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性问题作为当前社会发展遇到的瓶颈已经为许多哲学家所批判和反思，但仅从否定启蒙理性的角度批判现代性问题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后现代主义者不再存在论基础上去消解理性中心主义的做法也是流于表面。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性”一词，但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洞察，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思、重构和超越，从异化劳动入手，提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自由人共同体，才能使人回归本质，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为我们思考和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反思
现代性理想是一种以人的理性为基础，人的主体自由为标志的思维意识的转向，也是确立理性权威，重新建构人类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拐点。正是启蒙理性为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价值体系，创造了新的世界秩序。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人类所能企及的范围内，人的因素已经超越了自然因素，可以说，人成了世界的“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1](P561)当资本逻辑伴随着启蒙理性主导人们的思想之后，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便不断被推向前进，但全球问题却逐渐凸显，并不断扩大着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这使得许多人对启蒙理性重新进行反思，以求解决现代性问题。而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现代性已不再作为支配和衡量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标准，反而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但仅仅通过全面否定启蒙理性从而解决现代性问题是绝不可能成功的，现在宣告告别现代性而步入后现代更是不现实的。从当前全球发展的情况看，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体系并没有发生改变，资本逻辑的支配地位也没有降低，所以仅从后现代主义者反启蒙的路径来解决现代性问题“本质上是没有跨越启蒙理性的视界”[2]的。而马克思“尽管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性’这个词，但他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无不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间接诊断。”[3]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逻辑和生产方式揭露，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反思，在理性中心主义存在论意义上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方向和路径。
一、马克思对现代性路径的分析
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现代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机器的广泛应用，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成为了世界的主体，这使得人们更加坚定人类理性的崇高地位，以致各种现代性问题凸显。正如吉登斯(Giddens)所言：“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4](P6)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以反启蒙为武器来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主力军，尽管他们揭示了启蒙理性的矛盾与困境，为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5](P11)如果无法深入到启蒙理性的存在论基础中去找寻启蒙理性的矛盾与困境，就只能是隔靴搔痒，无法命中要害。马克思正是从物质生产关系这个基础来思考理性社会的矛盾和困境，他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为某种社会(基础、制度)的以及文化(观念)的变革开辟道路”。[6]
当前社会，由于资本这个“大棒”的指挥和影响，人们总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剩余价值为目的整合着自己的“资源”，进行着自己的生产活动，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被对象化为“资源”，人们无穷尽的追求剩余价值，这势必导致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和无限制的利用。在理性主义思想的主导下，人们逐渐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主宰，征服自然的欲望不断增强，从而不加限制的满足自己的贪欲。而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不断扩大的经济生产成了现代生活的主旋律，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竭取成了财富的主要增长点，而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人们不加处理的排放各种废弃物，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这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源都是“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关系模式使得自然界成为失去生命的物理世界、资源世界，自然是‘有用’之物，对自然的征服与使用是理性的目标。”[2]体现在现实社会中，就是人们对商品的极度崇拜和资本逻辑的肆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掩盖了其剥削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看似推翻了压迫人们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了人人平等的新的世界秩序，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定格在冰冷的利益关系上，而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也恰恰在此。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实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意识和观念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正是敏锐的察觉到商品拜物教和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对人本质的消解，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从根源上找寻现代性问题的本质。
二、马克思对现代性对象与方式的批判
马克思强调社会存在的优先性，创立了唯物史观。启蒙理性和现代性问题的存在基础也是当前的物质生产关系，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类通过劳动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价值实现方式的影响下，理性主义不仅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异化，而且导致技术革命与资本积累的矛盾。只有深入解析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工具理性、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体性危机等现代性问题。
点评：这两张叠加的照片都是颜色浓重的照片，不好驾驭，但作者完成得不错，框架的照片可以不透明度再低一些。
马克思从商品入手把脉现代性问题。在《资本论》第一章，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7](P46)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依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作为交换物体现社会属性，而夹杂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则被掩盖，使得劳动产品所应体现出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被劳动产品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替代，人与人的关系被掩盖，“商品拜物教”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看似推翻了封建等级制度中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实则由于商品拜物教的形成，用更加隐蔽的手段将私人劳动的社会属性和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附加于商品上，人与人处于一种隐匿的不平等中。
四是大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确保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扎实推进农村“七改三清”工作，全面实施生态移民、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工程。统筹推进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工作，把生活在生态功能区的贫困人口列为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实现生态环保与绿色发展双赢。在全省率先实施森林经营增汇减排试点、“思茅松碳汇中国自愿减排示范建设”等项目，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山区群众实现了不砍树也能致富。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一个静态的、可供观察的对象，而是一种动态的运动，而资本运动的逻辑就是无限制的增值自己、膨胀自己。”[3]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用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手段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以求资本的不断增殖，在这种逻辑的驱使下，劳动者的劳动仅是以资本的增殖为目的，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P34)这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关系，导致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简单化，直接化和冷漠化。为了资本的无限扩张，资本家必然在世界各地谋求生产和消费的出路，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将剥削与被剥削带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加之生产的不断变革，使得“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9](P275)资本的运行使得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原有的价值信仰土崩瓦解，从而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之中。
马克思并不否认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进步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但他通过对商品、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与分析，发现了现代性理想的美好，更发现了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他清醒的认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更具有成效的神奇的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首先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化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0](P78-79)启蒙理性的美好愿景是通过理性来指导人类行为，使社会的运行和人类的发展都处在有意识的计划中，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序，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但现实情况却是这种理性被更深层次的非理性所控制，从而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以及价值虚无主义和主体性危机。就个体而言，现代性理想是追求人的解放，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影响，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人们仅去追求资本的增殖，在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中，人们逐渐成了商品和资本的奴隶。“工厂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愈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9](P40)马克思通过对商品和资本增殖的分析，对现代性问题的存在基础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异化”是现代性问题的特征与根源，主要表现在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四个方面。
三、马克思对现代性自反性批判
资本永不停息的增殖运动和资本逻辑的肆虐使现代社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应对这种危机，资产阶级只能是“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8](P37)这样的应对方式，只能使社会发展进入一种无法逾越的死循环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变为无限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是人的物化和社会关系的危机，现代性理想只能成为私有制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掩护堡垒，解决现代性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才能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恋爱、婚姻与家庭，本是两性幸福的根源。可惜的是，在新旧思想交替的转型期间，人们没有意识到“婚姻自主”与“婚姻幸福”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总结来说，这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劳动人们不仅可以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能体会到劳动带给自身的愉悦。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劳动过程并非如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8](P43)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提高着工人的劳动时间，想方设法的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进行和深入，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逐渐沦为机器的奴隶，现代技术弥漫渗透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控制和驱使着人服务于机器，奴役于机器。随着原子弹的爆炸和人工智能的诞生，技术脱离人类控制的趋势越发明显，“而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控制意愿就愈加迫切”。[11]所以人类陷入到了一个追求更高科技和摆脱技术奴役的无限循环之中，在现代技术对人的广泛控制下，人只是作为这个社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被迫掌握各种适应社会机器的技术，以便更好的扮演机器奴隶的角色。机械化的生产不仅使工人日复一日的重复着机械化的劳动，而且也把人引向了单向度的发展，封锁了人发展的其他可能性。
“任何生产劳动都是把人的精力物化在对象或产品中。”[3]人们将劳动融汇到物品中，通过物品的属性来满足自己的物质生产生活，但随着商品拜物教的盛行，商品作为财富元素的组成单位，成了人们争相扩充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本应属于劳动者劳动回报的劳动产品，不仅不属于劳动者，反而成了劳动者越发贫穷的根源，由于劳动者受到自己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的控制，劳动产品成了劳动者的异化物。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志的对象。”[12]人类通过劳动生产劳动产品，从而能动的改造自然，通过对对象世界的能动改造，证明自己类存在物的属性。但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并不能体现劳动者的意志，使劳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仅仅成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同时也使自己失去了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孤立的人，从而失去了人的类本质。而异化的表现形式也是普遍的，不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本家，都与真正的人相异化。
“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已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9](P49)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一样，都被这种非人的、神秘的力量所支配，不仅与他人相异化，也与人的本质相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P34)
马克思看到，“只有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P53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劳动产品还是劳动者本身都处在异化状态，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即私有资产存在，那么在分工基础上进行的异化劳动就将是私有资产产生的源泉，反过来，私有资产又在不断的加强和延续这种异化劳动，使人类长期处于异化状态。只有“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3](P360)只有终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霸权，消除资本逻辑的主导，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架构，才能真正释放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只有通过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才能消除分工与私有制，消除商品拜物教和资本逻辑，才能使自我得到实现，使人回归人的本质，从而解决现代性困境。
模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综合评价的前提，窖泥评价指标的选取是否适宜，将直接影响评价的准确性。为了科学确定窖泥质量评价体系，我们对四川省内浓香型白酒主要产区的几十家企业进行调查走访，同企业技术、经营、生产管理人员及行业专家进行沟通、交流，并随机采集不同质量等级的窖泥样品。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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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9)01-0144-04
作者简介：李承儒，(1990—)，男，汉族，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统战理论等研究。
责任编辑：李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