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宁的建党学说中汲取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养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养分论文,学说论文,治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3-0081-07 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灵魂和统率。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已形成大气候，但它永远在路上，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一个永恒性的历史课题。 为了把这一历史性课题不断地深入做下去，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先锋队，始终不愧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个前提是需要有科学思想理论的武装和指导。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新论述、新观点。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集中体现在《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列宁的建党学说，就是这样的科学思想理论。它收入了列宁在各个时期涉及党的建设的代表性著作29篇，相关重要论述50条，有20多个完全可以单列研究并成文的重大论断。本文只是就与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关系更为密切的角度，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其中几个论断做些解读和阐述。 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用党的纲领来巩固思想一致 这个论断是列宁在1900年8月《〈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提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是，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党的《宣言》，指出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工作和战斗，重要意义在于公开宣布了党的目的。但实际上党内在相当范围存在着思想动摇，倾心于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主义”，散布所谓“经济派”的观点。经济派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追随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它通过自己的主要报刊《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鼓吹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之类的经济斗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政治运动，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针对这种情况，列宁认为建立和巩固党，也就是建立和巩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首先，必须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必须用党的纲领来巩固思想一致”[1]P49。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它的任务之一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的党的机关报《火星报》。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坚决反对伯恩施坦等人首先提出而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后来在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上，他又强调说：“我们必须从大家公认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即纲领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纲领应该向群众说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义、实质和力量在哪里，它应当解决什么问题。”[1]P339-340 列宁这些论述虽然针对的是当时俄国社会革命运动中存在的涣散状态、无政府状态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蕴含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旗帜下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的深刻内涵，而这面统一的旗帜的集中表现就是党的纲领。 党的纲领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它当做党的生命来看待，当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头等大事。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派——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之间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前者为寻求妥协而拿原则做交易、理论上作让步，为即将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搞了个《哥达纲领》。那年5月马克思在《给威·白拉克的信》中批评这个纲领充满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杂质，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指出虽然“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2]P296，并同时寄去《哥达纲领批判》这部不朽名篇。1875年3月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批判这个纲领时作出了著名论断：“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2]P325-326党的纲领既然是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既然是党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那么只能用正确的科学的纲领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否则无产阶级的党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建立了也不可能巩固。列宁“必须用党的纲领来巩固思想一致”的论断，正是对马、恩精神的忠实继承和直接引申。1906年9月，他在《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一文中还说过：“马克思主义要求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清楚地划分开。”[1]P339 列宁缔造的于1898年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原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工人政党都蜕化为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党，列宁为了与之划清界限，多次提出要更改这个名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3月，他在俄党七大上专门作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极其鲜明地提出“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而“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3]P456-457。大会接受列宁的提议，决定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在这里，列宁实际上还把党的纲领看作是由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体：最低纲领是“社会主义改造”，最高纲领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他在此后直到去世，就是坚定不移地用这一纲领来统一党、巩固党，力求把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化即马克思主义化的政党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主要领导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和列宁的重要论述，多次讲过党的纲领的重大意义，并在党章中予以清晰表述，以此作为统一和巩固党的强大思想武器。现行党章在“总纲”中明确宣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最高纲领；同时宣布现阶段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最低纲领(或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现阶段的共同理想。两者统一起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想信念”。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观点新范畴，把它列为“四个全面”的内涵之一而且使之居于“军中之帅”的地位。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思想上从严，关键是要从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着手。正如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十八大闭幕后指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但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实际情况看，在党的纲领问题上，党内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已成为我们党的肌体上的“软肋”和沉疴宿疾。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4]P111江泽民也指出：“要识别和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最重要的是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5]P114十六大后的2006年，胡锦涛就警告：“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6]P176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党建的《决定》列举的党内存在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六个主要方面表现，第一条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7]P142。2011年胡锦涛“七一”讲话概括的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归根到底主要是对党和党员理想信念的考验，存在的“四种危险”，追根究源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的危险。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他指出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有的精神空虚，“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他强调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坚定的信仰始终是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 由上可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首先必须在全党广泛而深入地进行党章尤其是党的纲领的教育，把坚定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牛鼻子”的东西牢牢抓住不放。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关于革命的科学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意义，列宁有过大量论述。收入在这部《专题文集》中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论述尤为集中和精辟。此书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2月之间，其中第一章的标题是“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批评自由”是当时包括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时髦最常用的口号。俄国的批评派与德国的伯恩施坦派和英、法等国的机会主义流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1]P53。列宁详尽引述了伯恩施坦如何以所谓“新”的论据和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批评”即修正，来为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变节提供理论依据。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1]P55在该章第四节“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中，列宁指出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只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两种形式，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正是在这一节中，列宁提出了被后来一切共产党人奉为经典的著名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P70“……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P71那么什么是“革命的理论”和“先进理论”？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他在此前的1899年就已指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1]P338；“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1]P338。 列宁的这些论述对中国共产党确立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说，我们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在1954年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庄严地宣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57年3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重申：“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8]P87“左”的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毛泽东思想被大吹特吹，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本人还是多次说过不要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根本，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还针对陈伯达等人的兴风作浪严厉地指斥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1977年邓小平在批判林彪、“四人帮”无限抬高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9]P222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号召全党要适应新的形势，善于重新学习，首先是学习、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江泽民强调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胡锦涛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经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系列讲话中多次阐述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紧迫性，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又突出强调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 然而从全党的现实情况来看，与党的历代主要领导人反复强调的这些要求还相去甚远。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比较普遍地存在三种倾向。一是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感兴趣。相当一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只是埋头业务，无心学习理论，认为理论空洞、抽象、枯燥，不管用，学了等于白学。不少人连习近平重要系列讲话都没有学过，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都没有认真看过，更不用说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了，至于马列主义原著那完全是办公室里的摆设。更有甚者，还有不少人爱读的是看相、占卜、“厚黑学”、玩弄权术之类的“热门书”，从中寻找如何使自己满足私欲的窍门。二是缺乏理论功底和理论素养。如今我们大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不缺文化，不缺学历，不缺工作激情，也不缺实践经验，唯缺理论水平。尽管我们党现在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在党员干部中，究竟有多少人懂得这个体系的深刻内涵和历史地位并正确地运用它来指导“四个全面”伟大实践呢？尤其可悲的是有些人还重复当年俄党和国际工运中那种所谓“批评自由”、“反对思想僵化”之类的口号，不懂马列却偏偏热衷于批评马列，不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何处却偏偏热衷于批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对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心存质疑。不少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是多种意识形态和思潮并存的社会，应当允许它们相互竞争，百家争鸣，强调指导思想一元化会扼杀意识形态领域的生机活力，不利于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殊不知我们党、国家、社会和改革开放的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处于指导地位，要以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统领多元化、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以确保我们事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当下特别需要注意并努力克服这三种倾向。 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这时党的组织问题明显突出起来。组织问题的核心是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使自己的队伍不致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和新环境中腐化变质。列宁高度关注这个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在许多文章和报告中作了一系列深刻的极富启示意义的论述。概括起来说，他的主要思想观点是：其一，对什么叫执政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作了画龙点睛、一针见血的诠释。1920年4月，他在俄共(布)九大闭幕词中说：“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1]P238执政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这话讲得妙绝了，深刻和精彩极了。在过去残酷的白色恐怖年代，入党是要冒杀头危险的，而现在党执政了，入党意味着有权可用，于是动机不良、心术不正的分子就会削尖脑袋往党里钻。对于这种情况，党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觉。其二，竭力主张谨慎地发展党员，严肃地清理党的队伍。1919年10月，他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中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1]P222同年12月，他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会有一些有害分子混进来捞取好处，所以“我们应当关一下门”，“党不能敞开大门”。其三，特别强调要在党内开展反腐败斗争，对党内腐化现象绝不容情。例如1918年5月4日，他针对莫斯科革命法庭对四名被控受贿和敲诈勒索、案情属实、本人供认不讳的国家工作人员只判了半年监禁，专门给党中央写信，指出“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应该开除出党”[1]P183。又如在稍后的5月23日，他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写信说：“鉴于您不执行我的坚决要求，不向我说明为什么从1918年3月1日起把我的薪金由每月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鉴于您……擅自提高我的薪金这一公然违法行为，我宣布给您以严重警告处分。”[1]P184这封短信充分表现了列宁奉公守法、严格自律的崇高风范，为全党作出领袖人物清正廉洁的光辉表率。再如1922年3月，他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信，指出莫斯科委员会事实上包庇应该绞死的犯罪的共产党员，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建议宣布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向各省委重申，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通告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1]P332于此可见列宁反对党内腐败的决心之坚定，措施之严厉。 列宁关于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的论述，点出了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的问题，核心是说明党在执政后如何确保自身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些论述为我们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党的组织应是党员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体。没有一定的数量，或者有很大数量而质量不高，党都不可能成为先锋队而发挥其先进战士的作用。但数量服从质量是一个基本原则，在随着党执掌政权和客观形势迅猛发展的时候，尤应坚持这一原则，“不能敞开大门”让为个人捞到好处的人混入党内。建国以来，我们党的队伍不断地迅速扩大，据中组部2015年统计公报称，到2014年底，党员总数已达8779.3万，即将近9000万。按全国人口为14亿计算，其占比约为6.4%，而且今后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此庞大的队伍，与党的性质、宗旨和作用如何相适应，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应当以列宁关于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的思路来妥善地处置这个问题。 列宁在党内反腐败问题上的观点和做派，对于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也具有极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报刊上有不少文章都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在当今世界，腐败是一个国际性现象，中国党内出现腐败并不奇怪。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不管是客观上处于什么条件和环境，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发生腐败的概率上，在腐败的表现及其危害上，理应大大低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政党。但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出现了来势凶猛的经济犯罪现象。当年邓小平就发出极其严厉的警告，把这个问题提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高度。从十二大到十七大，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措辞论述反腐败斗争。从1983-2009的二十六年间，中央还专门就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召开六次全会，作出了六个专题《决定》，也都对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作出估计，对开展反腐败斗争进行部署。但所有这一切并未起到应有作用，相反，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涉案者的人数愈来愈多，干部级别愈来愈高，贪污受贿金额愈来愈大。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后头十年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者为2人，第二个十年是15人，第三个十年达100余人。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之决心和勇气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至2014年底又揪出高官54人，其中包括副国级3人。2015年，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90人，2016年光是1月份就有高官11人下马。与此同时还狠拍“苍蝇”，甚至把村级、股级、科级“小苍蝇”的腐败劣迹也予以曝光和查处。“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反腐败斗争形势出现重大转折，再加上刹“四风”取得明显成效，如今党的政治生态已大为改善，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 于是有一个颇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至十八大，虽然也一再强调反腐败并作出关于加强党建的六个专题《决定》，但收效甚微，而且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呢？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四种考验”实在太为严峻，各种干扰连绵不断，既得利益樊篱日见固化，制度和机制中的弊端难于攻克；主观上首先是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估计并未真正到位，仍受某种陈旧思维定势的束缚，比如自从“左”的年代以来形成的用“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来估计形势和工作成绩的习惯思维。在党建方面也是这样，总是肯定已取得“巨大成绩”、“巨大成功”，对存在问题总是限定为“一些”，特别是对腐败现象只认为“比较严重”、“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等，这种公式化的估计不符合实际，并不被党内外广大人群所认同，也难以对党风问题的严重性有切肤之痛，因而抓得不严不细不实不力，学习贯彻一阵风，路子也尚欠明确，重点不够突出，还缺乏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头表率作用。习近平在2015年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说：“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10]在2016年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又对反腐成绩和形势作了这样的概括：“三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11]这样的估计才是比较客观的，是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惯性思维定势的突破。 邓小平在1977年曾说过，在党的学说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一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这一完整的建党学说集中体现在《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中。今天，全面从严治党浪潮势不可挡，但也亟需进一步加强科学的理论武装和思想指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学习列宁的建党学说，从这部文集中汲取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养分和思想力量。标签：列宁论文; 党的纲领论文; 政治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坚定理想信念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从严治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时政论文; 反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