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8)06-0058-08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思想活跃，异彩纷呈，这当然是好现象。但是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看法，引起了讨论。有一些是学术界的正常讨论，其讨论情况对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是有意义的。本文不是专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综述和评论，而是对若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观点（包括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所发表的），加以介绍和评论。
一、关于太平天国性质的讨论
太平天国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爆发的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带有新的时代特点、规模最为巨大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是明显的。1949年以后，我国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不断掀起高潮，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也有拔高的现象，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拔高现象更为明显，这样在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中就出现了违背历史事实的现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逐渐纠正了太平天国研究中不正确地拔高太平天国的不良学风。同时，太平天国的研究，也逐渐走向退潮。这本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
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极力贬低太平天国的情况。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卷，把太平天国贬为“神权政治”，认为这种“神权政治”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认为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中国将会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曾国藩率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代，是挽救了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东安研究员曾著文商榷。[1]近年来，否定太平天国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声音又有升高。200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潘旭澜著《太平杂说》，2001年史式发表的《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这一书一文是一个标志。潘旭澜指斥洪秀全是“暴君”、“邪教主”，认为洪秀全“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2]还说洪秀全“为了当天王而造反，他的邪说和暴政，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劫难，就应当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邪教主和暴君。”[3]史式则拿当今评价“邪教”的标准与太平天国相比附，认为“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4]这是拿现实政治中某些现象与历史上类似的现象相比附的结果，而这种比附是不恰当的。把太平天国看作邪教，正是太平天国的敌手当时的看法。奉曾国藩之命编纂的《贼情汇纂》就说：“从来叛逆多藉邪教倡乱，而粤匪为尤甚也。”[5](P251)
对于这种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见解，学术界许多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教授提出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方之光认为，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史实与史观结合的大历史范畴，实事求是地评价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宗教观，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还指出：对造成“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大灾难”的，究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是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起义和革命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批判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作者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所奉行的天道观与封建皇帝的天道观是对立的。清王朝和曾国藩等的天道观，是要保卫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天道观是要打破维护帝制的纲常名教，实行“天下为公”的“公平正直之世”。作者认为，否定太平天国，为曾国藩翻案，实质上就是为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清朝统治者翻案。[6]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春涛在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写了《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正》作为结语。作者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有关“邪教”定义的渊源，认为宗教上的正邪之争自古有之，“邪教”成为官方贬斥民间宗教的代名词。民间宗教是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本质上反映了封建时代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封建暴政是酝酿民间宗教的温床，民间宗教的兴起又是对封建暴政的无声的抗议和挑战。夏春涛认为：尽管民间宗教是一种落后的斗争武器，带有与生俱来的封建色彩，无力或无法最终超越封建统治秩序，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社会，但它反抗封建暴政斗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是不容否认的。因此对于历史上民间教门反社会、反政府的行为，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必须做出具体分析。民间宗教也是一种宗教，它与传统宗教并无所谓正与邪之分。这与当今冒着宗教名义建立的祸国殃民的非法组织是不同的。[7](P439-444)至于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夏春涛认为，它是一种典型的民间宗教组织，这种组织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特点。与基督教相比，上帝教具有鲜明的形而下色彩，它从属于世俗的政治斗争，是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主旨并不是追求个人的精神超脱、灵魂不朽，或实现无区分的人类博爱，而是以斩邪留正、营建人间天堂为己任。太平天国政权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也不可相提并论。洪秀全所代表的太平天国与曾国藩所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决不是什么神权与人权之争，而是两个对立的政权、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殊死决战。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描绘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前景，无疑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所能萌发的最为美好的公平社会。[7](P446-448)实际上，太平天国所要破坏的是一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公平正直的新社会。这与所谓反社会、反人类是根本不同的。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忽略了肯定太平天国的历史前提。
二、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反侵略问题的讨论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的反侵略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并无根本分歧。2006年1月，有一位客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集中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反侵略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这篇文章不仅对义和团反帝斗争大张挞伐，而且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反侵略问题也发出了质疑，问题提得似乎振振有词，很容易对一些缺乏近代史知识的青年读者产生误导。
这篇文章名义上针对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是针对我国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笔者尊重作者发表见解的权利，但不能赞同作者的见解。照《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的说法，如果清政府遵守条约规定好好与外国谈判修约，不要在广州搞什么反入城斗争，不要在大沽口反抗英法军舰的侵略，不要指定英法代表进京换约的路线，火烧圆明园的事就不会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打不起来了。[8]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主要不是修约和广州入城问题，而是侵略和反侵略问题。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只是两条表面原因，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它们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所谓“马神甫事件”、“亚罗号事件”就是这样的借口。
要求修约，是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国拿到更多权益的策略手段，换句话说，是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成果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国就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向中方提出修约要求。这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文翰提出修订《南京条约》问题，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国应毫无保留地给英国人开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国人走遍全中国不受任何限制。其实，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学者早已指出，英国要求修订《南京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南京条约》是一项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没有修订的规定；而修约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英国利用中国当局不了解欧洲人的国际关系知识，加以蒙哄和欺诈，清政府只有被牵着鼻子走了。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9](P687)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达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约的目的，这已经是既定决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把清政府拒绝修约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妥的。
外人入城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绝不是像今天这样看起来是小事一桩。《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旅行者及其家属）可以居住在港口，英国女王任命的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入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歧异。按照当时欧洲人通行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在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应允许双方各执己见。事实上，这两个文本都是英国提供的。英国人提供的中文约本，把港口和城邑区别对待，说明港口和城邑不是一处地方。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来源的不同解释。在中方看来，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条约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有学者认为，入城并不能给英国人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英国人更多侧重于心理方面。在英国人看来，他们是“高等民族”，拒绝入城是对他们的污辱，他们企图用入城的手段来击垮清政府力图保持的“天朝”颜面。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10](P106、114)这个评论是客观、公允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如果发生类似入城问题，完全可以拿到谈判桌上加以讨论，或者签订补充协议，加以明确规定，用不着使用战争手段。在当时英国的炮舰政策下，修约也好，要求入城也好，都是一种侵略手段。
前述文章指责义和团的行为是“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说义和团犯了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对义和团的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对义和团的历史评价显然是不公平的。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基本的口号，表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和反帝斗争的原始形式，表现了中国人民朴素的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1955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讲话，特别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11]这个评价，是符合近百年来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实际的。当然，义和团的“灭洋”具有不可否认的笼统排外主义的倾向。所谓“灭洋”，是对洋人、洋教、洋货、洋机器，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为什么一概排斥？农民看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给中国的危害。义和团的传单说：“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12](P120)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12](P112)这些认识，表明农民已经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后果，同时也反映了那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侵略的认识水平。那时的中国人（不仅是农民）还不能了解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先进，他们把侵略中国的洋人，与洋机器等同起来。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者有比较正确的认识，需要等到五四运动以后。因此，在看待义和团的历史作用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地加以分析，不要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也一起倒掉了。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农民如此。西方早期工人阶级也有这种情况。工人不能认识自己遭受剥削的原因，就痛恨机器，把机器砸了，也是常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这种现象。列宁评论说：“这是工人运动的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13](P86)我们总不能说欧洲的工人阶级也是反对现代文明的吧。我们在这里是要阐述义和团的历史作用，不赞成无原则地为义和团辩护，也不赞成无原则地把义和团骂倒。我们只是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一定的历史事件；认识历史事件都要以一定的时间、地点为转移。
前述“冰点”栏目上的那篇文章说：“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我们要问，作者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次序，究竟是不是历史事实呢？在笔者看来，不是历史事实。在义和团起事以前，列强在华瓜分势力范围、抢夺租借地，中华大地正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这是全世界都看到的事实，也是那时的中国人所忧心忡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前，义和团起事在后。难道这个次序不是客观事实吗？①
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松散组织义和团，其本身愚昧、落后，有许多缺点，没有先进阶级的指导，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必须指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共同特点，义和团运动不过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现。我们今天肯定义和团的历史作用，是肯定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肯定历史事实中的积极因素，强调在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时应当采取的历史主义态度。
三、关于“走向共和”问题的讨论
《走向共和》，是2003年5-6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热播的一部长达59集的电视连续剧。由于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的黄金时间播放，吸引了大批观众，获得了创纪录的收视率。
《走向共和》的编导们发表过一些意见。该剧的一位编剧说：“这部电视剧中所提到的中国经历的几大历史事件都是绝对真实的，毫无虚构。……所以这部电视剧才可以被人叫做历史正剧。最初策划这部电视剧时定的调子就是‘找出路’，不论是在野的在朝的，当时的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14]该剧的总策划说：“不仅仅是李鸿章，包括慈禧、袁世凯的定位，都是严肃的挑战。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史学成果为依据，特别重视近20年的新成果、新结论。”这位总策划还说，为什么要“走向共和”，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仍在大步走向共和。你问《走向共和》好在哪，我想第一，把这个戏的主题点出来了。第二，把戏的主线贯穿起来了。第三，它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我们一直走到现在，还在走，人们在读“走向共和”这四个字的时候，就是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走向共和。虽然我们不主张历史剧干预现实，实际上以史为鉴是有意义的。我把它叫做“探讨历史，观照现实”。[15]导演坦言：“《走向共和》是一部观点戏，为观众提供一种看历史的新的角度，观点抓住了，就一定引起争论。我们对那个时期主要历史人物新的诠释，对大的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都会带来冲击。但我们的理解都是有史料支撑的。”[16]
“走向共和”是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主题，如果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唯物主义，本可以拍出一部对观众很有教育意义的历史巨片。但是编导偏要挑战历史教科书，要“决胜”历史观，打出“人性”旗号，全面为近代历史翻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和批评。中国史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了讨论会，对这部影视剧作过评论，会后出版了文集。[17]
《走向共和》从洋务运动开篇，是告诉人们，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在走向共和了。命题似乎很新，但是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在历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评价分歧很大。对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方式，为此后中国的社会进步客观上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大家的认识是相近的。但是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却评价各异。分歧最大的是两种：一种认为洋务运动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进步的运动；一种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它所寻找的出路是避免清朝统治的灭亡。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比较激进的认识，即使这种认识也只是从经济运动的角度着眼，完全没有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层面。19世纪70-90年代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批评洋务派，恰恰是他们不注意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只注意“西艺”的皮毛。认为走向共和从洋务运动开始，是电视剧编导者的想象。
电视剧凭空捏造了一些情节，试图说明孙中山等革命派与清朝统治阶级的大人物共商“共和”大计。最突出的是安排了孙中山会见李鸿章和宋教仁会见袁世凯。历史事实是：孙中山1894年夏游历天津，曾上书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模仿西方国家，改良政治，发展工农业生产，认为这才是治国之大本，如果专搞“船坚炮利”，就是“舍本而图末”。孙中山希望通过清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官僚，采取一些资本主义的改良措施，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但是他根本没有得到李鸿章接见，他的建议也根本不为李鸿章理睬。通过这次上书的挫折，以及对北京官场政治腐败的观察，孙中山才理解了改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才下了推翻清政府、根本改造社会的决心。他1894年11月在夏威夷创建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里，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随后又在会员誓词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已经表明了革命的志向。电视剧却设计了李鸿章在家里接待孙中山并侃侃而谈革命的情节，以烘托孙中山与李鸿章共倡共和的气氛。这是在捏造事实，误导观众。
1909年皇族内阁成立后，袁世凯被逐出京城，在河南安阳洹上村养“足疾”，这是事实，但是电视剧设计了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宋教仁到洹上村拜访袁世凯，劝袁世凯反正革命，好像是过从甚密的老朋友，这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我们知道宋教仁长期在日本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大约1909年回到东北调查所谓“间岛问题”，写出了有关“间岛问题”的长篇报告，送交清政府。此事曾不为内外所理解，革命派内部认为他为清政府服务，日本认为他是奸细。此后他又返回日本，直到1911年1月回到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主持《民立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历史上不曾有过宋教仁到洹上去拜访袁世凯这样的事情。
这部电视剧违背历史事实的地方很多，尤其是为了歌颂李鸿章而设计的一些重大情节，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为了编导者们心中的历史，肆意编造和剪裁，哪里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呢？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腐败与落后，是中国社会难以进步的基本原因。这不仅是史学界的共识，也是整个社会的共识，这种共识尤其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程所证明。如果说近代中国走向共和是一部英雄史诗，那是对的，因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群众在先进阶级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腐败统治的斗争历程的确是一部英雄史诗。在近代中国，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政治势力创造的是走向共和的历史，帝国主义者、封建统治者创造的是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反对共和的历史。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换一个说法，近代中国不同的阶级和集团是在寻找不同的出路，而不是一个共同的出路。如果认为不论在野的在朝的都在为中国找出路，把“找出路”认为是所有的人都在寻找一个共同的出路，那是很大的错误。这是对历史发展完全错误的理解。实际上，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孙中山等革命派寻找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出路；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翼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寻找的是建立君主立宪那样的出路；封建统治者包括李鸿章、慈禧、光绪、袁世凯等人寻找的是如何维护统治又能有所改进那样的出路（即使在1905年开始的所谓预备立宪，统治者追求的也是在“皇位永固”前提下的立宪）；帝国主义者并不同意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愿意中国继续在颟顸的统治者底下维持统治，而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下，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一定引进，以满足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需要。北洋军阀以及袁世凯的帝制行为是这种需要的反映。难道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与军阀混战和孙中山的护国、护法斗争都是在为中国寻找共同的出路吗？如果以这种逻辑推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两人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寻找的都是共同的出路吗？不对的，它们寻找的是不同的出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所寻找的中国出路，绝对不同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寻找的中国出路。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策划者不仅把共和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而且认为共和是现在完成进行式，一直走到现在，我们还在走向共和。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共和。这叫做“探讨历史，观照现实”。显然，这是把共和政治作为中国的唯一选择、唯一出路，也是中国唯一追求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开创的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进步的。这个共和国虽然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相标榜，实际上遵循的仍旧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不是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已经过时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经过50多年，我国已经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体制需要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也需要完善，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在走向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我们今天还在走向共和，要用共和来观照现实。
以历史正剧相标榜的影视剧反映清末民初重大的历史事件，刻画一系列处在当时政治高层的最主要的历史人物，首先应该把握这个时期的历史本质。这个时期的历史本质或者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人民中间积累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和力量逐渐增长，终于在甲午战败以后，迅速产生了两种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一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指导下的政治行动，“公车上书”是其发端，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其终结；另一种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指导下的政治行动，形成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早期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同盟会在内）为其发端，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清朝专制帝制结束为其结果。这两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行动几乎是同时起步，并先后登台演出过一出出历史活剧的。清朝专制政府（包括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要人在内）对这两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行动是坚决反对的，是镇压的。这是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也是这段历史的本质。表现这段历史的文艺作品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既然以历史正剧相标榜，就不应该违背这个历史本质。
从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来说，电视剧《走向共和》作为历史正剧是不成功的。任何历史著作或者文艺作品，都不可能原样复原历史过程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根据经过鉴别的史料复原历史过程的本质特点。如果撇开历史过程的本质特点，去反映人的人性的一面，反映作为女人或者男人的一面，这对于后人认识历史、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有什么帮助呢！这个电视剧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人性的光辉的一面，反过来却揭露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人性的另一面，尤其对孙中山，把它刻画成一个小丑、疯子、骗子，完全与历史本质相违背，与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三个伟大人物的认识相反。按照《走向共和》的字面看，主角应该是孙中山，实际上孙中山变成了丑角，主角让位于孙中山等革命派革命的对象。这种艺术形象的颠倒，已经引起了观众历史知识的错乱，使得一些观众怀疑历史教科书的准确性。
《走向共和》是为了表达某种历史观点的政论剧。它是编导者们心目中的近代史，而不是真实存在的近代史。为了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当帮助学生分析近代中国历史的本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四、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的讨论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
1842-1860年，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标志，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形成了束缚中国发展进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正是这个条约体系，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和约》，完全形成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中国的革命政党推动的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旋律。这个革命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谋求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专制，以谋求国家的民主进程。在基本完成这个任务后，在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这是积110年及其后56年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凡是尊重历史的人，无不尊重这样的历史经验。
有一种认识，以为今天已经全面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技术了，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已经在走向全球化了，我们看待历史，就不要再讲侵略反侵略了。所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很流行，叫做现代化史观。他们主张用现代化史观取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形成的所谓“革命史观”，用现代化史观统帅近代史研究。
主张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体现了这种趋势。该书主张“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试图用这种观点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变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18](P3)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与变法派人士所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18](P53)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18](P81)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18](P171)等等。这些用现代化范式重新审视过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讨论。[19]这里要指出：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主张研究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他的《观察中国》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20](P13)“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20](P96)这是一个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观察，因而是一个正确的观察。费正清是一个生活在最先提出现代化理论的国家的学者，而且并不反对采用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结论何以与我们主张现代化范式的学者相差如此之远？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不再是反帝反封建了，而是现代化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阶级斗争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革命甚至改革了，当然也不再去讲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的反侵略了。在这种史观下，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见了，皇帝和官僚不见了，打倒列强不见了，革命也告别了，让慈禧太后去搞她的现代化，让慈禧太后、李鸿章去走向共和，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变得子虚乌有了。
总之，在现代化史观下，我们所了解的近代中国，中外史家基本上认同的以革命为基调的中国，面目全非了。
人类的历史进程是客观存在。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进程做出研究，正确地复原、描述并且解释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照顾历史发展主题周围的方方面面，在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历史进程的同时，总结历史过程的经验教训，给后来的人以必要的启迪。
所谓革命史观，所谓现代化史观，都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认识，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贯穿近代中国历史的真正的主线，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虽然在缓慢地进行，却从来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在近代中国，革命和改革是历史发展的主调，但如果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只有革命和改革也是不完全的认识，近代中国还有现代化进程的萌发，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生产力因素已经传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传入、无产阶级政党已经组成，现代化学说里主张的现代性的增长、传统社会因素的剥落，正在发生。主导中国两千年的儒家学说面对西方传入的思想政治学说（包括资产阶级学说和无产阶级学说），并无招架之力。但是，现代化进程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因此，现代化史观把现代化进程作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妥当的。按照唯物史观，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成为主流，是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之后，现代化进程实际进入中国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个时候，现代化进程是主导方向，阶级斗争是次要方向。在这个时候，把阶级斗争当成主要方向，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在1956-1976年的20年中，国家社会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奠定，但是政治运动不断，而且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进行的，这就冲击了现代化进程，影响了现代化进程，延缓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一个教训。1978年以后，党和国家把现代化进程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注释：
①限于篇幅，这里不详加论证。具体论证可参见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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