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对中国文学的描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0)06-0108-06
众所周知，20世纪俄罗斯学者米·巴赫金(1895-1975)的治学领域宽广，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掌握法语、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丹麦语等多种外语，在哲学、语言学、美学、文艺学、历史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对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无疑，俄罗斯本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遗产，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欧洲思想文化传统，是巴赫金的创造性思维得以孕育、生成和发展的主要资源。在他的大量著述中，人们不难看出他对欧洲文化和文学的熟知，也可以发现他曾反复强调透彻了解别国文化和文学对于研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然而，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巴赫金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还曾呼吁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认为这种研究对于俄罗斯—苏联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巴赫金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理解集中显示于他在50年代初期所拟的一份题为《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的提纲中。当时巴赫金在苏联的摩尔多瓦国立师范学院（位于萨兰斯克市）任教，担任该校语文系的“总体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讲文艺学、俄罗斯文学史、西方文学史等课程。据当时这个教研室的青年教师В.Б.叶斯季菲耶娃后来回忆，50年代初是苏联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大增的时期，在一次教研室会议上，决定由她来组织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生小组。叶斯季菲耶娃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文学，不知从何入手，于是就向巴赫金请教。巴赫金建议这个小组先研究鲁迅的创作，同时指出有可能把俄罗斯文学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巴赫金还答应写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提纲，以便让叶斯季菲耶娃在第一次小组活动时可以根据这份提纲讲一个“引论”。这样，出自巴赫金笔下的《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这份有意义的提纲就诞生了。
当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份提纲的意义已不在于它是一份可据以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特征的资料，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走进“巴赫金的世界”的又一条独特的路径。经由这份提纲，人们可以发现巴赫金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独到理解，他对于这一文化与文学的把握方式，他的关注重点，还可以体悟到俄罗斯作家和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一种特殊亲近感。
巴赫金亲自撰写的《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共分为三大部分。其中，第二、三两个部分显然是巴赫金在准备起草这份提纲之前阅读大量文献时所留下的札记，它们是提纲得以形成的材料基础。第一部分是根据这些札记而拟定的大纲正文，它是巴赫金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进行认真思考的结果，显示出作者清晰的思路，并表明在他看来，对于一个不具备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的外国人而言，学习这一文化和文学应当从哪里开始。
巴赫金阅读札记的两大部分，分别被冠以“中国文学”和“汉语”的标题。在“中国文学”这一部分（全文的第二部分）中，可以看出作者为认识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阅读了一系列有关文献。巴赫金对自己的阅读印象与收获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大致按照历史的顺序记录了中国文化与文学在其发展的各主要阶段所取得的基本成就，注意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甲骨文）、最早的书面文学作品的出现，从先秦到晚清各个不同时代、各种不同体裁的文学的演变轨迹，而对于自19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变化更给以特别的关注。这一记录与勾画止于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作者记下了俄国学者编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学方面的三部著作，即：戈卢别著《中国的精神文化》(1912)、В.Д.瓦西里耶夫院士著《中国文学简史》(1880)和Ю.舒茨基的《中国抒情诗选》(1923)。出版于不同年代的俄国汉学家的这三本著作，可能是当时巴赫金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主要参考资料。
巴赫金阅读札记的第二部分题为“汉语”（也即全文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末尾处仅列出了一部参考书，即因诺肯季编的《全编华俄字典》（1909年，北京版）。但是，看来此书并非巴赫金据以了解汉语的唯一资料来源，因为字典一般不具备使读者初识某种外语的功能。从巴赫金的札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汉语已经有了一些初步了解。根据这一了解他指出：汉语口语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国语”，一种是所谓“民间俗语”，也即各地区的方言；汉语书面语也分为两种，即“古典的文言”和“现代的白话”。巴赫金还知道，汉语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单音词，大部分词是由单音字组合而构成的；虚词是汉语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关于汉语的文字，他认为其基础是“几乎通用于整个远东的象形字”①，它的特点是表意性、诉诸视觉和表现概念。巴赫金还提及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注意到汉字改革的趋势。
《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大纲的正文（即全文的第一部分），是巴赫金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线索进行梳理的结果，也是他本人有意于把握这一漫长历史行程的一种尝试。大纲共15节，除第1节谈“同中国永远友好的政治意义”，第2节总结“沙皇时代的中国文化研究”之外，其余各节基本上是循着历史的纵向线索描述中国文学从先秦典籍到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其中，第3至11节勾画出自“最古的时期”——“前封建时代文学”至清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充分注意诗、词、散文、小说、戏剧、故事等各体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地位，兼顾各个不同时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文学的作用。第12至15节则是对进入20世纪后中国文学的演进发展和基本特点的概述，提及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件、文学思潮与流派、重要的作家作品。这后4节的篇幅和前9节（3-11节）的篇幅大致相等，表明巴赫金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高度重视。
从《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大纲正文以及作者为起草这份大纲所记下的文献阅读札记中可以看出，巴赫金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考察、了解和试图把握中国文化与文学时的独特视野、思维方法及关注重点。例如，巴赫金首先强调同中国永远友好的政治意义，提请人们注意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指出某些人“想贬低中国人”的事实，看起来似乎与了解中国文学关系不大，其实恰恰是从一个特定角度说明了认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巴赫金对某些人总是企图证明中国人“无可救药，必须‘欧化’”的引述中，不难发现他肯定的正是中国人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意义，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的信心。
但是，在沙皇俄国时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却远不是从“同中国永远友好”的角度出发的。巴赫金准确无误地看到了那时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扩张主义”目的。在沙皇政府控制下的官方“研究者”眼中，中国人只不过是“剥削的对象，而不是自己独特文化的载体”②。沙皇时代也出现过一些汉学研究著作（如上文所提到的巴赫金使用的几部主要的参考书），但这些著作还远远谈不上对中国语言、文化和文学的系统研究，文学史似乎仅仅被看成“宗教与哲学体系的历史”，而“狭义的语文学分析”③则替代了对于大量优秀作品的深刻内涵和美学特色的透彻把握。正因为如此，巴赫金才认为全面认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成就，是摆在他所属的那一代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巴赫金对中国文学的考察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宽阔的文化视野，这既是他本人的治学特点使然，也取决于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化自身的血肉联系。巴赫金注意到，中国最早的文学经典，如《诗经》、《书经》、《春秋》、《论语》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著作，而是一些文化典籍。这一事实制约了以后很长时期内中国人对“文学”这一概念的宽泛理解：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中，“基本的形式是诗歌”，但是“归入文学的，还有以无韵诗体写成的关于历史、考古、哲学、艺术等的文章”④，所有这些出自“辞章家”之手的文章，都被收入“文选”之中。先秦文学经典就集中反映了儒学思想。儒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塑造理想的人格，包括理想的封建统治者，这种理想人格是通过所谓“功”、“善”、“荣”而表现出来的。如果说，“信”与“实”是理想人格所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那么，“学而优则仕”则指明了造就理想人格的根本途径。巴赫金还依据自己的理解概括了儒家典籍的形式特点，这就是往往采用对话或自白的形式，通过格言式的议论和情感的直接抒发来表达某种见解与主张，或以寓言般的短小情节凸现出理想的人格形象。巴赫金认为，正如儒学思想决定了漫长时期内中国文学的“性质”那样，儒家经典也决定了其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形态和风格”。应当说，巴赫金在这里显示出他的敏锐目光。
将特定时代文化的总体繁荣视为文学繁荣的外在条件，把文学的繁荣看成文化繁荣的表征之一，也是巴赫金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文学的体现。例如，巴赫金注意到中国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极大繁荣，既有着中国“封建制的繁荣”这一社会政治背景，更依赖于同时代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他称之为“封建意识形态的繁荣”⑤。同样，文学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动也是和文化的转型紧密联系的，这特别表现在中国新文学诞生之际。巴赫金在提及“五四”“文学革命”时，简要地描画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图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作用，“凡尔赛会议引起的民族精神的高涨”，白话文的推行，新语言在学校的首先使用，外国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新的印书规范的执行，西方文化与文学思潮的涌入，大批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的出现，等等，这就既扼要地说明了新文学出现的文化背景，又强调了文学的转换始终是文化转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和文化的内在联系深刻地体现在教育对文学的作用上。巴赫金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时，注意到“教育的性质”及其对文学的制约和影响。中国古代从隋朝起就建立了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至明清两朝更规定作文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用“八股文”的格式，以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为依据进行解释，展开论说。这一“科举制度”直到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时才被废除。巴赫金指出，科举考试的目的，在统治者是“按阶级选人”，在文人举子是“考取官职”，为此而施行的教育要求“能背颂文章和写诗”。这种做法，不仅是把文学、教育和进入官场直接联系起来，造成了文学和教育两方面的功利主义，而且也给文学本身带来了不良后果，即如巴赫金所说的，导致了文学中的“形式主义”，“因袭前人”，“模仿古人，而不知创新”。巴赫金在两次提及中国古代诗歌在唐以后的衰落时，均特别谈到“教育”问题，恐非偶然，想必是发现了后者对前者的牵制。
在概括中国文学的形式特点时，巴赫金看到诗歌在一个长时期内是这一文学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体裁。他指出，作为中国文学之真正开端的《诗经》就是一部诗集。中国的诗具有“固定的格式和节奏”（律诗），其中“形式居于主导”地位。从“第一位诗人”屈原的“哀歌《离骚》”及全部《楚辞》起，中国诗歌艺术便不断发展，至唐代出现极大繁荣，“唐诗选”中有两千作者（包括李白、杜甫、王维等在内）的五万首诗，“这是古老中国的民族骄傲”。唐宋以后，这种“高雅的古典诗歌”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长篇和中篇小说以及戏剧”的发展。巴赫金没有忽略这一重要现象，即：小说与戏剧在长时期内“未得到正式的认可”，被称为“俗文学”，因为它们是“与程式严格的儒家诗歌相对立”的，使用“较为平易的语言”⑥，但是，这些作品在数百年间上百次地被刊印，最终还是被归入了中国的优秀创作之列。巴赫金还谈到了一些著名小说的特色，如他认为，《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有心理刻画，概括的性格”，运用了“拟人手法”；《红楼梦》“篇幅巨大，人物达数百之多”，有着“复杂曲折的情节”和对于繁复的日常生活的生动描写；《水浒传》是一部“惊险的历史小说”，以历史上的人民起义为背景，可称之为“中国的英雄史诗”；《金瓶梅》则是一部“性小说”，写的是一个“富贾的情爱史”⑦。清代的小说《九尾龟》，巴赫金是将其作为在中国“首次出现”的讽刺文学的代表作而提到的，并认为其主题是“鞭笞统治阶级的腐败没落”。巴赫金指出：小说在中国获得了“各阶层读者的喜爱”，且由于街头流浪说书人的口头传播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小说还被改编为戏剧，由流浪艺人演出。关于中国戏剧，巴赫金认为“主要的形式是历史戏和征战戏”，另外还有“传奇戏与喜剧”⑧；戏剧的繁荣是在元代，而“最早的戏”则是《西厢记》。和诗歌的长期繁荣及明清以后小说的兴起相比，元代之后中国的戏剧“较为落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巴赫金的概括，大致是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的，可以说是为俄罗斯人初识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框架。
关于民间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巴赫金予以高度注意。他在大纲中专门列出一节谈论民间文学，认为它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从体裁上看，民间文学作品有小说、短篇故事、戏剧等，还“存在不少幻想小说和神话小说”⑨。从思想倾向上看，民间文学是与儒学经典作品相对立的，反映出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如吴承恩的著名小说《西游记》，写的就是“佛教高僧去印度寻求经书”的故事。关于道教，巴赫金认为它主要反映了早期“村社农民的思想”，其核心是“老子的辩证法”，后来则“渗进了神秘、幻想、奇异的成分”，《聊斋》就反映了“道家的幻想特点”⑩。《西游记》、《聊斋》这些小说，在巴赫金看来，都是“处于经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作品。此外，巴赫金指出，民间文学的创作者大都是佚名的，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多为民间口语。巴赫金还特别提到鲁迅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也许是从中国文学进入20世纪以后的发展变化着眼，巴赫金认为，在中国，“民间文学取得了胜利”(11)。这一提法，在中国学者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并不多见，但巴赫金的说法却道出了中国新文学与以往民间文学的更紧密的关联。
如前所述，巴赫金对中国新文学是极为重视的。他看到中国文学在进入20世纪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和改变”，勾勒出这一新文学的一系列形式与内容特点。由于旧的文学形式和语言妨碍表现新的内容，便合乎逻辑地有了白话文的倡导与使用。人道主义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导精神，小人物（农夫、车夫、失意的知识分子等）问题引起作家们的广泛关注，“家庭、女性、新生活的主题”成为新文学的重要主题，一些作家的作品共同显示出一种“对新人的企盼”。关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中国艺术家协会”等文艺流派和团体的倾向与影响，关于《新青年》、《创造》、《奔流》等刊物的地位，关于“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关于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历史作用，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作家的分化，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建立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现象，巴赫金在他的提纲或札记中都曾提及。如果对比一下巴赫金所提到的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作家作品，则更可见出他对于现代文学的重视。他所列举或提及的古代作品，除《诗经》和6部儒学典籍外，仅有《楚辞》（含《离骚》）、《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西厢记》、《九尾龟》等9部，古代诗人和作家仅屈原、李白、杜甫、王维、韩愈、苏东坡、欧阳修、罗贯中、曹雪芹、吴承恩等10人。现代作品中，巴赫金列举了《呐喊》、《野草》、《动摇》、《幻灭》、《我的童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李家庄的变迁》、《原动力》、《赶车传》、《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10部，现代作家和诗人则举出鲁迅、茅盾、郭沫若、周作人、张天翼、丁玲、赵树理、草明、田间、李季、周扬、萧三等12人。无论从文学史的时间跨度看，还是从文学成就看，这都是不平衡的。这也许显示出巴赫金以及当时苏联文学界的一种普遍的“厚今薄古”的意识。
特别显示出巴赫金见解的独特性的是，他将1942年视为“新中国文学”的起始年份，并提到这一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他所列举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所提到的多种多样的文艺活动形式，“民族的形式与人民民主的进步的现实主义的内容”(12)，等等，其实是我们国内研究者所说的“解放区文学”，而他最后所提到的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才是新中国文学开始的标志。巴赫金的这一提法虽然独特，却准确地把握到了新中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血肉联系，富有洞察力地发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新中国文学的直接指导作用，显示出在文学史分期问题上的一种敏感与目力。
巴赫金还注意到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外来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他指出，早在19世纪90年代，当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刚刚兴起、开始进行“更新文学的尝试”时，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翻译外国文学的现象，但这时的翻译文学尚未对中国文学产生大的影响。1911年革命之后，西方各种文化与文学思潮涌入中国，“印象主义、颓废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均得到传播”(13)。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崇洋”和不恰当地“效仿西方”，“颓废派”曾占据主导地位。后来，出现了“俄罗斯文学的普及”，从契诃夫到马雅可夫斯基等俄国作家和诗人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马列经典作家的翻译”则无疑是外来先进思潮直接作用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巴赫金甚至还提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人道主义者甘地在中国的影响。作为生活在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谈及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时，特别把“苏联文学的意义”当作一个专门问题提了出来，这既为他本人的身份和视角所决定，也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对外来文学的接受史的。
《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虽然只是粗略地勾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进程和历史面貌的一份提纲，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巴赫金的思想和见解的某些独特性。尽管由于语言的阻隔，巴赫金不能通过直接阅读汉语资料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但他对于这一文化与文学的价值、对于认识、研究它的意义却是充分肯定的。作为一位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的学者，巴赫金看到了具有某种神奇色彩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确认从事一般文化与文学研究、探索人类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规律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把握。这其实是创立了“对话理论”的巴赫金在观照东西方文化关系、思考世界文化发展问题时所必然形成的见解。他本人在进行文学研究时，总是强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总是将文学放在文化发展规律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总是十分重视民间文化和文学的特有价值，这些特点在他对于“汉语与汉语文字”的构成和特色的简要勾勒中，在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史哲不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对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现代文学的诞生伴随着整个文化的现代转换等现象的关注中，在他关于中国民间文学是“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的观点中，都清晰地显示出来。巴赫金认为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后来是“民间文学取得了胜利”；他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1942年作为“新中国文学”的起点——这些见解颇为独特而又自有其道理，使人感到新鲜而又令人叹服。
毋庸讳言，巴赫金也偶有错失之处，例如，他不知《诗经》、《书经》、《春秋》、《论语》、《大学》等其实都包含在所谓“五经”、“四书”之中，而把这五种典籍与“五经”、“四书”一起当作七部书。这一差错显然出自他所参考的某位俄国汉学家的著述。在考察巴赫金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描述时，人们注意的当然不是这种偶尔的差错，而是这一描述所显示的他的明晰的思路、独特的眼光、科学的方法和高度的概括能力。这一切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巴赫金理论体系与治学方法，而且对于我们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也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2010-07-20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