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贺龙联手改造国民党旧军队
艾新全
◇1952年5月，邓小平（左）与贺龙
邓小平与贺龙神交已久。抗日战争时期，贺龙是120师师长，邓小平是129师政委。1940年百团大战后，贺龙所在的晋绥军区相当困难。中央号召各战略区支援，刘伯承、邓小平所在的晋冀鲁豫军区勒紧腰带，节衣缩食，向晋绥军区支援了不少物资和弹药。
邓小平与贺龙的直接交往，是从解放大西南开始的，在建设大西南中更是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
抽调干部到起义部队任军事代表
在改造国民党旧军队中，邓小平与贺龙高度契合，高效地完成了这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达90万人。其中起义的就有56万人，是解放战争中历次战役人数最多的。这些部队，许多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或被解放军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情况十分复杂。起义后，他们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务，包庇坏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还有的散布谣言，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故意开枪打炮制造混乱；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级将领，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对立情绪；更有甚者，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挑拨煽动下，与当地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发动叛乱。
我已经年过40。去年回国探亲，年近90的姑姥姥还说起一件我的童年轶事。那是70年代中后期吧，书刊匮乏，对于孩子来说有本连环画是非常值得炫耀的资本。我是个小书迷，准确地说是“字迷”吧，因为我根本没有几本属于自己的书。我逮到什么看什么，从高年级课本到毛选、人民日报，全部照单全收。有一年春节去姑姥姥家拜年，她家用报纸糊了整个墙面，我争分夺秒还是没有看完，暗暗想着下年再来看。第二年春节又去，发现报纸墙上贴了几张大大的年画，我于是就哭了，在亲戚中成为笑谈。多年以后，姑姥姥还记得这件旧事。
刘文辉的第20军有数百人在雅安叛乱。刘文辉心里不安，主动找贺龙当面报告此事。贺龙安慰他说：“你不要慌，等把情况查清楚再处理。”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绝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到上级。”
出院后1个月，研究组的IBDQ评分高于入院时，且出院后1个月研究组的IBDQ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第七兵团也有数百人携枪叛逃。中将司令裴昌会甚为不安，打电话请示贺龙：“贺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队的枪都下了？”贺龙答道：“不能下。”裴昌会又说：“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不下枪，他们拖枪跑了怎么办？”贺龙明确的告诉他：“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照中央的政策办。如果有人要跑，跑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
贺龙进一步强调：“首先，要把我们党的方针对这些人讲清楚：第一，你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第二，共产党无个人恩怨，要在组织上、思想上按照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第三，在政治工作制度上，政委有决定权。要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这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之点。”
第六联桥有四跨(第19～22跨)，通过T梁湿接缝、梁端T型钢板加固形成桥面连续；T梁底支座两侧设有挡块。由于桥面连续，桥梁下部变形对桥梁上部的影响就受到了桥面的约束；反过来，桥梁上部对下部变形也产生了约束。这从检测报告18#墩上梁体向左偏5.5 cm、22#墩上梁体向右偏2 cm以及支座滑动剪切变形、挡块与盖梁连接处混凝土破损开裂描述上可以得到验证。砂堆在20#墩右侧，梁体是以20#墩为中心旋转偏转，可解释为什么20#墩及以上梁体位移较小。
在起义部队改造的过程中，正值西南地区进行紧张的征粮剿匪斗争。这一斗争迅速在起义部队引起反应。有些军官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抗拒征粮，并造谣说：“土匪问题即征粮问题。”他们与反动地主、土匪合伙向政府进攻。有的起义部队经匪特拉拢，相继叛变为匪。从1950年1月到6月，起义部队中共有27个单位、39万多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100多人。其中仅云南暂十三军叛变的一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80多人；在贵州的起义部队中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原国民党第20军杨汉烈部、第十六兵团302师等部分别于1月至3月叛变，逃入深山。
◇重庆市公安局（公安支队）组建的第一支公安巡逻队在解放碑巡逻
◇剿匪战斗即将打响
西南军区抽调了几千名政治和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经过短期培训，到各起义部队任军事代表。他们牢记邓小平和贺龙的指示，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一是宣传政策，安定情绪，联络感情，了解情况；二是开展民主运动与诉苦运动；三是进行整编。
在处理起义部队叛变的问题上，邓小平和贺龙非常注意党的政策。他们把起义将领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
亲自做起义将领工作安稳人心
邓小平、贺龙接到报告后，立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部队：“要狠狠地打，坚决镇压，不准漏网。首先要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
邓小平、贺龙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领十分钦佩。他们说：“贺司令、邓政委对我们信任理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交往。”
原国民党302师叛乱后，邓小平、贺龙等派人去看望正在病中的十六兵团副司令董宋珩，重申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希望他劝说叛逃者返回。董宋珩深为感动，抱病驱车去什邡，派人上山说服302师叛部。但有几个首恶分子拒不听从劝告，妄图顽抗到底。于是，邓小平、贺龙命令部队予以全歼，很快平息了川西这次规模最大的叛乱。除三名首恶分子依法严惩外，对绝大多数官兵采取了宽大政策。
在工作团出发之前，邓小平和贺龙接见了部分成员。邓小平强调：“国民党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的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重庆或成都由军区处理；对暗藏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处理解决。”
② 刘译：He who was born before me learned the Way before me...[4]36
根据毛泽东“包下来”的指示，邓小平提出“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处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其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1950年2月，邓小平与贺龙联名签署了《关于派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进行工作》的命令。
2016年9月22日该站主体基坑开始土方开挖，开挖方向由南向北，采用中拉槽开挖方式。2016年9月22日至2016年11月29日土方开挖对应工况见表1。
邓小平、贺龙分别接见并宴请了起义将领。他们还亲自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等将领的工作，向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征求他们对西南工作的意见，关心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当刘文辉卧病在床时，贺龙亲自登门探视，到他卧室问候，见面就说：“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我们王老（指王少春）在你那里八年，这个风险多大啊！”刘文辉、邓锡侯等在重庆开会期间，贺龙指示给他们开特灶伙食，并亲自下厨房查看做的饭菜，还向交际科长赵力群说：“刘、邓两老的生活要多加照顾。”贺龙、王维舟等同志每天都去招待所看望他们。
由于政策正确，措施方法得当，加之剿匪斗争进展迅速，当地人民政府与广大群众对起义部队加强监督，对90万人的旧军队改造工作，至1950年9月全部结束。邓小平、贺龙等领导将绝大部分士兵补入人民解放军，其他人员进行复员，资遣或释放。这当中还按中央军委指示，把经过初步改造的10多万起义部队，转送友邻军区处理。
1952年7月，邓小平上调中央工作，出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8月，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副主席刘少奇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与各部、委平级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任，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党中央同意共青团中央的建议，并决定由邓小平征求贺龙的意见。
邓小平在电话中对贺龙说：“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团中央和全国体总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二话没说，当即表示：“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
11月15日，政务院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11月，他辞别战斗和工作了五年的西南，同夫人薛明携子女到北京上任，并立下了一定要摘掉中国“东亚病夫”帽子的誓言。
其中，Eff是运营效率；size为企业规模，用总资产对数衡量；ms为市场份额，由公司销售额占该行业企业总收入的比例表示；cfi表示自由现金流，用企业自由现金流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div为经营多样化，用营业收入来源中不同行业数量来表示；age表示上市年限；e为残差，即为所求的管理者能力变量。
◇1950年，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左）在重庆接见原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中）、原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