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中国文化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文论文,年中论文,走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眸’94中国文化，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94年无论是文化圈内还是圈外，几乎是找不到热点现象的一年：追星热不热了，文稿拍卖停棰了，文人下海久已不闻了，教授卖馅饼的事也未见报道了，引起轰动效应的影、视、剧、戏、书久违了，偶像级的文艺新星几乎一颗也未冒出来……
这种平静的背后，是中国文化的反思。商品经济大潮的第一个冲击波已经过去，人们在思索，文化应该占据什么位置？
一、广东现象：文化在历史条件下重新界定自己的位置
在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广东，早在1979年即以广州东方宾馆推出第一个音乐茶座首先开了国内商业文化的先河。此后，接踵而至的歌舞厅、卡拉OK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快使剧场失去了观众，书刊失去了读者，艺术团体难以为继。
这种跌落到1994年得到改观。广东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吴克辉说，过去的一年，广东的高雅艺术又现生机：全国第一届交响乐指挥大赛、广州解放45周年文艺晚会、关牧村独唱音乐会等大型文化活动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的内地文化人入籍广东，如作家李延国、彭名燕，画家王子武、李世南、导演小岛，演员凯丽，以及来自天津音乐界的徐民奇出任了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白天鹅”张丹丹飞回家乡，出任广州芭蕾舞团团长。在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下，10月20日“广芭”建团的后的成功首演，不仅在岭南添了一处“洋为中用”的人文新景观，而且使羊城成为除北京之外舞蹈团体门类最为齐全的大都市。可以说，上述“孔雀又南飞”的现象，确立了广东在南北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从而有力地反驳了有关广东“重商不重文”、“为富不文”一类的非议。
去年，各地许多带有文化色彩的“节”，继续以“文化搭台”之名，为招商、引资、促销的经济唱戏。“节”之成败视成交额大小而定，至于文化何以振兴，则“曲终人散”再无人顾及。如此，文化只有轮番充当着“点缀”的角色。时近岁末，首届广东文学节的举办，终于不同凡响地使国人看到了一面高高扬起的文学大旗。
作为这一盛会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省作协主席陈国凯特别强调，广东文学节的精神旗帜是鲁迅的文学精神。鲁迅面向时代、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大无畏精神，历来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这面旗帜一倒，中国文坛还能有什么作为？所以重申鲁迅的文学精神，对作家士气无疑会起到振奋作用。文学节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促进广东文学创作的发展。现在从事严肃文学的作家出书困难，文学节就帮助他们出书，结果只用两三个月就为他们出版了30部新作，营造了一种创作氛围。
在过去的一年里，广东省作协首次设立“长篇小说大奖”、创办“广东青年文学院”、发放“优秀中青年作家潜心创作生活补贴”，以及举办此次广东文学节。这些旨在倡导小说创作精品意识的实实在在的举措，使中国文化界有理由相信：不论商品经济怎样潮起潮落，广东的文化绝不是“卡拉OK文化”的代名词，也不是“港台文化的翻版”。
“孔雀又南飞”也好，举办文学节也好，这些文化现象发生在我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
二、文化多元化曙光初现
主流文化：沉入生活，
品味生活，反映生活
1994年是国家对文艺创作大力实施“五个一工程”的一年，也是对主旋律的认识有所深化的一年。曾在全国形成轰动效应的突起的陕西作家群，在竞相推出一批主旋律精品后，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样的感受：主旋律不仅是一个题材问题，更是一个作家能否对时代生活稔熟洞悉和深邃感悟问题。他们由此认为，作家在调整、创新自己深入生活的路子中，捕捉到生活的真谛，是创作主旋律精品的必经之路。莫伸沿大秦线积累素材、凝聚视点，写出了优秀报告文学《中国第一路》。路遥在铜川矿务局挂职蹲点6年，完成了百万言巨著《平凡的世界》。陕西省歌舞剧院演职人员沿丝绸之路到茫茫大漠去体验生活，在中国歌剧舞台上立起了里程碑式的艺术精品《张骞》。
浙江女作家夏真正是遵循了这样的创作途径，推出了她的长篇报告文学《世界五百分之三的希望》。生态失衡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她通过讴歌该省3个被联合国发展总署授予的“全球500佳生态荣誉村”，保护自然而得到丰厚回报的动人事迹，向世人提供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成功结合的范例，因而为’94文坛抹上了光辉的一笔。
同样，装满一肚子真实得近乎残酷的乡村故事的大别山作家刘醒龙，以他异常冷静的“铁石心肠”，平平淡淡地讲述那过于沉重的故事时，没有一句议论和抒情，没有一丝情感好恶的流露。正是这些特点，使他创作的小说《凤凰琴》，撼动了那么多人的心。也许这就是那种“大悲无泪”、“情到真处似若无”的境界吧。有评论家说，当代青年作家中以农村题材见长的不多，而以如此沉重的笔调去写农民的还绝无仅有。刘醒龙承信自己身上有农民的血脉，无论何时何地，也要守住自己那连结农村的情感，写出中国农民真实的命运。这正是他的艺术生命所在。
以弘扬时代主旋律为宗旨，1994年正面表现城乡改革的电视剧创作，显示了编导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深入开掘。如《大潮汐》、《情满珠江》、和《神禾源》。而表现当代真实英雄的剧作，展示了英雄在各种难以抵御的诱惑面前，独具光彩的人格魅力，如《一个医生的故事》中的赵雪芳，《遥远的驿站》中的拉布哈。从新的视角切入生活，拍摄手法值得称道。如《北京人在纽约》制作上的考究，《大雪小雪又一年》对生活的艺术化还原，《9.18大案纪实》以纪录片资料加生活原型模拟，把一宗曾轰动全国的真实大案纪实到极致，从而使这些作品达到了较高的文化品位。
《一个医生的故事》中的赵雪芳形象，作为陆文婷形象10年后的延伸和补充，在审美上给人以更高层次的满足。“一辈子能有几回活，活就活出个好人格，一辈子能受几回罪，笑对人生就不后悔。”剧中主题歌词，道出了这位充溢乡土气息的白衣天使，所以具有一种典型的人格力量和艺术魅力的缘由。评论界认为，该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将彪炳中国当代文艺史册。
我国电视剧去年产量有6000多集，而年终“飞天奖”评出的优秀作品仅405集。在主旋律作品占总数过半的前提下，没有形成同比例的强硬热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偏少仍是个突出问题”，广电部部长孙家正的这一概括，反映了1994年电视剧创作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差距甚大的严峻现实。众人瞩目的宏篇巨制《三国演义》，并没有达到观众预期的质量高度。没有严谨与真诚的艺术创作态度的《海马歌舞厅》，被广大观众称作“贴有名牌标签的荧屏劣质产品”。
市井文化：潇洒走一回、形成大众化的局面
著名学者庞朴认为，1994年，市井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也许是畸型的发展，最显著的标志是地摊文化蔚为大观、香艳暴力的小说，算命打卦、阴阳五行等封建糟粕性的东西行情看涨，黄色书报刊和非法出版物虽遭政府部门再三扫打，但仍然扫之不尽，禁之不绝。何以如此？老百姓的文化欣赏水平和趣味所限，只是寻求刺激、寻求感官享受，很难说有多少意思。北京电视台播《七侠五义》，这在旧时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其所宣扬的愚忠愚孝、江湖义气，是很难说有何益处的。市井文化的摊子铺得很开，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的“过把瘾”式的玩世不恭，使得没有理想、拒绝崇高、没有价值观、没有追求的王朔式的文学作品在地摊上一纸风行。气功、特异功能比以前更为泛滥。现在连有些高层人士都信这个，这是一种弥补精神空虚的鸦片。从小学生打游戏机到发射卫星也有气功大师帮忙预测。这个市井文化圈很大。
过去一年里用"鸡毛"式的琐屑生活去消解崇高。用“玩的就是心跳”的调侃亵渎崇高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继续表现出文学审美观念的变异过程。作家张韧认为，文学从圣坛回归到人间后，真正的崇高是不能回避的。崇高，作为文学的信念与审美的追求，是一种艺术主题，又是一种文学精神。他相信，在商潮初期的眩晕症结束之后，被消解或亵渎的崇高仍然是要复归的，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支点。
语言一向是文化的表征。它不仅有交际功能，同时还积淀和传播着文化，在94年文化碰撞中空前频繁的语言传播，究竟昭示着怎样的文化命运？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编审王焱指出：大量源自黑社会的粗鄙语言正变为一部分人的流行语，并透过一些大众媒体向社会扩张蔓延，甚至已出现向知识界大举入侵的势头。它使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惊心动魄之感──难道这就是韩柳欧苏当年用来写作的那个优美的汉语吗？人们说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守护者，首先就意味着守护语言。对比各国知识分子对本国语言的珍惜，如果我们的知识界却到了要向粗鄙的语言借贷的地步，那只能说明中华民族还多么缺乏对语言沉沦的自觉和敏感。 北京话是汉语普通话的基础，北京文化（北京人的语言、作品 、素质等）对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和形象有莫大关联。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年前就北京正经历着的一次“语言的转向”，尖锐地提出了“北京文化的危机”。他说：从理论上讲，在现代社会的构建中，随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北京应当逐渐清除传统文化中的市井暴戾和小市民习气，培养起与现代文明大都市地位相称的博大、雍容、雅俗平衡的文化气质。然而现实是市面上脏话泛滥，女孩子破口骂人都不脸红。粗俗的市井语言，如“大腕”、“一方活”一类痞气十足地进入文艺作品，所谓京味流行小说基本涵盖在这种氛围下不自拔。与此相应的地相声、小品的粗俗化。侯宝林先生将粗俗的相声提高到了高雅的水平，如今又回归粗俗 ，引起了观众的不满。
商品大潮回落，人文价值重估、回升
1994年，教授卖馅饼的新闻上不了报刊头条，大学校园中铺天盖地的商品广告栏少了，学生宿舍的窗户上“代冲、代洗相片”、“出售牛仔裤、旅游鞋”之类的广告已不多见，新的读书热在大学校园升温。图书馆、阅览室读书用功的人多了起来，持续数年的下海潮94年中大学校园骤然降温，一些作家寄希望到商海中赚一把、提着一袋金子再回到书桌旁建造语言迷宫的梦想纷纷破碎，也重新开始干起了文学本行。94年，大学教师的工资也上调到了工薪阶层中名列前茅的地位。不少辞了职下到商海中沉浮了几年的年轻教师或研究生，有的赚了钱，有的舍了本，但很多人又回到了校园或研究单位。94年，文化人开始对人文价值重估，人文价值有所回升。
与之相呼应的，有一些企业家开始捐钱办文化事业，在浙江，一家大老板到人文学科去挑选大学生，帮助其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这位老板的理论是，投资、买设备都很容易，但若想提高职员的文化素质，很难，因此，他求助于学人文科学的文化人。
我们常言，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追求、有知识的一代新人。94年一批文化人之所以退出商潮，是从其切身的体验中认识到了这一命题的严肃性。
“飘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从义无反顾跳入商海到义无反顾离开商海，一些文化人重操文化人的旧业。12亿人一起经商的时髦病，终于因部分文化人的退场而减轻了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