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玄学中“自然”的儒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试论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然”二字在先秦就已出现。最早见于《老子》中，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自然”在先秦大都为道家所谈及，儒家则大多避而不谈。《论语》、《孟子》中皆不见“自然”。而“自然”在《老子》中则出现了，《庄子》中出现了七次。道家的“自然”含义主要有二：第一指天然的、万物的本然状态，“以辅万物之自然，而非敢为也。”[②]第二指无意识、无目的、无为无造。“莫之命而常自然”[③]“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④]“自然”是道家手中的一张王牌，用以反对儒家。儒家积极入世，道家则遁归“自然”。老子把“自然”和道联系起来，“道法自然”，而道和仁义是相对的，“大道废，有仁义。”庄子亦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⑤]他说，古代之人“在混芸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时“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不得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时的人们“莫之为而常自然。”[⑥]至是后来的人们破坏了这种“自然”，出现了圣人，发展出了仁义，才导致了人与人争夺，社会混乱。因此道家主张绝圣弃智，遁归“自然”。
时至魏晋，“自然”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自然”被“名教”化了。玄学家把“自然”和“名教”相提并论，“自然”和“名教”的关系成为玄学家探讨的重要命题。所谓“名教”就是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名称始于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之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其核心是儒家的三纲五常。“自然”的“名教”化实际上就是“自然”的儒化。玄学家通过“自然”和“名教”关系的探讨，对“自然”进行了改造，“自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自然”被儒化了。如何使“自然”儒化？玄学家主要通过以下三条途径。
第一：“自然”本体化，由“自然”而生“名教”。这一观点主要以夏侯玄、何晏、王弼等“正始之音”的玄学家为代表。先秦时，老子把“自然”和“道”联系起来，“自然”就出现了本体化的端倪，但老子就此止步发展他的“道”去了。“正始之音”的玄学家在老子停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往前走，终于使“自然”本体化，并且和“名教”走到一起。他们认为“自然”就是“道”，就是“无”，“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⑦]，“自然者，无称之音，穷极之辞也。”[⑧]而“无”则是“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⑨]“无”不仅包括了自然万物，同时也包括了政治人伦、纲常名教，成为人们立身的根据，“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⑩]“自然”逐渐本体化，并且通过“道”、“无”，“自然”把“名教”拉入了自己的范畴，“名教”出于“自然”。他们认为“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11)，圣人自然也不例外，“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12)“自然”的特质就是上下尊卑之分，“上守其尊，下安其卑，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13)“自然之质，各定其分”，君臣上下出于自然，“自然”被儒化了，人们应各安其分“无知守贞，顺自然。”(14)他们认为“任其自然”就可“无为而治”，“居中得正，……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15)与其相类似，庄子亦讲顺物自然、“无为而治”，“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16)但庄子的“自然”指万物的本然状态，无为而治是抛弃社会，使人回到与自然万物混同为一。人与“万物群生”(17)，“民如野鹿。”(18)老子的无为而治也使人回到虚心实腹，火种结绳，小国寡民的时代。而“正始之音”的玄学家则不然，由于“名教”出于“自然”，“自然”的儒化。“任其自然”意味着对三纲五常的认可，君尊臣卑如天尊地卑一样地自然，只有服从现有的社会秩序，“任其自然”也就自然“无为而治”了。何晏、王弼通过把“自然”本体化，由“自然”产生了“名教”。与此相异的是，向秀、郭象则把“自然”等同于“名教”。
第二：把社会的等级秩序等同于自然的秩序，名教即自然。这一派以向秀、郭象、阮瞻为代表。他们的“自然”不再具有本体化，而是和“名教”称兄道弟，他们认为“自然”就是天，“天者，自然之谓也。”(19)天高地低，头上脚下，这是一种自然的等级秩序且是不可逆转的。人从一出生的那天起就禀赋了这种自然，也就是人之“性”。“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20)“自然”就是人性，通过“性”而非“道”和“无”，他们把“自然”与“名教”联系起来，自然就在你身边，和人类社会合二为一的、他们的“无”不能“开物成务”，他们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为自生，反映到“自然”的概念上，自然和名教是互体的。名教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名教即自然。王戎曾问阮瞻：“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21)
人一出生就“各有其分”，如贤愚贵贱，这就是人之“性”，是自然的非人为的，也就是“命”。“命之所有者，非为也，皆自然耳”。人们“任自然”，也就是各守其位，服从命运的安排。“若夫任自然而居当，则贤愚袭情，而贵贱履位、君臣上下，莫匪尔极，而天下无患矣。”[②②]人们履位之后就达到了逍遥，“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23)所以向秀、郭象劝人们无论高低贵贱，与万物一样，各安其分。
疱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鸟兽万物各足于所受，帝尧许由各静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实也。各得其实，又何所为乎哉！自然而已矣。故尧许天地虽异，其于逍遥一也。”(24)名教即自然，人们安于自己所分，帝尧许由皆“逍遥”。名教即自然，自然的秩序中体现着社会的等级秩序，社会的等级秩序中体现着自然。在社会事务中忙碌的君主，其心理却淡然自得，犹如处于山林之中。“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25)名教和自然合二为一。
尽管向秀、郭象等的“自然”与何晏、王弼等的“自然”的地位不同，但他们的论证都从“自然”秩序入手，把社会比附“自然”秩序，由此“自然”被儒化了。除了这种外在的论证之外，玄学家还把“自然”归于内，把“自然”与“名教”通过“情”联结起来。
第三：玄学家通过人的自然之情把“自然”引向儒化。这一点，阮籍、嵇康，向秀、郭象都不同程度地提出。
向秀、郭象在论述自然的儒化时，把自然和人性联结起来，由此论证走向了分野。一从自然秩序作论证，如上所鉴。二则指向人的自然情感。“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得。”(26)称情就能任自然，“自然”的获得是通过“情”而实现的。何为情？“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贵，然则富贵天地之情也。”(27)由此可知，情的内涵非常广泛，嗜欲、恶辱、好逸、恶劳、富贵皆是人之自然之情。与此同时，向秀、郭象又把仁义等儒家伦常拉入了人的自然情感，“仁义自是人之情也，但当任之耳。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28)“夫知礼意者，必游于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29)。仁义礼等儒家伦常皆是人之性情，人们应当任其自然，不要对其横加干涉。恐怕仁义不是人情而忧之，就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了。向秀、郭象认为人行为的极致就是达到这种自然之情，道德与自然的完全合一。“知天人之所为者，皆自然也。则内放其身而外冥于物，与众玄同，任之而无不至也。”(30)达此，内诚信于伦常，外执行伦常，一投手，一举足，皆不假思索，自然而行都能符合儒家伦常。他们认为黄帝是执行道德的典范“夫黄帝非为仁义也，直与物冥则仁义之迹自见。”(31)黄帝真正领悟到了道德是自然之情，作到了自然与道德的合一。所以只是按自然而行，就能符合社会中的道德行为，服从于特有的等级秩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向秀、郭象所说的“任自然”，不但外服从于特有的等级秩序，遵守儒家伦常。同时，心里达到对此的认同，外表和内心达到自然的和谐同一。由此“自然”被儒化了。
与此相类，阮籍、嵇康的“自然”也是通过自然之情而论证自然的儒化的，他们认为“人性以从欲为欢”，“从欲则得自然”。(32)这点与向秀、郭象相同，只是情欲的内涵大大缩小，他们否认嗜欲、好逸、恶劳、富贵等为自然之情，但却承认基本的生理需求为“自然”，“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33)同时又把道德拉入人的自然之情，“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34)他们的“自然”是不排斥道德的，相反，“自然”和“名教”是合一的。
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35)尧舜与许由齐肩，张良与接舆并列，行名教与任自然的人“其揆一也。”，也就表明了自然与名教的合一。“自然”儒化的倾向依然明显。
但在另一方面，嵇康、阮籍又有“自然”非儒化的倾向。他们认为“自然”就是天地。“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36)“自然”却并没因天高地低而发展出社会等级的“名教”，相反，他们的自然是非社会的，是和“名教”格格不入的。
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37)嵇康、阮籍的“自然”观一方面和“名教”对立，一方面又出现儒化的倾向。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
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时期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的。如在当时混有“性仁孝”的何曾“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里；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时司空贾充权拟人主，曾卑充而附之。……以此为正直所非。”(38)同样，司马昭掌魏重权，极力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然其心“路人皆知”，并不如孔子所说的，“孝慈则忠”，孝而不忠，最后司马氏代魏。所以，在魏晋时代，现实权力与士大夫的修养相混，“名教”成为士大夫用以自利的幌子，“魏晋时代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39)所以以阮籍、嵇康为首的正直之士想破除这种虚伪，他们抬出了“自然”来打倒虚伪的名教，因此他们的“自然”和名教处于对立状态，与富贵、利禄相抵触。但他们的内心却是对名教真心信奉的，而外在的名教已失去固有的效用——即对三纲五常的真心遵守变为取利的工具，他们“自然”的儒化只能归之于内，通过“自然”之情把“自然”和“名教”联系起来。“以道德为心”，与道德为友“金玉满堂莫守，古人安此，粗丑独以道德为友，故能延期不休。”(40)他们因此又时时流露出自然儒化的倾向。体现在行为中，他们一方面违背礼俗，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儒家伦常的固执，这两方面扭曲地结合在一起。
阮籍尝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为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41)《魏氏春秋》曾评曰：籍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礼，而毁几灭性。
向秀、郭象、阮籍、嵇康等人通过“情”把“自然”和道德联系了起来。但把儒家伦常归结为人之情并不是玄学家的发明。先秦时的孟子就已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42)孟子认为由人的四端产生了仁义礼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43)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当中自有仁义礼智。魏晋时期的玄学家继承了这些思想，进而他们又把人之情形与“自然”联结起来，从而最终打开了通往道家的通道。这都是玄学家的发明，由此玄学家把道家所讲的“自然”儒化了。
本来，道家的“自然”含义是和儒家格格不入的，是道家反对儒家显学的一个重要武器。他们反对儒家伦常，主张回归自然，这种思想却被玄学家加以改造，成为儒家的好友。“自然”的儒化体现在行为上就是政治自然化“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自然政治化，游于山林的士大夫，待价而沽，伺机而动。“谢公（笔者注：谢安）在东山，朝命屡降不出，后出为桓宣司马。”(44)
总之玄学家对“自然”的诠释，一方面把“自然”本体化，“自然”归结为“道”、“无”，由此，君臣上下出于自然，使“自然”神圣化，耸然高出于人，须仰视才见，使人产生出一种“敬”的情感，强制自己服从自然，也就服从于君臣上下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则把“自然”放入社会中，自然即名教，自然就在你身边，随手可见。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关系，家庭外的君臣贵贱皆自然，使人产生出一种“近”的感觉。最后玄学家把“自然”归入人的内心，仁义礼智皆是人之情，仁义礼智皆自然，使人对儒家伦常产生一种“亲”的感觉，使人心悦诚服地去服从、遵守它。玄学家把所谓的自然的社会秩序强加于人，另一方面则要求人们对这种自然的社会秩序，从内心中表现出所谓的真诚。即“敬”又“亲近”这种自然的社会秩序。这就是玄学家自然儒化的本质。
注释：
① 《老子·二十五章》。
② 《老子·六十四章》。
③ 《老子·五十一章》。
④ 《庄子·德充符》。
⑤ 《庄子·渔父》。
⑥ 《庄子·缮性》。
⑦ 张湛《列子·仲尼注》引何晏《无名论》。
⑧ 王弼《老子·二十五章注》。
⑨ ⑩ 《晋书·王衍传》何晏语。
(11) 《老子·二十九章注》。
(12) 张湛《列子·仲尼注》引夏侯玄语。
(13) 王弼《周易·损卦注》。
(14) 王弼《老子·六十五章注》。
(15) 王弼《周易·坤彖注》。
(16) 《庄子·应帝王》。
(17) 《庄子·马蹄》。
(18) 《庄子·天地》。
(19) 《庄子·大宗师注》。
(20) 《庄子·山木注》。
(21) 《晋书·阮籍传》。
②② 《庄子·在宥注》。
(23) (24) (25) 《庄子·逍遥游注》。
(26) (27) 《嵇中散集》向秀《难养生论》。
(28) 《庄子·骈拇注》。
(29) (30) 《庄子·大宗师注》。
(31) 《庄子·在宥注》。
(32) 《嵇中散集·难自然好学论》。
(33) 《嵇中散集·答难养生记》。
(34) 陆籍《大人先生传》。
(35) 《嵇中散集·与山巨源绝交书》。
(36) 阮籍《达庄论》。
(37) 《嵇中散集·释和论》。
(38) 《晋书·何曾传》。
(39) 《鲁迅选集·杂文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山东文艺出版社，90年版。
(40) 《嵇中散集·生生厚招咎》。
(41) 《世说新语·任诞》。
(42) (43) 《孟子·告子章上》。
(44) 《世说新语·排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