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化雅努斯——兼论巴赫金对诙谐史上拉伯雷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史上论文,诙谐论文,化雅努斯论文,拉伯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04)05-0054-07
1 导论
米哈伊尔·米哈伊诺维奇·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最受争议最被误解的思想家之一。因为他长期默默无闻、不求发表的写作方式，孤僻独处的边缘化生活状态和被捕流放的特殊经历，使得巴赫金历经了三次被发现的过程[1]，“只有到了他生活的晚年，他才博得普遍的赞誉，而与之偕来的却是他心灵上的相对平静”[2]，但是学术界却没有就此平静下来，三次发现确实“复活”了巴赫金体大虑周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我们不得不赞同托多洛夫的评价：“米哈伊尔·巴赫金无疑是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文学界最伟大的理论家。”[3]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是他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诗学体系是沿着古希腊罗马古风式狂欢风格→拉伯雷为代表的狂欢化笑谐文化→陀斯妥耶夫斯基共时性狂欢化文本这样一个原始要终的典型化逻辑建构的。三个典型代表都处在民间文化和狂欢化世界感受最活跃、最兴盛的转型时期：希腊化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旧俄罗斯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我们以为，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体系中，古希腊罗马古风式狂欢化研究，侧重以语言体裁庄谐体（包括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为归旨的范式；对陀氏的研究则在关注复调艺术思维的同时，将狂欢化纳入“巴赫金历史诗学理论的基本概念”[4]中；而巴赫金对拉伯雷狂欢化笑谐文化的研究，则是“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作了全面的阐释”[5]。我们从历史地位和理论品格可以看到拉伯雷研究是整个狂欢化诗学体系中承上启下、包罗万象而又具体入微的一个研究典范。对“狂欢化雅努斯”的研究，我们也是以最典范的“拉伯雷研究”为理论驻点的。
2 两个概念
“狂欢节”是巴赫金狂欢诗学中的高频词汇和基本概念，“狂欢化雅努斯”是我们论述的中心，它是引入的新概念，由“狂欢节”过渡生成而来。下面我们简释这两个以“拉伯雷研究”为背景的概念及其关系。
狂欢节(carnival)
狂欢节(carnival)，从词源上讲，它来源于拉丁文，是由caro,crnis（肉体）与levare（更替）合成的复合词，意思是在狂欢三天之后的四旬节期间禁欲、戒除肉荤等，进入为期40天（四旬）的大斋期，目的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祈祷斋戒。这种节日在文艺复兴时期最常见的一个情节是“国王”的加冕脱冕式闹剧，而词源中所谓“肉体更替”便是暗示由狂欢节的极端物质—肉体倾向到四旬斋戒期间高度的虔诚—心灵状态更替、转变。在一种较直观和通俗的解释中，狂欢节被概括为“无所畏惧的欢乐”。巴赫金指出，“狂欢”一词还有日耳曼语的词源，它出自德文词karne或harth和val或wal，前两个词根是“神圣的处所”（神仙和他们仆役所在之处）的意思；后两个词缀则表示“死的”或“被害”的意思，而游行是狂欢节起源于巫术仪式的表现形式。由此，我们可以将这个合成的日耳曼词汇解释为“亡故神仙们的游行节日”。其实，无论是“无所畏惧的欢乐”还是“亡故神仙们的游行节日”抑或是“肉体交替”，都在词源意义上紧密联系人类生存的两极状态：神仙，仙境／亡灵、地狱；禁欲、禁荤／纵欲、吞咽；畏惧、等级／欢乐、平等……狂欢节展示给我们一个未生成的双重性世界，它正好处在人类两极生存状态的胶着、交替点上，因为人们在狂欢节中，实质上并非生活在一种失去理智的迷狂醉梦中，而更多的是游弋于暂时性乌托邦的节庆自由和永恒严肃性的现实牢笼之间，即栖息在两极的边缘上。
狂欢节在10-13世纪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中产生，文艺复兴时在法国达到全盛期，呈现出整个时代的狂欢节化。在此之后，狂欢节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被公开禁止。19世纪和20世纪所谓的“狂欢节复兴”已是回光返照，此时的狂欢节已经完全丧失了世界观意义。
在狂欢节的节庆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数千年酝酿发展而来的丰富多彩的形式和特殊语言体裁。小丑和傻角对教皇、国王、贵族、圣经故事等官方经典的戏仿，还有滑稽改编、降格、亵渎、插科打诨、脱冕加冕等一同构成了狂欢节民间文化第二生活。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狂欢节式的戏仿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一般来说，赤裸裸的否定是与民间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6]也就是说，民间狂欢节庆生活中的戏仿不是简单的否定官方生活而欲使民间生活上升到实际上主流地位，而更多的是“再生”和“更新”官方生活僵化教条的极端取向来起到补充、净化作用。巴赫金进一步指出：“狂欢节（再强调一次，在这个字眼的最广泛意义上）将意识从官方世界观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使得有可能按新的方式去看世界。”[7]这实际上是狂欢节冲击哥特式官方世界观，体现其否定性的一面。但是巴赫金接着又赞扬狂欢节：“没有恐惧，没有虔诚，彻底批判地，同时，也没有虚无主义，而是积极的，因为它揭示了世界的丰富的物质开端、形成和交替，新事物的不可战胜及其永远的胜利，人们的不朽。”[8]这是狂欢节肯定再生性的一面。狂欢节在其字眼“最广泛意义”上，也就是巴赫金前面强调的世界观意义上，体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第二生活立场对官方日常生活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既贬低又赞扬的双重性价值取向。概言之，狂欢节具有双重性世界观意义。
狂欢化雅努斯(carnivalization Janus)
讨论了狂欢节及其双重性之后，我们在此基础上阐释狂欢化雅努斯（双重性）的来源。狂欢化是狂欢节的世界观意义向文学领域的渗透延伸，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保存和深化。
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情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的、可以说是分解地（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这个语言无法充分地准确地译成文字的语言，更不用说译成抽象概念的语言。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化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化为文学语言的表达，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9]。
概言之，狂欢节上一整套象征意义的广场语言向文学语言的转化就是狂欢化。16世纪拉伯雷时代，狂欢节的衰微和讹变实际上已经开始，17世纪后，伴随着整个欧洲民间节日国家化和日常化的趋势，狂欢节世界观意义在广场语言领域的退隐，促使这一世界观向更具稳定性和相近性的文学领域转化，沉淀为狂欢化文学传统。这个转化过程中狂欢节世界观意义的双重性也很自然地在狂欢化中沉淀下来，形成狂欢化的双重性。巴赫金理解民间节日的狂欢化精神和风格时，正是敏锐地抓住了狂欢化双重性：毁灭、脱冕跟复活、加冕相联系；肚子、肠子、地狱、张大的嘴等怪诞系列的形象与旧事物衰亡新事物诞生相统一；“愚蠢的聪明人”等，整部《巨人传》都渗透着上／下，精神／物质肉体的明显对立，这种拉伯雷式的狂欢化双重性我们下面还会论及。
狂欢化双重性植根于狂欢节的双重性。巴赫金给了双重性一个意蕴丰富的命名：“中世纪的节日（狂欢节为代表——笔者注）似乎变成了双面的雅努斯；如果它的官方宗教面孔转向过去，使现存制度神圣化合法化，那么它的民间—广场的笑颜则朝向未来，含笑为过去和现在送葬。”[10]这里巴赫金借用古罗马双面孔门神雅努斯的象征意义，将狂欢节的双重性命名为狂欢节的雅努斯，而这一双重性是以世界观意义直接传承给狂欢化的，所以我们这里也借用这个双面门神的象征意义，将狂欢化双重性命名为狂欢化雅努斯。当然，这一命名我们也受到了董小英有关“扑克牌头像双重性”和“狂欢化双声性艺术思维”的启示，不过她是从德里达解构思维和叙事学角度介入这两个问题的，故略而不论[11]。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概论的关系：狂欢节是双重性的，狂欢化雅努斯由狂欢节的双重性过渡而来。
3 一个结论
我们论述的中心狂欢化雅努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体系中，它由狂欢节演化而来，与狂欢节的重要节日形式和因素“诙谐”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巴赫金指出：“研究四个世纪以来对拉伯雷的理解和阐释，及其影响的历史，是颇有教益的：它是与那段时期对诙谐本身及其功能的理解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12]即拉伯雷解读史与诙谐本身的风格史、理解史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狂欢化雅努斯——诙谐——对拉伯雷的解读”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内探讨。
我们注意到：巴赫金在论述诙谐的否定破坏功能的同时，明确指出：“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正是诙谐背后积极的，再生的，创造性的意义的承认，才能表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诙谐理论（就像我们说明的古希腊罗马的源泉一样）的特性。这使它与后来的，包括柏格森的诙谐理论和哲学大相径庭，那些理论和哲学在诙谐理论要提出的是它的否定功能。”[13]巴赫金是在强调诙谐的肯定性功能，并把它与柏格森为代表的诙谐否定功能论调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像柏格森那样将诙谐的笑理解为“改正的手段”是典型的单纯否定论，而实际上诙谐背后还隐藏着深刻而丰富的肯定性因素：积极、再生、创造。诙谐的背面和正面正好组成一个双面的雅努斯：既肯定又否定（双重性）。
在巴赫金看来，诙谐“笑”的语言，目的不在于简单地指称个别的消极现象，“而在于揭示世界这一整体的一个特殊的方面”[14]。也就是要从整体世界观意义上把握诙谐及其双重性（肯定／否定）。
从整体上讲，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狂欢化是对狂欢节世界观的文学语言表述，狂欢化没有狂欢节的民间文化源泉是不可能积淀于文学传统层面的，诙谐是狂欢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节日形式和因素，既然这样，诙谐的双重性也就隐含在狂欢节的双重性之中，伴随着狂欢节的狂欢化趋势很自然地影响和过渡到狂欢化雅努斯（双重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前面“两个概念”论述中我们知道，狂欢节（包括诙谐）是用广场语言方式表现狂欢节世界观的，而狂欢化则是用文学语言的方式表现同一个狂欢节的世界观的。狂欢节（包括诙谐）和狂欢化在世界观的本质取向上是同源同构的，那么两者世界观的意义上的双重性也应该是同源同构的，即狂欢节（包括诙谐）的双重性和狂欢化雅努斯（双重性）是同源同构的，诙谐的双重性和狂欢性雅努斯的同源同构关系可以借用巴赫金的一个生动比喻说明：两者是一个镍币的两面，统一于一个整体的世界观中心。
从局部意义讲，在拉伯雷的文学文本即狂欢化的语境中，诙谐的三个主要特征：包罗万象性、自由性、非官方的民间真理性（巴赫金体系中）与狂欢化雅努斯具有不可忽略的内在联系。首先，巴赫金在论述诙谐包罗万象的性质时指出，具有包罗万象典型特点的戏仿文学“简直是让旧约和新约的文本和格言不得安宁，至少能从中找出某种暗示或双关性”[15]。也就是说，戏仿性文学的包罗万象性还是建立在文本和格言的双重性指向基础之上的，暗示和双关性采取的绝不是同时肯定或同时否定的语言策略，而是狂欢化雅努斯的双重性指向：表面肯定甲物，而实际上却否定甲物而肯定乙物，即暗示的表面指向是甲，实际却是乙；双关的表面是甲、乙的同音转换，实际却是指向乙。其次，诙谐的自由性也是一种相对自由，它存在于也只能存在于严肃的官方世界和节庆性的民间世界的双重性边缘地带。单纯的民间节日自由永久性地逃离现实官方世界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它暂时性的脱离官方片面严肃等级的束缚，却不得不在时间上依托于官方宗教节日取得合法存在——狂欢节本身即与宗教四旬节相关连；在空间上它也要依托官方日常世界——别忘了狂欢节的广场同时也是断头台、火刑架、免罪符的世界。最后，诙谐的非官方民间真理性就是要破坏官方禁令、暴力、限制产生的恐惧而建立民间具有自我意识色彩（虽然还不充分）的轻松、怪诞。这是一个明显的既肯定又否定的双重性立场。即使是否定的指向也是有限度的，巴赫金指出：“认为中世纪的严肃性完全不令人敬仰，是不对的。因为恐惧的存在，因为中世纪的人面对自然力量，面对社会力量还太弱，在宗教的，社会—国家的，意识形成的形式中的恐惧和痛苦的严肃性不可能不令人敬仰。自由的意识只可能是有限的乌托邦式的。”[16]这无疑说明，作为民间真理的诙谐在中世纪的官方主导语境中还是相对弱势，民间真理实际上只能算人的一种本能倾向，还没有上升到一种自觉的、批判的历史意识。诙谐成为了也只能成为民间真理的保护性假面，他有明显的雅努斯性：一方面，诙谐以民间立场去调侃、戏仿弗朗西斯一世宫廷和索邦神学院；另一方面，创作出这种诙谐文本的人往往又会虔诚地匍匐于权杖，皈依于圣像，诙谐展现给我们的是既肯定又否定的双重性。综上所述，诙谐作为狂欢节的一个形式和因素，它的三个主要特征与狂欢化雅努斯（双重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通过从整体上和从局部意义上两个层次的论述，我们理解到：诙谐的双重性影响过渡到狂欢化雅努斯（双重性）；诙谐的三个主要特征与狂欢化雅努斯具有内在统一性；而诙谐的双重性本质上是世界观意义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一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讲，狂欢化雅努斯构成诙谐的本质，两者可以同义互文。诙谐，从巴赫金的诗学中理解，不是单纯的讽刺或否定性的笑，而是带有肯定、再生、更新精神的双重性的笑。诙谐，摆脱了单向度否定意义，定格为一个正反矛盾集于一体的双向度范畴。
4 解读线索
以上“两个概念”和“一个结论”两部分是从概念关系角度探讨“狂欢化雅努斯”的，正如前文所述，“狂欢化雅努斯——诙谐——对拉伯雷的解读”是在同一理论框架内的。在论述了“狂欢化雅努斯与诙谐关系”之后，我们完全有必要从批评实践的角度论述三者关系。巴赫金也正是运用历史——社会检索批评模式，批判性地考察诙谐风格史、解读史和对拉伯雷解读史，最终展现了狂欢化雅努斯的美学品格。
“一个结论”告诉我们，狂欢化雅努斯构成诙谐的本质，那么诙谐风格史，解读史和作为诙谐典型代表拉伯雷的解读史，就是狂欢化雅努斯的风格史和解读史。实际上，对诙谐“滑稽”、“粗俗”的误读；诙谐风格自身蜕变成“肤浅、色情”的轻佻，降格为“装饰性和抽象的寓意法”；对拉伯雷“荒谬绝伦的混合体”的误读，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在脱离、误解、歪曲、臆测狂欢化雅努斯的思维原点上产生的，对诙谐和拉伯雷的误读，就是对狂欢化雅努斯的误读。
这里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在拉伯雷作品诞生之后，对它的改编、模仿甚至戏仿深入到整个欧洲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拉伯雷在16世纪之后影响之远，辐射之大足，以使他成为民间诙谐文化的代名词，诙谐本身倒是成为被人忽视的语境因素。因此，16世纪拉伯雷《巨人传》问世之后，诙谐风格史、解读史融入拉伯雷解读史之中，即“两史合并”。
下面，我们以巴赫金的视角对诙谐风格史、解读史和拉伯雷解读史作一个历时性的概述，观其大貌，从中窥探出狂欢化雅努斯的解读轨迹。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即基督教早期），诙谐风格即受到严厉的谴责，当时的滑稽模拟剧就被视为“来自魔鬼”的形式。进入公元7至9世纪的中世纪早期，民间诙谐在整个社会包括宗教上层中都被宽容的接受。中世纪中后期，诙谐作为中世纪第二生活因素以戏仿文学、愚人节、圣诞节诙谐等非典型形式存在，同时民间诙谐文化向文学上层转化，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成为一千年诙谐文化积淀基础上的时代直接狂欢化。诙谐成为当时包罗万象的因素。而拉伯雷则成为这个时代诙谐风格的集中代表，并且被时代所认同。“同时代人深深感觉到拉伯雷的形象与民间——演出形式的联系，感觉到这些形象特殊的节庆性及其深入渗透的狂欢化气氛。”[17]在拉伯雷之后，诙谐风格史、解读史和拉伯雷解读史“两史合并”。而后，16世纪的拉伯雷模仿者中就出现了诙谐风格的解体。同时代龙萨、七星诗社“体裁等级”观念和蒙田的随笔中可以看到拉伯雷被误读的端倪。17世纪，诙谐风格出现了明显的退化[18]。与此同时，17世纪古典时期，拉布吕耶尔以古典美学标准指责拉伯雷的作品为“荒谬绝伦的混合体”。同时代的历史寓意学派则捡来一把虚假的解读钥匙作索隐式比附。18世纪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用“粗野和野蛮的十六世纪”的标签拒拉伯雷于正宗文学大门之外，戏谑拉伯雷为“一个醉醺醺的哲学家”。18世纪，诙谐风格在文学中保留并退化。19世纪法国浪漫派代表夏多布里昂的“天才—母亲”论，雨果的“天才”论给予拉伯雷法兰西民族文学家缔造者的较高评价，并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诙谐风格中的雅努斯指向。在19世纪到20世纪（巴赫金学术活动终止的70年代），拉伯雷解读中的几位杰出代表费夫尔、维谢洛夫斯基、叶·马·叶夫尼娜、平斯基无一例外地都从官方立场出发，不能完全看到诙谐的本质和其民间的文化源泉。
以上大致是诙谐风格史、解读史和拉伯雷解读史的线索，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一样，这条线索其实也就是狂欢化雅努斯的风格史、解读史。
总结起来，对狂欢化雅努斯的误读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他们对狂欢化雅努斯的解读抓住其一面性，而且大部分是否定、夸张、变形的一面，往往忽视或抛弃它肯定、再生、积极性的一面，以偏概全，失之偏颇。古典主义者拉布吕耶尔就只能将拉伯雷雅努斯性质的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理解为纯否定的肉欲和粗俗，他甚至毫不客气将怪诞的雅努斯风格斥之为“荒谬绝论的混合体”。伏尔泰将拉伯雷诙谐中的狂欢化雅努斯扭曲为赤裸裸和直率的讽刺。而所谓的“伏尔泰诙谐”却把狂欢化雅努斯弱化为一种无生气的嘲笑。同样，雨果晚年的错觉使他抛弃乐观主义的立场，将拉伯雷狂欢化雅努斯认定为主要是否定、贬低、毁灭的因素。我们以为，无论是拉布吕耶尔的“肉欲”、“粗欲”的解读，还是伏尔泰“赤裸裸”笑的误评，抑或是雨果的错觉，他们这些典型误读的病灶都在于以官方严肃性立场指斥诙谐的“低级风格”，从根本上讲，他们还是看不到诙谐的本质是狂欢化雅努斯的笑，真正的诙谐并不完全否定严肃性，巴赫金论及诙谐与严肃性关系时指出，诙谐与悲剧的严肃性，严格的科学的严肃性这些对立性概念实质上是补充与净化的关系，他明确指出：“真正的诙谐是双重性的，包罗万象的，并不否定严肃性。[19]也就是说，诙谐的狂欢化雅努斯的本质使它是以两面性的立场看待所谓“严肃性”的。首先，它明确地反对片面、僵化的严肃性，但另一方面它又以生成性的立场清除严肃性中教条主义、片面性、僵化、绝对、恐惧、说教等一系列消极因素，而导向开放的严肃性或者是严格科学的严肃性。前面三位拉伯雷解读者只能看到诙谐表面上反严肃性的一面，笼统指责诙谐是对严肃性的亵渎，而没有看到诙谐狂欢化雅努斯的另一面：否定一种严肃性而补充肯定另外几种严肃性。
（二）这些误读和诙谐风格的退化，都表明狂欢化雅努斯整体世界观意义的丧失和缺席，只留于纯粹形式和局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盛赞拉伯雷同时代的解读者：“同时代人掌握并理解了拉伯雷整个艺术思想世界的完整性和贯彻到底、统一的风格和所有进入这一世界的、作为充满统一的看待世界的观点、统一的正宗风格的因素的和谐性。”[2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批评后来的误读者：“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人们则理解（这种统一风格和世界观——笔者注）为拉伯雷奇怪的个性特异反应或为某种密码、暗码，即包含有拉伯雷时代一定的事件，一定的人物的暗示体系。”[21]巴赫金的表述虽然晦涩，但意义却是极其明确的：不了解狂欢化雅努斯整体上的世界观指向，要读懂拉伯雷的艺术世界是不切实际的。遗憾的是，在拉伯雷的时代，这种误读就已经开始了。德国纽伦堡狂欢节上几个人抬的巨型香肠本来是一个狂欢饮宴和生殖象征的双重性符号，但菲沙尔特却将它赋予道学——政治的否定性意义。17世纪的历史寓意学派则更可笑地用卡冈都亚拿三月猫擦屁被抓伤的情节，影射弗朗西斯一世的宫廷轶闻，这种索隐式解读只会将诙谐情节中原有的世界观意义曲解，更无从理解诙谐背后的狂欢化雅努斯。在拉伯雷被误读的同时，诙谐风格也开始悄然退化。到17世纪、18世纪，诙谐已经由文艺复兴时期包罗万象的时代世界观因素降格为只有在喜剧、寓言等低级体裁中表现个人或某些典型的形式因素，特别是诙谐的语调已经不能用于官方性历史代表人物（皇帝、将领、贵族、传奇英雄），在18世纪洛可可文学中我们只能看到诙谐蜕变为室内装饰的形式。无论是误解还是风格退化，其实质是诙谐背后的狂欢化雅努斯已经悄然退去原有的世界观色彩。在误读者中，他们理解诙谐时已经不能将拉伯雷的狂欢化雅努斯视为一种统一的完整的看待世界的观点，而只从拉伯雷作品中某些“粗俗”形象或“怪诞”形式出发来解读整个拉伯雷。
（三）这些误读不顾狂欢化雅努斯的历时性来源，而只作共时性的“现代”阐释，当然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巴赫金以独特的理论眼光指出：“民间诙谐文化，在非官方的日常生活中能够上升到文学和意识形态的最上层，使之富有创造力，而后来随着专制制度的稳定化和新官方性的形成，它下降到体裁等级的底层，沉淀在这些底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民间的根基，被庸俗化、狭隘化并发生退化。”[22]作为诙谐本质的狂欢化雅努斯，自然在这一上升和沉淀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源于民间文化，先在文学体裁中兴盛，最后又疏离民间文化根基直至退化的历时性过程。以往的拉伯雷解读者却往往只理解一个阶段的狂欢化雅努斯，或者干脆以“当代”静态的眼光去审视，最终导致误读。伏尔泰不理解拉伯雷形象系列中具有狂欢化雅努斯双重指向的“乖张语言”及“冷嘲热讽”，也看不到这类形象背后的民间诙谐来源，更是没有很好地理解形象的狂欢化雅努斯双重指向意义在当时已经出现退化。这样，伏尔泰就只能以启蒙时代特有的唯理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偏执的非辩证法思维模式去阐释拉伯雷的诙谐，于是他笼统地将拉伯雷冠以“滑稽角色中的头号人物”的愚人之冕，将饮宴形象、筵席交谈的雅努斯指向断章取义地视为肤浅的日常生活内容。伏尔泰之后的雨果较为辩证地理解了具有典型狂欢化雅努斯风格的“肚腹”形象，他将“肚腹”功能正确地解读为雅努斯性的父亲身份和母亲身份，进而较为客观地把握了兴盛阶段狂欢化雅努斯在拉伯雷物质——肉体下部形象中的意义。但是他晚年却又将兴盛阶段狂欢化雅努斯的向下指向解读为“诱惑人、背叛人、惩罚人”的道德——哲学语言。到了费夫尔，“他以一个二十世纪的人的耳朵去聆听拉伯雷的笑声，而不是像1532年的人那样去聆听。”[23]他将on rit（引起笑）中狂欢化雅努斯的双重义符理解为单向义符，即只是一种“玩笑”，显然他是以退化阶段的狂欢化雅努斯为标准评判on rit。所以，正如巴赫金批评的那样：费夫尔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虚假的片面的16世纪文化图景。我们以为，对拉伯雷的诙谐和狂欢化雅努斯内核的解读，不可能不带有偏见。伽达默尔阐释学以为：“所有理解不可避免的带来某种偏见。”[24]但是伽达默尔同时也强调了“真偏见”和“伪偏见”的区别，像前面拉伯雷的误读者那样，不理解狂欢化雅努斯的历时性来源，完全以自己所在时代的当下视域去牵强地融合拉伯雷文本的历史视域，只会导致“遮蔽”，这是一种典型的“伪偏见”，最终滑向误读。而“真偏见”则像巴赫金解读拉伯雷那样，将文本带出功利性的现实关系，而纳入相对封闭的民间文化历史视域内理解，获得一种接近文本整体而疏离主观兴趣的“真偏见”。
5 解读体系
如果说前面对诙谐解读史、风格史和拉伯雷解读史的研究，显示了巴赫金以历时性、批判解构性的眼光进行一种除旧破坏的话，那么，巴赫金具体而微的对拉伯雷艺术世界的剖析，则表现了他以共时性、组织建构性的视角进行一种布新建设，而这些破坏和建设的共同主题则是诙谐背后的狂欢化雅努斯。
这个解读体系我们可以列表如下：
巴赫金对拉伯雷诙谐（狂欢化雅努斯）的解读体系
表现方式贬低、物质化、向下运动、降格、插科打诨、颠倒、神圣
的戏仿、逆向运动、加冕／脱冕
表现领域广场语言、民间节日形式与形象、筵席形象、怪诞人体
形象、物质—肉体下部形象
狂欢化的笑、戏仿性文学、诅咒（赌咒）、骂人话（辱骂）、誓言、粗话、怪诞人体、驴节、愚人节、粪便、尿、医
表现范畴生、复活的大钟、大肠（内脏）、游戏、预言、占卜、傻瓜、
塔波古、张大的嘴（吞食）、地狱—阴曹地府、死亡／绝
灭、褒贬融合、巴黎的吆喝
我们不奢求对巴赫金解读体系的表现方式、领域、范畴作全景式的阐释和分析，这不是本文能完成的，而且就狂欢化雅努斯的双重性指向而言，以上方式、领域、范畴并不都是典型代表和强形式，我们这里只选取一个典型代表“褒贬融合”，作以点带面的分析，看它是如何典型体现狂欢化雅努斯美学品格的。
“非难（贬）是赞美（褒）的反面。广场上的民间节庆语言赞美着非难，非难着赞美。这是一个两副面孔的伊阿诺斯（雅努斯）。”[25]巴赫金对“褒贬融合”这一表现范畴是这样判定的，明确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褒贬融合与狂欢化雅努斯）。他是从语言本质意义上理解“褒贬融合”的，民间节庆语言在单一的声音中分辨出个别声音，但在整体声音中却融成一个双重性的统一体。下面从两个方面具体探讨“褒贬融合”的狂欢化雅努斯美学品格是如何表现的。
(1)“褒贬融合”的一系列典型词汇和体裁是双重性的。巴赫金在解读拉伯雷时发现：褒贬融合的几个核心词汇couillon（放浪鬼）、blason（徽章）、fol（疯子）和folie（愚蠢）等都是双重指向的，民间褒贬诗这个体裁（包括长串骂人话）也是双重性的，甚至连巴奴日和约翰修士围绕couillon的褒贬祈求文本也是双重性的，巴赫金正是从解读这几个核心词汇的双重性来印证“褒贬融合”的狂欢化雅努斯风格的。例如：在小说第3部庞大固埃和巴奴日为小丑特里布莱大写赞美诗中，folie（愚蠢）这个“褒贬融合”词汇的双重性指向得到充分显现。两个主人公轮番表扬丑角特里布莱，他们使用的这208个修饰语，几乎是包罗天文地理，杂取各个职业领域的词汇，显得杂乱无章，但这一长串修饰语一面是极尽小丑的folie（愚蠢）骂词，一面却是一篇祈文形式的赞美诗，因为这些修饰语同样可以用来为聪明人歌功颂德，愚蠢的载体丑角一会儿被赞扬（肯定），一会被辱骂（否定），folie（愚蠢）本身也就构成了双重性，所以在小说的另一处，丑角特里布莱又被称呼为“愚蠢的聪明人”。由词汇和体裁的双重性我们看到了褒贬融合狂欢化雅努斯（双重性）品格。
(2)“褒贬融合”用双重性指向拆解官方言语的静态界限。官方性的言语在巴赫金看来将整个社会以等级方式进行了鸿沟分明、界限清晰的细致划分，那么任何现象和事物都是依据它们之间划分好的静态界限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内涵。而非官方的广场言语则彰显出“褒贬融合”的狂欢化雅努斯品性，用它的双重性指向模糊甚至拆解带有等级思维暴力的静态界限，从根本意义上解放僵化凝固的日常语言观和世界观。“褒贬融合”的这种双重指向往往使同一个词，同一个指称，同一个语境褒贬叠加，双声重合，正反同体，混淆自我，他们与相异或相对立的词、指称、语境原有的那种静态界限顷刻瓦解。我们理解了“褒贬融合”这种狂欢化雅努斯性，便很容易用16世纪法国里昂药贩的耳朵，聆听到卡冈都亚长篇累牍的谩骂中潜藏的热情激昂的赞扬；同样，我们理解了这点，也可以用拉伯雷的眼光去透视其艺术世界中傻瓜、愚人、塔波古、涅莫、老妪等形象深刻的双重指向。甚至我们今天在私人信件和便笺中还存留着“褒贬融合”狂欢化雅努斯的痕迹。我们在私信和便笺中经常会使用亲呢不拘的粗鄙话或脏话：诸如“死猫”、“笨熊”、“懒猪”。因为官方言语体系中的常规单一性词已经不能完全表达亲朋或恋人间的亲密感受，那样表达只会使人拘束反而拉大距离感，而使用褒贬融合的粗话或脏话，则可能会起到一语双关，似骂非骂，似嗔非嗔，又恨又爱的特殊交际效果。正是在活生生的语用环境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并理解到了“褒贬融合”的狂欢化雅努斯品格。
6 结论
综合以上五个部分，我们以为：狂欢节在巴赫金的理论中具有双重性，狂欢化雅努斯由狂欢节双重性过渡而来。狂欢化雅努斯构成了诙谐的本质。巴赫金对诙谐史上拉伯雷的历时性解读，对拉伯雷艺术世界的共时性考察，揭示了狂欢化雅努斯美学品格的大貌：首先它是双重性的而不是单义的；其次它是整体世界意义的而不是局部或形式的；再次，它有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最后，它在“褒贬融合”等巴赫金解读体系中得到深刻表现；蕴含在一系列典型词汇和体裁之中，拆解了官方言语的静态界限。
同时，巴赫金解读诙谐史上拉伯雷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掌握了拉伯雷创作中的民间文化源泉和狂欢化美学品格这两把钥匙，才能开启拉伯雷的创作宝库。”[26]巴赫金正是以狂欢化雅努斯这一来自民间狂欢节的美学品格为红线，贯穿于解读拉伯雷的始终，聆听到了来自“拉伯雷民间幽默合唱团”的笑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巴赫金的解读也真正廓清了“最近三个世纪的文学中笑谐表现的狭隘而贫乏的理解”[27]，还原了拉伯雷——“全欧笑文化最有力、最深刻、最独特表现的一把无可替代的钥匙”[28]。
收稿日期：2004-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