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世吾等形象的生成机制——《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新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部论文,来了论文,吾等论文,机制论文,年轻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惯常分析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
不错，这是一篇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其中对刘世吾形象的刻划颇有深度。关键的问题是其深度在哪里。是的，刘世吾不是我们一般理解中的根本不了解现实的真象，却在那里瞎指挥的昏庸无能的官僚主义者。相反，对现实状况，他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也非常有经验，有工作能力。但是，他却处处表现得冷漠、麻木，并具有一套为自己的问题辩解的理论。然而，一般的分析都到此为止，认为作者没有将人物形象单化、概念化，而是“写出了这个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1〕。那么， 如果我们再往深处追索：为什么会产生刘世吾这样的典型呢？产生这种复杂性格的根源在哪里呢？不知是什么缘故，人们一般都不肯或不能作出回答。某些评论家仅仅把作者通过赵慧文等人之口所表达的对作品中的人物的评论加以归纳，便以为完事大吉。殊不知，王蒙本人在创造这一形象时，自己也象林震一样，表现出某种“惶惑”，正是这种惶惑，使其笔下的刘世吾的性格带上了复杂性！唐挚先生曾试图说明刘世吾性格产生的根源，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他把其根源归之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时头脑发热便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这种热度不能持久，尤其是一旦生活进入事务性的正常运转之时。受时代的局限，唐先生的答案并不能使人信服。例如：大跃进运动时那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躁与狂热和小资产阶级有多大关系呢？“狂热”一词给予刘世吾恐怕不如给予林震更合适一些。而且，这种解释如果说给予刘世吾还马马虎虎，那么，对于其他所谓官僚主义者就不具有普遍性了。如果人们再追问一句：“韩常新等官僚主义者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唐先生岂不要语塞啦？林震与赵慧文也充满了理想的狂热，赵慧文还苦恼于从事的是事务性工作，不能象其它工作一样热闹，这两个人却被设定的官僚主义的对立面，如何解释？不过，唐先生的答案尽管不尽人意，却给我们深入分析这一作品，揭示王蒙的“惶惑”提供了一个思路。
二
且说刘世吾的冷漠与麻木。他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林震向他请示如何做党的组织工作时，他显得满不在乎；当林震激动地向他汇报麻袋厂存在的严重问题时，他不以为然……，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找到大量显示这一特征的例子，甚至他对赵慧文的爱情婚姻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不妨看作是其冷漠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现实地看。“年轻人都这样，最初互相美化，慢慢发现了缺点，就觉得都很平凡”，这话无疑是符合婚姻心理学的。若否认两个不同性格的适应过程，岂不导致离婚的草率，导致社会生活秩序的极大混乱？）但他不也曾一见林震就关切地过问他的对象问题吗？他的文学兴趣那么浓厚，小说、诗歌，包括童话都是喜欢读。当韩常新对《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一书加以非议时，他却对韩表现出不屑的神情。与林震谈起小说来，他便“紧换林震坐下，又半闭起眼睛”讲他读到好小说时的美丽的梦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什样锦”。这时候，谁能说他的心是冷漠的呢？尤其是他在锟饨铺对林震的掏心话：“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简直是一句令人激动的格言。毋庸举更多的例子，我们便可以并不武断地说，他看上去显得冷漠、麻木，但心却是热的。当人们试图用冷漠与麻木来概括刘世吾的形象时，王蒙却又在这些语词的逢隙中不断涌流出处于压抑状态的、潜存的刘世吾的另一形象，从而成功地颠覆了原有的形象，使既存概念丢失所指。那么，两个刘世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这种性格的矛盾又该如何解释？
刘世吾自己曾试图作出解释：1）梦想与现实有距离。 “梦想是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但现实却没的那么浪漫。2）职业病。“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饭菜是他们做的，他们整天和饭菜打交道。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3）忙。“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 解放以来从来没有睡够过八小时觉”。赵慧文则对刘世吾有另一番看法：“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不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这些解释加起来，大概就是王蒙在写作当时对刘世吾性格形成原因的理性分析了。但王蒙作为一个情境中叙事者，不但没有真正阐释清刘世吾性格的根源，反而成为一个叙事迷宫的设置者了。
三
不过，如果作为最终完成本文的读者不是习惯于直奔主题，而是进入作品，王蒙仍是提供了进入迷宫的门牌。梦想与现实有距离和职业病这两个理由含有至少两种能指，一是如唐挚先生所解读的含义，即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与现实事务性工作的对立，“喜好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知识分子”一词长期以来几乎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同等概念，在五十年代的语境中，必然得出一时的狂热遭遇事务性的现实工作导致冷漠、麻木的结论。推理的过程不外是：梦想—→热烈—→现实—→冷漠—→职业—→专业—→枯燥—→麻木，批评家以此逻辑弥合了两个刘世吾间的裂隙。而超离时代话语的限定，另一种能指是：梦想—→热烈—→现实—→现实的态度（压抑梦想，认清距离），职业—→职业意义的丧失—→缺少良好食欲。关于这一能指，我们将在后面再进行阐释，再看第三个理由：忙。一个“忙”字，启发性很大。先看区委会：“区委会的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连日开会到深夜。从汉语拼音到大脑炎，从劳动保护到政治经济学讲座，无一不经过区委会的忠实的手”区委书记事无巨细都要管，如何能不忙？既然这样忙，他怎能不成为一架开会的机器？虽然他可能并不象马雅可夫斯基所讽刺的“开支迷”，但他却是在开会中迷失了自己。试想有这么多会要他开，这么多事情要他处理，他又如何能够有精力把每件事情处理好呢？那么多突击性任务要他去抓，结果是哪项工作也只能突击一下了事。难怪就连精力充沛的林震看见那份写着“区人民委员会党组关于调整公私合营工商业工人工资问题的报告的请示”的长题目的厚得象一本书的材料都“怀着敬畏的心情”。区委书记成了开会的机器，韩常新、林震们则成了写材料的机器。林震想要在麻袋厂好好调查研究一番，。并建议上级认真处理王清泉的问题，刘世吾跟他讲：“上级布置的任务追着屁股，完成这些任务已感到很吃力。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的艺术”，而不能“用手工业的方法去解决”。韩常新则告诫他：“你要是一下子陷到这个里头，三个月也出不来，第一季度的建党总结还了解不了解？上级正催我们交汇报呢！”他们被上级派下的任务紧催着，这汇报、那总结，没完没了，即便象韩常新没有哗众取宠的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他能够有功夫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吗？既然不能，他能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汇报总结材料吗？显然不能。既然这些汇报总结都是无价值的，何妨偷一偷懒呢？于是，同一项数字和事例，他既能用到“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中，也能用到诸如“捕鼠工作总结中，加以“灵活掌握”。用这种办法，他摆脱了各种总结、汇报的纠缠，居然还能有工夫把身上收拾得“干净得抖都抖不下土”，能“每天刮一次脸”，并因为工作得办而升为副部长。刘世吾怎能不夸他“老韩……这家伙……真高明……”！与其说是韩常新这样的官僚主义者在腐蚀着革命的肌体，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中的缺陷培养造就了韩常新式的人物。全国解放后，我们的政府工作本该走上按步就班的轨道，但是，人们被迅速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急迫心情所驱使，事无巨细，都想抓好，结果是人们看上去都在紧张繁忙地工作，工作效率却并不是与这种繁忙成正比例，相反，欲速则不达，许多工作便走了过场。上级既然不能事事亲临，就催下级汇报，下级不能事事搞清，就寻找偷懒的办法，一些虚夸的、无价值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便滋生起来（大跃进浮夸风于此已出现迹象）。韩常新写汇报会“强拉硬扯生动的例子”，分析问题“会用几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刘世吾也把场面上的话说得滚瓜烂熟，“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快得象说一个字。譬如他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象‘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这就使令人困惑的现象出现在林震眼前：一方面“区委会的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连日开会到深夜”，一方面，“有时，一眼望去，却又觉得区委干部们是随意而松懈的，如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最严肃的东西一旦变为无价值的形式，还有什么严肃性可言呢？难怪有人喜刷界定为形式大于内容。
四
如果说人物活动的客观环境人们很难选择，那么，他能选择的就是其生存方式。人在旅途并非象出差乘车一样，指望睡上一觉，醒来目的地已到。人总要有所抉择，有所行动，寻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以作为其存在的证明，而非希待上帝的召唤。换句话说，人总要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我实现”，被马斯洛置于人的心理需求的最高层次，不过，若作为最高企盼似更恰当。寻找自身生命的意义，它成为人的现实选择的最为内在的动因。让我们先看看林震。作品中写道：“他已经二十二岁了，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作过一篇文，题目是‘当我××岁的时候’，他写成‘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要……’。现在二十二岁，他的生命史上好象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有做过。“生命的春天已经来到，处在寻找意义的焦灼中的他，被调至区组织部，却有一种被组织机器吞没的惶惑：“区委会的生活却不怎么受季节的影响，继续以那种紧张的节奏和复杂的色彩流转着。当林震从院里的垂柳上摘下一颗多汁的嫩草时，他稍微有点怅悯，因为春天来得那么快，而他，却没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迎接这个美妙的季节”。赵慧文与林震很相似，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如周身涌动看青春的激情，但组织部却仍是“打电话催催发展展数子、按前年的格式添几条新例子写写总结”，她不知道，在所谓的“事务性的”工作中，她生命的意义附丽在何处。至于刘世吾，在偶尔作过浪漫的遐想之后，一声“可还是得作什么组织部长”的叹息，含着多少生命被无端耗费的悲凉！在给定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我生命意义的实现方式，这种实现方式的选择不外四种，这样，就生成了李宗秦、刘世吾、韩常新、林震这四类形象。
五
要分析这四类形象，当先从分析刘世吾入手。
刘世吾有过梦想（幻想、理想）的狂热，只不过后来不得不压抑了这种狂热。他的生活信念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这是早年的革命活动所造就的心理定势。怀着这种少共心态的他，现在面临的是令人尴尬的处境。他也处在被异化为开会、赶任务、批阅文件的机器的地位上。“常常同一个时间好几个电话催他去开会。”可惜他不是华威先生，并不想到处去作一些无关宏旨的讲话，所以，在别人抽着烟，说着笑话时，他还要“皱着眉思索，提出自己设想的有价值的方案。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怀疑起对他的“不负责任”的指责来。批阅文件也是叫人头痛的事。小说中，刘世吾一出场，作者便展示给读者“玻璃板上叠得高高的文件。”这么多文件，岂不要把我们的副部长累死？尤其是，他的相当一部分精力都要耗费在批阅类似韩常新所写的那种无价值的文件中，使他“解放以来从未没睡够过八小时觉”，他又怎能保持工作的热情？他解放以来忙，难道解放前就不忙吗？为什么以前那么热情，现在就会冷漠了呢？问题不在于现在是事务性工作，而是在于现在他的生命有相当一部分被无意义地耗费掉了，刘世吾之所以欣赏韩常新写材料的做法，是因为那样才能把自己的精力解放出来。但他的少兴心理定势使他与韩常新的境界有天壤之别。对于没价值的文件，他只看个头、扫个尾，“签上名送去”，是为了腾出精力来批阅有价值的文件和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某些文件虽只有“不到三千字”，他却“看上一下午，密密麻麻地划上各种符号”，并不是因为他闲得发慌，或者一阵子心情好所为，而且因为那些文件有价值。从中也可看出，他不是失掉热情，冷漠麻木，而且不愿浪费热情。正是因为这种做法，他才得以仍掉做批阅文件的机器的包袱，从而腾出时间来看书，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觉得他是个官僚主义者，反倒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是个这种环境中善于工作的智者！他善于适应环境，现实地而不是理想化地去理解环境，力图在镣铐中跳舞，在限制中努力，在丰富的工作经验后面，不失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单纯的心。至此，我指出的公式，即“梦想—→热烈—→现实—→现实的态度（压抑梦想，认清距离），职业—→职业意义的丧失—→缺少良好的食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当然，在面对王清泉的问题上，刘世吾似乎缺乏帮助同志早日醒悟的热心，而是等他铸成大错一撤了事，这样做未免太残忍。不过，设身处地去想，一方面，“下边支部里各类问题很多”，“有类似毛病的干部也不只一个”，确实需要以点带面地抓，另一方面，“上级布置的任务追着屁股”，不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就会顾此失彼，刘世吾除了等“结合”这一天，还有多少选择余地呢？他终于等到了，《北京日报》揭出了王清泉的问题。作者在写刘世吾雷厉风行地处理这一问题时，还没忘记补上一句“他把其它工作交代给别人”。只有这时，他才能放下手头的那些不得不赶的事！处理完毕后，他说：“我的心很沉重”，“并不轻松”，这些话又再次证明：他并未失掉热情，并非“不再爱，也不再恨”！相反，从中却透出几分无奈。基于这种理解，我认为对刘世吾的“复杂的官僚主义者形象”的定性是不能成立的。
刘世吾的形象定位后，以此为参照，其他形象就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李宗秦“如果说刘世吾叹息“可还是得作什么组织部长”，但工作照干，那么李宗秦则仅是个挂名部长。赵慧文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想去作理论研究工作，嫌区的工作过于具体”。事实上，李宗秦之所以想去作理论研究工作，恐怕说他是“嫌区的工作过于具体”也是不恰当的。如果不是具体到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具体到整日应付上级的工作安排，而且更进一步，具体到去认真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从中看到自己努力的价值，他就不会只当个挂名部长啦。“身体不好”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作理论研究工作同样需要一个好身体。从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到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才是其根本原因，作为组织部部长，他也和刘世吾一样不愿浪费生命，但他不善于实现地去理解环境，适应环境，在限制中作出努力，而是取了逃避的态度。
林震：年轻时的刘世吾。他充满理想与热情，对别人拿他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甚为反感。他也为生命价值不能实现而怅惘，但作为一个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他既不象李宗秦那样因为认识到环境难以改变而取逃避的态度，也不象刘世吾那样在限制中作出努力，而是对环境取抗争的态度，“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得正确”。但正如刘世吾所批评的那样，林震年轻气盛，缺乏经验，思维是直线模式、对工作中的困难估计不足。作者有意安排了赵慧文、魏鹤鸣的形象作为补充，使他在挫折后的“惶惑”中不断得到知音的鼓舞（赵慧文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一点最鲜明地表现在爱情观上：“或者是崇高的爱情，或者什么都没有”）。不过，如果小说中所写的组织运行机制不发生改变，林震个人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碰壁多了，就会学着在限制中努力。在作品末尾，林震不是已经意识到了“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作不成任何事情的”吗？我们说他是年轻时候的刘世吾，也就意味着刘世吾的现在可能就是他的将来。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刘震云所写的《单位》中的年青主人公也姓林，而这个小林也曾象林震一样充满热情，充满理想，后来呢？不是被社会的刚刃削平了棱角吗？
韩常新：善于适应环境，现实地而不是理想化地去理解环境。他的生命意义就在于认同环境。按照作品的设定。他的年龄是二十七岁，而作品又是写于1956年，就是说解放时他已至少21岁，但他没有刘世吾那种少其经历，不具备刘世吾那种赌上生命获得的信仰的崇高，少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单纯。另一方面，他又不具有新中国培养的一代青年的理想与热情，因此，只能浅薄地同化于环境中。除了特别注重打扮，以领导干部还象领导干部、善作官样文章，漂浮在生活表面上之外，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无论是刘世吾还是林震的理想主义境界他都无从进入，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痛苦，是个“失语”却没有失语焦虚的空心人。
王清泉：纵向讲，与韩常新的形象具有一致性，横向讲，又在基层干部状况中具有某种代表性，如刘世吾所讲：“有类似毛病的干部不只一个”。
这样，人物性格的生成机制就比较清楚了。在共和国的青春期，人们被迅速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急迫心情所驱使、超离了社会组织运行的正常轨道、忙中生乱，使工作走了过场，导致工作意义的丧失。处身在这样的环境中，因自身条件不同，为寻找自身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人物对于现实只有四种可供选择的路径，这便是李宗秦、刘世吾、韩常新、林震四类形象的生成机制。要改变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就必须改革产生这种工作作风的组织运行机制。这样看来，这篇小说无疑是当今体制改革的一声遥远的呼唤。
注释：
〔1〕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修订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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