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辩证分化--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主流价值观的变化_社会价值观论文

主流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辩证分化--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主流价值观的变化_社会价值观论文

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辨证——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主流价值观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主流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主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8-0011-06

在我国,对价值观的全面系统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与价值观相关的一系列核心范畴,如主导价值观、主流价值观、价值导向、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价值判断、价值标准等等已经成为从学界的学术研究、到人们的日常用语、直到官方的正式文件都大量使用的概念。不仅如此,对价值观的研究虽然肇始于哲学学科,但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价值观研究又超出了哲学的学科领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甚至某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都要涉及到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因而程度不同地要使用上述与价值观有关的概念。还应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我国价值观研究与改革开放进程是同步的,而改革开放是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在内的全面而深刻的革命,也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一革命和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必将发生重大的变迁,但是,这种变迁究竟是指何种价值观的变迁,譬如是指主导价值观的变迁,还是指主流价值观的变迁,却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关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大的实践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有必要对与价值观有关的某些概念加以科学的辨证,以为价值观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为实事求是地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提供更好的分析工具和逻辑前提。笔者以为,对“主导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的辨证,恰恰就是在这方面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笔者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1]为了有说服力地证明这一断言,有必要厘清两个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混淆或等同的概念:主导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如果对这两个概念仍然是混淆的,或者仍然把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那么,笔者所作出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迁”的判断将无法理解和解释,与价值观相关的一系列其他重要问题同样也将无法理解和解释。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主导”和“主流”这两个概念时,一般总是把它们加以交互使用甚至等同使用。例如,在使用“主导”这一概念时,就往往暗含着“主流”的意思;而在使用“主流”这一概念时,则更明显地蕴含着“主导”的意味。这在将它们运用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时,显得尤其突出。譬如,不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官方文件中,“主流价值观”(包括“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最常被使用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往往不是指大众的价值取向,而恰恰是指具有浓厚“主导”意味的概念。在这里,“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完全被看作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的共同所指就是一个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的长期混用,以及“主流价值观”的普遍惯用,以至于在一个高度重视主导价值观及其作用的国度里,“主导价值观”的概念反而常常被淡出,甚至远远不如“主流价值观”的概念那样使用起来“顺口”,因而也就不如对“主流价值观”那样使用得更“普遍”。这样,“主导价值观”的概念反而被“主流价值观”的概念淹没了。

与上述将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完全混淆不同,笔者认为,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可以也应该将两者的区别弄清楚。这对于准确而科学地分析社会的价值观状况,考察价值观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笔者看来,所谓主导价值观,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及其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主导、引领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一般而言,只有符合以下条件的价值观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1)主导价值观通常是官方(或统治阶级)所倡导和推行的价值观。因此,主导价值观首先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它对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正因为这样,统治阶级总是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主导价值观的建设,并通过各种手段向全社会推行主导价值观。(2)主导价值观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或者说主导价值观能为人们的价值取向指明方向、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最深刻的价值依据。主导价值观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信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导价值观才被认为是对社会其他各种价值观及其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主导、引领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也才能发挥凝聚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观、进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3)主导价值观在缺位或功能失调时必将导致人们通常所谓的“价值观危机”、“信仰危机”和“道德失范”等价值观混乱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不论任何社会,既然有主导价值观,当然也就有非主导价值观;只有主导价值观而无非主导价值观的社会,或只有非主导价值观而无主导价值观的社会,都是不健康和不稳定的社会。

所谓主流价值观,则是指一个社会大多数民众即主流民众所信奉、或各种价值取向大体一致的价值观。主流价值观的主要特点是:(1)与主导价值观通常是由官方所倡导和推行的价值观不同,多数原则或大众化原则是判定价值观是否属于主流价值观的根本标准。主导价值观可以是社会大众所信奉的,这时主导价值观就与主流价值观实现了高度的统一①,但也完全有可能不是社会大众所信奉的;而主流价值观则必然是社会大众所信奉的。(2)与主导价值观具有价值导向功能不同,主流价值观是各种价值取向的汇流,而各种价值取向则深深地蕴含在主流价值观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主流价值观是社会各种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重叠共识”。指向大致相同的方向并为社会相当数量的民众所信奉的价值观,或者说,各种价值取向的大体一致,就是“主流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流价值观与价值取向是相对应的概念。(3)一般而言,社会的价值观危机并不是主流价值观造成的,而是因主导价值观的缺位或功能失调引发的,但是,一旦社会发生价值观危机,主流价值观就有可能发生在总的价值取向或价值方向上的改变和震荡,从而进一步加剧价值观危机。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社会,既然有主流价值观,当然也就有非主流价值观;只有主流价值观而无非主流价值观的社会,或只有非主流价值观而无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同样都是不健康和不稳定的社会。

一般情况下,主导价值观主导着主流价值观并规定着主流价值观的大致方向,或者说,主流价值观是受主导价值观所引领的,因此,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在总体上是“导”与“流”的关系。但是,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却有一致、矛盾、对抗等多种表现形式,且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趋于一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反过来说,一个社会是和谐与稳定的,也就意味着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不管一个社会是多么和谐与稳定,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总会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这往往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相互关系的常态,但必须把握好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之间相互矛盾的度。如果超出了一定的度,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之间就会出现冲突和对抗,如果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之间发生了冲突和对抗,那么,这个社会就必将不会和谐与稳定,甚至有崩溃的危险。不论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是一致、矛盾还是对抗,它们都存在某种转化的可能,特别是在社会革命时期,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必将发生激烈冲突和尖锐对抗,这就必然发生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的转化。这种转化一般是以既有的主导价值观让位于某种主流价值观或某种新的价值观并退出历史舞台,而某种主流价值观或某种新价值观转变为新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为表现形式的。当然,这种转化虽然意味着新价值观的产生,但在新的主导价值观还未真正确立和强大起来的时候,则常常是以社会发生价值观危机为必要代价的。由此亦可见,真正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与不稳定以及价值观危机的,是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主导价值观与非主导价值观和非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最后,还有一种情形需要特别指出,即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完全合一或同一,没有任何区别,这种情形是非常特殊的,即这个社会只有主导价值观而没有主流价值观,或者更准确地说,主导价值观本身就是主流价值观。这种情形往往意味着社会处于高压状态,或如涂尔干所说,这种社会是“机械团结”的社会,长远来看,它恰恰潜伏着极端不和谐和不稳定的因素。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将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等同起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必将造成的危害。

可以根据对主导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的辨证,来进一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某些重要问题。

我国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及其变迁的研究已经很全面、很深入,对其变迁也进行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概括和描述。如李德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新走向出现了如下深层特征: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普遍觉醒,社会呈现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的趋势;人们的价值取向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虚幻走向务实。[2]兰久富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出现很多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1)社会本位价值发生了重大变迁。一个社会中受人普遍关注并且作为最终追求目标的价值就是本位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不同于金钱)作为社会本位价值取代了过去的权力本位价值观和金钱本位价值观;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之时,知识价值也开始凸现为社会本位价值。(2)社会价值归宿发生了重大转移。所谓价值归宿,就是以什么人作为最后的价值主体。是以个体为最终的价值归宿还是以群体为最终的价值归宿,一直是近代以来人们所苦思的重大价值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价值归宿出现了从抽象的群体向现实的个人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与真正的集体相矛盾和冲突,而是更加适应、更加协调。(3)社会道德的“滑坡”。任何社会在转型时期都会出现道德“滑坡”现象,这是由于社会转型使人们的利益关系和分配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大大冲击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使社会道德以一种“滑坡”的方式表现出自身的运动。因此,道德出现“滑坡”,不仅仅只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有现象。(4)劳动价值的重新发现。劳动价值的重新发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息息相关,它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价值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热情,给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源泉。[3](P323-325)夏学銮认为转型期中国人价值观出现了五大变化,即从传统价值向现代价值、从他人导向向自我导向、从义务导向向利益导向、从集体取向向个人取向、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4](P77-104)王能昌从静态的角度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共存着五种价值观,即民本位价值观(集体主义价值观)、钱本位价值观(拜金主义价值观)、欲本位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个体本位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5]

以上这些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概括和描述,可以说都是有代表性的观点。但是,综观这些概括和描述,可以发现至少存在以下两大不足:第一,这些概括和描述几乎都有一种似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已经完成的意味,譬如“从……的价值观向……的价值观转变”(如“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之类)的通行表述方式就是明显的例证;第二,这些概括和描述没有指出和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究竟是主导价值观的变迁还是主流价值观的变迁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在根据已有各种概括和描述的基础上,力求克服上述不足,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归纳为以下更具解释力的四个方面,这就是:(1)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转变;(2)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转变;(3)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转变;(4)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转变。[6]这一归纳是要表明笔者以下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并没有完成某种价值观向另一种价值观的完全转变,譬如,并不是已经完成了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转变、从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的转变、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而是两两对应的价值观正处于“互动”、“融合”、“共存”、“并重”的张力关系中。如果认为这种转变已经完成,那么,是否意味着经过“转变”之后,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精神价值观等等就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诸如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物质价值观了?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在本质上并不是主导价值观的变迁,而是主流价值观发生了明显和深刻的变迁。也就是说,作为我国社会根本性质之重要标志的主导价值观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但社会大众所信奉的价值观却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而言,人们在坚信主导价值观的前提下,越来越多地信奉多元的、个体的、世俗的和物质的价值观。这一客观事实是难以否认的。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主流价值观的变迁而不是主导价值观的变迁。

根据上述对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两个概念的辨证,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作为主导价值观的,而与之对应的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则完全处于被排斥的地位,更准确地说,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处于绝对同一的状况,主导价值观就是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也就是主导价值观。这种状况由于抹杀了价值观的多样性,因而潜藏着社会危机的因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实现了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仍然坚持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并以这些价值观作为社会各种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排斥其他各种合理的价值观的存在,相反,这些具有价值导向作用的主导价值观与其他各种合理的价值观能够相容共济;同时,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对社会大众已经开始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它们一方面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信奉而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又与主导价值观处于“互动”、“融合”、“共存”、“并重”的关系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虽然社会主导价值观并未发生什么变化,但其主流价值观却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只要我们仍然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就必然不会发生根本性质上的变化;而又由于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就业形式等等日益趋向多元化,因此,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就必然趋向多元,从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应地也就必然发生各种变化。当然,正在变迁着的主流价值观又时刻在接受着主导价值观的导向和引领。可见,主流价值观变迁的总趋势表现为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不断地由矛盾状态向两者的一致趋近。而实现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的一致,防止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

其次,正因为上述两两对应的价值观的“互动”、“融合”、“共存”和“并重”,决定了当前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正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之中。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实现了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但这些“互动”、“融合”、“共存”、“并重”又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之中,它们一方面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

具体而言,这种张力关系的重要表征是:(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虽然发生了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但是,作为社会所倡导的一元价值观与其他各种价值观之间却又不时出现某些不协调。由于价值主体、价值标准、价值取向等越来越多元化,自然就会出现这些多元价值观对主导社会价值观的一元价值观的冲击,而社会所主导的一元价值观必须合理引导甚至必须控制其他各种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在社会转型时期,“一元”与“多元”的张力关系将会长期维持下去。(2)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的张力关系,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是否应该仍然作为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基础;个体意识、个体价值观与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性,或者说是否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否应该并何以能够整合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等问题上,这些问题在人们的头脑中正处于一种难舍彼此的状态。在实践上则主要表现在个体价值观容易导致个人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对整体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的侵蚀,而集体主义作为有着深远传统且曾经深入人心、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核心的价值观,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它将在重审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出现了较明显的世俗价值观淹没、消解理想价值观的趋势,功利主义等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开始对中国社会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消费主义既作为一种价值观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的影响日渐明显,但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和执着并未就此减弱,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涌动着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和对超越世俗生活的理想的追求。(4)与此相关的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物质欲望空前增强,同时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空前提高,人们在心灵深处力求实现物质欲望和需求与精神生活的和谐、达致义与利的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上述张力关系,有可能导致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失衡,也就是说,有可能导致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倾斜。这些价值观之间的失衡或倾斜通常以所谓价值观危机的形式出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和消除中国社会价值观危机的重要措施,就是努力实现上述价值观之张力关系的平衡,也就是要实现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良性互动。这也正是笔者试图辨证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良好意愿。

[收稿日期]2008-02-22

注释:

①在我国,也许正因为主导价值观是大多数民众所信奉的价值观,因此才造成了将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等同观之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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