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与创造：体育生活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化论文,逻辑论文,起点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 —9154（2000）04—0005—03
CLC number：G80—05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00）04—0005—03
根据我国学者鲍宗豪的观点，一种理论的逻辑起点，应该满足这样三个条件：（1）普遍性。它必须是反映本质的最简单、最概括、 最基本、最常见的东西。（2）矛盾性。 这种简单的抽象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是以后整个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胎，潜在着尚未展开的该问题的应有的丰富规定性。（3）独立性。这一最抽象的范畴是自明的， 而毋需通过对象中的其它范畴就可以直接提出，它是事物历史进程的逻辑起点[1]。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日渐提高和改善，引起人们对生命价值新的认识，对社会生活方式新的思考，为此，体育生活化的提出，昭示出新的生存价值标准，给人们以美好的生活意境和启示，唤起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潜意识中已经存在的生存本能的原始冲动和对体育的需求和情感。在这里，似乎有一种内在的隐藏很深的东西，它不仅引起和规定着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和行为，而且也制约和决定着人们生活享受，生活发展的质和量。这就是存在于人类自身深处的那种“需要与创造”。这样，要确立体育生活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就不能不考虑人的需要与创造性了。因为：
第一，体育生活化的运行，离不开人的需要与创造，没有人的需要，就不会选择体育运动形式，从而也无所谓体育生活化；没有创造，人只能是本能性、自然性或被动性的活动或运动。可贵的是，人不仅会通过创造使自己的需要向多元化和高一层次递进，而且还会不断提高自己需要的质量。比如人们对体育生活化的认同和选择，就不能不说是在生活活动中对各种可能的方式加以优化选择的结果，而仅仅归之于偶然性是不够的。人类的生活，本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是一个内含着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目的性活动的概念。作为有意识、有目的体育运动参与者，其体育的目的固然可以同他们自身的生活理想乃至幻想联系在一起，然而用以实现体育需要目的手段及其所依赖的条件都不能不是现实的，这就迫使人们在实现体育需要目的的活动过程中采取现实主义色彩而非理想主义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 ）面对由于高度经济成长时期引发的“空洞”的生活形态（诸如运动不足，医疗费用的增加，价值真空，焦虑，失落感等）人类不由得加大了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全面关注，以选择一种符合人类发展本性的生活方式即以体育生活化为鲜明特征的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2 ）体育生活化的提出，体现了人们生活方式转型中深刻的人文内涵。
无疑，这是一种新生活的再创造过程；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参数和推动力；是一个以“需要”与“创造”双向作用为内在线索的运作过程，其中，“需要”是人们体育生活化的引源，而“创造”则是人们体育生活化活动的本质。于是，体育需要刺激了创造（体育活动过程），创造满足了需要，同时又刺激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导致了新的创造。如此往复，每一次循环都把人们的生活需要推向一个新的层面，而且是越来越完美的层面，体育生活化就是在人们生活需要递进的过程中，逐渐诞生、成长、发育起来的。为此，我们把人类的“需要”与“创造”这两个深层特征的不可分离性联系起来，从而使它们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只有这样，才是建构体育生活化研究的新的起点。
第二，需要与创造的关系是唯物辩证地理解体育生活化的途径。为什么需要与创造范畴对于体育生活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呢？这是由对体育生活化的科学解释决定的。
体育生活化运行的现象复杂多样，如何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呢？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任何稳定都是相对的，人们为满足其自身生活需要的创造活动方式的稳定性也是一种相对的稳定性。人们之所以选择和确定体育生活化，归根到底是因为这种体育运动的方式对于达到小康阶段人们的生活享受和发展的目的相对而言有较高的有效性。因此，不管人们是否自觉意识到，人的体育运动方式总是与人为满足其自身的生活需要而对相应的满足物的追求相关联。假若人们可以不理会自己体育运动过程的创造效应，那么任何一种活动程序对他来说都会是等价的，于是，就可能出现劳动等于体育，军事训练等于体育以及政治活动等于体育等异化现象，人们就毫无必要选择和确定体育活动程序为基本的生活活动方式。至此，让我们稍微转换一下视角继续分析，事实上，就提高人自身的身体健康水平、延年益寿而言，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食补药补，还是体育生活化，都有着其自身独特的功效。然而，人们总是根据自身的优势需要来精心选择生活方式，用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不同活动程度的优劣问题，即首先在于它是否能够实现特定的目的，其次在于它是否能够以较高的创造性比率实现活动目的，如果我们把前一个标准作为不言而谕的前提，后一个标准即创造的标准就可以被视为衡量活动程序优劣的唯一标准。体育生活化由于特殊的生活活动形式而固定化为普遍的生活活动形式，必定与这种活动程序的较高的创造性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作出以下确认，即在体育生活化的解释中，应注意摒弃单一思想，单一模式，不仅对体育生活化的解释应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且也应注意沿着需要与创造关系的思维新途径展开。因为人们选择体育生活化，首先源于人们的需要，而人们的体育需要决不可能是平空产生的，总是要受制于一定的内外条件。体育需要驱动着人们自主、能动地参与体育活动，整个活动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创造过程。它具有以下作用：
衍射作用。今天，大众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而成为人类共同的生活行为。通过体育运动，人们的积怨得以化解，通过体育运动，生活中的等级森严得到消除，通过体育运动，群体的凝聚力，生活价值的认同感得以强化，人们的交往能力得以提高，人类纯真的自尊、自爱得以回复。
启继作用。如果体育运动在横向上表现为衍射作用，那么在纵向上或时间角度上则表现为启继作用。人们的传统生活经过体育运动这个熔炉得以重新煅造，消极部分被淘汰了，而合理成份被保留下来并融汇在新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里，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独立延续下去。
功利作用。无论是体育运动的衍射作用，还是启继作用，只有当它具有功利的属性后才能实现。人们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原有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身心健康水平的稳态被打破了，以求在一个新的层面得以重新获得平衡。这难道不是一个新的生活创造过程吗？
所以，我们总是应该从需要与创造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和解释体育生活化现象的，从而完成对体育生活化现象的解释由单一思维模式向需要与创造关系的新思维模式的转换，这就是确立科学地研究体育生活化运行的必经途径。
第三，需要与创造的关系也是说明体育生活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逻辑起点，大体说来，在人类早期的社会状态里，人们就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创造性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性质，使得需要与创造处于原始的统一之中。比如，人类的速度不及猎物，但它可以创造出比如“投掷”猎物的活动方式；人类耐寒力不及动物，但它可以创造出比如“御寒”的活动方式，这就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本身的发展和变革，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创造是生活方式的生命所在，生活方式的盛衰取决于人的创造力的强弱，人的创造力的强弱也影响着人们生活需要的质和量，从而也影响到大众体育运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由此可见，在人们生活方式构成进化的序列里，每个阶段的特定的体育活动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比如，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群众体育运动体现了鲜明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的特点，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群众体育则日渐显示出生活化的趋势。诚然，人们生活方式的历史性特点，主要还不在于其纵向比较上的差别性，而在于贯以时间之矢的这种差别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即表现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递进发展，体育生活化就是在人们生活追求的递进发展中得以产生并逐渐发育完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条件，使得体育生活化能够作为当前体育发展的具体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问题明确提出来（伍绍祖1995年11月7 日在国家体委加强体育理论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身心健康需要，生活享受和自身发展需要的重要手段和形式以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并且日益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现实性，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决定了人们的物质创造能力还不甚强， 两个文明生活水平起点尚低， 1996年我国16岁以上的体育人口为15.5%，若将7至15 岁的在校学生以及武装力量等人口作为当然体育人口统计，我国体育人口总数约为31.4%[2]。这个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体育人口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距发达国家如日本为70%左右尚有显著差距[3]。 事实告诉我们，目前在我国，人们体育需要的社会认同基础还十分脆弱，但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人们的体育需要其实是可以延期偿付的。目前在我国有些地区，有些人中，体育需要作为暂时没有被意识到的非优势需要在其整个需要结构中转化为潜在形态，甚至在短时期内还很难转化为欲望。它等待被延期支付，这就需要我们做大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造与建设工作以及体育运动的宣传和服务工作。尤其是在我国，对传统人格和传统人文精神进行扬弃，健全人的生活需要递进的心理机制与社会机制，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体育生活化运行的硬件和软件，就显得更加突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需要与创造关系本质上可作为说明体育生活化运行的一个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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