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三农”主体话语 生产与实践建构
刘 楠 周小普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提要：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主体”话语的阐述，体现出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战略转型。话语具有社会建构性，以话语分析理论为框架，农民主体话语的历史变迁反映出时代价值趋向。从社会、经济、文化不同话语维度来看，如今的“三农”主体话语更强调内生性治理、挖掘主体资源，以及文化自觉自信的培育。具体到主体性的实践建构路径，可以学习创新案例，利用新媒体时代的赋权功能，拓展主体表达的话语空间，提升农民话语权，加强农民能力建设。此外，要加强农民内生组织性，发挥多元行动主体的嵌入力量，从而激发农民主体性活力，重塑乡村本体价值，真正助力乡村建设。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农民主体；话语实践；话语建构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做出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基本原则问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提道：“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加强制度建设、政策激励、教育引导，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1]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将“三农”相关问题放在首位，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到“乡村振兴”等战略，也一再强调乡村之于中国发展的关键性。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主体”话语的彰显，是强调农民作为积极能动人的主体意义。所谓主体，其实质是人乃万物的主宰与中心、社会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自身的塑造者[2]2，26。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能动的实践主体，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主体、自由的主体。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在乡村建设与振兴的过程中，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等，发挥着关键作用，回归农民主体话语，是重塑乡村本体价值，挖掘内生力的现实选择。
话语是联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介，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农民主体”话语作为一种价值形态，释放出顶层信号，反映出新时代发展中“三农”工作的需求和实践方向。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和社会变迁具有内在关联性。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话语分析的三个向度的框架是“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作为社会实践重要组成部分的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文本偏向语言学，话语实践是文本的生产和消费，而社会文化实践是解释话语实践的基础[3]3。“三农”话语沿革与社会变迁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建构着新的社会实践。如今在学界各种关于乡村振兴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从理论溯源和现实困境等角度研究农民主体问题，而把“农民主体”和话语分析理论综合起来，尤其是从媒介生产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
1.文眼诱导。即抓住作品中表现作者感情的画龙点睛之处，细细品味，从而感悟作品那种浓烈的情感。如：《我爱故乡的杨梅》标题中的一个“爱”字就把作者对故乡杨梅的那种深情直白出来了。文中的每个字词都蕴藏了一种“爱”之情。
本文试图以话语分析理论为框架，围绕“三农”问题中的“农民主体”为关键词，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来梳理“三农”主体话语发展的历时沿革，剖析话语发展的新趋向，结合现实实践分析农民主体话语在价值观认同方面独特的功能与作用，提出主体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和策略，从而为确保“农民主体”地位的落实，让乡村回归本位主体促进振兴，探寻现实的路径可能。
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有限等方面，提升农民话语权，需要培养农民话语表达的主体性意识与能力、完善和创新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制度机制，通过增强农民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输入产生影响力[22]。主体性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性、自觉性和超越性。农民主体性的建构，分为自构和他构。所谓自构是农民从时代发展需要出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并朝着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方向前进的过程[23]155。话语能力的培养涉及主体发展和能力建设。对此，乡村振兴战略也提到了具体实践的方向，例如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参加中高等农民职业教育，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等。这些都有助于话语表达能力的提高，以及媒介素养的学习。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话语的文本变迁和新语态
话语分析是一门从语言学、文学、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言语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新的交叉学科。话语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话语结构在不同公共语境中的劝服效应。话语分析的两个视角，一个是文本视角，一个是语境视角。前者是对各个层次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后者是把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考察[4]18，26。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三农”话语的文本变迁反映着时代语境下的价值趋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等一系列举措让乡村社会的活力被激发，“三农”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成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在改革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明显。1982年中央第一次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1982年到1986年连续4年，2004年到2019年连续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关注“三农”问题，涉及农民增加收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等若干意见。从这21年的一号文件文本分析来看，前些年更强调“为人民服务”“尊重群众”“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真正开始出现“农民主体”话语的是2016年一号文件，其中提到，“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2017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充分发挥农民在建设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主体作用”。2018年一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2019年一号文件提出，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之一是“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从话语文本中表述的变化可以看出，“三农”话语表述从自上而下的命令、由外而内的帮扶，越来越开始突出“农民主体”的话语表述地位。
大众传媒具有信息传播、文化传承、协调社会、环境监视、教育普及、技术扩散、观念更新等众多功能，也是农民话语权呈现的重要空间。传播媒介作为沟通和融合城乡社会发展的桥梁，日益成为拓展农村社会空间的重要介质[8]255-256。如今，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引发传媒格局的重大变化与调整，给“三农”话语的表达带来了机遇。新媒介环境中“三农”新话语生产也带来话语形态的革新。主流媒体关于乡村振兴议题的节目增加比重，不仅在走基层精神倡导下深入乡村，贴近农民，还在报道方式和语态上努力回归人民中心，体现农民主体意识，挖掘乡村内生力。例如《记住乡愁》纪录片、《扶贫周记》《脱贫大决战》等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媒体内容生产，通过典型农民的故事，把呈现农民脱贫攻坚的不懈意志和行动努力作为文本的重点，展示农民投入乡村建设的积极能动性。
农民话语权是指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以话语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作为影响他人乃至政府决策的权力、手段[5]。不容忽视的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国乡村裹挟入“城市目标导向”逻辑框架下的现代化洪流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温铁军提出“三农”问题是“一个因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6]。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强大阻力，当中国乡村与强势的“城市中国”狭路相逢时，“乡土中国”的话语权缺失[7]。农民话语权的缺失体现在农民意识观念保守落后、农民经济收入低、社会权益保障不足、组织化程度低、组织性不强等方面。“三农”问题的突显以及呈现出的后果，也促使我国关于乡村发展的路线图不断改进并逐渐清晰明朗。随着国家“三农”相关政策的改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乡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农民的负担减轻，各项权益扩大，中央一号文件不断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增强了农民的话语权，使乡村话语在国家传播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占据话语权高地。
其三，“三农”主体话语进路和文本创新，体现在媒体的话语生产中。
其二，城乡二元历史体制下，农民话语权缺失和重塑主体问题值得思考。
在传统的话语框架中，农民常常呈现“他者”“弱者”形象，缺乏主体性，被刻板印象化现象严重，自身利益表达平台少，媒介话语权弱。如今，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三农”政策信息的传播、基层扶贫实施信息的反馈，都需要发挥新兴媒介的传播优势。尤其是随着人人都可以生产信息的自媒体兴起，原来在传播链条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农民，开始成为“三农”信息生产的主体。新的信息生产方式开启了将社会资源配置给普通人的历史，从而吸引社会注意力，吸纳社会资源，重构资源分配关系，进而部分地再生产社会结构[9]。以新信息技术的拥有为突破口，社会化媒体和移动传播工具的发展，农民自媒体开拓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话语生产。从实践看，他们以展示强烈乡土气息的生活、劳作场景为主，拍摄做饭、插秧、收稻、养殖等画面，有的展示工匠才艺、工地打工状况。这些农民自媒体的“内视角”，补充传统媒体的“外视角”，形成多元立体视角，还有助于呈现农村文化传统中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情感价值等内容，调动了农民积极主动创造和表达真实情感的潜力。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主体的多维度话语实践
在话语分析理论中，和话语的文本维度侧重文本内容与形式不同，话语实践是联系文本维度和社会实践维度的桥梁。话语实践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它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包括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也有助于改变社会[3]59。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知识、学术和话语，都可能成为权力的表现形式[10]83。话语构成一个时代的知识结构，话语实践建构着权力分配格局，将意识形态的价值观通过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渗透到大众中，从而转换为大众的内在认同。
宝清县地下水补给量主要来源于降水入渗量、地表水体入渗补给、侧向径流补给、农田灌溉水回归补给。根据 《黑龙江省水资源综合规划地下水资源评价报告》，宝清县全县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5.18亿m3/a，平原区地下水总补给量为3.35亿m3/a，可开采量2.56亿m3/a。
乡村振兴战略是功在千秋、意义重大的国家战略，是面对中国乡村的千年变局在寻找治本之策。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则之一，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农民主体”的实质内涵，建构“农民主体”的新角色、新位置和新立场，积极探寻农民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新思路和新实践。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主体地位”的具体阐释是：“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利益有关社会治理，共同富裕是经济属性问题，幸福感是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对应此三点，以下分别从社会、经济、文化三种话语类型出发，来考察和分析农民主体话语如何在地区案例创新和媒介生产等实践中体现。
(一)社会维度话语：内生性治理整合外部嵌入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是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社会主体性指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和自治角色，社会维度的话语实践，体现在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地方尝试中。例如，山东日照市开展的“村民代表联系制度”，湖北襄樊市建立和推行的农村“说事制度”，都是推进农民的参与式治理建设。还有成都设立的村民议事会，由村民议事会依据村民实际的公共服务需求来决策建设。农民经过增权赋能，也培育了参与乡村发展和治理的各种能力，提高了组织能力。还有一些乡村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的表彰活动，从德治角度，发挥熟人社会的优势，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弘扬优秀乡风的内生动力。
村民自治和内生性治理的话语也呈现在媒体的内容生产中。传统媒体的“三农”基层治理议题，往往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权威人士承担政策分析、话语引导、总结和升华功能，确保积极正确的舆论导向，而农民在媒体话语中，常充当着被动辅助、验证的次要角色，不利于农民的利益诉求表达、政策效果回馈和细节的“纠偏”。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和自媒体崛起的双重语境下，媒体的“三农”议题也更重视农民主体的表达，农民自媒体人格化表达的鲜活内容也更快捷地进入主流媒体叙事中。例如，央视纪录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政论片《必由之路》就联合快手平台发起“我的选择我的路”话题活动，快手平台24岁彝族小伙某色拉博直播家乡“悬崖村”面貌改变的故事，被《新闻联播》报道，这些都增强了农民话语权的表达。
上世纪末以来开源软件(OSS)发展迅速，极大地影响了软件行业的市场格局，颠覆了一些经典软件工程理论.开源软件项目并没有传统软件工程项目中显式的组织结构和过程安排，也没有传统软件开发团队的过程成熟度等级，但所开发出的软件却可以与传统商业软件相抗衡，这引起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1,2].
实验主要研究下列问题：(1)根据学习者的眼动数据判定PPT课件的可用性是否良好；(2)PPT课件的不同设计要素对可用性的影响。
社会维度的农民主体话语以农民为中心，不意味着排斥外在的话语力量。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还要发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力量。新制度分析学派奥斯特罗姆(Ostrom)夫妇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通过外部嵌入和内生整合的方式，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例如发挥乡村内部的建设性力量，通过挖掘和发展农村基层组织、退休干部和老教师等方面的力量，结合外部嵌入力量，如驻村第一书记和各类社会组织等力量给乡村发展提供技术、信息等支持。通过内生性治理力量的有机整合和外部支持性力量的有效嵌入，促进基础性权力的强化[5]。多元主体行动者发挥能量的最大公约数将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结合起来，通过资源输入来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从而让农民具有自我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能力，是乡村治理能否有效的关键[11]。
(二)经济维度话语：基于乡村主体资源的产业兴旺
经济主体是指农民在农村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导权。乡村振兴强调产业兴旺是重点，提出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在此背景下，农民的身份与职业发生变化，农业的含义也有所拓展和延伸，在传统农业之外，还有一、二、三产业相结合衍生出的新型农业类型，以及伴生的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化生产经营模式[7]。需要警惕的是，“土地非农化”、农村土地的城市流转等问题有时打着公共事业的名号牟利，实际上违背农村现实状况和农民真实意愿，村庄在城市虹吸作用下被蚕食，会造成村庄的异化甚至终结。
“三农”主体话语实践在经济维度上要基于乡村现有资源，充分发挥乡村价值，乡村产业链延伸只有在乡村内由村民自己完成才是有意义的。产业融合横向表现为农业、乡村功能的扩展，实现乡村自然、社会、文化资源的融合，促进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协调发展[12]22。
基于乡村振兴的动力，一些地区在遵循乡村价值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各种典型经验。例如，四川的“小组微生”乡村建设模式，发挥乡村自治传统，村民广泛参与制定新村环境改善的村规民约。村民充分利用周边的自流灌溉体系资源，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建筑文化，开创田园综合体模式，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养乡村新型经营主体，村民经济生活得到改善。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相关内容，媒体话语生产也在进行议题设置。例如，央视《致富经》、湖北垄上频道，在报道内容重点上都积极推出乡村振兴专题，总结推广各地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中的创新做法和经验等，拓展媒体融合思维与新媒体平台联动，例如关注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农业产业模式、功能多样的特色小镇、农民合作社等。农民自媒体内容生产者，拓展话语权，成为乡村脱贫致富等真实变化的呈现者、实践者，有助于建构外界对乡村现实发展的认知理解，从而开展公共领域的问题探讨。新媒体时代的新特点，让“三农”话语传播冲破了时间与空间所构建的文化“牢笼”，便于信息资源的充分流动、共享和有效配置，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生产力，可以促进乡村的产业兴旺、农民的增产增收，从而给乡村振兴战略带来凝聚共识、深入人心、创新发展的机会。
本研究主要通过对校区现有装备的使用、维护、修理，并搜集和整理相关文献，来了解装备零件的加工制造工艺方法，研究部分零部件失效问题，研究建立相关教学信息资源系统，同时通过网络对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些教学案例库展开调查，探讨建立适合我院《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的案例库资源体系。
(三)文化维度话语：从文化自觉、自信到行动
其中DC(1)是检测能力因子，理想的检测能力因子是发现概率Pd和虚警率Pfa的函数，可表示为[18]：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乡村振兴战略提到，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国乡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根系，中华农耕文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发展史。然而不容回避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社会日益个体化，农村文化生活也越来越偏向私人化、娱乐化，而理性化、道德化的生活逐渐衰落。在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下，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渗透到乡村生活之中，从内部消解着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文化的意义体系逐渐支离破碎，价值信仰也被功利化的世俗主义所取代[15]。近年来，一些中国乡村凋敝的话语见诸媒体，影响着人们的全面认知。随着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开展，媒体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事求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客观全面呈现乡村文化复兴的话语内容。不仅是农民自身要内化乡村文化自信的主体意识，而是整个社会要建构乡村文化自信的价值观，形成社会认同。2013 年，国家农业部启动“美丽乡村”创建活动；2018年9月23日，中国庆祝第一个“农民丰收节”，这些都是基于乡村价值的具体话语实践。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近年来，乡愁话语反映了城乡之间人们的共同情感，“乡愁说”是现代离乡之人对于祖辈曾经生活的乡村衰落的一种内心评判和情感表达。但是，一旦这种乡愁转化成为付诸行动的乡村重建以及乡村社会的改造，它也就必然会带来见仁见智的路径和模式选择[16]。重塑乡村文化，要建设以行动者主体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文化转型是一种基于行动者主体而言的制度转型，其中最核心的是要看到乡村在自身发展上的主体性的参与程度的高低[16]，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提高农民主体文化意识，共建乡村文化复兴的精神家园。
三、新语境下“三农”主体话语的社会建构和实践路径
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理论认为，作为社会实践重要组成部分的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话语在社会意义上具有建构性，它不仅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在意义方面说明、组织和建构世界[3]60。结合乔纳森·波特的“话语建构主义”，话语既是被建构的，也是建构性的。话语是通过词语、习语和各种修辞方式建构起来的，行动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可以运用话语建构社会和世界[17]。
“文化主体性”是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的能动性理性认知。其核心意义是强调自主意识，凸显实现本土文化个性与多元包容性，实践过程中文化的生产和再造，是文化主体性的内在动力[13]。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建立需要“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14]166。文化自觉的目的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这既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契合要素的挖掘与选择，更是在本土文化与异文化相冲突之时，主动参与、学习与调适的能力，从而实现文化转型。
乡村振兴战略对“三农”问题的详细部署，对“农民主体”话语的强调，体现出了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战略转型和对乡村功能认识的转变。同时，话语本身也具有建构性，建构着公众的认知，召唤社会各方行动者的话语生产和实践行动。以下从拓展主体话语空间、提升农民话语权、加强农民内生组织性、多元主体嵌入行动等方面提出路径建议。
(一)拓展主体话语空间：利用新媒体时代的赋权功能
随着互联网时代新技术的发展，从广播电视到“村村通”工程再到互联网基础设施全面铺设，网络数字电视与无线网络等宽带业务，推动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农村网民规模持续增加。从话语权力的角度来讲，社会化媒体带来了一个重新赋权的过程。主流话语权力优势被削弱，曾经的主流话语权力拥有者要想成为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中心”，需要新的互联网思维和实践赢得认同。与此同时，草根话语权力向话语权力中心转化的机会增加[18]47-49。
互联网的新特点为乡村振兴的“三农”话语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冲破时间与空间所构建的文化“牢笼”，便于信息资源的充分流动、共享和有效配置，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生产力，可以促进乡村的产业兴旺、农民的增产增收，给乡土振兴战略带来了凝聚共识、深入人心、创新发展的机会。在乡村系统内部，乡村社会移动互联网平台的链接，通过虚拟在场将“半熟人社会”转变为“熟人社会”“再造社区”，建构了乡村内生秩序。一方面，“大V”“能人”所主导的网络自组织成为农村信息集聚的加速器[19]。另一方面，村庄通过网络公共参与努力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模式[20]。由此，也促进乡村内部公共空间的信息流动，真正拓展“三农”主体话语空间。
技术门槛下降的便捷性，让更多农民成为一个个节点的传播主体，传者和受者两者的界限逐渐消融。他们在“互联网思维”转型中，作为内容传者，完成了成功抵达受众的“用户驱动”思维的转变，借助社会化媒体，他们开启了主体表达的话语重构时代，成为乡村脱贫致富等真实变化的呈现者、实践者，有助于建构外界对乡村现实发展的认知理解，了解农民真实的生活状态、情感需求和实际需要，从而有针对性地推进乡村建设。
枪声定位系统中，节点检测的枪声信息中主要包括枪声到达声传感器阵列的时间，准确的时间信息能够优化系统的测试结果。在（DMTS）算法[12]的基础上，通过两次广播簇头的时钟信息来估算簇头和节点之间的相对频率偏差，并修正接收节点的本地时钟，时间同步算法流程如图6所示。
(二)提升农民话语权：“自构”和“他构”的努力
话语权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权力的话语权，二是作为权利的话语权。权力是通过话语来体现的，话语也可以成为权利实现的工具[11]83-84。话语把抽象的文化和价值形态以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使意义内容得以生动体现。个体在与群体成员交际互动的过程中，借助话语的陈述与表达，完成对群体文化的甄别与认定[21]。乡村振兴事业中，农民是否有足够的话语权，农民的话语权表达水平和实现程度如何，关系到其自身基本权利的维护，利益诉求的满足，关系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
总之，国际商法项目课程教学模式是以职业标准为基础，以课程定位为前提，以课程目标为指南，以课程项目为载体，以课程设计为依托，以课程实施为途径，以课程评价为保障的“标准转换、理实一体”课程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的七个环节环环相扣，递进展开。在第一轮教学过程结束时，课程评价的结果可以在下一轮教学活动中予以运用，实现循环优化。
不断改革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有助于实现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提升农民话语权，除了自构层面上自身认知发展能力的提高，同时需要他构层面的努力，例如话语表达渠道的畅通。以国家和乡村传播者为中心的乡村传播机制，要对传播理念、内容与方法进行改革，加强农民的参与，注重传播过程中的协作与会话，促进知识的传播转化为农民认知行为能力的提高[24]259。与此同时，新媒体时代的话语生产格局带来话语生产方式的革新，传统权威不再是话语权的垄断主体，各种社交平台诞生了不少新型农民“意见领袖”，让“三农”信息传播生态更平等多元，促进城乡互动，满足农民日益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构建信息平等流动的舆论场域。
(三)加强农民内生组织性：基于乡村价值重建主体性
所谓农民的组织化，是指农民为了更好地实现、维护、促进自身利益而联合起来形成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组织的行动和过程。农民的组织化既能表明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和协作程度，又可显现农民作为一个劳动集团的社会组织化水平。现实生活中，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组织性不强，是制约农民主体性发展的因素[2]101。乡村的去主体化表现在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乡村社会丧失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力。如今，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建乡村的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力[25]。
选取农户1.2亩路边田为试验示范地，使用滴灌二铵、大量元素水溶肥，此报告定为示范田；示范田周围田地使用磷酸一铵55%、罗布泊钾肥52%面积共1.2亩，选取树龄相同的半亩作为对照田，此报告定为对照田。均根据农户常年种植习惯与用肥习惯进行相同施肥与管理。
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到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的“半熟人社会”，再到吴重庆总结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主体建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内部分散化的利益表达往往弱化利益表达的实际效果，难以引起公共决策的重视。如何建立有机团结的内生组织非常重要。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提到，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小农农业关涉到主体性，强调与自然一同工作、相对独立和匠人工艺所产生的价值与满足感，以及人们对他们构建成果的骄傲与自豪，体现了人们对自身力量和洞见充满信心。小农对农业生产进行缜密的规划，所有相关的活动都能够互相协调、配合。小农还会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26]。
基于对乡村价值的认识，基于乡土共同体的地缘性和精神纽带，小农户联合起来，充分发挥潜能开展合作，可以通过组织化实现规模化。现实中已经有不少可借鉴的实践，例如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形成资金互助部、农民技工学校、青年有机农场、老年人照顾中心等多功能的组织网络，走出了依靠农民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类似的还有河南兰考南马庄合作社，农民组织起来，探索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三位一体”模式。不可忽视的是，农民的分散性、流动性导致实体组织构建有一定难度，在互联网时代，农民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开始建立网络自组织，则能突破时空限制，快捷有效地发挥信息分享、情感沟通、互助维权等功能，充分发挥组织化的力量。
(四)多元主体嵌入行动：全面整合能动性资源
乡村振兴战略提到，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不是由单一主体参与即可完成的，多元主体行动者可以建立一个互相支持的合作关系网络，激发农民的主体性。例如，一些学者、社会人士等通过参与式行动传播，学者深入农民工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引导农民对媒介的使用和参与来赋权，使其在话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领域有可能得到权力和能力的提升，发掘传播嵌入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力量。行动者们不但自身参与观察，更注重培训和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从而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多元建设探寻了一种内生性、有行动力的新范式。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格局中，中国乡村长期作为城市转嫁发展成本的“受体”，主体性缺失。乡村复兴，关键是要让乡村回归到其在城乡连续统一体中的主体本位，让“三农”基于乡村本源价值发挥其主场优势。“新三农”关系不同于单线条、锚定不变的传统“三农”关系，而是对资源再进行多元形式及多元值匹配[7]。可以借鉴的案例是，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乡村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把城市普通消费者对健康食物的需求和小农户健康农产品的生产相结合，通过有机组织渠道，将生计资源和社会资本转化为贫困人口的收入，实现精准、稳定和可持续的脱贫结果[27]。
从多元利益主体的角度来看，中国乡村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孕育着旅游发展、文化创新等诸多机会。通过助力乡村振兴，社会企业责任力的传播也可转换成形象资本和资源效应，体现多元行动者的增值力量。例如，“农村淘宝”打通“直供直销”供应链体系，建构城乡信息传播系统，帮农民走上数字化电商脱贫之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电商扶贫行动”活动，就邀请一些农民自媒体达人，作为义卖直播的主播，发挥其粉丝优势带动贫困县农产品的销售。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风向标下，政府、媒体、民间、市场的信息传播和行动实践，交相辉映，形成公共领域的不同主体协商对话，也为农民主体话语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更多元的平台支持和渠道拓展。
四、结 语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8]1-2。如今，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在乡村振兴这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前，多元行动主体要发挥积极力量。其中，农民主体意识的形成、能动性的发挥，是关键的引擎作用，关系着农村的发展、农业的转型及农民美丽幸福中国梦的实现。理解乡村的核心就是理解作为乡村主体的人，乡村建设要以农民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目标，对农民问题的关注，要让能动性的个体走在历史前台，回归农民主体话语，重塑乡村本体价值。
话语和社会既互相构成、互相制约又相互影响，话语既是被建构的，也是建构性的。要通过保障农民平等充分的话语权来增权赋能，用积极的话语实践建构主流价值观的信仰体系。农民主体性缺失造成社会权力中心偏差、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等问题，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不容忽视的是，农民主体性缺失是由历史和现实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例如城乡二元机制导致的权利不平等问题等。农民主体性的发展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农民主体性的培育和发展是涉及“自构”和“他构”的系统工程，需要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努力。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主体话语的阐述和强调，反映着时代语境下的价值趋向。“三农”主体话语进路和文本创新体现在媒体的话语生产等层面。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中，努力呈现“三农”主体内容的表达；农民自媒体在技术赋权下，开拓从边缘到中心的话语生产；而多元主体嵌入“三农”信息传播，推动行动者网络力量增值。具体到话语实践，从社会维度话语来看，主体性体现在内生性治理与外部嵌入力量的整合上；从经济维度话语看，要重视基于乡村主体资源的产业兴旺问题；从文化维度话语来看，要把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转化为现实行动。
关于新语境下“三农”主体话语建构的实践路径，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利用新媒体时代的赋权功能，拓展主体话语空间；二是“自构”和“他构”的努力，提升农民话语权；三是基于乡村价值重建主体性，加强农民内生组织性；四是发挥多元行动主体的嵌入力量，全面整合能动性资源。由此，在国家、媒体、市场、民间的话语实践中，激发亿万农民的主体性活力，挖掘乡村内生，破解“三农”难题，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从而真正推动乡村发展，促进城乡共存共荣，开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3）在编撰安全检查表时尚需结合各自单位和实验室的实际情况，采纳安全管理相关专家和本单位和实验室从业人员的建议，分析各种内、外部相关条件，在总结实际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出内容完善且切实可行的安全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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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 2019) 05-0215-07
作者简介： 刘楠(1982—)，女，河南平顶山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周小普(1954—)，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林杰；校对：鲁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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