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5-0019-10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的洪波涌起。学术界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的荒谬与罪孽进行理论清算和历史剖析。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勃然而兴，并在其后十余年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史研究的“热度”明显降低，但泡沫散去，潜沉的学人依旧执著。文化史研究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时代需求下，继续自己的逻辑进程。尽管有学者批评“社会史鸡零狗碎，文化史云山雾罩”，但是近30年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有目共睹的进展，确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向着更加深入、广阔的领域拓进，则是没有疑问的。
本文拟对30年来的文化史研究概况作一勾勒与评述。①不当之处，敬祈博雅君子教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领导中华民族将思路与行动从虚妄的政治迷狂中扭转到与人类文明的大路向相一致的轨道上来。学者庞朴论道：“‘文革’一结束，邓小平宣布不搞阶级斗争，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带来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这个时代在思想文化界，促使知识分子开始考虑一些问题，是不是仅仅有四个现代化就可以了?很自然，许多人就提出了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问题，于是保持了一种积极的批判态度，这是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②学界普遍思考的问题是：“是不是还应该有政治的现代化，或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化，才能保证工业、农业、科学、国防的现代化?”③1978年到1979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和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稍后湖北大学历史系也成立了明清文化史研究室。这些机构虽然专职研究人员不多，但他们的出现预示了文化史研究的生机初现。1982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复旦大学历史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呼吁开展文化史研究，以填补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巨大空白”。会议还决定创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④1983年，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上，与会者探讨了积极推进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问题，并初步决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⑤用朱维铮的话说，即“中国文化史，在度过多年的向隅生活之后，最近又被提上了学术界的研究日程”⑥。
1986年1月，由复旦大学主办、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为组委会主任委员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阵容堪称“豪华”，国内80、9O年代最活跃的一批学人几乎尽在其中。讨论会高屋建瓴，就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国文化的阶段、中国文化中的儒学、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估价、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世界化和世界文化中国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今天来省视当时的各方观点深刻、精当与否，当然不宜多发溢美之辞，但是从积极推进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客观历史作用来说，会议功不可没。尤其是与会学者就促进中国文化史研究所提出的建议和设想(如怎样保持和推进良好的研究势头，怎样开拓文化研究的视野，怎样深观文化传统的结构，怎样寻求特异文化的历史模式，怎样发展目标相同而风格各异的学派)⑦，为其后相当一个时期的研究打开了明晰思路，奠定了基本格局。
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探讨，一般均由“文化”的定义发端，然后推及文化史的范畴、学科范围、研究对象、方法论特点，等等。由于“文化”的内涵过于模糊，且人言言殊，自说自话的情形时有发生，因而给人的印象是，文化史难以确定边界和规范。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正是含义难定、无所不包的‘文化’概念，在为学者广泛接受的同时，活跃了历史思维，有力地带动了史学研究的观念变革。这一概念以及建立其上的文化史研究预示着、体现着多学科融合、交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而，文化史研究事实上构成了新时期史学变革与发展的一个生长点”⑨。
因为对“文化”的理解众说纷纭，学者们对于文化史的理解也是各抒己见。向仍旦强调，“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性的“文化”，应属于社会发展史或通史的研究对象；而狭义性的“文化”，“即诸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各种制度的纽结点，才是文化史所要研究的对象”。⑩吴廷嘉、沈大德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对象化活动中，由其个体和群体共同创造并经社会认知的行为方式、组织建构和道德规范，以及这种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制度、观念形态、知识体系、风俗习惯、心理状态和技术、艺术成果。”他们批评人们对文化史的“误解”；“往往顾名思义地以为，文化史就是研究人类文化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作用机制的学科。实际上，这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文化人类学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构架和一般方法，它同文化史的区别，有如社会发展史同历史研究的区别。”他们提出文化史研究有三个特点：其一，研究特殊而不研究一般；其二，侧重于主体活动特点比较鲜明的领域；其三，离不开价值评判。此外，文化史研究“现实感比较强，这也是研究者千万不可忽视的一点”。(11)长期以来，见诸各种著作、论文的文化史定义不计其数。大致划分，较为普遍的当数“专史说”和“范式说”。“专史说”力图从研究对象上将其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乃至思想史、哲学史等区分开来(有人将其称为“切蛋糕”式)。这一派学者中的大部分强调文化史的综合性特征，主要是从综合与分析的差别方面区分文化史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乃至思想史、哲学史等学科领域的不同。“范式说”则显然源于库恩。问题是库恩所谓的范式是在科学的范围内以一种研究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任何一种范式都有被另一种范式取代的可能性。从文化史学的发生、发展来看，它并不是作为取代其他史学研究范式的一种范式而出现，也不会被其他的史学范式所取代。有学者认为，“实际上，文化史并不是一个范围或内容的问题”(12)。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史是一种“研究策略”。“历史学家之所以采取文化史的研究策略，正是要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作文化加以整体的考察，正是这个整体性才能克服旧式叙事史的个别性和独特性，从而发现文化发展的一般原理。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学术思想都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他们割裂开来分别研究，犹如将一个人肢解以后再去研究他的各种生理活动一样。”(13)笔者以为：“如果企图仅仅在研究对象范围的划分上将文化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哲学史直至科学史、工艺史等清晰地区分开来，不仅意义不大，而且根本就做不到。”(14)直言之，“文化史”就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所看到的历史。至于什么是“历史的眼光”，则要回到一般所谓“大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过程；其二，人类使自己不断地在更高的水平上区别于动物，从“自然人”向“文化人”进化的过程。站在这样的观察点上，观照人类历史，得到的景象，就是“文化史”。过去许多文化史研究者不是不承认“大文化”，而是在承认它以后，紧接着就把自己的视野缩到“小文化”(通常说的精神文化，或者观念文化)的域面，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作茧自缚。(15)笔者以为，所谓文化史，不是客观事实对象意义上的“文化的历史”，而是主观理解意义上的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所看到的历史”。在这里，“看”者的选择，无疑是最为决定性的因素。他决定了往哪里看，看什么，怎样看，以及如何评价看到的内容。简言之，确定文化史研究“边界”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研究什么”，而是“为何研究”和“如何研究”。
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和着手方法，蔡尚思有很通达的看法和很有可操作性的建议。他认为文化通史应以学术思想史为中心和基础，应把文史哲三者结合起来研究，“由文入史哲以及其他”。文化通史应突出各时代的突出领域和突出问题，不在这些范围内的可从略和少说。如果觉得文化史实在太广泛、太笼统，那就首先研究和写出文学艺术史、学术思想史、科学技术史、典章制度史等部分。“要之，能合则合，合是最上；不能合则分，总以不致挂一漏万为好。”对于资料的掌握，只能做到比较全面，“要有差别的读书，不要无差别的读书；要有限的读书，不要无限的读书”。(16)朱维铮则强调，以整体为考察对象的中国文化史，至少有以下四点要求：一是要求我们发现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的规律；二是要求我们一经发现支配性的规律，就必须详密研究它在历史过程中的诸般表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三是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决不能从观念到观念，使文化史变成观念形态的自我发展史；四是要求我们对于文化史的一般规律，也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待。(17)蔡尚思和朱维铮都没有从“文化”概念入手去绕圈子，而是直接抓住文化史研究的特色、核心和关键，简单明了地从方法论上立住脚。高屋建瓴的气度，脚踏实地的做法，值得学人三思。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中国文化史基本特质、基本规律的探析，主要是通过文化通史类著作及通论性文章体现出来。
1986年，冯天瑜、周积明合著的《中国古文化的奥秘》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灵动的思路、新锐的观点以及活泼的文风深深吸引了广大读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这是改革开放以后较早问世的文化通史类著作。它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从地理背景(区别于开放性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区别于工商业经济的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和社会结构(区别于古代希腊、罗马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军事独裁制，中世纪欧洲和日本封建领主制以及印度种性制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三方面剖析了中国文化生态(18)，并以清新流畅的笔法，勾勒了从远古到20世纪中叶中国文化蜿蜒多姿、历久弥新的历史进程。其不足则是未能提出与一般通史相区别的中国文化史的阶段性分期。几年后，冯天瑜在另一篇专论中作了补正。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可分为六个阶段：1.前文明期：智人到大禹传子；2.文明奠基及元典创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3.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4.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5.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中叶至清中叶；6.中西文化交汇及现代转型期：清中叶迄今。(19)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分期，较有特点的还有胡凡等提出的“五期说”：1.酝酿成型期：从远古到周公制礼作乐；2.梳理完备期：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发展高潮期：从汉武帝到南宋理学形成；4.高度成熟的发展与裂变期：元、明到鸦片战争前；5.冲击转型期：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当代。(20)
1999年，《中华文化通志》问世。这部3600万字的煌煌大著，分历代文化沿革典(李学勤主编)、地域文化典(方可主编)、民族文化典(王尧主编)、制度文化典(刘泽华主编)、教化与礼仪典(孙长江主编)、学术典(庞朴主编)、科学技术典(陈美东主编)、艺文典(刘梦溪主编)、宗教与民俗典(汤一介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典(姜义华主编)等十典，每典十志。各典主编，皆极一时之选。200位专家穷8年之功，共襄此盛举。以志书的形式展示中国文化的流变，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发扬。(21)就此而论，《中华文化通志》堪称文化史研究领域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典范。
在文化通史的修撰方面，北京大学国学院组织36位文、史、哲、考古学科的教授，用五年时间撰写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22)堪称精美之作。全书将总体性和标志性结合起来，分中国文化为四期、八个阶段。第一期：先秦，含先夏和夏商周两段；第二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含秦汉和魏晋南北朝两段；第三期：隋唐至明中叶，含隋唐五代和宋元至明中叶两段；第四期，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含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两段。(23)在资料的翔实精审、论断的公允平实乃至语言的锤炼、图片的选择方面，《中华文明史》都力求完善。“本书有别于普及读物，既不是各方面文化知识的简单罗列和介绍，也不是对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一般性叙述。我们在吸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理论、观点、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尤致力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系统论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展示各个时期文明的丰富多彩的面貌，着重阐述各个时期文明的亮点、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并尽可能揭示文明的发展规律。”全书《后记》的以上“夫子自道”，可谓“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
关于中国文化基本特质的归纳提炼，是通史类中国文化史研究共同关注的问题。前述《中华文明史》的总绪论提出：“一种绵延不断的古老文明，必有其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贯穿其中，并成为支撑其生命的坚强支柱。”它将中国文化的特质概括为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和整体思维。(24)相关论著中类似各种提法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岱年的观点。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纳为四种观念，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25)这一观点在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26)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阐述。在笔者所见数十种“概论”中国文化的著作中，张、方两位主编的这一种无疑是上乘之作。它关于中国文化特点的梳理(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关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的归纳(民族凝聚功能、精神激励功能、价值整合功能)，都体现了高度浓缩的学术含量和高度概括的理论驾驭能力。当然，作为一部面向所有文理科大学生的教材，该书的内容过于宽泛，是其缺憾。如能考虑到课程学时及学生知识基础方面的限制，加以适当裁剪，“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对于莘莘学子，将是莫大福音。
呈现中国文化纷繁鲜活的生命样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就所在。划分区域、断代或专题，是这方面研究的几种主要形式。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风俗习惯、人文传统特色鲜明。区域文化史便是针对这一历史现象而出现的专门之作。黄河、长江是孕育中华儿女的两大母亲河。从大的流域区着眼的《长江文化史》(27)和《黄河文化史》(28)是区域文化史研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成果。特别是《长江文化史》，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一元论”。“过去说起中国历史文化，总是讲黄河流域是文明的摇篮。当时流行的看法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李学勤分析了这种偏见产生的历史原因，他认为，现在是打破这种偏见的时候了。这是因为，考古收获已经证明：早自史前时代，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其发达的程度已使许多人深感惊奇；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不少因素实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从上古到三代，南北之间的文化交往并未间断，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的活动能力，以致长江流域一系列考古发现都出乎人们意外；中原王朝在许多方面，其实是依赖于南方地区；南方还存在通向异国的通道。(29)
以政治行政单位为范围的区域文化史研究成就颇丰。这一类研究在立意方面，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依据古代某一时段的区域范围，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齐鲁文化通史》(8卷)。(30)另一种是以当下行政区划为依据，回溯该地区的文化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湖北文化史》。(31)前一种思路，要决定写到什么时候为止的问题。《齐鲁文化通史》的总序论及齐鲁文化的界定时说，作为《通史》研究对象的齐鲁文化，包括(一)先齐、先鲁文化；(二)先秦齐国与鲁国文化；(三)齐鲁地域文化。立足于这一理解，该书以1949年为时间的下限。这种写法将齐鲁文化与山东文化打通处理，自成一家之说。但是严格考量，似乎有将齐鲁文化本身与其影响混为一谈的嫌疑。同样的疑问还出现在其他类似的著作里。如讨论楚文化的著作，也存在将楚文化的影响视为楚文化的“流变”的问题。而后一种思路，要决定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问题。《湖北文化史》从宋代开始写起，对于此前的有关内容均作为“历史的遗产”，在文学、艺术、学术、教育等各篇之首予以简略的交代。这种写法当然有其道理：“湖北”之称谓，始于宋代。但是，这样的处理方法也很容易引起专家的质疑和批评。
笔者以为，将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列国文化视为严格的自成体系的区域性对象是适宜的。在这方面，1996年问世的《楚学文库》的处理方式值得肯定。《楚学文库》18部，分专题成书，各论楚国的历史、楚文化的南渐与东渐、楚国的简帛文字、哲学、经济、文学、艺术、风俗、城市建筑乃至青铜技艺、纺织服饰、矿冶髹漆、货币等。正如《文库》编委会在编者献辞中所说：“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非仅一斑，而足使读者获睹楚国历史文化的全豹。”
从“史”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断代研究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文化史研究成果相当丰富。2007年，东方出版中心将其中的优秀之作汇集而成“断代文化史系列”，成套推出。它们是：吕文郁著《春秋战国文化史》，熊铁基著《秦汉文化史》，万绳楠著《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孙昌武著《隋唐五代文化史》，叶坦、蒋松岩著《宋辽夏金元文化史》，商传著《明代文化史》。这些著作首次问世的时间先后不一，但此次作为丛书整体面世，给人新的感觉。美中不足的是，丛书缺了一头一尾。前面差夏商西周文化史，后面差清代文化史。期望在作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明显的缺憾能够尽快得到弥补。
断代的文化史研究，精要在于揭示一朝一代的文化“精气神”，而不在一般罗列可归于“文化”范畴的种种诗文作品、工艺技巧。上面提到的商传著《明代文化史》，便是成功的范例。例如书中对于明初“求大”的文化定式的分析：“明成祖比前人更加追求官文化的宏大，在他的心目中，大，才算是大混一之时的一统之制作。我们很容易在明初找到许多这类的例子，除去《永乐大典》之外，还有郑和的航海、北京城的修建以及那块巨大到始终未能树立起来的孝陵石碑等等。”(32)此外，商著认为“明代既是传统文化的高峰期，同时也是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内容的转变时期，是一个传统文化没落的时期，或者是一个化腐朽为新奇的时期”(33)，确系关于明代文化的精准的历史定位。按照揭示一朝一代的文化“精气神”这样的标准来检索30年来的断代文化史著作，除了被收入上述“断代文化史系列”之外，可圈可点的著述还有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徐连达的《唐代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姚瀛艇的《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南炳文的《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大交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汪林茂的《晚清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5)。
史学界一般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就“断代”而论，鸦片战争没有“断”开清代的历史，却成为中国历史的古代与近代的转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文化史研究的一大重心。转型的动力、机制、趋向、前景，都是学界瞩目的热点问题。这方面较早的代表性成果有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冯天瑜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序言中论道：“中国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固然出现了某些时隐时显的新文化因子，但由于整个社会尚未达到转型阶段，缺乏强劲的经济—政治动力，少数先觉者的呐喊，其规模和力度都远不足以掀起大波；社会是出现的某些‘走出中世纪’的动向，也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自在状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后，“中华传统文化在尚未达到自我扬弃以实现时代转换的时刻，便因遭遇到外来的近代文化的撞击而进入剧烈的转型期”(34)。汤一介在题为《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的长文最后总结道：(1)在文化转型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往往是多元的；(2)在文化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并存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用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它们的高下，特别是不能用学术以外的标准来判断它们的高下；(3)文化转型期决不是一个短的时期，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文化才可以走出转型期，形成新的文化传统。(35)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上，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西方人所提出、并为不少中国学者所认同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批评与商榷。“冲击——反应”模式固然包含着某些合理成分，如充分肯定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对前资本主义的东方文明的解体和变异所发生的历史性作用，但是它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忽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生生不已’的内在运动，忽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变异性，以及这种变异所包藏着的奔往近代的必然趋势。正因为如此，‘冲击——反应’模式把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仅仅看作西方势力入侵的结果，把祖国近代新文化仅仅看作西学向东方的位移。这种偏颇之见显然不能准确、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也就难以帮助我们科学地汲取历史的教训。”(36)不少研究成果都注重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之中开掘文化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和变革动力。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和冯天瑜的《中华元典精神》。
朱维铮认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步伐，并不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他说：“在充分注意时间和空间的两种相互联系的参照系的前提下，我们便可以讨论中国由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过渡了。这一历史的过渡，我把它叫做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在我看来，过程的开端，至少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纪晚期，即我们习惯地略称晚明的那个时代；过程的终端，则至少可以按照我们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义，将下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即本世纪的四十年代。”(37)朱维铮的这一看法明显不同于学界一般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化问题的“主流”观点，其真理性当然可以讨论商榷。但是这一看法明显的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的坚实认识基础，则是毋庸置疑的。与朱维铮的这一思路相一致，冯天瑜着力发掘中华元典的不朽精神，特别阐扬中华元典精神在近代转换中所焕发出的强大思想力量，他坚信：“中华元典精神对于已经进行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化运动发挥过持续而有力的作用，今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可能—再显示其特殊的调节功能，同时又可能给世界文化的健康进展提供一种均衡系统。”(38)
关于文化转型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有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共九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丛书第一卷为综论性的导论，第二、第三卷探讨社会结构及物质生活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第四、五卷探讨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第六、第七卷探讨思想观念的变化，第八、第九卷探讨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科学体制的建立。耿云志在丛书前言中提出，研究近代文化转型，一要比较清晰地描绘出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二要揭示出转型的外在条件及其内在机制。丛书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引起学界的关注。
近代文化史研究值得一提的另一重要成果是，1986年起，岳麓书社陆续推出由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丛书以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的亲身见闻和感受，生动而形象地描画了中西文化相互碰撞、融合过程中的种种士人心态、社会世相。钟叔河将几年间为《丛书》每一种所写的叙论收集起来，加以补充修改，编成《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的一种出版。该书的“代跋”题为“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原为西方人士评价容闳时发出的感慨。钟叔河特别标举这句话，是想强调：“一百四十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他们赞成开放，反对闭关，是为了赶上先进国家，使中国自立于世界。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39)
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对五四运动及其时代精神的反思。一方面，许多学者继续阐扬“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思想大旗的伟大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由王国维等人体现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内在的精神支柱。(40)另外，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救亡与启蒙的关系，也是学界争论的热点。李泽厚提出并阐发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拥有不少的支持者，同时也受到相当猛烈的质疑和批评。(41)
在中华民国的时段内，较有特点的研究成果还有《抗日战争文化史》(42)。该书以狭义的“人们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为“文化”的定义，较为全面地勾勒了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沦陷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万众一心、文化救亡的壮丽历史画卷。资料翔实、涉及面宽是其长处，不足则在缺乏必要的宏观把握和总体归纳。
以专题的形式讨论中国文化的丰厚积淀与博大气象，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这方面的成果可谓繁花似锦。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化史三百题》，这是较早问世的中国文化史普及性读物，它分门类介绍了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宗教礼俗、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教体育艺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基础知识。稍后，阴法鲁、许树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共3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书以专题分类的写法，侧重叙述了中国古代民族方面、古代人的日常生活方面、古代典籍和思想方面、古代制度方面、古代器物方面、古代礼俗方面、古代地理学方面、古代艺术方面和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丰富内容。吸收前人已有成果，追踪最新学术动态是该书的特点。书中不少章节(如汉字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实际上就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度量衡、音乐、绘画、建筑、选举与科举各章，亦可视为条分缕析、各成规模的门类专史研究。
继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之后，2000年以后，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国文化新论丛书”，其中包括欧阳中石著《书法与中国文化》，徐城北著《京剧与中国文化》等大家之作。此外，还有《生肖与中国文化》、《龙与中国文化》、《姓名与中国文化》、《围棋与中国文化》、《梦与中国文化》、《孝与中国文化》、《礼仪与中国文化》、《禁忌与中国文化》等十数种。选题突出民族特色，叙述语言清新活泼，是一般文史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良师益友。以《围棋与中国文化》为例。围棋是发源于中国、充满无穷奥秘和丰富文化含量的智力运动。作者何云波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发掘围棋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弈具、弈地构成了围棋的物质文化层面，“弈具既是下棋的必备工具，又成了一种工艺品，不同的人对弈具、弈地的选择，又折射出了各自的人生态度、精神追求、审美趣味；棋规棋约、竞赛体制、组织机构、对局方式，则构成了一种制度行为文化；当然，文化更多地体现于精神方面，我们对中国围棋文化的探讨，也偏重于从精神心理方面，揭示围棋与人生，与各种哲学、宗教思想，与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关系”(43)。
20世纪90年代初，冯天瑜创制了“文化元典”概念。1995年开始，河南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元典文化丛书”三批共30种。主编李振宏确定丛书的宗旨是：揭示文化元典著作的内在精神，并以主要篇幅阐述这些元典著作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历史影响，使广大读者能够在一本书中了解一种元典论著的深刻内涵，并将今天的民族精神与之联系起来，知道今人精神之来源，弄清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化元典的历史价值，寻找文化创新的契合点。丛书对《周易》、《诗经》、《周礼》、《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文化元典的解读，开辟了以专题形式研究中国文化的新路径。
在以专题形式研究中国文化的多种著作中，萧放等人合作的《中国文化厄史》别具一格，引人注目。该书特截出一个个惨痛的历史断面，以展示文化基业奠立与维护的艰难，从而树立文化理性发展的标准。(44)在国人惯常以中国文化的悠久与博大而自豪的同时，提醒人们重视自身文化曾经的厄难，确实大有助于在文化问题上健康心态与辩证眼光的养成，这正是此书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值得关注和警觉的是，长期以来，坊间也流行一些打着“中国文化研究”旗号的伪劣之作，宣扬“鬼文化”、“神秘文化”，传播迷信的、不健康的文化糟粕。江河奔腾，泥沙俱下，本不足奇。但是有学术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学界人士，应当用自己的努力来阻止这些糟粕毒害人民，也是今后中国文化史研究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经历了30年间起起伏伏的“冷”“热”变幻之后，在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日益清净之后，中国文化史研究继续着自己的辛苦探索之路。其间尤具活力的是“社会文化史”、“民间文化史”的潜沉推进。
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倡导“社会文化史”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明显增多。这是文化史研究的新动向，或者说新趋势。《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45)的出版是一个信号。刘志琴在为该书所作之序“青史有待垦天荒”中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和“求索真相，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明确表达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趋向。这一趋向显然受到国际史学界“新文化史”潮流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所谓“文化转向”，“新文化史”取代“社会史”引领了史学研究的方向。“新文化史”特别关注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集体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社会行为史的研究。“新文化史打破过去那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结构式排列，降低了社会、经济等实体性要素的地位，更加突出了文化的价值。文化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当然，欧美新文化史的兴起有其具体背景，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但也应看到，它对于文化理论的重视恰是文化史焕发新机的法门所在。”(46)同样受“新文化史”的启发，冯尔康剖析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出“社会史、文化史互借资源，深化各自领域的研究及互动研究”，推进关于“文化与社会”的跨学科研究和整体史研究。(47)“社会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学界的认同，有人从方法上将其概括表述为“文化现象的社会考察或探究”和“社会生活的文化提炼或抽象”。无论是“社会的文化史”还是“文化的社会史”研究取向，“都应该是全社会各阶层文化的整体性研究”。(48)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者自认其为“新兴学科”，并且“欣喜地看到”，外国同行中的“新文化史”“与我们的思路相近”，“他们的研究路向，可以说与我们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是一致的”。(49)
另外，“社会文化史”研究实际状况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如有学者批评“作为社会史和文化史产儿的社会文化史受基因影响，内容大而无章，往往在现实操作性上令人不着边际。如，号称社会文化史范畴中成果最为显著的风俗史研究，实际上是中国早已有之的民俗学科发展壮大的结果，而从作为学科的社会文化史身上却受益不多。”他认为，“社会文化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在于倡导下层文化研究，因此，称为“下层社会文化史”更为合适。(50)
当“社会文化史”在议论纷纷中缓缓前行时，另一拨潜心“民间文化史”(51)研究的学人已取得了十分扎实的成果。他们从田野调查入手，掌握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民间文化的生命机理和生活样态。如陈春声、刘志伟对珠江三角洲区域民间信仰的研究，陈支平、郑振满对福建家族问题的研究，梁鸿生、邵鸿对赣东流坑村的研究，赵世瑜对华北农村庙会的研究，都是成功的例证。他们的体会是：“在田野调查中，可以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这些材料在一般的图书馆是无法获见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调查时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对这些口碑材料进行阐释，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未能表达的，置身与乡村基层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踏勘史迹，采访耆老，尽量摆脱文化优越感和异文化感，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这种意境是未曾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所难以理解的。”(52)
不管人们在“社会文化史”、“民间文化史”之类的概念理解和运用方面存在多大的分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展，随着国际史学界之间交流的扩大，包括西方“新文化史”在内的国际史学思潮、流派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将有增无减。正如有研究者所评论的：“新文化史的‘新’，体现了它对传统的精英文化史的超越，也体现了它对过去那种注重伟大人物及其伟大思想的思想史的进步，从‘精英’到‘大众’，历史学家的眼界大大地扩大并深入到了更深的层面，而得以更具体、更多元地认识人类历史的精神与文化进程。”(53)
30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有诸般的不尽人意之处。笔者以为，最大的缺憾是，没有出现象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那样的个性化的专家之作。(54)眼下常见的大兵团集体作战的写作方式、出版部门忙于抢占选题市场的急功近利，以及普遍浮躁的学人心态，共同阻碍了个性化学术精品的孕育和出生。我们期待着，执著坚韧的学人继承老一辈“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可贵精神，奉献出真正“成一家言”的文化史精品。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博采异国之长，与国际“接轨”，还应该从丰厚的中国传统史学中去吸取理论营养，例如章学诚的“史意”说。章氏有言：“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55)章氏认为：“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这“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即为“意”。他特别强调，但凡著述之文，“得其意”与“无其意”之间，自有天壤之别。(56)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57)“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58)那么，什么是“一家著述”之“史意”呢?章氏的理解是：“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59)章学诚特别声明，凝聚自己理论心血的《文史通义》，正是为高扬“史意”而作：“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60)笔者以为，文化史研究的灵魂，就在于“史意”的提炼与阐扬。半个世纪以前，侯外庐就指出，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化史学方面”，《文史通义》“更近于文化史”，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61)可惜长期以来，无论是史学理论界还是文化史研究界，都对这一重要思想注意不够。现在，是改变这一现象的时候了。(62)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博士生陈友乔同学提供了部分资料工作的帮助，特此说明并致谢。
注释：
①本文以中国大陆学人的研究成果为讨论范围，不涉及海外华人及港、澳、台学界的成果。另外，出于篇幅的考虑，对考古文化、民族文化的相关内容也不涉及。特别要说明的是，尽管这样限定了范围，但30年间有关成果的数量还是大得惊人。以个人之力，实在难以巨细无遗，面面俱到。因此，只能是在笔者目力所及、识力所限的前提下，勉为管中窥豹之能事。挂一漏万，尚属小疵；开罪方家，是为大憝。其间的无奈与苦衷，还望同仁海谅。
②见王元化等：《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0页。
③汤一介语，见《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97页。
④《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至1987年间共出五辑，在推动文化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
⑤后来，“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数十种，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如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年)和《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年)，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1987年)，张正明的《楚文化史》(1987年)等等。“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出书数量不多，但质量均属上乘。特别是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1985年)、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1986年)，更是文化史研究的难得佳作。
⑥朱维铮：《中国文化史研究散论》，《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
⑦详见邹振环等记录整理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⑧见周积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⑨江湄：《“文化热”、“文化史”与当代史学的观念变革》，《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⑩向仍旦：《中国古代文化史刍议》，《文史哲》1984年第4期。
(11)吴廷嘉、沈大德：《文化学和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特征》，《人文杂志》1987年第5期。
(12)刘伟：《当代西方史学转向文化史的最新趋势》，《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13)常金仓：《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14)何晓明：《仁山智水时时新》，《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15)何晓明、王艳勤：《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16)蔡尚思：《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4年第1期。
(17)朱维铮：《中国文化史研究散论》，《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
(18)见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19)见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史分期刍议》，《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
(20)胡凡、马毅：《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管窥》，《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3期。
(21)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门类。司马迁以后，“志”一直是中国史学著作特有的形式之一。
(22)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文明史与文化史的关系，学界多有讨论辨析。因篇幅原因，本文不拟就此展开。笔者以为，《中华文明史》叙述的内容与本文所论中国文化史研究完全一致，故在此论列。
(23)《中华文明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至第18页。
(24)《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6～11页。
(25)见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华夏文化》1994年第1期。
(26)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于2004年又出了修订版。
(27)《长江文化史》，李学勤等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8)《黄河文化史》，李学勤等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李学勤：《长江文化史》序言。
(30)安作璋等主编：《齐鲁文化通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
(31)《湖北文化史》，周积明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2)(33)商传：《明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25、35页。
(34)冯天瑜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35)冯天瑜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第36～37页。
(36)冯天瑜：《代序言：中国文化的近代化问题》，《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5页。
(37)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3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页。
(39)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8页。
(40)见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41)李泽厚的观点见《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走向未来》1986年第2期。
(42)肖效钦、钟兴锦等：《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43)何云波：《围棋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44)萧放等：《中国文化厄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5)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6)张昭军：《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7)冯尔康：《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
(48)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9)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50)张昭军：《文化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初探》，《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51)见赵世瑜在《田野工作与文献工作——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点体验》(载《民俗研究》1996年第1期)中所做的概括。
(52)陈春声：《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53)周兵：《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54)笔者并非认为陈、柳、钱著的学术水准至今未被超越，而是强调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专家化乃中国文化史向纵深推进的必由之路，希望以此来批判、抵御眼下学界愈演愈烈的“大呼隆”之风。
(55)《家书二》，《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56)章学诚：《文史通义·答问》。
(57)《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58)《文史通义·申郑》。
(59)《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60)《和州志隅自叙》，《章学诚遗书》，第552页。
(61)《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5、492、493页。
(62)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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