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十年澳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澳门历史研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历史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6-0005-11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回归十年来，澳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澳门模式”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赞赏。伴随着澳门的十年腾飞，关于澳门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在迎接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回顾十年澳门研究的学术历程，也许可以从中窥视澳门研究的历史变迁与学术特点，对未来澳门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整体的学科构建有所启迪。囿于文献收集与篇幅之缘故，本文将主要以澳门史研究中的中文文献资料为叙述依据，敬请方家指正。
“澳门研究”是一项涉及澳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中外关系等领域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既有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有澳门自身的特殊印记；既要研究澳门的古代历史，又要研究澳门的近现代史；既要研究澳门这一特定资本主义社会在1999年回归前葡萄牙管治下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的运行规律，又要探索回归后在“一国两制”下澳门从“回归模式”到“实验模式”的历史演变。400多年来，澳门的特殊历史地位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澳门的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①。
澳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澳门研究并非新课题。明清时期出版的《香山县志》等，就有关于澳门历史比较详细的记载，成了研究早期澳门历史的基础资料之一。被誉为澳门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清乾隆十六年(1751)由印光任、张汝霖编纂的《澳门纪略》。这是一部带有文献资料性的著作，出版至今已有二个半世纪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外文著作、国际史学界公认的第一部科学地对澳门历史进行研究的权威著作为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1832年出版的《早期澳门史》。自16世纪以来，关于澳门研究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难以胜数。但由于澳门问题的特殊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内地一度成为学术的“禁区”，研究备受冷落。进入70年代后，澳门经济开始出现高速的增长，成为仅次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全球微型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成功范例，受到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80年代后，由于澳门问题的提出和中葡谈判的开始，澳门研究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新的涉澳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以毗邻澳门的广东为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1980年)、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1982年)、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1983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港澳史研究室(1983年)等研究机构就是在80年代初先后成立的。1980年11月，全国第一家以港澳、经济特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港澳经济》在广州创刊。1984年4月，全国第一个有关港澳研究的专业学会——香港经济研究会(后改名为“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在广州宣告成立。至90年代，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台港澳经济研究中心(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1993年)、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1994年)以及随后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澳门研究中心(1997年)等也先后宣告成立。在此期间，上海、福建、湖北、海南等省区的高校、社科院等也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港澳研究会。在澳门本地，东亚大学(1981年创办，澳门大学的前身)及其属下的东亚大学澳门研究所(1987年成立，后改名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也在这一时期创办。1984年澳门基金会成立。澳门本地的多个民间学术团体如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经济学会、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门公共行政管理学会、澳门法律学会、澳门哲学会、澳门笔会等纷纷成立。80年代以来，澳门与内地的学术研究机构、学者间的交流、互访与课题项目研究合作日趋频繁紧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及新加盟的博士、硕士进入了这一研究队伍，初步形成了一支覆盖全国范围的研究力量，研究内容也涉及澳门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宗教等诸多领域。尤其在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发表后，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著作先后问世②。
进入澳门回归的1999年，澳门研究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期，许多科研成果集中在这一时期发表。在回归前后的这一阶段，比较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集中表现在主权问题的研究、“一国两制”的研究、中葡关系的研究、国际法的研究、经济社会的研究、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以及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等方面。
涉及澳门主权问题的研究，是这一阶段中葡澳门问题谈判以来的热门课题之一。澳门历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979年中葡建交，中葡双方对澳门问题达成协议，葡方确认澳门只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国领土。对于这一段历史，中葡学者及海外有关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发表过大量的论文、专著。有关澳门的政治、法律、历史、宗教等领域的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版。在1999-2000年的澳门回归前后两年间，形成了澳门历史研究的一个高峰期③。此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关于澳门的历史研究逐渐步入平静期。从总体上看，虽然在随后的近十年间澳门研究的热度没有回归期间那么轰轰烈烈，成果的数量没有那么多，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却加强了，从过去偏重于宏观课题的研究，开始出现有部分选题转向更具深度的专题个案研究，一些著述在研究方法和史料运用上有了新的突破，学术质量有了较明显的提升，这个研究取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④。区域社会经济史包括备受瞩目的粤港澳经济研究⑤，与澳门有密切关系的若干历史人物如孙中山、林则徐、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马礼逊等的专题研究，也受到学界的重视。回归以来，澳门主办或参与主办过多次具有较大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成果颇丰。若干涉及澳门研究的大型工具书(包括多种年鉴、年报、辞典、蓝皮书、百科全书等)也在这一时期编撰出版，成为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⑥。
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校注、翻译、整理和出版，是澳门史研究中的一大亮点。毫无疑问，史学研究是需要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作为基础的。作为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口岸，作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的中国第一块土地，澳门留下了大量的中外历史文献记录。这些档案文献资料散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内地的档案文献，澳门本地的历史文献，葡萄牙、西班牙、梵蒂冈、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档案等等。20世纪80～90年代间出版的有关澳门的历史著作，大部分就不同程度地受到缺少档案文献资料参考的局限。自90年代以来，大陆、台湾、澳门以及葡萄牙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热心于文献档案资料的保护、整理和研究的学者，历尽千辛万苦，从旧纸堆中整理了一大批涉及澳门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献档案资料，已出版的数量估计达3000万字之巨，包括中文的档案文献资料汇编和外文的档案文献资料中译。正是有了这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才有了90年代以后澳门史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⑦。
关于“一国两制”的“回归模式”与“实验模式”及有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在澳门回归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备受各界人士所关注。“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勾画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基于中国国家统一需要而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内地及澳门地区的学者关于“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等机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⑧。
在此期间，内地及澳门的多所高等院校及有关的研究机构，对“澳门研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将“澳门”作为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研究对象，撰写、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博士、硕士论文，这对培养澳门研究的新生力量，在澳门学术史上是一件具有长远影响意义的事⑨。
澳门研究的报刊出版物也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领域。在内地，比较集中发表有澳门研究成果的专业性刊物有《港澳经济》(后改名《新经济》)、《港澳研究》、《特区港澳经济研究》(后改名《经济前沿》)等，以及一批定期开辟有港澳研究专栏的如《广东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等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澳门本地的高等院校如澳门大学的法律学院、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等院校的学报或学术年报，都不同程度刊载有相当数量的有关澳门研究论文。同一时期，有多家与澳门研究相关的专业类杂志在澳创刊，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文化杂志》(1987年)、《澳门研究》(1988年)、《行政》杂志(1988年)、《澳门经济》(1991年)、《中西文化研究》(2002年)、《澳门历史研究》(2002年)等。这些刊物既有高校相关院所创办的，也有由有关学会或政府机构主办的，均发表有澳门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此外，《澳门日报》、《华侨报》、《大众报》和《市民日报》等本地报刊，也是研究澳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参考资料。
口述历史的研究，是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领域。近年成立的澳门口述历史协会，虽然还处于初创阶段，但应值得学界的关注。而相对于史家的专业学术研究，澳门本地有一批热心于培养学生史地兴趣、关注历史传承的教育工作者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并出版了《红蓝史地》一类的刊物。
除了澳门历史的各个专题研究(文字)成果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领域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关于澳门的摄影，包括澳门回归的即时记录和澳门本土的历史风貌。澳门地方狭小，民风纯朴，华洋相处，邻里和谐，这些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一国两制”的无穷魅力和富于地方色彩的万千气象，令人回味无穷⑩。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澳门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领域，但伴随着澳门的回归，“澳门研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澳门研究的特点予以探讨——虽然这种探讨还有待进一步的摸索与提高。
其一，“澳门研究”有别于内地其他省区的地方研究而具有跨区域研究的价值，她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澳门自身的内部问题，也不仅仅是放在中华民族历史坐标上的一种单向研究，她还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特殊地区，也是“一国两制”的构想从理论到实践的两个先行试验区(香港与澳门)之一。澳门研究不应该仅仅是局限于“澳门”这一狭小时空的研究范畴。她既要研究澳门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之前自身的历史变迁，也要研究澳门在1999年回归前葡萄牙管治下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演变，更要探索澳门回归中国后在“一国两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趋势及其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示范作用。
澳门具有悠久的历史。澳门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此劳动生息。即使在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情况下，中国对澳门也同样拥有完整的主权。在葡萄牙占领澳门的前后400多年间，澳门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既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殖民侵略的前哨阵地，也是中西交往的桥梁和中葡文化的交汇点。中美之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就是1844年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的。澳门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口岸，在16世纪至19世纪的数百年间，她曾经是远东地区最繁华的贸易中转港之一，在中国的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角色。直至现在，澳门仍在粤港澳地区的区域合作乃至两岸四地的交流合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积极发挥着促进和构建与欧盟国家、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平台的独特作用。
澳门又是我国继香港之后实行“一国两制”的第二个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载入了史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已经完成了她的“回归模式”而进入新的“实践模式”，并业已创造了丰硕的成果和重要的经验。继续保持澳门的繁荣与稳定，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与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因此，对“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澳门研究有别于其他省区地方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
其二，“澳门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内涵，是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也涉及现代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正是“澳门研究”的这种特点，更加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而，要想在“澳门研究”上有更多更新的成果和突破，要提倡跨学科的研究协作，要重视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要加强葡文、英文、日文等外文档案资料和中国古籍资料的搜集、翻译、点校、整理、出版工作，要更多地强调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以期在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多语种的研究上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
关于澳门的研究，从现有的科研状况分析，除了历史文化、经济等学科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外，其他诸多领域的研究目前与学科建设的应有要求似有较大的差距，即便是已经有相当基础的历史文化研究，也还有一个如何继续深入、拓展的问题。澳门研究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历史地位，有许多课题的研究是难以在某一个学科独立完成的。没有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借鉴，没有相关学科之间的通力合作，要想单独靠某一学科的知识体系去深入系统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那是难以有重大突破的。澳门史的研究，不仅仅是涉及中国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还涉及葡国史、世界史，要把澳门的历史尤其是她的近现代史放到世界史的视野中去考察，才能更清晰地反映澳门历史的全貌。更何况澳门研究中还涉及数量十分庞大的外交、外文档案，她还需要学界多语种多学科的通力合作。
其三，“澳门研究”起步较早，选题广泛，成果颇丰。虽然“澳门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形式提出的时间并不太早，但关于澳门的某一个侧面的片断研究，却是早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澳门的著作——清乾隆年间由印光任、张汝霖编撰的《澳门纪略》出版至今，也已经有250多年了。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目前已知以澳门为主题或在澳门出版的中文文献约近万种，外文文献约近4000种，其数量不可谓不大。以近年申报“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成果(1990-2004年)为例，就达610种。而申报“第二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成果(2005-2008年)，也有319种。这两届的申报成果中，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文化、经济管理、政治法律社会学、历史教育文献学、语言文学艺术新闻五大类别(按评奖委员会的划分法)，可见其选题之广泛、成果之丰硕(11)。
“澳门研究”作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领域，除了澳门本地学者的积极参与外，在内地以至海外，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以上述两次评奖的申报情况为例，在内地，就涉及广东、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天津、河北、山西、湖北、湖南、广西等14个省市自治区的415个研究成果。这只是在这两届评奖的申报资料中有确切记载的数据而已，其实际数量可能还要多得多。例如在海外涉及澳门研究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尤其在葡萄牙、美国、日本等国家。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内地的澳门研究，除了相对比较集中于广东、北京、上海、福建等省市外，海南、广西、湖北等省区的研究也颇具特色。可见“澳门研究”和“澳门热”涉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就此而言，“澳门研究”可以说是具有良好的开端和颇为厚实的基础。
其四，“澳门研究”得到特区政府、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具有良好的研究生态环境。澳门特区政府历来重视澳门问题的研究。特区政府具有较为充裕的财政资源，对相关研究项目的资助支撑力度较大，这也是“澳门研究”之所以能取得更大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回归十年来，由澳门基金会出版或资助出版的有关澳门研究书刊就达600多种。澳门的多家大学、社会团体，在澳门本地积极组织相关的研究，举办多种形式的研讨会、学术讲座等活动；与内地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合作，开展有关的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内地乃至海外，拥有一个关注澳门、热心澳门研究的学者群体，这是目前支撑“澳门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除了澳门高等院校等机构外，澳门特区政府的有关部门及高校以外的其他教育机构、大众传媒及社会团体等，也积极参与澳门研究，这同样是难能可贵的。
目前活跃在澳门当地的研究力量中，大致上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构成成分。一是澳门本地的研究力量，二是来自内地的研究力量，三是来自海外的研究力量。从近十年的现实情况看，澳门本地已经逐步形成一支具有一定实力的研究队伍。澳门目前拥有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这是“澳门研究”的基本骨干力量之一。同时，也拥有诸如澳门经济学会、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等社团组织，还有《澳门日报》、《华侨报》等大众传媒报刊，以及其他来自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一批热心人士，也是活跃于目前“澳门研究”的力量之一。其中目前活跃于澳门各高校的研究队伍中，更包含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包括来自内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等知名院校的访问学者或应聘来澳工作的学者，以及来自葡萄牙、美国、欧洲等地的外国专家与“海归”学者，他们共同构建了一支“外来兵团”，在“澳门研究”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支数目可观的研究队伍，加上与内地及海外学者的课题合作等形式的协作研究，使近十年的“澳门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与新的突破。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近年在澳门本地从事“澳门研究”的学者(包括从内地及海外引进、招聘的学者)有所增加，研究质量也有较明显的提升。“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是一项在海内外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成果检阅。在首届研究成果评奖的一等奖中，著作类获得一等奖的4个奖项，澳门及内地学者平分秋色，各得两项；而在第二届的评奖中，著作类一等奖的5个奖项中澳门学者竟囊括了其中的4项。在论文类的评奖中，情况也大致相似。首届论文一等奖的4个奖项均为内地学者夺得，而在第二届论文一等奖中，澳门学者五项居其三，变化不可谓不大。这并非是统计学意义上数字的偶然变化这么简单，而是反映了“澳门研究”在学者身份构成上的一种具有重要标示意义的转变。
其五、“澳门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理论联系实际的时代特征。从近十多年来的研究路径和成果看，除了传统上关于澳门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外，其余大部分都属于当前澳门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澳门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特征与服务现实的属性。理论研究应有所超前，甚至要走在政策的前面。学术研究要关注社会变革的最新动态，要为现实变革与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从80～90年代的“澳门热”，大量的学术研究直面澳门的主权问题，集中于澳门的回归与“一国两制”构想的实践。近年那种未能扣紧时代脉搏的“书斋式”研究的状况已有所改善。
回归十年来，澳门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服务社会，这从两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申报资料和获奖成果同样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特征。例如，获得首届著作类奖项中关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的研究，关于提升澳门中小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关于澳门外向型经济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研究；获得论文类奖项的关于澳门特区行政改革的研究，关于澳门族群关系的研究；获得第二届著作类奖项的关于澳门赌权开放与制度反思的研究，关于澳门文化优势的利用与文化产业开拓的研究，关于港澳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与制度创新的研究；获得论文类奖项的关于港澳货币一体化影响与可行性的研究，关于城市环境经济能值综合和可持续性分析的研究等，都是与现实社会具有十分密切关系的研究选题。即便是所谓“历史”问题的研究，其实与现实生活同样具有十分密切和重要的关系，例如关于“澳门历史城区”的研究在澳门申请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过程中的学术支撑作用。经多方的长期共同努力，“澳门历史城区”终于2005年7月成功地加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的第31个“世界遗产”项目。历史往往正是为现实提供富有说服力的借鉴。这里并没有丝毫质疑或诋毁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而是由于“澳门研究”在总体上能扣紧时代的脉搏，更加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从而推动全社会对学术氛围的重视与理解，使“澳门研究”获得新的张力，从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达致新的学术高度。
毫无疑问，回归十年澳门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澳门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在目前的澳门研究中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而有待我们去努力完善与提高。在迎来澳门回归十周年的时刻，作为澳门研究的学人，也意味着即将迎来澳门研究的又一个新的十年。回顾过去学术研究的这段历程，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寻求澳门研究学科构建的路径与启示。
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特点而言，其研究的路径大致包含了描述-分析-归纳-预测-建议等等的不同层次。虽然澳门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但从目前研究的总体状况看，不少领域的研究层次大体上还徘徊在较低的阶段，即只是相对处于一种就事论事式的过程描述或一般性的学术归类整理，相当一部分著作在理论思考方面所下的工夫尚有所欠缺或有待提升。也许在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领域方面层次可能相对会高一些，但从一般性的现象描述上升到理论构建的层面，却是所有学科都有必要重视的。这既是学科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
近年的“澳门研究热”，其根本的原因首先在于澳门在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影响与作用，在于社会各界对澳门的高度关注。回归十年来，澳门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澳门特区正在进入她的第二个十年发展的关键转折阶段。关于澳门的研究，包括澳门经济的研究、法律的研究、社会的研究、历史文化的研究、文学艺术的研究等等领域，都是值得学界的高度关注。澳门回归并不是澳门研究的终结，而是澳门历史发展新的里程碑和澳门研究的新起点。回归十年澳门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厚实的基础。可以有理由相信，随着澳门社会经济的发展，澳门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关于澳门研究，相对来说目前比较成熟、成果比较丰硕的可能是历史学科，这与澳门在中外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从而更多地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有相当的关系。澳门地方很小，但澳门的影响很大。“澳门研究”的特点与影响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她本身的地理范畴，在“澳门研究”上应有一种“大澳门”的全球视野。目前在澳门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包括涉及澳门的中文、外文文档以及本地的庙宇碑刻钟铭资料等)整理与出版方面，在澳门的经济发展史、粤港澳关系史、中西交通史、早期城市发展史、宗教史、以及澳门历史人物的研究等方面，从总体而言，均有一定的突破，成果也颇为丰硕，虽然各学科之间还不太平衡。但是，即便如此，澳门史的研究似乎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提高。其中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宏观概述的多，专题研究的少；过程叙说的多，理论升华的少；主观判断的多，理性思考的少；个人研究的多，协作攻关的少；一般议论的多，学术争鸣的少；单学科研究的多，跨学科协作的少；应用中文文献的多，使用外文档案的少；古近代史研究的多，现当代史研究的少。这“多”与“少”之间，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关系，也不完全只是存在于澳门史的研究之中，这种现象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很值得学界的反思。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在强调宏观意识与全球眼光的同时，也要注意本土视角与内部研究。对于澳门华人社会的研究，对于澳门的特殊族群——土生葡人的研究等，目前还相对比较薄弱。只有多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有所提升，反过来才能推动史学研究的突破与提高。作为一个学科的完整构建，需要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在当前的澳门历史研究中，笔者以为尚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或许值得学界同人的更多关注与深层思考。
一是关于继续加强澳门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这里所说的历史文献资料大致上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其一是中国古籍及近代以来的历史档案文献记载。有人经初步研究认为，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籍中有关澳门记载的书籍约有2000多种，而近代以来的各种历史档案文献及报刊资料，数量更加庞大。其二是澳门本地的历史文献记载，政府部门的档案资料，有关商业公司、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的历史存档，乃至当地的碑刻铭文等等。其三是国外(主要有葡萄牙、西班牙、梵蒂冈、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包括外交部档案、殖民部档案等)、有关机构及图书馆藏档和早期的报刊、著作等。虽然十多年来已经整理出版的中外文文献档案资料约达3000万字之巨，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广东省档案馆等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也包括来自葡萄牙的国家档案馆等等。实际上包括收藏在内地及港台地区档案馆中的历史文献资料，目前的整理发掘工作就还远远不够。这些档案文献资料是澳门历史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其整理出版对提升澳门研究整体水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略感遗憾的是，目前这些已出版的文献资料，其实际研究利用率似还不太高。
二是要加强澳门历史的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从目前澳门研究的部分成果归类分析，前期的若干著作更多的是一种宏观性的、粗线条的研究描述。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应该更多地加强历史的各种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只有在各种历史专题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客观、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真相，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和总结出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澳门史的研究还需要各学科的专门史如政制史、经济史、外交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乃至于更具体的诸如澳门博彩史、城市建筑史、旅游发展史、中葡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学术成果的支撑。没有各专门史的深入研究和跨学科、跨地区、跨语种的合作，就难以整体提升澳门研究的水平。澳门回归都已经十周年了，目前的研究条件和社会的客观需求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重提撰写高质量的《澳门史》一类的著作，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即便是带有普及性的读物，也应该是有高水平的学术依托与理论支撑，相信这可以是学界的共识。
三是加强合作，资源共享，集体攻关。在当前资讯发达而又分工精细的情况下，为了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提高工作效率，也为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共同提高，要提倡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语种间的合理分工、通力合作。学术研究需要有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学术论争与学术批评，需要学人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学术切磋，但不要存在门户间的偏见与内耗。在重大协作攻关项目上要提倡资源共享与分工合作。这种共享与合作，不仅仅是在澳门本地的院校之间、学术团体之间乃至个体学者之间，还要提倡在澳门与内地、澳门与海外学术界间的共享与合作。没有这种共享与合作，即便是编撰一部高水平的《澳门史》一类的成果，也是难以完成的，更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学术上有大的突破。
四是关于澳门地方志的编撰。地方志书，是一种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重大历史文化建设工程。中国历来有修志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的修志工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目前已经出版的新志书已经超过6000部，总字数超过50亿字。然而澳门历史上只有唯一的一部地方志书——清乾隆十六年(1751)由澳门同知印光任、张汝霖编纂的《澳门纪略》，迄今已经有25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澳门已经基本具备了修志相应的基础条件。其一是澳门特区政府高度重视修志工作，财政资源比较雄厚。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重视是修志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其二是澳门已经具有一定的修志人才储备与研究资料积累。目前澳门的高等院校、政府机构、民间团体等已拥有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包括本澳的研究力量与从内地、海外应聘加盟的专家学者。近10多年新出版的学术研究专著、中外文历史文献资料整理等，不下3000万字，在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上，史学界也已逐步有所共识。其三是内地新一轮的修志工作成效卓著，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并且具备共享协作的客观条件。毗邻澳门的香港也已于回归十周年之际的2007年正式启动了香港志的编修工程。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就只剩下澳门的地方志尚未正式进入编纂阶段了。在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提出修志的宏大规划，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将是献给特区政府成立二十周年的一份厚礼。所谓盛世修志，此其时也。
五是关于“澳门学”的构建问题。“澳门学”热议于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活跃在澳门研究第一线的一批学者，先后提出了建立“澳门学”的议题。关于“澳门研究”的范畴，不能仅仅局限于“澳门”这样的一个地理概念，这在学界大致已经有了共识。但是，“澳门学”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具体内容？这却是迄今仍未有一致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澳门学”应该是一项涉及澳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艺术、历史、宗教、中外关系等领域的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或者称之为“大澳门”的综合性研究。澳门具有中西交汇、兼容并包、柔性和谐的文化特色。她既是世界著名赌城，又是历史文化名城。澳门的真正历史价值尚未为世人所完全认识。对于澳门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的考证与解释之中，更要从学理上认识澳门，发掘澳门，推广澳门。这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研究积累与认知过程，也需要学界通过不懈的努力，在研究中逐渐取得相对趋于一致的认识。一个新兴学科的构建总有其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的烙印。目前“澳门研究”——或者暂且称之为“澳门学”——正在进入一个难得的好时期，不仅已经出版了大量经过点校、翻译、整理的文献档案资料，建立了一支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研究团队，而且已在多个学科取得了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澳门研究”——“澳门学”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注释：
①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目前已知的以澳门为主题或在澳门出版的中文文献约近万种，外文文献约近4000种。仅收入2005年修订版的《澳门大百科全书》附录五《澳门研究参考书目》，其中中文书目就达1350种，外文书目200种，其数量不可谓不大。回归10年来，澳门研究成果颇丰，仅是近年举办的两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所申报的在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其内容范围就涉及澳门的经济、管理、政治、法律、社会、哲学、历史、教育、语言、文学、艺术、文献、新闻等领域，总数达929种之多。
②至1998年底，这一时期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戴裔煊的《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澳门星光书店，1987年)，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赵春晨校注的《澳门纪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邓开颂的《澳门历史：1840-1949》(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黄启臣的《澳门历史：自远古至1840年》(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吴志良的《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年)，章文钦的《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6年)，蔡鸿生主编的《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译著有萨安东(Anto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主编、金国平等译的《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澳门基金会，1996-2000年)，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著、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注的《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等。博士论文则有吴志良的《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南京大学，1997年)，费成康的《澳门主权丧失始末的研究》(复旦大学，1998年)等。限于篇幅，未能一一介绍。下同。
③1999-2000年是澳门研究成果出版的高峰期。在此期间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历史类学术著作主要有戴裔煊、钟国豪的《澳门历史纲要》(知识出版社，1999年)，刘羡冰的《澳门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姜伯勤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学林出版社，1999年)，吴志良的《澳门政治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冯邦彦的《澳门概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刘泽生、梁军主编的《迈向新世纪——“九九”澳门回归专家谈》(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黄启臣的《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章文钦的《澳门历史文化》(中华书局，1999年)，汤开建的《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田本相、郑炜明主编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金国平的《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基金会，2000年)，杨仁飞的《澳门近代化历程》(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年)，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著、黄鸿钊、李保平译的《历史上的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等。
④回归后的2001-2009年间，关于澳门的历史研究逐步从高峰期转入平静期，总体上的研究成果数量有所下降，但学术质量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具代表性的有万明的《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金国平、吴志良的《东西望洋》(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年)，金国平、吴志良的《过十字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4年)，娄胜华的《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费成康的《澳门：葡萄牙人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汤开建的《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箋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韦庆远的《澳门史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耿昇、吴志良主编的《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商务印书馆，2005年)，廖杨的《港澳台族群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杨允中等的《澳门文化与文化澳门——关于文化优势的利用与文化产业的开拓》(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5年)，李向玉的《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祿学院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谭世宝的《澳门历史文化探真》(中华书局，2006年)和《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黄庆华的《中葡关系史》(黄山书社，2006年)，黄鸿钊的《澳门同知与近代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崔维孝的《明清时期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中华书局，2006年)，李长森的《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邢荣发的《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金国平、吴志良的《早期澳门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饶芃子的《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的《澳门史新编》(澳门基金会，2008年)，李向玉主编的《回归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澳门理工学院，2009年)等。
⑤回归10年来，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为澳门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以毗邻澳门的广东省为例，自1988年以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粤澳关系研讨会”就先后召开了17次。已出版的有关研究成果包括学术专著、调研报告和论文集有多种，包括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的《粤港澳近代关系史》(中国书店，1999年)，李蒲弥主编的《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施汉荣、邓开颂、丘杉主编的《全球化大潮中的粤港澳经济区——历史、现状与前瞻》(澳门环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4年)，封小云、杨道匡的《CEPA：澳门在大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机遇与角色》(澳门理工学院，2004年)，澳门经济学会的《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策略研究》(澳门经济学会，2005年)，杨允中等的《微型经济与微型经济学》(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年)，陈广汉主编的《港澳珠三角区域经济融合与制度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等。
⑥回归十年来，已经出版的关于澳门的辞典、年鉴、年报类的综合性参考工具书数目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吴志良、杨允中主编的《澳门百科全书》(包括1999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1999年的澳门基金会版和2005年的澳门基金会修订版共三个版本)，黎小江、莫世祥主编的《澳门大辞典》(广州出版社，1999年)，陈多主编的《港澳经济年鉴》(港澳经济年鉴社，2000-2008年共9卷)，郝雨凡、吴志良主编的《澳门蓝皮书：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
⑦这批文献档案资料的出版大部分集中在澳门回归的前后十年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澳门专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2年)，黄鸿钊编的《中葡澳门交涉史料》(澳门基金会，1998年)，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的《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基金会，199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明清澳门问题皇宫珍档》(华宝斋古籍书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的《澳门与旧中国海关：1886-1911》(海关总署档案馆，1999年)，张海鹏主编的《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刘芳辑、章文钦校的《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1999年)，广东省档案馆编的《广东澳门中文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镜海丛报影印本》(2000年)，邢永福、吴志良、杨继波主编的《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澳门基金会，200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汤开建、陈文源、叶农合编的《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录：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汤开建、吴志良主编的《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基金会，2002年)，章文钦的《澳门诗词笺注》(珠海出版社，2002年)，邹爱莲、吴小新主编的《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华书局，2003年)，黄鸿钊的《澳门史料拾遗：〈香山旬报〉资料选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3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的《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中华书局，2004年)，金国平译的《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此外尚有多部中文文献档案资料的葡语译本出版(从略)。
⑧关于涉及“一国两制”的研究，成果丰硕。近十年来已经正式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骆伟建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概论》(澳门基金会，2000年)，杨允中的《“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2002年)和《论“一国两制”澳门实践模式》(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09年)，肖蔚云的《论澳门基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肖蔚云主编的《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澳门科技大学，2005年)，王禹的《“一国两制”宪法精神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何志辉的《从殖民宪制到高度自治——澳门二百年来宪制演进述评》(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09年)，王伟华的《“一国两制”下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研究》(澳门晨辉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等。
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为例，近十多年来就培养了一批以澳门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这批新科博士不少人已成为目前活跃在澳门研究第一线的新生骨干力量。
⑩以澳门回归为主题的多部大型摄影集，有李鹏翥主编的《中国澳门》(澳门日报出版，1999年)、邓开颂、陈树荣著的《’99澳门》(珠海出版社，1999年)、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和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的《澳门回归日》(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等；其他反映澳门社会的专题摄影集，从另一个角度映画着澳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沉厚实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生活图景，有世界华人摄影学会编的《缤纷的澳门》(中央文献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澳门艺术博物馆出版的《瞬间五十年——澳门摄影学会纪实半世纪》(2008年)等。
(11)“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是由澳门基金会与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为表彰澳门研究而设立的一个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奖项。2005年及2009年先后举办了两届评奖活动，评选范围分别为1990-2004年和2005-2008年所发表的关于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著述(包括专著、科普作品、论文、译作、工具书、古籍整理等)，共收到申报作品929件，最终选出优秀成果113项，其中一等奖(包括著作类及论文类，下同)共18项，二等奖36项，三等奖41项，以及提名奖18项(首届)。该奖项的设立将对推动澳门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鸣谢：本课题在调研过程中，得到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及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