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年代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8月17日至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19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继“1910年代的中国”、“1920年代的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之后，又一次举办以“年代”为论域的民国史国际研讨会（前两次会议的共同主办单位为《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本次会议的规模超过以往各届，共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的近百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64篇，内容涉及1940年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诸多方面，与会学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1940年代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关键和转折意义的10年。中国抗日战争终获胜利，国共两党的长期角力终有结果，国民党退出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若将1940年代大致划分为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两个阶段，则与会学者提交论文关注的主题在数量上大体各半，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贯穿整个1940年代的宏观问题，或将视野向前、向后延伸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从更为长程的角度观察历史的演变。
如何理解1940年代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尤其是1940年代后半期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即国民党因何走向失败，共产党因何走向胜利，向为学术界所关注。本次会议期间，不少学者从国民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运作、党务工作、政权建设等方面，探讨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奇生以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军队中恢复政治工作为背景，讨论国民党军队政工的成效，认为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国民党的军队政工党务已无法恢复北伐时期的功能与信誉，政工成为军队的附庸，党务成了政工的附庸，最终形成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南开大学江沛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务经费问题，认为国民党面对内外批评及形势变化等压力，虽然提出“党员养党”的口号，但并未改变“国库养党”的实质；战时国民党基层组织的经费严重不足，影响到其基层党部的活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任育德则利用国民党官员王子壮的日记，透过国民党党工的视角，观察其党务活动的实况。关于战后国民党的中央政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为中心，考察了1947年初国民党内面对其执政危机时的讨论和因应之道。台湾政治大学刘维开则以1948年春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围绕总统提名等问题的讨论，追溯了1949年初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的起源。
在有关国民党内外的组织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贾维探讨了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动机，认为团结国民党内部各派、统一全国青年运动，才是三青团成立的基本动机。台湾大仁科技大学冯启宏考察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人事调查工作，认为其虽达到了“综合名实”的目标，但其实际影响力有限。
在国民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方面，四川师范大学曹成建通过梳理国民政府时期保甲连坐处罚规定的变化、实施情况及制约因素，认为传统保甲连坐的功能已不适用于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中山大学曹天忠通过新县制中“政教合一”的渊源和背景以及二者关系由“政教合长”到“政教分长”再到“政教相连”的演变，考察国民党企图通过实行新县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统制，但却被主客观相反的力量和因素予以消解甚至造成反弹的过程。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吴燕以四川为例，考察了抗战时期实施地方司法经费统一划拨的曲折艰难的过程及其结果，认为其并未达到最初的设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高凤义则以1943年内蒙伊克昭盟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过程为例，认为民族大义是国共两党和伊盟三方政治博弈的道德底线。
关于战后的国民党人物研究，台湾“国史馆”吴淑凤探讨了卸去公职后的宋子文在1949年国民党撤守台湾过程中的有关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褚静涛以蒋渭川为例，考察了战后台湾接收和重建过程中的有关情况。
理解1940年代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中共根据地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一向备受学界关注，此次会议亦有不少与会学者对此有进一步的探讨。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田中仁通过对中共中央文件、电报、组织史资料的分析，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与军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田利军则考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直接民权的实施过程，认为这样的选举过程始终贯穿着民主精神，而三三制政治模式的运行是根据地乡村民主运动推进的历史背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麦金农（Stephen R.MacKinnon）探讨了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陈翰笙和冀朝鼎在1940年代如何以他们的工作而削弱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上海大学陈德军则考察了1949年中共在全国获胜前后对于省主席任命的声望、人缘、地缘因素的考量。
1940年代中共在其农村根据地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是其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探讨了1946年中共中央发动土改的动机以及造成1947年土改发生“左”倾偏差的原因，认为中共发动的土改是基于对过去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总结而采取的应变措施，“左”倾问题的发生则是由于观念、现实、制度等种种复杂原因而造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黄道炫分析了老区土改过程中“侵害中农”现象出现的原因、情形、后果，以及中共“纠偏”的政策调整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士花以山东根据地为个案，由减租减息的推行过程，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动员农民的策略、方针、方式、步骤及出现的问题，分析民众动员的程度对各地推行减租减息效果的影响。南京大学李里峰以土改中的诉苦为例，考察中共如何以此动员农民的政治热情及中共在土改中的微观策略运用。
上海交通大学刘统研究了1947至1948年，中共如何在解放区建立新经济基础，如何在与国统区的经济战中取得最终胜利的问题。北京大学刘一皋以临清事件为个案，讨论中共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复杂认识过程。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陈耀煌则考察了1940年代中共在西北根据地征收营业税的情况，以此探讨中共当时如何对待商人资本家及如何兼顾农民利益等问题。
关于抗战时期及战后的民主党派和中间势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玉刚探讨了“七君子事件”后出狱的章乃器赴安徽整饬财政的前因后果，认为其行事体现了一以贯之的抗日救亡理念和超然的政治观。韩国韩世大学姜明喜认为，中韩两国的中间路线都在战后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但都最终受挫，并以此分析了中韩两国中间势力建国思想的异同及其相互影响的关系。
战争是1940年代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之一，然而目前军事史方面的研究不很活跃，此次会议有关军事史的论文也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朱宗震考察了毛泽东“外线战略”的提出、实施和修正的过程，认为其充分体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对前线将领指挥权的尊重。
关于1940年代的经济问题，作为战时经济模式的统制经济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考察了国营事业在战时的发展及战后的变迁，也有学者对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兴衰做了探讨。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以中国茶业公司为个案，考察了战时国营贸易在统制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山东大学赵兴胜考察了战后国民政府在国营事业中推行公司制的经过并对其结果进行了评估，认为公司制的推行没有达到最初目标，但也并非毫无意义。日本信州大学久保亨认为，1940年代的中国经济在统制经济与开放经济之间摇摆，但战后的开放经济理念与实践只是昙花一现。天津师范大学阎书钦探讨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界对苏联计划经济由推崇到反思的转向及其原因。
也有学者通过个案探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经济状况。东华大学廖大伟、蒋湘妮以中国旅行社为个案，考察了民族资本企业在战时的应对与调整。宁夏大学张天政认为，抗战时期西北农村信贷体制是以高利贷为主的旧式借贷体制与新式借贷体制并存的二元体制，并考察了其演变阶段及新式借贷体制在其中的作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陈慈玉考察了抗战时期日本对山西煤矿业施行的军管委托经营模式以及矿工的生活状况。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吴余德则考察了抗战时期沦陷区日伪合办的“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在战后中国经济研究方面，复旦大学吴景平探讨了抗战结束之初国民政府整理上海银行业过程中政府与银行业的关系，认为此时这一关系基本是单向的，前者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和朱怀远考察了1947年开放对日贸易在中国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对以及公众舆论与国民政府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香港大学李培德探讨了1949前后在港的上海银行家如何在国共对垒、政局变化的情况下，为个人和机构的发展做出不同抉择的心路历程。
关于1940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与会学者重点讨论了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因而其进程与世界局势密切相关。一些学者将抗战置于国际形势的背景之下加以考量。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以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的国际解决战略和对欧战的对策为视角，考察了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应对。意大利罗马大学Valdo Ferretti探讨了欧洲外交局势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影响。日本敬爱大学家近亮子考察了有关东京审判的国际政治过程及日本媒体的报道，以此讨论东京审判给日本民众对战争认识造成的影响。北京大学臧运祜依据日本方面的文献资料，考察了抗战中后期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工作”，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开始的政略进攻，至1940年扶植汪伪政府时已达极限。厦门大学连心豪考察了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实施政策的有关情况。日本东京大学川岛真考察了二战结束之初在日中国人的法律地位和政治活动。
在战后中国对外关系方面，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西村成雄探讨了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之初美苏国共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与关内的政治空间相比，东北的政治空间提前进入了内战状态，同时也是美苏进入冷战的开端。复旦大学金光耀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为聚焦点，揭示内战时期国民政府如何在美国展开求援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及其对华援助。
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激荡转折的背后，1940年代也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十分活跃的时期。
复旦大学章清在近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下讨论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如何在战后由背景走到前台，并分别对作为话语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政治力量的“自由主义”的各种形态进行了考察。四川师范大学黄天华考察了抗战时期一批学人围绕“民族”观念的论争，认为尽管各方学术观点和视角不同，但在加强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首都师范大学符静以沦陷时期上海杂志对于《孽海花》、《续孽海花》人物的讨论，反映当时沦陷区知识群体在日本统治下的复杂心态。四川大学陈廷湘则由战后李思纯和吴宓的日记探讨了政局动荡中知识分子的心态和生活样态。
在教育、学术、文化研究方面，江西社会科学院何友良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抗战期间中正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徐秀丽以解放前夕的清华和北大为例，考察了民国时期“教授治校”的内容及其功能。美国湖林学院陈时伟探讨了中国院士制度从萌芽、酝酿到1948年院士选举的过程以及1949年院士们对于去留的不同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以抗战歌曲为例，探讨了音乐在战时发挥的政治功能。
1940年代也是中国社会激荡变化的时期，一些学者对当时的若干社会现象和问题进行了考察，尤其关注战争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振鵾通过自身及朋友的经历考察战时特殊的人口迁徙方式——沦陷区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的行动。四川师范大学侯德础对抗战末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梳理，认为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王笛探讨了成都茶馆作为社区信息中心的社会功能及茶馆文化在战时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对茶馆生活的渗透，由此透视战争对成都日常生活的影响。台湾“国史馆”王正华透过抗战期间两个家族两代人之间的家书往还，展示了战时普通民众的人生境遇。台湾辅仁大学林桶法以1949年发生的船难——“太平轮事件”为个案，考察国民党兵败大陆之际所出现的迁徙潮的种种状况。美国密西西比大学何稼书（Joshua H.Howard）对1940年代重庆的纺织女工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她们身上体现出社会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的紧密关联。
1940年代的宗教问题亦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台湾“国史馆”侯坤宏考察了战后佛教复员的努力及其在内在痼疾及外部困境间艰难求存的状况。台湾“国史馆”卓遵宏探讨了战时日本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对台湾佛教的影响及光复后台湾汉传佛教的重生，认为1940年代是台湾佛教发展史上的关键阶段。四川师范大学王川勾勒了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流传的状况，认为积极与内地社会相适应是藏传佛教在内地流传的重要原因。四川大学杨天宏对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边疆研究”进行了考察，认为此项工作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复兴和边疆服务的发展，具有学术和社会的双重价值。
综观本次会议，由学者们提交的论文及其讨论，大致可以窥见当今学界有关1940年代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动向。一方面，学者的研究视野在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已经进入研究视野的问题又得到更加细致、深入、全面的探讨。历史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方法也更趋多元。从史料利用的角度而言，档案材料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而一些“私人”材料，如日记、书信、个人回忆、口述历史等等，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利用。由此次会议的成果和讨论可知，学术界对于1940年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广而言之，对于20世纪中国和1840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都较前更为广泛、全面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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