面也没有找到正确答案。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包括要解决这个“周期率”现象的问题。尽管当时中国还是穷的，但其“左”的指导思想却使他不认为有那么穷，引发了“富变修”的忧虑。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实际上就成了认为穷也会“变修”。显然，这是说不通的，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思考。他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指亚洲“四小龙”——引者），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 这些思想都包括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与富裕能否兼容的问题，从总体上说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已有所躁动，就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匡正时弊。其中一个重要措施，那就是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要加强教育。邓小平说，前几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我想也包括这个方面。
我们要不断加强教育，使党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党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永远保持艰苦奋斗、不断追求进步这样一种革命精神，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就国家来说，既要把物质文明建设搞上去，又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真正做到两个文明建设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促进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永葆青春。也如邓小平说：“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万古长青。”〔7〕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59页；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57页。
〔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7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8 ～1439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第379～380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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