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行为与人性——对市场行为的哲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人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与行为规范
【内容提要】 亚当·斯密为市场行为提供的人性假设，即一切经济现象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这种利己主义人性，在当时有过一点进步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两个问题上不同意斯密的人性假设：一、马克思主义者不把人性看作某种永恒不变的抽象人性；二、反对从一种抽象不变的永恒人性引出经济关系。认为，不是从人性中引出经济规律，而是从经济规律的实现中寻找人性的说明。当中国进入80年代中后期时，这种业已过时的观念竟又沉渣泛起。认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应当提倡合乎人性需要的新观念。
【关键词】 市场行为 人性假设 利己主义 抽象人性
市场经济是一种围绕市场这个枢轴而转动的经济活动。人们如果把市场经济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他就必须首先研究人的市场行为。因为在市场经济中，除了物的因素外，就是人的活动（市场行为），而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正是通过人的市场行为显示出来的。
作者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考察市场行为，着眼于制约市场行为的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本文首先考察的是人性在市场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亚当·斯密为市场行为提供的人性假设
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如果要成为科学，关键是从经济现象中揭示出经济规律。始于重农主义学派的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做的，就是这种工作。其中，亚当·斯密的贡献尤为突出。著名的劳动价值论的发现，就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斯密发现经济规律的途径是：排除“恩惠”、“慈悲”这一类道德考虑，而诉之于利己主义的人性。他说：“差不多所有其他一切动物，各自到了成熟以后，便完全独立了，而且各自在自然的情况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帮助；然而人是经常需要自己亲近者帮助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要靠人家的恩惠来获得这种帮助，那一定是靠不住的。与其如此，他不如去打动人家的利己主义，并且向他们表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该做他所要求的事情，——这样他反而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委托别人办事的人，正是这样向人提议的。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给我，那么你也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这便是诸如此类的提议的真意……。我们获得饱食，决不是依靠肉店、酒店和面包铺的老板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大发慈悲，而是向他们的利己主义去声诉，所以我们永不向他们申说我们自己的需求，而只是讲他们的利益。”〔1〕
斯密的这段话，是针对中世纪基督教道德对经济活动干预（反对商业，反对高利贷）的谴责，而把经济活动建立在赤裸裸的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据此，斯密拿来作为他的市场行为载体（或他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的，便是“经济人”，而不是“道德人”。
人之所以是“经济人”，因为他的本性是利己主义的。斯密认为，一切经济现象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这种利己主义的人性。这就是斯密的市场经济学说的人性假设。他借助于这个假设，引出一系列经济范畴。例如，“交换”是自然的现象，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论证是：（一）人们是互相需要的；（二）但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的，他们只是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发生相互援助；（3 ）相互依存的唯一合理形态便是交换。交换引起分工。分工也是人的本性中某种倾向经常发展的结果。〔2〕
这种市场经济行为的人性假设（假设人的本性都是利己主义的），在当时有过一点进步意义，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总是从社会成员的自觉协商（“社会契约论”学说）中或政治家、贤人的主观创造中去寻觅经济现象的起源。而经济学要成为科学，就不能用人的意见、预见来解释经济现象。正如斯密自己所说的：“分工，完全不是哪一个贤明人预见和意识到了这种分工所能发生的一般福利而发明的东西；分工是人的本性中某种倾向经济发展的结果。”〔3〕
二、马克思主义对斯密的人性假设的评析
亚当·斯密把市场行为同人性联系起来考察，并没有错。市场行为不论有什么特殊性，总是人的行为，不能不受人的本性的制约和影响。人性与人的市场行为，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有必要承认市场行为的研究需要有人性假设，即承认市场行为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规定的基础上的。
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在两个问题上不同意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第一，马克思主义者不把人性看作某种永恒不变的抽象人性，如认为人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或天生的利他主义者。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4〕第二， 反对从一种抽象不变的永恒人性引出经济关系。因为这样的经济关系势必就是永恒的、不变的。而不变的经济关系是不存在的。这样一种研究经济现象的方法论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运用来考察人性与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相互关系的方法论，恰好是对斯密的方法论的颠倒。就是说，不是从人性中引出经济规律，而是从经济规律的实现中寻找人性的说明。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人性体现在人的行为之中。因为人的行为（实践）是人的目的的外化，是主观见之于客观。而在行为的目的和主观动机中，就有人性（例如，需要就是人的本性）寓于其中。所谓人性，既包含人的自然生物性，也包含人的社会性。而后者才是人性中的本质的东西。人作为自然存在物，首先有由其肉体组织所决定的种种生理上的需要（孟子说：“食、色、性也”）。这些需要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但人的这些需要又总是通过一定社会形式实现的。在这种社会形式中（或者说，在实现这种需要的社会行为中），体现出人的社会本性（人的本质）。而这种社会本性（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它的现实体现完全取决于一定的、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过，人性中最根本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作为个体的人，“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或者说，“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5 〕这当然不是说，人是利己主义的。因为马克思随后说，这里所说的“自己”，“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自己。”〔6〕因此， 当现实的个人“从自己出发”，追求自我利益时，他们可能因所处的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把实现自己的利益同社会利益、他人利益对立起来；而在另一种“历史条件的社会关系”下，又可能把实现自己利益同社会利益、他人利益结合起来，甚至可能把后者置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什么，同时也取决于他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即他个人是如何对待这种社会关系与他个人利益的关系的。例如，在一个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公有制社会里，必然要求社会成员在一切问题上都把社会总体需要（即指令性计划的实现）放在首位，因为不如此，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就难以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自然难以更多地考虑个体的利益、需要和志趣。也就是说，环境、社会关系迫使个体更多地从属于整体。处于这种氛围里的人，就比较容易形成这样的人的本质——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即形成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但是，在另一种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例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从自己（利益）出发”又会表现为另一种情况。由于市场经济社会里，经济活动主体是多元的，是有高度自主性（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因此市场行为必须基于个人（或企业）的利益。这一点迫使市场行为者对个人物质利益有更多的考虑。众所周知，在市场上，商品交换行为是：我给（你），因为你也给（我）。从而发生交换中的“相互共同利益”。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人的关系通过“物”（商品、货币）的关系表现出来。所以在市场行为中，人的关系被归结为私人利益关系。马克思这样描述市场经济社会的商品交换领域：“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7〕。 ……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这里所说的“神”，应指支配市场参加者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市场参加者的关系就如同万能的“神”与冥冥众生的关系——引者）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8〕马克思的这一段话虽然直接指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但也适用于一般市场交换。
综上所述，在社会意义上，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人性。人性是具体的，是在历史条件的发展中变化着的，理解了这一点，亚当·斯密为市场经济所提供的人性假设究竟是什么，就清楚了。那其实是资产者的人性，但它被斯密抽象化，使之成为“一般人性”了。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当需要他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做出说明而又难以胜任时，往往就诉之于某种抽象人性。“人性”似乎成了他们打开一切社会奥秘的锁钥。斯密的人性假设就是这类浅薄做法之应用于经济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斯密这种人性假设的方法论迷误时说：“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9〕
三、斯密的人性假设在80年代中国的翻版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对斯密的人性假设有过批评，然而当中国进入80年代中后斯时，这种业已过时的观念竟又沉渣泛起。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对之略加剖析。既然斯密认为支配人的市场行为的唯一因素是利己主义人性，而且在市场领域应当排除任何道德的考虑（排除为他人、为社会的主观动机）。因此社会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的人际关系就只能是这样：“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9〕这一段话正是前些年某些人所鼓吹的， 被认为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应当提倡的新“社会法则”——“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10〕
但是，事情果真象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美妙、和谐吗？不见得。因为既然没有一个社会中心来预先实行某种计划调控，每个人所追求的自己的私人利益就不可能总是相互协调的，毋宁说，它们总是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相互抵消的。那只“无形的手”（价值规律）起作用，正是以这种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前提的。诚然，私人利益的冲突最终也会在“无形的手”的作用下达到某种协调，但这肯定要社会为之付出痛苦的代价。所以马克思评论亚当·斯密的观点时说：“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11〕这里所说的“普遍的否定”，就是普遍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反复向我们表明，马克思的上述评论是正确的。在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条件下，每个生产者只能根据对自己是否有利可图来进行生产。于是这种生产无政府状态加上生产的无限扩张趋势同居民购买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工人失业等等的“普遍否定”现象。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还处在某种程度的潜伏状态，“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观念还能为人们所接受，甚至据此制定出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它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国家只起“看门人”的作用——保卫私有财产），那么等到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时，经济所固有的矛盾日益激化，危机频繁，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抛弃其经济自由主义，日益公开采取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政策。大家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趋势日益强化。这些事实表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早已是行不通的了。然而在我们这里，却有人在20世纪80年代还把它鼓吹为客观的“社会法则”！
四、在市场行为中运用人性
我们主张把斯密的“人性—→经济规律”的唯心公式颠倒过来，用社会经济规律的实现来说明人性，是坚持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这不等于说，我们不可以在市场行为中积极运用对人性的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经济效益。这是坚持认识论的辩证法。
首先，需要就是人的本性，而市场行为如果要获得好的效益，就必须认真研究市场的需要——归根到底，是研究作为市场营销的“上帝”（顾客）的需要。在市场竞争中，任何一个生产者都必须懂得“以销定产”的道理（规律）。“销”就是市场有什么需要，企业根据这种确实的市场需要来经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人的需要的变化是有其规律性的。在一切人性需要之中，生理需要（温饱）是最优先的。如果所有的需要都不能满足时，那么有机体就会被生理需要所支配，这时更高级的需求——获得一辆汽车的需求、对一双新鞋的需求、对时装的需求……会统统退居第二位。又如，社会治安如果极端恶化，那么人性需要中的安全需要便会在居民需求中占重要地位。这时，反映到市场营销上，便是各种防盗安全装置的商品销路大增。一个商品生产者如果不想在竞争中被淘汰，他就必须重视市场需要，为此，就要具体地研究与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水平相适应的人的需要。
其次，在企业管理上如何与人性的需要相适应，是西方企业管理思想所高度重视的。众所周知，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是立足于把人看作“经济人”，企图用奖金刺激和惩罚（当完不成定额时）的办法来追求企业的效率。后来，取代泰罗制的“行为主义”管理理论则是立足于把人看作“社会人”，承认支配和推动人去从事劳动活动的。除了物质需要之外，还有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这是基于对人性需要的更全面、更广泛的承认。例如，行为主义者承认人有社会的、心理的需求，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要求受人尊敬，因此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鼓励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借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他们主张鼓励建立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以满足工人作为“社会人”的社会交往的需要，并利用这一类团体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此外，行为主义者还提倡企业领导人研究职工的“满足度”即工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满足度”也是从“社会人”引申出来的。他们认为，感到满足的工人是最有效率的工人。既然工人是“社会人”，他们需要便不仅是金钱，需要更多的是感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等。所以企业领导人应当在工人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要之间保持平衡（兼顾二者）。这样做，就可以弥补古典管理理论（泰罗制）的不足，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提高生产率。如果说，泰罗制代表冷冰冰的效率逻辑，那么行为科学代表的是感情逻辑；泰罗制的“人”是“经济人”，靠金钱刺激和定额奖惩来推动，行为科学的人是“社会人”，有更多的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成为企业组织中的最高价值）。由此可见，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思想上之所以比泰罗制更胜一筹，根本原因在于它体现的是另一种哲学原则，另一种价值观。换言之，行为科学在管理思想上比泰罗制更多地体现人性的需要——在泰罗制下，人在强大劳动纪律压迫下，在监督员的直接监视下象机器齿轮那样转动，在劳动中，人是被迫服从的，人是纯粹客体。行为科学则主张工人可以自由发展意见，在同事之间与上级之间建立新的个人联系的社会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归属的集团，每个人都必须作为集体的一员而不能过隔绝孤立的生活。哪一种管理理论更能满足人性需要，不是很清楚的吗？至于从本世纪80年以来出现的最新企业管理思想——企业文化，同样反映了企业管理理论对人性需要的尊重。根据马斯洛的《人的动机理论》，在人的需要诸层次中，“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后的两种，它们是在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能够实现这两种需要的人，可以期望他具有最充分、最旺盛的创造力。而企业文化思潮的产生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渗透到企业管理理论中去。管理学家认为，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过份依靠规章制度，管理结构、工作程序的死板管理方式，应当努力把企业的基本信息、基本价值观等灌输给职工，形成上下一致的认识，使企业全体职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工作，并在这过程中使自己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这样做了，就会产生强烈的使命感，激发出最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总之，企业文化的管理思想就是把具有丰富创造性的人作为管理理论的中心。它体现出管理中人性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强调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这似乎是西方企业管理理论走过的道路。
把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自觉应用于管理，还要看到“人性弱点”给管理带来的问题。人总是“从自己出发”（马克思语）这一基本事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很容易产生“人性的弱点”。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的关系之“物”化（商品、货币化），即人与人的关系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因此暴利引诱会驱使人铤而走险。尤其是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更是如此。所以有人针对不久前巴林银行破产事件指出：“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最难控制的风险就是人性。”〔12〕巴林银行事件发生后，各国纷纷研讨如何控制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堵塞这一人性弱点给管理带来的漏洞。
在人的市场行为中所透露出来的人性弱点，就其实质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异化的必然产物。商品、货币本来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劳动的结晶，但市场经济使这种“人手的产物”反过来支配人，就如同宗教中“人脑的产物”（神、上帝）反过来支配宗教徒一样。货币从一产生就带有神秘的性质，它作为一般等价物在人们面前代表一种仿佛是万能的社会权力，使人们对它顶礼膜拜。拜金主义（货币拜物教）由此产生，从而使许多人的人性（在个体来说，就是个性）被扭曲。在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中，所谓人性异化、个性异化问题只有在消灭了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不再存在。但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在讨论市场行为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时，不打算过多涉及它，尽管在理论原则上说，市场行为中的人性弱点同它并不是完全无关的。
注释：
〔1〕《国富论》第1卷。
〔2〕〔3〕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第259—262页。 三联书店出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
〔5〕〔6〕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66、68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这里的“边沁”代表个人利益。 边沁说：“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像其他人一样，构成了社会的一部分吗？你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
〔8〕（《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191页。
〔10〕〔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2页。
〔11〕《国富论》中以下一段话可以证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来的：“鉴于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把目标对准其产品可能具有最大价值的产业，因此，每一个人都必然辛勤劳动，为社会提供他可能提供的大量岁入。一般地说，他的确既不是有意识地去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也不知道……象他这样把目标对准其产品可能具有最大价值的产业，他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公共利益，他所注意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也象在其它情况下一样，一只无形的手使他产生了一个他没有注意到的结果。对于社会来说，并不会因为这个结果是在无意之中产生的而总是一件坏事。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去促进社会的利益，往往比他真正有意识地去促进社会利益更加有效”（《国富论》第6卷第11章，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13〕台湾《工商时报》199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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