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差额论文,成因论文,性质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56(2007)02-0012-06
一、中美贸易的总量分析
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总量及其差额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分歧不影响我们对双边贸易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的判断。透过双方对双边贸易统计数据的争议，一些事实仍会显现出来。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双边贸易迅猛增长，双边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稳步上升。中国已成为美国出口市场中出口额增长最快的国家。据美方统计，2005年与1994年相比，其对华出口增长3.5倍，在其全部出口中所占份额，从1.8％增至4.6％；在其出口目的地的国别排名中，中国也从第14位上升至第4位，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并有望在近期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的最大出口市场。2000～2005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157.4％，而对其他地区出口仅增长12.9％，实际上同期美国出口增量的1/5以上被中国吸收。
其次，在美国对华出口大幅度增加的同时，中国对美出口增速更为显著。据美方统计，2005年与1994年相比，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5.3倍，在其全部进口中所占份额，从5.8％增至14.6％，中国成为其超过墨西哥和日本、略低于加拿大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美国对华贸易持续逆差，且呈不断增加态势。世界范围的贸易不平衡，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得到充分体现，中美两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相关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供给因素与美国的需求因素共同作用，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再次，美国对华贸易持续、巨额逆差，为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口实，但巨额逆差并不代表美国在实际利益分配中受损，反而意味着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相对被动地位。中美贸易差额对双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双边贸易关系日益成为两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但这种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在双边贸易总量和结构上同时表现出来。其总量上的相对重要性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对中国而言，远比对美国重要得多，即在双边经贸关系的博弈中，美国处于明显的相对主导地位。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远大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这一判断将影响我们在解决双边贸易问题时的立场。
图1 双边贸易差额对中美两国的相对重要性
注：在具体计算时，双边贸易差额分别采用相应国家的统计口径。由于中方统计数字远小于美方统计数字，所以中国的比率可能低估，而美国的比率可能高估。货物和服务贸易总体差额指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货物和服务项下的余额，其GDP数据以当前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数据分别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经作者计算得出。
二、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比较优势和贸易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出现不断升级趋势。表1反映了按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统计的美国从华进口(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结构。从表1可以看出，1994年以来，机械及运输设备占美国从华进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大幅度增加，杂项制品所占比重明显降低，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和未分类其他商品的比重有所上升。如果深入分析表1中前两类商品的两位数分类细目，就会发现，办公和电信设备、家具和褥垫以及活动房屋、卫生、水道、供热、照明装置的比重上升较快，而通讯设备、电力机械设备和器具、服装和衣饰附件以及鞋类的比重下降较快。
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间产品进口迅速增加，而最终制成品的进口相对减少。表2反映了美国对华出口(中国从美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从表2中可以看出，非食用原料所占比重显著上升，机械及运输设备所占比重大幅度降低，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的比重有所下降，杂项制品的比重略有上升。在机械及运输设备的两位数细目中，电力机械设备和器具以及办公和电讯设备升幅较大，交通设备和专门机械降幅明显。在非食用原料的细目中，金属矿石、含油子仁及果实迅速攀升，纺织纤维所占比重大幅下降。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技术产品贸易迅速增长。2005年，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9.2％，其中，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为1977.1亿美元和2182.5亿美元，分别占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的30.0％和28.6％，顺差达205.4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18％。① 与此同时，对外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2005年加工贸易出口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66％，加工贸易进口额为2740.3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41.51％，顺差达1424.5亿美元，是全部顺差的124.78％。这两种并行共存的趋势，反映出中国的相对技术进步确实发生在非传统比较优势部门。但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突出表现为充裕的劳动力要素资源，除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率优势，也源自生产过程分解后密集使用劳动力的某些生产环节。基于这种比较优势的加工贸易(尤其是进料加工)，是中国外贸产业(产品)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这种产品结构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得到充分体现。以2005年为例，美国对华出口商品除航空航天器之外，以集成电路和微电子组件、专用于打字机和文字处理的办公机器零附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中间品，以及钢铁、铜铝废碎料、回收纸等原材料为主。美国从华进口商品主要包括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话电报发送设备、打字机等办公设备、电视接收装置、视频监视器和视频投影机等机电产品，以及家具、衣箱、玩具、游戏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表3给出2004年以来美国从华进口商品的月度价格指数，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从华进口商品价格水平出现下降趋势。但同期美国的整体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升趋势明显，其整体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升幅度小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贸易条件趋于恶化。这说明价格稳中有降的中国出口商品，缓解了美国贸易条件的严重恶化，从而使其贸易利益免受损失。作为贸易伙伴国，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恶化趋势明显。从按商品分类统计的美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2004年以来的变化情况看，其对华出口的6类商品中，仅有机械与运输设备价格下降不足1％，其余商品的价格都大幅上升，非食用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价格上升幅度均超过20％。由此可以推断，中美双边贸易的贸易条件对中国同样不利。在双边进出口贸易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迅猛增长的态势下，长期贸易条件的恶化令人担忧。
注：按最终用途分类的全部商品价格指数，以2003年12月的价格指数为基准(=100)。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三、中美贸易差额持续扩大的经济根源
(一)国际分工新格局
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深入发展，各国的贸易壁垒普遍降低。当商品货物的跨国流动成本降至某一临界值以下时，会引起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国际分工的加速调整。跨国公司对外国直接投资，考虑规避贸易壁垒、占领东道国市场的因素减弱，其制成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成相互独立的不同环节，分散到不同地区进行，每个国家负责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以此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要素优势，实现生产过程和价值链的全球最优配置。与其相伴随的是国际贸易量的成倍增加。由此引起的国际贸易形成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逆向流动，两者相抵减的增加值部分，在宏观上就表现为贸易差额的单方向积累。出口中间产品而进口最终产品的国家积累逆差，进口中间产品而出口最终产品的国家积累顺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深刻影响了经济的性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出现向虚拟化、空心化的转型，其制造业的生产体系逐渐转移到亚洲地区。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在加速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集聚效应”，即利用世界产业布局调整的机会，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制造业，与区域内外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逐步形成互相配合补充的制造网络体系，中国在其中处于终端组装的地位。于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区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来自亚洲的进口不断增加，同时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欧的出口也相应增加。这种垂直分工格局，实际造成亚洲区域内其他国家(包括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部分转嫁给中国，从而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图1所示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在中国总体贸易差额中的比重超过100％，这意味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很大部分被对其他国家的逆差所抵消。
垂直专业化分工除造成贸易差额的单方向积累外，还会引起各国贸易产业结构的变化。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劳动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可以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是因为此类产品的某一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如组装)在该国完成，并不能自然地导致本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率的提高，在中短期内不足以使比较优势发生根本反转，即全部或关键的生产环节在本国进行。然而，贸易模式却可能发生改变。通过加工贸易，中国开始出口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就产品的总成本而言，中国这类产品的生产率得到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增强，但这种改善某种程度上是“借”来的。换言之，即这类产品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中间产品的进口，如果停止进口，其生产率就可能大幅下降。
(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传统理论认为，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规避贸易壁垒的间接出口，对国际贸易具有替代效应。然而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相结合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其国际贸易的影响将变得更复杂。一方面，对东道国从母国的最终产品进口产生替代效应，反过来增加前者对后者的最终产品出口；② 另一方面，对东道国从母国进口资本品、中间品、技术和服务产生促进作用(表2所示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支持这一论断)。美国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FDI来源国之一，1997年以来实际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337.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的8.75％。从现有的经验看，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效应表现为促进双边贸易总额快速增长，同时造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积累。其他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远超出母国市场对返销产品的需求，相当比例的超额部分出口美国市场，从而导致其资本品、中间品和原材料进口更多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这同样强化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势。2000～2005年中国境内加工贸易顺差占按贸易方式分组总顺差的比重，分别是89.1％、91.6％、88.2％、99.3％、98.6％和78.2％；而各年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总顺差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3.6％、67.9％、70.1％、74.1％、77.8％和81％。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顺差占中国进出口总顺差的比重各年分别为56.7％、62.2％、61.8％、73.6％、76.7％和63.3％[1]。由此可见，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积极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加工贸易的形式对中国贸易顺差产生决定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贸易顺差来源于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
(三)世界贸易体制的不对称自由化
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2004年私人部门的服务生产行业增加值占GDP的67.9％，货物生产行业增加值占GDP的19.4％(其中制造业和农业分别仅占12.1％和1.2％)。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200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52.9％，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占GDP的15.2％和31.9％。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对外部市场依赖加深。当前，国际贸易体制以制成品贸易快速自由化为特征，而农产品和服务业的贸易壁垒仍非常普遍。在这种不对称开放的贸易体制下，势必造成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经济在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下扩大出口，而以服务业为主的美国经济在相对保守的服务贸易体制下扩大出口面临较大困难。此外，美国政府为防止技术扩散，保持其长期的战略竞争力，对高技术产品和技术贸易又实行严格管制，更不利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扩大出口。这样，就使中美双边贸易差额的单方向积累成为在所难免。
(四)美国作为中心国家的特殊作用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只是其总体贸易逆差的一部分，其总体贸易逆差存续时间近三十年，并且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巨大规模的贸易逆差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其中的必然因素显然超出贸易部门控制的范围。首先，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其他国家出于维持金融稳定和应付国际收支的考虑，要求以美元计值的资产作为外汇储备，从而对美元资产有持续、稳定、不断增长的需求。于是，在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美元债券利率远低于其他货币计价的债券利率。由于资金来源充足，国内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更微弱。其次，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制度，使其在出口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美国成为世界范围的金融中介。外围国家的超额储蓄以短期资金的形式进入美国，由于资金供给稳定，所以美国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行对外投资和消费。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和美国金融业的比较优势，使其不仅成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也成为全世界的“商业银行”，这两种角色集于一身，既发行国际流动性货币，又吸引全球储蓄，势必造成其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的约束弱化，而投资缺口和财政赤字又必然导致贸易逆差。美国作为中心国家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国民储蓄率长期下降的同时，仍能获得稳定廉价的融资，但这种消费扩张模式要以其他国家经济的一些非均衡条件为前提，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巨额储蓄。
(五)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
与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政府积极推行促进出口的政策。除外贸政策直接作用外，外汇和外资政策也都具有出口导向的含义。最重要的是三者有效互动，获得相互促进的效果。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人均资本和人均收入水平低，内部消费市场受到抑制，国内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在机会成本很低的情况下，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是适宜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如果其以低于正常价格出口，又与微观经济主体的激励不相容。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进行干预，但要尽量避免造成国内价格体系的扭曲，防止过度的效率损失。于是，维持低水平汇率成为一种最优政策选择。稳定的低水平汇率有利于扩大出口，通过贸易乘数拉动经济增长，但负面影响之一是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代价。这一矛盾又被外资政策客观上加以克服或缓解。依靠外资注入进口先进的资本品，对外资而言，无论是否经过与人民币兑换，实质上都相当于以外币按国际市场价格交换资本品，并不带来额外成本。对中国而言，既实现了国外资本品的进口，又有效地降低了国内实质成本直接支付，甚至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能够以低于正常价格获得进口。中国长期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并对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规定外销比例。这种做法首先缓和了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激励国内厂商在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下提高生产率。其次，外资企业在营销渠道方面的优势更有利于扩大出口。再次，国际市场严格的外部约束，要求国内外向型企业必须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以更有利于其技术外溢和产生示范效应。
四、中美贸易差额对各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从微观方面看，中国的出口多以贴牌定制等加工贸易方式进行，附加值较低，分享的贸易收益较少。从宏观方面看，净出口增加促进经济产出成倍增长，对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税收、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具有重要作用。从总体上讲，加工贸易并不必然导致产业结构固化，从而阻碍技术进步，事实上近年来出现了加工贸易额稳步上升的良好趋势。不断增长的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对中国而言，也隐含一定的弊端和风险，如贸易摩擦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未能有效化解、外汇储备的潜在损失巨大、宏观金融风险增大等。然而，更大的负面影响体现为环境成本和就业压力增大。制造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耗费增加，环境被污染，生态被破坏，造成很大的社会成本，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扩大出口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就业，但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吸纳的就业量有限，甚至从业人数减少。③
总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当前，中国应抓住机遇，调整政策，因势利导，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改善贸易条件，刺激国内需求，注重从进口中获得技术进步、增加就业的利益。
(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中心国家，具有盎格鲁—撒克逊消费主义传统，经济发展对外部商品的依赖较弱。对美国而言，可能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我们从对外贸易中得益的是进口，出口是我们为进口付出的代价”[2](李
曾引用弗里德曼的话，强调中国扩大进口或平衡贸易的重要性)。大量廉价进口替代国内生产，使其劳动力要素(以及其他生产要素)释放出来，转移到效率更高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国通过贸易顺差以及自主性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从而抑制美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其投资和消费，实现温和通胀下的强劲增长。中美贸易差额影响的另一面，是美国非熟练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受到一定冲击，工人调整岗位需要时间，在此期间，其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压力会表现突出。中国出口收益的相当部分，被美国在华投资的七千余家企业获得。在华有重要利益的美国跨国企业，是其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抵制力量。
萨缪尔森(2004)通过倾向性的模型设定，指出中国在美国比较优势部门的相对技术进步，未来有可能永久性损害美国福利。但其假设条件与经济现实相距甚远，目前中国在美国比较优势部门的相对技术进步，远不足以逆转各自比较优势，显然这种贸易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即使将来达到改变其比较优势的程度，对美国的福利损害也是暂时的，随着技术持续进步，仍然会实现互利共赢。④
(三)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影响
美国根据本国利益决策的经济政策具有世界影响，它将对其他经济体造成不对称冲击。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存在严重内部失衡，其可能利用与美国互补的外部失衡加以纠正。但对工业化国家而言，美国为弥补其巨额贸易赤字，会增加美元资产的供给，导致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其他国家为抑制通货膨胀，不得不收紧本国的货币政策(目前正是这种情况)，从而使本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受到负面影响。美国为防止其贸易赤字进一步增加，推行美元贬值政策，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货币不得不对美元升值，从而使其国际竞争力削弱。在世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中国的人力资源禀赋与物质资本相结合，生产率相对于工资率不断提高。这使与其竞争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受到很强约束，但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机会，它们可以通过增加能源、原材料、中间品的出口及贸易条件的改善而获益。如果中美双边贸易逆差的积累，造成美国施加压力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或对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美国的进口需求将随之转移到这些国家。
五、中美贸易差额的前景分析
通过以上对中美双边贸易格局、贸易差额的成因和影响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美贸易起码到目前为止是互利共赢的，贸易差额的存在和积累是现行制度约束下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其主要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市场严重扭曲和政府直接操控，其结果造成世界经济各部分的非对称调整，但世界经济整体并未出现严重失衡。维护双边贸易持续稳定发展，对中美两国都有利。因此，可以预见，即使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压力仍然存在，中美双边贸易额在今后一段时间仍会保持持续增加态势，良性互动仍是双边经贸关系的主流。然而在贸易总量持续扩大的同时，中美贸易差额在中长期内将趋于缩减，这一方面是对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回应，另一方面更多地来自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必然要求。中国需要在内外均衡的调整中，争取更广泛、更长远的利益。当然，这种调整是一种动态的均衡，是在政策引导下以市场力量自由作用为基础的渐进过程，而不是武断地采取过激措施，限制正常贸易往来。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统计报告，见http://www.sts.org.cn/tjbg/gjscy/documents/2006/060728.htm。
②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本地市场的商品销售总额达750亿美元。同时，有相当金额的产品出口海外，其中很大部分出口美国市场。
③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峰值9803万人，其后一直减少，到2000年底为8043万人，减幅达18％，后来稍有上升，但上升趋势很不明显。
④张定胜和成文利对此给出严格证明，见http://www.cenet.org.cn/cn/CEAC/2005in/gjjjx0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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