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战后”与40年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日本的战后体制与战时的日本并没有断绝，日本的战时体制，即40年体制，在战后仍然延续下来，并成为战后日本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例如，以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为主轴的、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日本企业，就是战时总动员体制，即40年体制的产物。40年体制的基本特征，一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生产组织；二是“共生”的概念。40年体制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它又成为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从产业结构的转换、终身雇佣制的变革、规制的改革等方面足以说明，如何克服40年体制，是日本当前结构改革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日本 战后 战时体制 结构改革
从体制上看，传统的观点认为，日本战后的民主改革，使得战后的日本与战时的日本完全断绝。正如日本现代史所论述的那样，战后是“新生日本的出发点”。〔1〕
本文不否认传统的观点。的确，日本在向和平国家转换的过程中，新宪法的制定、财阀的解体、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等的战后改革，使得日本社会的上部构造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成为以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基本原因。然而，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战时体制，即40年体制，战败时仍然延续下来，并成为战后日本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所以，在当前日本面临结构改革之际，如何克服40年体制是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一、经济高速发展与40年体制
（一）日本经济体系的特征
日本经济体系的特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以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为主轴的日本型企业；第二，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组织。第三，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体制。以上三方面的特征称为战后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以职工为中心的企业，如何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如何加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意识？第一个特征解决了这些问题。各企业的工会组织，在协调劳资关系方面发挥了最佳效能。间接金融体制对重点扶植出口企业和重、化学工业起到了战略作用。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战后新诞生的，其基本的框架，是在1940年前后作为战时经济体制的一环而形成的。
（二）官僚体系的连续性
日本战后的成功来自于官僚主导的经济运行，即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下的经济运行。这从战时体制的连续性中能够清楚地看到。
战争结束时，除了军部、内务省以外，其他的官厅均被保存下来。以大藏省为代表的经济官厅，在人事方面的年功序列，几乎与战前的状况相似。战时形成的为数众多的统制会，战后摇身一变成为实业界的团体，并成为实业界的行政机构在发挥作用。
中央集权的财政基础也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尤其是40年的税制改革，当时为了调配战争费用而制定的“工资所得源泉征收制度”，是战后税制改革的核心，同时它又作为现行税制的最基本的部分被延续下来。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官僚的基本作用在于如何使社会的摩擦最小化，这个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高速增长本来就是不均衡的增长，所得的差别和地区的差别自然会扩大。然而，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结构的调整很顺利，相对落后的农业、流通业、小规模的服务性行业，在所得方面与其他产业没有产生大的落差，地区之间的差别也没有明显地扩大。这主要归功于政府对相对落后的行业实施的各种保护政策。政府干预经济而实施的政策手段，大多数是1940年左右作为战时经济体制而制定的。
为什么40年体制会在战后延续下来？首先是美国占领军的占领战略。对纳粹怀着强烈憎恨的犹太人俱乐部对联合占领军的占领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当时联合占领军对德国纳粹政府采取彻底的解体政策。而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与德国不同，美国占领军利用旧体制，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同时又避免了分割占领。其次，战争中的反体制人物，战后无法掌握政权。日本的官僚政治家吉田茂，是亲美的人物，当然不是反旧体制的人物。所以说，战时的组织结构可以被保存下来，日本没有走出战时体制。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认为：“日本经济没有战后”。〔2〕
二、40年体制的基本特征
（一）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生产组织
日本企业是经营者与职工的命运共同体，它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生活的基本单位。这就是40年体制的重要特征。各企业对外呈封闭状态，大企业尤其显著。职工从年轻时就职于某一企业，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企业从医疗到住宅、生活，对职工实行“一条龙”服务。
在经济学教科书里，企业被表述为股东为了追求利润而形成的组织，职工是依据合同的被雇用者。可是日本企业与经济学教科书中表述的企业不同，它是一个社会组织，它以年功序列工资制和终身雇佣制为轴心形成，是以职工为中心的组织。从学校毕业去公司就职的人，与其说是被公司雇用，还不如说是成为“共同体一员”更为合适。
战后的日本，最重要的共同体是“公司”，它对日本人的思考方式给予巨大的影响。例如，对于各种各样的渎职事件，有的人认为，只要是为了公司，没什么不好。这就是所谓“公司人”的意识。作为一个公司，在工作、生活方面能如此步调一致，成为命运的共同体，这是战时总动员体制，即40年体制的产物。
（二）“共生”的概念
这是40年体制的第二个特征。作为共同体，它的目的是单一的，它的成果只能是“共享”，即平等分配。
从字的含义来看，“共生”是共同生存的意思，“共生”的概念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协调和调和。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生产由市场竞争的原理来协调，生活保障由社会保险来承担。也就是说，个人的生存是应该得到保证的，但是这不是由雇佣来保证的。然而40年体制的理论认为，生产者的生存权也应该由企业来负责。例如金融行政方面的所谓“护送船团方式”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的。作为金融体系的关键问题，一是效率性，一是安全性。战后日本的金融体系，是以牺牲效率性来换取银行的安全性，即采取了不让银行破产的“护送船团方式”。
“共生”的概念包含着企业的生存权，但是它又违背了自由主义经济的最基本原则。企业能否生存，由消费者来决定，顺应消费者要求的企业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反之则被淘汰，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三）没有历史必然的40年体制
以上论述的是战时体制在战后的连续，这里所说的“连续”，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一时点的连续。如果从1940年这一时点来看的话，它与1940年以前是不连续的。这一点很重要。日本企业所具有的共同体的这种企业性质，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从战时国家总动员法以前来看，公司的经营者也是大股东，公司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而组建的。年功序列工资制作为全国性的工资制度，是在1939年根据第一次工资统制而制定的“不同年龄工资制”以及1940年制定的家族津贴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
间接金融体系也不是从来就有的，1940年以前，直接金融占了很大的比重，企业的资金大部分是资本金。
税制亦是如此，1931～1936年，国税收入约2/3是间接税。1940 年的税制改革是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税制。现在的国税，直接税占70%左右。
平等主义也不是日本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例如，以前日本企业“月薪”的正式职员较少，“日薪”职工与“月薪”职工有明显的差别。“全部月薪化”是在1938年左右实施的新制度。企业对职工的道德义务寄予很大的期望。
日本的统制经济体制以及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的介入，也是在1940年左右，通过战争中的统制经济而形成了官厅和企业的关系。
综上所述，1940年的战时体制是日本历史阶段中的产物，它不是从来就有的，因此可以说，40年体制是可以改革的。
三、成为桎梏的40年体制
（一）三次变革的机会
40年体制在实现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起了作用。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日本的繁荣，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因此，日本学术界对40年体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然而问题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结束后，没有及时对40年体制进行改革。
第一次变革的机会是70年代。当时成长第一主义已经出现了转换的端倪。可是发生了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受到巨大冲击，日本全国上下又一次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这样，生产力第一主义、公司中心主义、劳资协调路线等又被强化。
克服了石油危机后的80年代，变革经济结构的第二次机会降临。当时，日本经济的国际地位上升，经济结构需要向开放型的体系转化。可是日本又进入了泡沫经济时代，旧的经济结构又膨胀起来。
目前，日本经济再一次面临结构改革的机会。其背景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东亚诸国经济迅速发展，与此相联系的是国际上竞争力很强的产品，如汽车、电子机械等制造业产品，已经由日本转向东亚诸国。所以，日本必须从旧的产业中解脱出来，去寻找新的、居先导地位的产业。为此，必须积极推进规制缓和。第二，农业、流通业和小规模服务性行业等低生产性部门的保护成本过高。从理论上讲，日元升值，本来应该使消费者的生活富裕，然而，为了维持这些部门的大量的过剩劳动力，由日元升值带来的利益全部被这些部门吸收了。尤其是泡沫经济崩溃后，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想真实地感受到生活的宽裕，所以他们支持规制改革。显然，如何建立一种能使日元升值的利益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的经济结构，在当前的规制改革中是很有必要的。
（二）成为桎梏的40年体制
战时体制，即40年体制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它已经成为当前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例如产业结构的转换，在现存企业的范围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现产业多样化，可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换，既存企业的体系是有限的。产业结构一旦转换，工人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就很有必要，然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的存在，工人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是很困难的。
金融制度也是产业结构转换的障碍。如前所述，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体制，是战时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企业依赖于银行贷款的这种状况，至今没有什么变化。可是，银行资金供给的态度是很保守的，间接金融的资金很难流向风险大的产业。所以，人才很难流向新开拓的产业。
在日本经济长期的衰退中，日本企业正致力于所谓“新业态革命”的开拓之中。然而，包括中层管理人员在内的中高年剩余职工的出路成为问题的焦点。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正在迅速崩溃。作为企业的剩余人员，他们想创办新的产业，可是没有这种机会，因为受到规制的制约。日本经济专家认为，为了开拓新产业，扩大就业的机会，有必要把被规制产业在全产业所占的比率从现在的30%减少到10%。〔3〕
规制缓和的实质，最终还是要归属到重新评价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美国在80年代之所以能够推进规制缓和，这是因为公平观的变革，即从重视结果的平等向重视机会的均等转换。日本当前的规制改革，首先要解除政、官、财的“铁三角”关系；其次是要变革公平的观念。重点是官僚制的改革，即战时官僚统制型体制的改革。
40年体制是在明确的目的下对全体国民进行总动员的“战时体制”，它对于“成长”的经济来说，是一种具有良好机能的体系。然而面对目前“变化”中的经济，战时体制却很不适应。日本经济正在变化之中，年功序列工资体系正趋向瓦解。这种瓦解的趋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企业间的劳动流动性势必会增大，所谓的终身雇佣制亦难以维持。再进一步看，规制缓和、行政改革作为重要的政治课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切都可以说是朝着40年体制崩溃的方向演进。
注释：
〔1〕〔2〕〔日〕《中央公论》1995年3期，第78页、第82页。
〔3〕〔日〕《中央公论》1995年3期，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