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分析的建构主义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利益论文,视角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利益是外生的、给定的，还是建构的、内生的，已经成为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争 论的焦点之一。以美国新锐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 学派认为，国家利益是在国际社会中建构的，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文化、规范、共有观念 ，不仅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行为，而且还可以更深程度地建构一国的身份和利益。 温特在建立了他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社会的三种无政府文化内化的三个等 级，以此构建了他的建构机制。[1]但温特的机制只是一个“理想类型”，它没有考虑 到在同一无政府文化之下，国际社会可能存在的不同规范，有些规范之间可能相互冲突 ；而不同规范的建构进程、建构结果或许也大相径庭。
正是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之上，本文尝试建立一个规范建构国家身份和利益的经验 模式。这一模式的建构变量是国际规范，其建构进程分为三阶段：规范的起源阶段、规 范的社会化阶段、规范的内化阶段。在建立了这一模式之后，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规范 建构国家利益的条件。
一、规范的起源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国际规范的起源问题研究较少。规范的起源实际上是一个长期 、缓慢甚至伴随着激烈斗争的过程。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规范， 其起源的进程可能都不同，但是一般都涉及到建立、倡导某种规范的个人、规范倡导者 开展活动的组织平台，有些规范产生并依托于某些具体国家。本文将个人、国际组织和 国家统称为规范的施动者(agent)。
建构主义学者中真正关注个人在规范建立中作用的是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 re)。在她1996年的个案研究“规范与战争：国际红十字会和日内瓦条约”中的亨利· 杜南(Henry Dunant)和“规范与发展：世界银行和贫穷”中的麦克拉马拉(Mc Namara) 就扮演了倡导新规范的作用。[2](P2、P4)一般来说，作为规范施动者的个人对某种适 当的、理想的行为规范具有强烈信念，并敢于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挑战现存的不合理的 规范，而这对于规范的起源非常关键。[3](P897)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规范倡导者寻 求建立新的规范?芬尼莫尔从移情、利他性以及理念信仰等因素出发来解释规范倡导者 的动机。[3](P898)芬尼莫尔关于规范施动者的倡导规范的动机更多是从自己的个案研 究中得出的。而正如她本人指出的，她选择的个案都是涉及“低政治”(low-politics) 领域，如各国建立科学机构、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2]( P31)涉及这些问题领域的国际规范一般不会引起很大的国际分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分析，规范倡导者的动机是良好的。他们希望将自 己认同的某些观念、思想通过某种机制传播到这个世界。
规范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比较复杂。在某些规范倡导者那里形成的理念，如果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并通过建立某种国际组织吸取了这种理念，那么就表明这种个人或者 某一社会团体的理念已变成为国际规范。这些机构就是为某种规范的建立而设立的，如 “绿色和平组织”、“红十字会”等许多非政府组织。(注：但是这些常设机构有自己 的工作目标和议程，并不完全是为了宣传某种具体规范。)作为规范形成的一个制度化 机构，国际组织不仅可以成为某些规范倡导者的依托，而且它一旦成立后本身也可以促 进大量国际规范的产生。如“红十字会”成立后，其职责从战争中的“救死扶伤”、“ 优待战俘”发展到救灾、人道主义救济等多方面；联合国也从成立初期的维护“集体安 全”的国际组织发展到促进经济、社会、科学、教育、文化、人权等多领域发展的国际 组织。
芬尼莫尔无论是在实证研究还是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模型中，关注的对象都是个人(规范 倡导者)和国际组织在规范起源中的作用，没有足够重视国家在推动规范产生中的作用 。笔者认为，国家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促进了规范的产生：首先，有些规范本身就是从国 家内部产生的，许多国际规范起始于国内规范，并通过各种规范倡导者的努力而成为国 际性的。例如，妇女选举权，就是开始于一小部分国家国内政治变革的需要，最终成为 一个国际性的规范。第二，规范倡导者和他们赖以存在的组织都需要获得国家行为体的 支持以采取他们倡导的国际规范，特别是获得一些“关键国家”的支持。第三，根据温 特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正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导致了国际规范的产生。
无论是个人、国际组织还是国家，都可以作为施动者推动国际规范的产生，并使之向 国际社会其他国家推广。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在规范起源阶段，它们仅仅了解到某种 规范的存在，没有任何国际、地区或者国内压力要求它们接受国际规范。
二、规范的社会化
规范起源之后，其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机制向国际社会扩张，向其他国家内部渗透。这 些机制包括规范施动者的说服、教育、压力以及规范建构的对象国自己的学习过程。本 文将所有这些机制统称为“社会化”，并将它作为规范从起源到内化的一个重要过渡阶 段。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社会化”一般指人们通过社会互动，形成人的社会属性并与 社会保持一致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化”的概念被引入到政治学研究中 ，政治学者提出了“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国内学者王沪宁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 治文化从两个方向传播开来：一方面，政治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 化条件中获得政治态度、政治观念、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另一方面，政治共同体传播 自己的政治文化，使新一代成员进入有关政治生活的思维和行为的传统模式。政治社会 化的第一个过程表现为个体学习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的第二个过程表现为政治文化的传 播过程。[4](P181-182)本文讨论的国际规范社会化问题，实质上就是政治社会化过程 ，它应该包括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学习社会规范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国际规范主动 地扩张、渗透过程。在社会化阶段，国际规范的社会化可能产生两个结果，或者说规范 同时具有两个功能：一种是对国家行为的改变；另一种是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温特 将其区分为“简单”学习和“复杂”学习。其中简单学习就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 范的过程，而复杂学习则涉及身份和利益的形成。本文认为，社会化阶段只是对国家行 为的改变，而身份和利益的改变需要到内化阶段才完成，内化是社会化的结果。
建构主义学者一般重点研究社会化的学习与教育机制，其中学习的主体是作为建构的 对象国政府，而施受教育的主体则包括国际组织、“关键国家”，甚至一国国内的利益 集团和政治集团。当然，对某些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说，制裁也是规范社会化的有效工具 。我们可以从社会化的主体出发来研究社会化的机制。
首先是国际组织的教育和制裁。国际组织的结构不同，可为规范倡导者提供从事教育 的工具也不同。像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尽管不是为促进规范而专门设立的， 但是，它们可以利用其资源及对落后和不发达国家的平衡杠杆，寻求其规范的扩张和渗 透。而非政府组织和跨政府组织网络在与强国打交道时，很少能够强迫其接受某种规范 ，必须进行说服。说服是规范社会化的重要机制。当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随着国际 组织功能的扩张、权力的增强，某些政府间国际组织甚至可以通过制裁以迫使某些国家 接受公认的国际规范。如联合国80年代对南非的制裁，迫使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
其次，“关键国家”的示范效应。如果说国家在规范起源阶段的功能表现还不明显， 那么在规范产生之后，在规范倡导者们的说服下，可能有一批“关键国家”率先接受规 范，进入内化阶段。至于为什么有一批国家先行一步，可能与规范的属性、这些国家的 国情、包括现有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的匹配程度、国家决策者的偏好、国家的历史文化 、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关。在现实世界，任何国际规范的推广都不可能完全同步，总有一 批国家由于种种内外因素首先接受了新的国际规范，这些国家就是国际社会的一些“关 键国家”。“关键国家”的标准要视问题的领域而定，但是一个大致的标准是：没有这 些“关键国家”，那些规范目标的实现就要打折扣。
第三，政府承受的压力。随着其他国家对国际规范的接受，对于某些没有接受规范的 国家政府来说，此时它们要承受一定的压力，压力来源于包括国际组织和上述的“关键 国家”。由于国际规范一般比较容易影响国内的非主流规范，这样国际规范的施动者— —国际组织、国家就同国内支持这种规范的利益集团、政党甚至社会精英结合起来，共 同对该国政府施加压力。例如，国际反种族隔离制度规范首先影响并最终和曼德拉领导 的反种族隔离斗争的目标趋同，但是南非政府在正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前，反种族隔 离制度的要求在南非国内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南非白人政府因此承受了来自国内政治 斗争和国际制裁的压力。这样，国家及其政治精英受到了双重的压力：国内非主流规范 以及它们影响下的政治运动的压力；国际上来自已经接受了国际规范的其他国家、国际 组织的压力。国际规范的社会化过程就将国际规范和国内因素结合起来。
第四，政府本身的学习。内部、外部的压力并不能保证政府遵守或者学习某种国际规 范，外部的压力必须变为内部的动力才能开始国家的社会化进程，许多国家采纳新的规 范动力“可能归结于在国家之间的‘趋同’的压力”。[5](P735—745)而芬尼莫尔认为 ，这种“趋同压力”的三个可能动机包括合法化、一致性和尊重。[3](P903)合法化对 于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合法化在塑造国家行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国际关系现 实中，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互动中被贴上“无赖国家”或者“恐怖国家”的标签，那么 它将承受很大代价，因为这将导致国家的威望和信誉度的散失，而这些因素在对该国的 国际互动中产生不利影响。国家对其国际合法化的关心将有助于其公民承认统治该国政 府在国内的合法地位，也就是说，国际合法化有助于促进国内的合法化。一致性和尊重 包括的是国家和其他国家“趋同”之间的关系。一致性的含义包括阿克斯洛德(R.Axelr od)称之的“社会证件”——国家遵守规范表明它们已经适应了它们所在的环境。[6](P 1105)尊重同一致性和合法性密切相关，但是它更加深入，因为它认为国家领导人有时 候遵守规范是因为需要别人重视他们。[3](P903)这种趋同压力可能会促使国家开始规 范的学习过程，包括模仿其他已经接受了规范的国家、同国际组织或其他国家展开双边 和多边谈判，例如中国同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国进行的谈判。通过这种学习，国家逐 步改变自己的行为规范。
三、规范的内化
随着规范对一国的进一步渗透，规范社会化过程的继续，规范可能最终被该国政府接 受，这就意味着规范在该国取得了合法性，也意味着上述社会化过程的结束。规范一旦 被一国内化，那么对规范的遵守就成为一种自动现象。对建构主义来说，规范的内化意 味着国家的身份以及依据身份的国家利益也发生了变化。对规范的遵守不再迫于国际和 国内压力，甚至也不是某一政权为取得合法化需要而做出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同 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密切相关。选择遵守规范也是一种国家利益考虑，但是这里的利益是 已经根据规范的要求建构的，并不是外生给定的利益。至此，我们可以说，规范完成了 它的建构使命，国家因此而取得了新的身份和利益。
当然，从社会化到内化，可能也会伴随着政治冲突、国际制裁，甚至不排除发生政权 更迭的可能，苏东剧变就是这种冲突的典型。也有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规范的内化和制度 转型的，如南非白人政府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承认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的合法性。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规范内化都要经过激烈的政治过程，一些非政府组织倡导的规范的 社会化和内化过程就相对比较平静。像芬尼莫尔在其研究中涉及的个案，如“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倡导各国建立科学管理的官僚机构(如中国的科技部)、国际红十字 会倡导人道主义规范促使国家对非战人员和伤病员的保护、世界银行的发展规范怎样使 得各国重新界定了发展的概念。[2]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规范倡导者——国际组织耐心的 说服、教育最后促使各国领悟、自觉接受了这些规范。
至此，我们考察了规范从起源到社会化再到内化的整个建构过程。我们如果将规范建 构的全过程置于一个连续体(continuum)上，就可以更清晰理解规范建构的进程。在这 个进程里，起源、社会化、内化分别处于整个连续体的三阶段。在起源阶段，主要是规 范倡导者个人、国际组织甚至也包括一些个别有影响国家推动新规范的产生；在社会化 阶段，更多的国家、国际组织、甚至国内政治势力卷入了规范的渗透、扩张过程，通过 社会化的说服、教育、学习等机制，使得国际规范逐步渗透各国内部。随着这一进程的 推进，规范逐步被国内政府、政治精英和大部分民众接受，这样规范就完成了它建构的 全过程，内化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之中。
四、规范建构的条件
在讨论了规范建构的进程之后，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规范对国家利益的建构是否 具有必然性?或者是不是所有规范都能够内化到所有国家内部，建构所有国家的身份和 利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可能不是现在的情景。事实上，一 些规范可能在起源阶段就夭折了；一些规范可能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国际社会强大的抵 制而退出历史舞台；一些规范可能在某些国家得到内化，而在另一些国家可能难以实现 内化，甚至在规范内化的过程中根据国情对国际规范进行修正。因此规范的建构需要一 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涉及支撑国际规范的国家的特征、规范建构的对象国特征、规 范本身的属性。
首先，规范能否顺利实现建构过程与促进规范社会化、国际化的国家属性有关。国家 的属性包括国家权力的大小以及在国际社会享受威望的程度。在规范起源阶段，大部分 国家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规范的属性，所以往往根据规范倡导国、支撑国来判断规范的性 质并确定是否接受该规范。一般被公认为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倡导的规范更具有 扩张性。西欧近代创造的许多规范能够扩张到国际社会，这与西欧在近代拥有的巨大权 力有关。西欧向全世界的殖民扩张过程实际上也包含了规范的扩张。温特也强调权力的 重要性，他认为“对大国来说，因为大国具有实力，可以较少受到现有规范的制约，所 以更具创造新文化的能力”。[1](前言P42)但是，国家的权力并非是衡量规范支撑国的 惟一标准。
第二，从规范建构的对象国来看，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了，国家接受国际规范的动机 是国家的国际合法化需要。从合法化成为规范建构的主要动力来看，如果一国在国际社 会的合法性受到威胁和怀疑，例如国内发生动乱，那么就很容易采纳国际规范，因为此 时国内政治精英的合法性受到威胁和挑战。[7]另外，芬尼莫尔指出，如果国家寻求增 强它的威望和尊严，特别是对它们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并不满意的国家，将尽可能迫切地 、彻底地接受新的规范。例如，艾米·格罗威茨论证，日本比德国更迫切希望接受关于 难民问题的国际规范，因为，日本对它们在国际社会的领导角色并不满意。[8]
第三，规范的支撑国和建构的对象国无疑对于规范的内化作用很大，但是规范本身的 属性可能更具有影响力。当美国提出“人道主义干涉”的规范时，它几乎引起了全世界 的反感；但是，当它打着维护科威特主权的旗号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对阿富汗塔利 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发动一场“反恐怖主义”战争时，它几乎赢得了全世界的支持。 同是美国，由于它倡导的规范不同，所以取得的国际支持也不同。这里就显示出规范的 属性对于规范建构的影响。那么具有什么样的内容特征的规范更易于内化?西方学者对 此莫衷一是。约翰·伯里和乔治·托马斯根据观察提出了世界文化重要的五条原则：全 球主义、个人主义、自愿接受的权威、理性的进步以及世界公民权。他们认为根据这些 原则确立的规范最有可能在国际上取得成功。[9]芬尼莫尔提出了同市场制度、科层制 度和人类平等原则相一致的规范最容易实现内化，在全球扩张过程中也最有生命力，并 认为在20世纪末国际社会生活就是由这三种本质性规范因素组织起来的。[2](P131-134 )但是，西方学者提出的规范内容特征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在托马斯等人的世 界文化五原则中，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理性和权威本身就存在对立性一面。芬尼莫尔 提出的三种规范制度之间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主要在于平等与西方理性规范支持的 科层制度和市场之间，科层制度强调的“等级制”原则与市场制度强调的“平等”原则 之间也存在某种冲突。这一点芬尼莫尔自己也承认，“事实上，对市场原则惟一严重的 挑战是经济组织的官僚原则。官僚和市场制度是经济组织的惟一的选择”。[2](P131-1 34)这样规范在国际层次上还存在一个相互竞争的问题。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将西方学者提出的规范原则绝对化。它们在具体实现 的过程中还需要同各国的历史、文化、国情相结合。无论是市场制度、科层制度还是有 关人类平等的原则，在其扩张过程中都存在地方化、本土化的问题。从规范的属性看， 特别是针对具体某一领域的规范，新规范同一国现存规范的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它们的社会化和内化。芬尼莫尔认为，这非常适合在国际法范围内的一些规范，一个规 范在法律上的影响力和说服力直接同它是否适合现存规范框架相关。笔者认为，国家是 否接受某一国际规范，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某一国际规范，关键要看该国际规范与 国内在相关领域的现有规范的关系。如果是完全对立的，那么就难以被建构的对象国内 化，例如，西方的人权规范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如果国际规范对于建构的对象国来说 是完全新型的，新规范有助于促使国家取得“成功”，那么经过社会化过程，可能容易 实现内化，如十月革命后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果国际规范和建构的对象国 的主流规范——官方的规范——是不相融的，但是与民间规范、特别是与该国的文化传 统存在着历史上的渊源关系，那么它也可能最终达到内化，如苏东剧变可能与苏东地区 历史上的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有关。
综合以上观点，规范的内化既与规范的支撑国、规范建构的对象国有关，同时在更大 程度上与规范本身的属性密切相关。规范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但是并非所有规 范都能够建构所有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只能提供一个经验模式， 并且尽量考虑到了规范在经验层次上建构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