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畛域论文,晚清论文,政局论文,努力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1-0111-06
满汉矛盾始终是支配晚清政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鉴于满汉矛盾的日益尖锐，晚清重臣张之洞从稳定满清王朝统治的立场出发，努力调停满汉畛域，晚年进入中枢以后还以此为职志。但是，由于皇室擅权、亲贵用事，国事不堪收拾，终至崩溃，张之洞也忧郁抱憾而卒，满汉畛域对于晚清政局的演变和张之洞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清王朝作为满洲贵族进据中原建立起来的政权，满汉关系一直是影响清代政治的重要问题。为维护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应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对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汉族实施有效统治的现实问题，满洲贵族在政治制度上创立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满人与汉人无论为官或为民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满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畛域。满洲贵族对维护满汉畛域高度重视，并适时予以扩大，使得“满汉之见深入人心”[1]（45页）。满汉畛域的存在使满汉矛盾日益突出。到了20世纪初年，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痛责满人享受特权、垄断权利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并且掀起声势浩大的排满光复运动，满汉问题更是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时人指出：当时国民不论贵贱、男女、老幼，“心中脑中无不萦结于满汉问题”，舍此“无所谓思想，无所谓事业”[2]。满汉矛盾的加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汉族官员士人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
长期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作为汉族官僚的领袖，对满洲贵族享受特权的制度早就有所不满。1900年底，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埃·霍·法磊斯在一封信函中讲述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交谈内容，提到“他和我所见到的所有汉人官员一样，憎恨满人，因为他们把持中国、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和是否胜任，总能升官发财。中国要想改革只有一法：废除满人一切特权，不论是旗人的俸禄还是仕途特权”[3]（上卷，191页）。但是，这种对满汉畛域表示不满的议论还仅限于朋僚之间的私下交谈，尚未公开向政府提出消解满汉矛盾的对策。在庚子之役的沉重打击下，清王朝被迫改弦更辙，于1901年1月颁布变法谕旨，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限期奏报[4]（第4册，总4602页）。在这场全面检讨清王朝政治统治制度的议论中，张之洞充分认识到化解满汉畛域是清王朝缓和民族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抵制革命党排满宣传、收拾天下人心的关键措施。他在致山西巡抚岑春煊的电稿中指出：“如能化满汉畛域，则天下大局立见转机，赔款易筹，乱党亦不作矣”，这是当前清王朝政治改革中的“上上最要之义”。他寄希望于此时深得慈禧太后宠眷的岑春煊能够“相机婉陈”[5]（《致太原岑抚台》，电牍54，卷175），将化解满汉畛域问题纳入政治改革纲领，以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内外大臣的变法条陈中，刘坤一和张之洞于1901年7、8月间奏陈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影响巨大。其中第二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所罗列的十二项对中法积弊进行整顿变通的内容中，就包括有“筹八旗生计”的建议。这也是张之洞首次以奏章的形式公开向清王朝提出化解满汉畛域、消除历史积怨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历经清王朝200余年的政治统治和文教同化，“九州四海，同为食毛践土之人，满蒙汉民，久已互通婚媾，情同一家”。况且时下国事艰辛，“无论旗民，皆有同患难共安乐之谊”。清政府应该正视各民族已经融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现实，顺应时势，取消旗人只能为职业军人，禁止从事生产活动，其生活供给全部由政府财政负担的规定。为解决旗人游手好闲、生计困难、政府财政负担沉重的问题，政府应当对“旧法略为变通，宽其约束”，鼓励旗人自谋生路，“不必指定何项生计，但宜使之有自谋生计之才”。具体措施是：“凡京城及驻防旗人，有愿至各省随宦游幕、投亲访友以及农工商贾各业，悉听其便。侨寓地方、愿寄籍应小考乡试者，亦听其便。准附入所寄居地方之籍，一律取中，但注明寄居某旗人而已。有驻防省份，或即附入驻防之额，其自愿归入民卷者，必其自揣文艺可与众人争衡，即不为之区别，寄籍者即归地方官，与民人一体约束看待”。政府从此停发，“出京寄籍自谋生理”旗人的钱粮，不再负责其生活供给。与此相配套的解决旗人生计的措施是多设八旗学堂，“士农工商兵五门，随所愿习”，以培训旗人的谋生技能，鼓励其从事务行各业，最终实现自食其力[5]（《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奏议52，卷52）。尽管这仅是就解决旗人生计困难提出的变通建议，还未涉及到取消满洲贵族政治、法律特权的内容，但张之洞希望清王朝视满汉各民族为一体、化解民族矛盾，取消民族歧视政策的思想已经蕴涵其中。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日后成为指导清政府宪政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张之洞在推动各项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断督促清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满汉矛盾。1903年，张之洞从湖广总督任上临时调京担任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并负责厘定大学堂章程。事毕，返任前陛辞奏对时，张之洞再次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提“请化除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萌。上为动容”[6]（卷437，列传224，总12380页）。他提出的化除满汉畛域的具体措施，是改变满汉在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将军、都统等可兼用汉人，驻防旗人犯罪，用法与汉人同，不加区别”[7]（卷8，177页）。但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从维护满洲贵族的狭隘利益出发，对化解满汉畛域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调整满汉关系问题上动作迟缓。预备立宪前，清政府于1902年仅下令废除满汉不许通婚的禁令，“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4]（第4册，总4808页）。但是，在民间，满汉民族突破禁令，实行通婚，早已十分普遍，清政府的这个开禁令明显滞后，只是对既成现实的追认而已。其他维持满汉畛域的歧视性政策依然如故。
二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前后，国内言禁松动，越来越多的大臣对调整满汉关系纷纷上书建言。为了削弱革命党人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宣传，他们普遍将化除满汉畛域、缓和民族矛盾视作消弭革命的重要措施。
张之洞作为晚清地方督抚势力集团的领袖人物之一，更是主张清政府及早颁布谕旨，布告天下，消除满汉畛域。1907年，他在致中枢关于如何进行政治改革的电文中指出：推行新政、实行立宪必须找出关系要政大端的根本，“探源扼要，方能靖人心而伐远谋”。调整满汉关系正是这一事关宪政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满汉畛域的存在并不断加深致使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天下民心离失，革命党人的宣传才能深入人心。只要解决了满汉矛盾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人心自定，乱党、莠民无可藉口，所有议会、立宪等事俱以此为基址，自然推行无滞。其他各要政尽可详审斟酌，次第推行”。张之洞已经将消除满汉畛域视作推行新政和宪政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关系全局的关键步骤。新政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必须首先消除满汉畛域，以此收拾人心、取信于民。因此，他在奏章中“切恳朝廷处以镇静，不宜为因循旧习所误”，采取断然措施，消除满汉矛盾，争取立宪派的支持，平息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动员社会各派势力拥护政府的宪政改革。当务之急，“惟有仰恳圣明，特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令各衙门详议切实办法，迅速奏请，核定施行”[5]（《致军机处》，电奏13，卷85），以此昭示中央政府取消满人特权、消除满汉隔阂、实行满汉一体、平等对待全体国民的信心。
在清政府内部就化解满汉矛盾的讨论渐趋激烈的同时，革命党势力的频频暴动、立宪派人士对政府变革迟缓的不满等因素，使清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大大增加。1907年夏，安庆起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牵及秋瑾被捕遇害。这次起义尽管失败，但是引起朝野震惊、舆论哗然。“这一役最大的影响，便是满、汉的感情，从此益趋恶化。……满人的大小官僚，因此人人自危，排汉的念头更深。……汉人仇恨清政府之念，也更加深刻”[8]（84-85页）。形势的日益严峻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考虑调整满汉关系，化解满汉矛盾。1907年8月，清政府颁布谕旨，表示清朝“以仁厚开基，迄今二百余年，满汉臣民从无歧视。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亦不分满汉，均已量才器使，朝廷一秉大公，当为天下所共信。际兹时事多艰，凡我臣工方宜各切忧危，同心挽救，岂可犹存成见，自相分扰，不思联为一气，共保安全”。谕旨还要求各衙门就如何消除满汉畛域问题提出见解，以供政府采择施行。“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己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9]（下册，918页）。1908年10月，清政府公布《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清单规定在筹备立宪的第一年设立负责“筹办八旗生计，融化满汉事宜”的变通旗制处[9]（上册，61页）；在筹备立宪的第八年“变通旗制，一律办定，化除畛域”[9]（上册，66页）。至此，清政府将所谓的“平满汉畛域”列为实行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设立变通旗制处加以解决。
近年来，有学者研究指出：清朝末年，政府实行的平满汉畛域措施，主要有四项内容，即准许满汉通婚；旗民编入民籍，筹划旗人生计；统一法律适用和司法审判机构；任官不分满汉，中央各部废除满汉复职制度，取消满族的政治特权等[10]。这些措施的推行力度不尽相同，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效果也有所差异，但是清政府毕竟开始顺应时势，改变祖宗成法，由人为设置满汉畛域逐渐转向满汉一体。清政府能够作出化解满汉矛盾的政治姿态，固然有国内外时局的背景因素，也与张之洞等大臣的屡屡建言促成有密切关系。然而，清政府的平满汉畛域措施却在中央权力核心引起了满洲贵族特别是皇族的强烈反弹，满洲贵族不愿轻易放弃对核心权力的垄断，反而希望集权于皇室亲贵。满汉矛盾在中央的一系列改革中日益激化，并由此引发出统治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相互倾轧。
三
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多数舆论都主张加快立宪的步伐，以立宪作为化解满汉畛域的有效手段和实现民族和解的制度保障。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对立宪却抱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立宪抱有敷衍拖延的态度，只求安度晚年；满族亲贵企图通过立宪巩固自己的特权，并削弱地方督抚和汉族官员的权势，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族官僚则企图借立宪限制满族亲贵的权势，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
平满汉畛域措施的陆续出台，使满族亲贵顾虑重重。他们从极端狭隘的既得利益出发，害怕君权削弱，害怕满洲贵族特权丧失，更害怕政体变革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在化解满汉畛域问题上，清政府只是愿意逐步取消普通旗人的特权，对于皇权以及满族亲贵垄断的核心权力，清政府决不会主动放弃。在掌权的满族亲贵看来，任何程度的权力调整，只要涉及自身利益的损失，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种阴暗心理的作用下，排满革命的风潮越盛行，化解满汉畛域的舆论越强烈，满族亲贵自身丧失特权的危机意识越浓厚，对他们死命保住权力的反面刺激就越大。光、宣之季的满洲贵族集团早已失去其先辈开拓进取的博大胸襟和优秀品质，随着统治秩序的江河日下，他们由极端狭隘的集团私利产生的民族猜疑心理已经发展到病态的程度。正如民国时期学者李剑农所指出的：“自刚毅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十二字的口诀以来，排汉的精神已深藏在满洲亲贵的心里，万不可拔了；及立宪之说一起，满人处处带着有色眼镜来观看”[8]（70页）。素以排汉著称的满洲权贵铁良更是明言：“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不可。”[11]（79页）满洲亲贵“假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又假中央集权之名，以行排汉之实”政治运作的结果，只能是“一面表示预备立宪，一面在朝廷上就表现着满、汉相排的活剧来了”[8]（65-66页）。中央权力机构内部的满汉倾轧非但没有因为政府平满汉畛域政策的实施有所缓解，反而更趋激烈。官制改革、丁未政潮中的明争暗斗、权力角逐，其背后都有满汉矛盾在发挥支配性的作用。时人描述光绪季年清政府面临的统治危机是：“朝政杌隉，满汉之见亘于中，革命之声腾于外，预备立宪之招牌既挂，实行无期，请愿者踵至，枢府旧人不足以应付危局。”[1]（47页）
1907年9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时内调军机处，兼管学部。这一人事变动即是满洲亲贵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表面上是以中枢的机要大权畀与汉员，表示不分满、汉，实际上是要先拔去督抚中的两大柱石，然后渐次削弱各督抚的实权”[8]（69-70页）。满洲贵族借立宪以集权的迹象日益明显，官场上围绕满汉矛盾展开的争权夺利也愈演愈烈。此时进入中枢的张之洞对于满汉“大臣不和之事时有所闻”，认为“其机实起于细微，而其害驯至于倾轧”。他痛心疾首于满汉官员在理应卧薪尝胆之时犹作分门别户之计的愚蠢行为，“忧时感事乃十倍于平日也”[12]（207页）。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南皮入军机，年七十余，则亦躬遘党争，而化为调停者。集中有新旧一绝句云，‘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头白范纯仁’，是其证也。其绝笔诗前一首读宋史诗，南人不相宋家传一绝，则为有感于满人排汉之作。”[13]（56页）在权力争夺的政治旋涡中，他惟有尽其全力调停满汉争端，苦撑危局。9月14日，新入军机处的张之洞入宫接受召见。当慈禧太后诉说起满汉大臣相互倾轧的朝局纷争时，张之洞对答说：“自古以来，大臣不和，最为大害。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14]，表露出愿意努力融化满汉大臣意见、共济时艰的心迹。此后在与访客谈论时政时，张之洞坚持主张“先定浑化满汉之法，若此则国内人心合一，宪法自易施行”[15]，仍视消弭满汉矛盾、化除满汉畛域为推行宪政的重要前提和首要内容。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以监国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亲贵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加紧集权步伐。“载沣只感觉皇室和满人地位的危险，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牵制，无以自存，希望一纸宪法，可以遮蔽汉人的耳目，保住皇族的大权。他以这种精神来筹备宪政，所以对于宪政的热心，还远不如谋皇族集权的热心”[8]（87页）。1901年，载沣作为头等公使往德国谢罪时，曾看到德国皇室的威势。他向德皇威廉·亨利请教学来的第一要务就是：“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到自己手里。”[16]（26页）所以，载沣执掌朝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揽握兵权。载沣在满洲亲贵的怂恿下计划诛杀袁世凯以防后患，张之洞“力以时局危疑，务宜镇静宽大为辞。且曰：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17]（128页）。他还告诫载沣必须提防“袁在直多年，握有庞大的军力，如果严惩，恐生他变”[18]（26页）。据张之洞事后讲：谏阻载沣诛戮袁世凯，“非为袁计，为朝局计也”。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此端一开，为患不细”[7]（卷10，288页）。张之洞正是出于调停满汉畛域的初衷，为避免风雨飘摇的政局再生变乱、祸起萧墙而作出谏阻杀袁这一重要举动。载沣接受张之洞的建议，以袁世凯患有足疾、难胜职任为由，将其罢斥驱逐出京。
排斥袁世凯、掌握兵权的载沣以监国摄政王代行大元帅统领全国军队；派自己的兄弟载涛训练禁卫军，组建皇家军队；派另一兄弟载洵筹办海军；设立军谘部后，任用载涛为相当参谋总长的军谘大臣，总揽一切军务。载沣集中军权于皇族的同时，也将朝廷大权集中于满族亲贵手中。他专用权贵，“至十部大臣，惟司法、学部属汉人，以母弟载涛、载洵典水陆军。载洵招权作威福，日营宫室，天下侧目。载泽长度支，无所知，惟与之洞争币制，袒庇瑞澂以亡其国”[19]（209页）。在这帮骄纵无度、不知世务的皇族亲贵的把持下，朝政腐败，国事糜烂。
以调停满汉畛域为职志的张之洞目睹皇族亲贵擅权专用、国事日非，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他不顾年老多病，曾多次向载沣苦谏力争，但载沣对张之洞的反对意见坚拒不纳。据陈衍年谱记载：“先是，载沣为摄政王，专用亲贵。满洲人初疑汉人排满，至是，不排于汉而见排于亲贵，率多解体。洵贝勒既长陆军，涛贝勒又长海军。又将以某市侩为京卿。”张之洞“力争，以为不可，为载沣所斥。归寓，槌胸呕血曰：‘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遂寝疾不起”[20]（上册，180页）。许同莘撰《张文襄公年谱》也记载：针对载沣设立军谘处控制军权、四处安插满族亲贵的做法，张之洞多次“固争”，并警示载沣这样做“与情不属，且激变”，容易增加社会不满，加剧满汉矛盾，引起突发性事变。但迷信武力的载沣不以为然，竟恃以“有兵在”就可以压服天怨人怒。张之洞“咯血而出，胁痛益甚”。他“退而叹曰，不愿闻亡国之言”，并且绝望地指出“国运尽矣”[7]（卷10，219-220页）。张之洞无法使摄政王载沣听从他的安排，谏诤也不被载沣采纳，眼见围绕在载沣周围的皇族亲贵纷纷起而攘夺政柄，国家大事越发不可闻问，故而“常对鄂中门生在其幕下者，叹清室之将亡，谓亲贵掌权，违背祖训，迁流所及，人民涂炭，甚愿予不及见之耳”[17]（144页）。忧虑重重中，病情日渐加重，“至于椎心呕血，病旬月以薨”[19]（210页）。在《遗折》中，张之洞再次提醒清政府务必重视化解满汉畛域，将“满汉视为一体”列为朝廷在“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思想指导下急需解决的首项事务[5]（《遗折》，奏议70，卷70）。这是张之洞弥离之际向凶兆已现的清王朝发出的最后忠告，也是他为调停满汉畛域所作出的最后努力。为挽救腐朽的大清王朝和衰败的政治制度，张之洞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不顾时势、迷恋权力、一意孤行、集权皇室的政治失误，最终使得满洲贵族陷入孤立，加速了清政府的覆灭。张之洞晚年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最终未能挽回清王朝灭亡的历史命运，但是他对化解满汉矛盾之于晚清政治改革重要性的认识却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深邃眼光，消除民族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历来就是政治改革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障。清末主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对宪政改革持迁延应付的态度，缺乏果敢的魄力和必要的措施来彻底解决满汉矛盾问题；摄政王载沣又失于平庸任性，竟为狭隘的民族利益和皇族私利倒行逆施、专恣跋扈，大肆集权于皇室亲贵，使得满汉畛域不见消除反而日见激化。曾经生机勃勃、奋发有为的满族，此时已是暮气沉沉、抱残守缺。统治集团中身为枢辅重臣的张之洞尽管看到了满汉畛域的严重性，但是“南皮本非猛鸷之才，再入枢垣，其职志亦只在调停，诗中亦自道之。不知隆裕与诸亲贵，皆暗而贪，为利而争，何调停之有”[13]（347页）。其谏言无人采纳，跟见亲贵并出，国事日非，身为辅相而一筹莫展，只落得“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的凄凉心境[21]（85页）。这与其说是张之洞的晚年悲剧，倒不如说是清王朝的悲剧和专制体制的悲哀。
收稿日期：2003-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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