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国家哲学——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唯心主义论文,神学论文,封建社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国家的指导思想，即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国家哲学的过程，并揭示了其何以能够成为当时的国家哲学的历史条件，以及它在行蕴过程中，儒道法三家虽互补互黜，但儒学主体地位，其国家哲学性质最终并未改变。儒释的揉合使儒学走向宋明理学。
关键词 封建社会 国家哲学 董仲舒 神学唯心主义 天人感应
国家哲学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国家制定方针、政策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维护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最高的或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在前期中国封建社会中，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奉行的国家哲学。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所建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为我国2000多年的来的封建社会所承袭，它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秦王朝推行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下，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并日益加剧，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领导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继秦而起的是汉王朝。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建立和巩固时期，也是新兴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而营建新的上层建筑和创建新的统治思想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从动荡到统一的使然，先秦各家各派思想经历了分化、合流、重组，此起彼伏，其中儒、道、法三家互补互黜，逐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儒、道、法等都为新的封建主义的统治思想提供理论依据。西汉大儒董仲舒是封建专制国家哲学的肇始者。
从汉高祖刘邦以来，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使汉代封建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汉帝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外征匈奴，内削诸侯之权，不断镇压农民起义，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在这样的形势下，汉初的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已经满足不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这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能够满足汉武帝的强化和统一法度的政治需要。当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为汉武帝所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终于找到了统治理论。此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也一跃成为独尊地位的封建主义的国家哲学。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全面论述了自己国家哲学的思想观点：其一，提出了神权政治理论，把天视为最高的人格神，宇宙是按照天的意志存在和变化，认为君权神授，天是通过符瑞和灾异以示对君主的维护和谴责。其二，宣扬“道”从天而来，天道、人道和治道是永恒不变的。其三，主张德治，认为天是仁慈的，君主应以道德教化人民，贵族、地主的财产和禄位都是上天赐予，反对土地兼并。其四，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政治上大一统要求思想上也要统一。他说，如今老师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诸子百家的方向殊异，意旨也不一样，所以上面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屡屡变更，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好。董仲舒提出，凡是不属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这样，邪辟的学说消除了，然后则学术标准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就知道所应遵循的方向了。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后，儒家思想被确定为汉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为汉王朝所营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哲学，其实质，一方面要求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为缓和阶级矛盾和汉王朝统治稳固而出谋划策。例如他在《举贤良对策》中宣扬的天命论和提倡德治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农民起义。
秦末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曾深深地影响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他看到法家所主张的任刑不尚德以及秦王朝允许卖买土地，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造成严重的后果，致使秦灭顶于农民起义的怒潮之中。因此，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并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
为适应当时已经形成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董仲舒把统一思想看作是首要任务。在统一思想的过程中，董仲舒把他的神学唯心主义同他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强调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在统一思想的过程中，董仲舒特别注重孔子的《春秋》，看作是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他致力于春秋的应用，将其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
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他的这个观点，一方面是他制定封建阶级国家哲学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也是对秦王朝统治的反思。秦王朝认为它的成功不在于天道鬼神的保佑，而在用“法”和政权的“威力”。秦的灭亡，使汉朝统治者认识到这种靠“法”和政权的“威力”，并不能扑灭人民反抗的烈焰，因此必须找出一种理论作为其政权存在的理论根据。董仲舒提出的“奉天”思想，就是为汉王朝统治所寻找的理论根据。也就是说，一个新的朝代的诞生是奉了上帝的命令而统治人民的。秦末农民大起义，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极大的震摄，统治阶级深感自己统治的威力不足，迫不得已，不得不虚构“天威”来为自己的统治壮胆、助威。因此“天”就成为董仲舒所制造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哲学的最高范畴。“奉天”思想成为董仲舒的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哲学的内核。董仲舒说，一个新的朝代，就是奉了上帝的命令来统治人民的，这是“天志”、“天意”，是不能违抗的，谁违抗了谁就要遭到“天”的惩处。
“法古”也是总结了秦亡的经验。秦王朝反对“师古”，对于师古非今者，满门抄斩。秦亡，使汉统治者认识到，反对“师古”不如“法古”，亦即借用传统力量去欺骗和愚弄人民，使之服服贴贴。
“奉天而法古”是从总结秦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取得的，是汉统治者巩固其政权的思想武器，也是董仲舒构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哲学的起点。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为巩固封建大一统的统治起了主导作用。这时，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已非昔日先秦的原本儒家思想，而是适应西汉王朝的需要，经过加工改造的儒家学说。这种新的儒家学说，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主，吸纳先秦各家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建立了庞大的神学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董仲舒在其一生的活动中，一使孔子神圣化，并将其学说宗教化；二使封建专制理论系统化。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吸取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逆”的三纲思想，提出了以德为主，德刑并用的封建统治方针。同时，他又继承和发挥了儒墨所宣所的“天命”、“天志”思想，并把它和被秦汉方士神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利用当时的天文、地理、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运用春秋公羊的类比方法予以歪曲，建起了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这种神学唯心主义哲学成为汉王朝统治的封建阶级的国家哲学。
（一）“天人感应”是汉封建统治阶级国家哲学的基点
董仲舒把天看作是有人格、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效义》）不但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递旋，寒暑四时的变化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而且社会生活诸如国家兴衰治乱也是天的意志的体现。
董仲舒认为，君主是由天立的，君权天授，天即神也，亦即君权神授。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察名号》）“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他认为君权是天授的，失去君权也是天意，“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他认为：“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察名号》）故春秋之大法和大义应该“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
董仲舒确认天人之间有相同的气质和情感，天人之间互相感应，这就是他所说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他认为天创造了人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天的意志是通过地上的天子的谕诏传达到人间，因此听从天子的圣旨，就是顺从天意，如果逆天意，则天就要降灾异以示警惩。当天子顺从“天命”或有功德之时，天则出现“祥瑞”，诸如麒麟、凤凰、灵芝、甘露以示庆贺和嘉奖；反之，倘若天子逆天意或政事不修，国家衰败，则会出现山崩、地裂，日月有蚀，星辰无光，以示谴告，惊骇、殃咎。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之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义仁且智》）董仲舒还认为，天的灾异固然能影响到统治者，而统治者的行为和诚意也能感动上天，使上天改变主意，消除灾异。他说：“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春秋繁露·五行变救》）
董仲舒还从开发民性启迪民智上论证君权神授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认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春秋繁露·察名号》）他还认为，人民愚昧是因为他的善性没有表现出来，要靠君主以教化，使之表现出来，因此，上天立君主，是奉天命来教化人民，启迪民之善性的。
董仲舒运用“天人感应”这一套理论，使尘世的封建王国与天国合而为一，使世俗的封建王国罩上神圣的光环，以此证明封建专制君主政权之合理性、永恒性。但是他的“天人感应”说，又非奴隶制社会君权神授说的简单的重复，不是绝对的君权论。他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利益出发而加工制造完整系统的君权神授说。
（二）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
董仲舒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结合。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就表现在他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并说：“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举贤良对策》）道在万世都是没有弊端的，只有失去道时，才会出现弊端。他在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封建的道统，包括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封建的政治制度。董仲舒认为，道统是封建君主从“天”那里承接下来的，而君权则是道的体现。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作为封建统治原则的“道”也是不会改变的。十分明显，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更是用来论证封建国家政权和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此后一直成为我国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理论观点。
董仲舒的形而上学体系还表现在他的循环论的历史观。他说：“天之道，终而复始。”（《春秋繁露·阴阳终始》）他承接了战国末期阴阳学家邹衍的“五德始终说”，提出“三统”、“三正”说。“三统说”就是每个新王朝改服制，循环地采用黑、白、赤三种颜色。“三正”说是指每个新王朝开始都轮流采用夏历寅、丑、子三个月中的一个月为一年的开始。夏为黑统，以寅（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为白统，以丑（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为赤统，以子（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到了汉又回到黑统，以寅（农历正月）为正月。董仲舒认为，历史上虽然不断地发生改朝换代的事情，但这只是封建统治形式的改变，决不会改变其实质。他提出：“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春秋繁露·楚庄王》）亦即是说，废旧王，立新王，但象君为臣纲这样的大纲、人伦等是不可改变的，这也就是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体现。
董仲舒从其形而上学体系出发，还把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的观点，给予神学化，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称之为圣人之性，而把劳动人民的人性诬篾为斗筲之性，并认为这些都是不可改变的。“中民之性”虽有善的本质，但必须经过圣人教化才能为善。
（三）“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使“三纲五常”绝对化
董仲舒为了把封建的统治秩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用“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依据孔子的伦理纲常和仁义道德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乃仁、义、礼、智、信。仁乃爱人，义乃友谊，礼乃礼节，智乃智慧，信乃信任。此“五常”是维护“三纲”的基本原则。
董仲舒认为“三纲”是“天”的意志。“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又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两合各有阴阳。（《春秋繁露·基义》）凡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并非等量齐观，既有阴阳之分，又有主次之分。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春秋繁露·基义》）在“阳尊阴卑”理论指导下，董仲舒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附着于阴阳之道。在阴阳对立面中，阳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阴始终处于从属地位。阴是为了配合阳才有存在的价值。君、父，夫始终处于统治地位，而臣、子、妇则始终处于被统治地位，这种主从关系，如同阴阳关系一样是出自天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这样一来，董仲舒就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加以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为维护整个封建统治的四种权力——神权、政权、族权、夫权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在批判封建的伦理纲常时，曾经指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2页）在董仲舒所说的“三纲”中，君为臣纲，这是政权，父为子纲，这是族权，夫为妻纲，这是夫权。董仲舒的鬼神系统，这是神权。我们譀要稍为认真思考一下，就可以看到董仲舒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是为这四种权力寻找理论依据和作论证的。它成为我国二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锁链。
经过董仲舒改造和重新解释的儒家思想，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永恒化、合理合法化了。董仲舒所建立的神学思想体系，十分适合封建地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取得了独尊地位，成了西汉和嗣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哲学。
（四）董仲舒国家哲学的演变
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由于其宗教神秘主义倾向，使之迅速地同西汉末年流行的谶讳迷信之说纠缠在一起，使谶讳迷信日益泛滥起来。所谓“谶”是图谶，是所谓能够“预卜吉凶”的宗教预言。“纬”是对“经”而言，用图谶的观点对儒家经典进行引申、解释和比附。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25—58年）极力提倡“谶纬”，并制作谶纬，证明了自己“受天承命”当皇帝的合理性、合法性，以欺骗和愚弄人民。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以东汉皇帝的名义，宣布图谶于天下，把歪门邪道的谶纬神学正式规定为东汉的国家哲学。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亲自主持全国的经学讨论会。会议记录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它是继董仲舒《春秋繁露》之后，以董仲舒神学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把儒家经学同谶讳迷信捏在一起，用来说明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道德伦理。《白虎通德论》是汉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反理性法典化的神学体系，从而它使儒学进一步宗教化，神学化。
东汉末年，经过黄巾农民大起义的冲决，使谶纬迷信为中心的儒家神学体系破产。到了魏晋时期，在思想界为适应门阀士族夺取统治权和维护身份等级制的需要而出现了一股玄学思潮。玄学是应当时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称之为“三玄”之书而得名。当时思想界的人们研究这三本著作，其用心在于以老庄道家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周易》，倡导崇尚自然，笃信名教。崇尚自然，乃崇尚道家的“无为”，笃信名教，其名教即儒家的纲常伦理之教。因此玄学乃是结合儒道两家思想而构成的新的唯心主义体系。玄学摆脱两汉经学的繁琐注释，同时也舍去了两汉神学对“天人感应”的粗陋的神学目的论的论证。这种新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较之两汉的儒家的谶纬神学精致，它以“有”“无”范畴作为宇宙现象之上的根本的本体，以“有无本末之辩”为中心，通过“辩名析理”将儒道结合起来，建构了一套新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玄学的思辨体系是魏晋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豪门大族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由于两汉统治者所宣扬的以“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的谶纬神学已失去它的欺骗人民的作用，这样就迫使统治阶级要改变其思想统治形式，一改往日公开惯用的有神论的形式，用精神本体来代替有人格的神。当时以唯心主义哲学家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们把现实的物质世界说成是“空”、“无”，使人民无视现实，放弃对现实的斗争，消解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抗意识。魏晋玄学承继先秦两汉的道家思想，清除两汉经学之弊端，使魏晋时期儒道合流，对尔后的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哲学思维自身来说，魏晋玄学标志了我国哲学从神学走向思辨和追求理性的阶段。
公元420年，在农民暴动和异族入侵以及封建统治者连年混战之下，晋王朝覆灭。中国分裂为南北王朝对峙局面。北朝是鲜卑等族奴隶主和汉族豪门大地主联合专政，南朝是汉族封建贵族和少数豪门世族的专政。这时，人民痛苦加深，因此，人民反抗连绵不断。恰在此时，佛教亦随着北方异族的入侵而流行起来。南北朝的统治者看到佛教是麻醉人民精神最有力的思想工具，于是大力提倡佛教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此时，佛教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手里的新的思想工具。
隋唐时期为适应各民族走向融合而统一的封建专制的需要，这时，整个思想界出现了以孔孟儒学为正宗，儒道释三家鼎足的局面。特别是由于封建最高统治者君主的倡导，佛教得到空前的传播和发展。这时，佛教在理论上进一步系统化和中国化，先后不等、程度不同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各大佛教学派。他们各有自己独立的寺院经济，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和传法世系。斯时，在宗教理论上有影响的佛教宗派主要有：①天台宗，以智顗为代表；②唯识宗，以玄奘为代表；③华严宗，以法藏为代表；④禅宗，以慧能为代表。禅宗是中国独特的佛教宗派，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宗视佛性即人性，只要到自己的心中去寻找佛就行了，毋需修行成佛。禅宗强调从内心中寻佛，使佛教内含哲学的色彩更浓。由于慧能提倡的“顿悟成佛”的理论，使成佛的仪礼简化，免去念经、坐禅、布施、出家，从而使人人皆可成佛，向人们大量倾销“进入天国”和“极乐世界”的入门券。这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只要“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这种便捷的成佛之路，颇能适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因此，禅宗受到统治阶级欢迎和支持，这是其他佛教宗派所望尘莫及的。
禅宗宣扬人人皆有佛性，毋需外求，宣扬所谓人的先天觉悟和智慧，这和孟子的本性善、良知良能一脉相承，从中可见儒佛一致性，故佛教的禅宗教义对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隋唐时期，儒学又由玄学重新回到经学，对儒家经典再度进行搜集、整理，剔除诸家异说和芜杂章句，作了统一的注释。这时的儒家学者，尽管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但是韩愈，尤其是李翱在总结排佛斗争经验时，从维护儒家伦理的立场出发，吸收佛教思想，建立“道统论”以之来与佛教思想相抗衡，从而使儒学重新兴起，并以其揉合儒、佛的特点而走向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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