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常玲[1]2017年在《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为视角,对《中庸》的陈荣捷译本和休中成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两个译本意义体现形式的特色,并从语境视角对产生译本差异的原因进行阐释,以期为以《中庸》为代表的典籍翻译理论与实践带来新的启示。语境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功能语境理论自身还是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都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从功能语境理论自身来看,关于情景语境的语域与语言功能耦合关系的讨论居多,而对文化语境的探讨明显不足。而翻译中的语境研究主要围绕原文与译文在语境各层次之间的对应关系展开,尤其是原文与译文情景语境语域组成要素及其体现形式的对应与转换关系,但对产生译本差异的语境要素作用机制关注较少。为了更好地对《中庸》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对功能语境理论进行了再思考与拓展并对翻译研究中的语境转化机制进行了初步地探讨。基于功能语境理论框架,本研究对《中庸》原文及其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两个译本均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文意义,但在具体体现形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从概念意义体现形式来看,陈译小句过程类型与原文更为接近,休译关系过程比例高于原文和陈译,而心理过程少于陈译,且被动结构大于陈译。从逻辑语义关系来看,休译的嵌入小句比例明显高于陈译,逻辑意义层次及所涉及参数较多,说明休译解释性内容较多,句式较为复杂。其次,从人际意义体现形式来看,在语气上,陈译较忠实于原文语气结构,而休译祈使句多于陈译,感叹句少于陈译,说明休译与读者互动较多,但减少了原作者个人情感表达与评价性内容。从情态词来看,休译情态表意愿的义务情态词高于陈译,而意愿情态词低于陈译和原文,表明译者受到译入语思维方式及宗教文化的影响,认为在实践中庸之道的过程中,人们应履行适当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评价性资源来看,休译消极意义词汇比例高于陈译,说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入语宗教因素的影响。最后,从语篇意义体现形式来看,宏观层面上,陈译注释较少,原文语篇题材完全采用朱熹注释本,而休译增加了对原文段落的划分、设定各部分标题并增加大量文内注释及开篇引言。语篇微观层面上,休译特殊主位较多,语法词汇等衔接手段也高于陈译和原文,说明休译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对原文语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角度对产生两个译本意义体现形式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释:陈译忠实于原文的情景语境配置,"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互关联又互动统一的整体,人通过社会活动、自身内省过程以及家庭生活、政治活动等方方面面来践行"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整体来看,陈译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情景,语言凝练,句式简洁。休译构建的译文语篇中,为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对原文情景进行了适度调整,强化了客观情景的描写,并增加了参与者与读者的互动,译文语篇阐释性内容较多,句式较为复杂。两个译本的差异取决于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及认知倾向,陈荣捷是美籍华裔,对中国传统典籍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深谙原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植根的中国传统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因而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思想内容与哲学内涵。而休中诚为海外汉学家,受到西方"主客对立"哲学观和理性思维的影响,在译文中增加了客体参与者要素,相应减少了主体参与者要素,并减少了主体参与者的评价与判断,但增加了与译文读者的互动,从而使叙述更加客观;同时译者从译文读者阅读的期待出发,对译文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与修改,并增添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和评述性内容。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对《中庸》及其两个英译本经验意义、人际意义以及语篇意义的体现形式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比较与分析,并从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以及译者主观能动作用等角度对产生两个译本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从而避免了以往研究中主观判断、点评式的分析方法所带来的片面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庸》及其英译研究。其次,本研究将微观的语言分析与宏观的文化语境阐释相结合,并将译者主体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构建出一个翻译功能语境模式,能够较全面地考察翻译中的语境要素及作用机制。最后,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功能语境中文化语境的相关内容,从而更好地指导语篇分析与翻译实践。
杨元刚[2]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李小川[3]2012年在《英汉情态意义互译研究》文中认为根据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言具有概念、人际和语篇叁大纯理功能,相应表达以上叁种功能的意义系统分别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人际意义的核心是交际目的和交际意图,包括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相互的情感和态度,各自的相互评价等。情态意义是人际意义的主要构成部分,情态是语言交际者交换主观态度,建立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涉及到情态承诺、人际意图、行为规范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人际意义通过概念意义表达,同时制约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的体现形式。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元功能出发,将人际意义与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区分开来,使得人们对意义的研究越来越精细。翻译即译意。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史上,无论是传统的忠实翻译、还是对等翻译、抑或是文本操纵,他们都注重对原文意义的传达。但传统的忠实翻译强调翻译应在内容、风格和流畅各方面与原作相同；对等翻译观提出了对等二分说标准,即以原文信息为标准的形式对等和以读者接受为标准的动态对等(后改称为功能对等)；操纵学派超越了传统的忠实论和现代的对等论,将翻译研究转向对与翻译相关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进行研究。总的看来,以上理论所涉及到的意义翻译大都针对概念意义,没有注重人际意义的实现情况。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意义系统分析,当原文传递的思想内容(meaning)为人际意义(如情态意义)时,他们的忠实翻译原则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因为在表达建立人际关系的语言意义方面,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的语言表达人际意义的方式迥异,传统的忠实论对译文的“风格和手法”无法兼顾；对等翻译所指的意义只是个静态的概念,并未考虑交际者互动的具体语境,没有充分考虑翻译的跨文化因素的影响,只注重概念意义的对等转换,而忽略了人际意义对等能否实现的问题；文本操纵强调对文本概念意义的操纵,以文化研究作为主流,极大地削弱了翻译的本体研究,从人际意义的情态视角来看,该研究同样没有关注语言的情态意义重构和人际功能实现。中国译论主要秉承了文艺美学的翻译传统,“案本、求信”,“信达雅”,“神似”、“化境”都着眼原文的整体意义,强调“译者与原文化而为一”的美学效果。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入于‘化境’”,达到艺术的极致。概而言之,中国译论强调整体感悟,在意义表达方面呈现出模糊性,缺乏语言表达的精确性,更无所谓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之区分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表明,人际意义的传达一直未受到人们的重视,究其原因就是,概念意义能表达具体、实在的事件和信息,呈现出显性的意义特征；而人际意义通常寄生在概念意义中,需要通过概念意义得以体现。具体来说,情态表达的人际意义韵律性地弥漫在概念意义之间,常呈现出语言的语气、态度等言语和非言语的表达方式,表现出隐性特征,这也是情态意义的翻译研究长期被忽视的主要原因。殊不知,人际意义的传达与概念意义同样重要,影响着人类交际的成功实现。系统功能语言学重视意义和功能的研究,认为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意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翻译的功能途径就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途径,研究的重点是原文和译文的交际功能及其体现形式。翻译的功能途径跳出“对等’的圈子,将微观的语言语境与宏观情景语境相结合,兼顾了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对翻译现象有较强的描写和解释力。黄振定认为忠实应包含两层涵义：1)基于语言和文本对比的忠实观；2)着重文化和人的要素的忠实观,译者应深入探究文化(包括文化观照下的语言)和人的要素。黄振定的忠实理论无疑在先前的“信”和传统的忠实观理论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它不再仅仅针对原语的文本,而是涵盖了文化语境下的人的要素,也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意义,从而丰富了翻译忠实观的内涵。语言的人际功能是讲话者运用语言参加社会活动的功能,系统功能语言学将情态纳入人际元功能范畴,认为情态是再现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由此我们相信开展情态意义的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聚焦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研究课题---英汉情态意义互译。以翻译的功能途径和着重文化和人的要素的忠实观为指导,运用对比分析、假设验证等方法,通过将定性和定量并用,“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相结合的研究途径,对情态意义的翻译问题进行理论阐明和实证分析。全文共分五章,外加引论和结语。引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范围和思路、提出研究问题、阐明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一章详细介绍了韩礼德的语言情态理论。从引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叁大元功能入手,重点阐述了人际元功能体系中的情态理论,具体论述了情态系统中的叁大变量,即情态分类、情态取向和情态量值,指出与传统语法相比,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态理论涉猎范围更广,涵盖内容更加丰富,对语篇的解释力更强。进而阐明了韩礼德语言理论的现实意义,该理论为英汉语情态对比提供了理论框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功能途径。从人类情感语言的共性出发,比较研究了英汉语情态的共性,阐述了情态共性的叁个体现特征,即英汉语情态都是实现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英汉语情态意义都是通过其典型范畴---情态动词来实现；英汉语都有情态变体——情态隐喻来表达不同的情态取向,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情态系统扩大了情态的研究范围,增强了情态作为一个表达人际意义重要手段的语篇解释力。第二章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英汉情态系统从语言特征、文化特征和语用实现等叁个方面展开了对比研究,首先分析了英汉语情态动词的句法分布和语义表达的差异,阐明了由于英语是形态性语言,在划分情态动词方面有其严格的形式特征要求,英语情态动词的语法特征表现出一致性；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界定情态动词时主要按语义特征划分,有些汉语情态动词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情态动词的形式特征。英语情态动词能够与时、体等语法范畴结合,形式特征多样化,情态语义也更为明细,意义更为具体；而汉语的情态表达由于缺乏形态的支持,其语义较为笼统。在情态语义方面,汉语较英语更突出显性表达,汉语主要依赖情态动词和语气助词表达情态意义；英语情态动词有清晰的量级和维向之分,汉语情态动词情态等级的区分较为模糊,也没有整齐的功能和意义上的对称分布。通过英汉情态隐喻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其差异突出表现为英语的形合与汉语的意合表达,英语情态隐喻是通过句式结构上的附加投射小句、谓语扩展式等实现的,而汉语情态隐喻则更多地通过语义上的隐含意义来体现。从文化语境方面对比分析了英汉语情态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因素对情态的表达和运用的制约情况,认为不同的文化语境是引起情态表达差异的根本原因,影响人际功能的实现,应该成为情态意义翻译的重点研究对象。从语用语境的情态主观性体现和礼貌意义的表达两个方面讨论了英汉语情态的语用实现的不同方式,阐明了汉语的情态主观性强,情态礼貌表达方面呈现出谦虚型和责任型；英语礼貌表达则表现为一致型和意愿型。在对英汉情态表达进行全面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就是通过运用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观和“语篇分析”理论探讨情态在具体的语境下的人际意义,并且在译语中寻求人际功能对等的情态意义表达,允许双语在形式上有所偏离,通过在译文中形式和意义的动态平衡,同时兼顾译语读者的接受情形,动态地实现情态表达的人际功能,顺利实现跨文化人际沟通。第叁章从情态意义的完全对应转换和灵活互动转换两个方面探讨了英汉情态意义的翻译策略。针对双语情态的共性方面,即共有的情态动词和情态副词以及显性主观情态隐喻的转译,我们应尽量采取完全对应转换,即从形式到内容全面再现原文的情态意义；针对英汉两种语言在情态意义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们提出灵活互动转换的翻译策略,具体是指在情态意义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翻译方面应以“舍形式求情义”为原则,通过改变情态表达的形式获得与原文更切合的情态意义,实现情态意义在译文中的正确建构。进而作者从情态取向的变化和情态量值的转变两个方面探讨了英汉情态意义的转换规律,英译汉时,情态意义多呈现出由隐性到显性；客观到主观；低值到高值的转换规律；汉译英时则常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最后从情态的语言表达资源、行文习惯和情态表达的心理表征等叁种因素考察情态转换规律的动因,阐明英汉互译中情态意义转换规律的深层理据,进一步论证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的合理性和普适性,以期指导情态翻译的实践操作。第四章首先从历史背景、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诗学传统四个方面考察了宏观文化语境对情态意义重构的制约和影响,指出在进行情态意义互译时,应着重分析与原文情态意义相关的文化语境,充分考量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所处社会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因素,然后根据译语的文化语境对原文的情态意义表达做相应的调整,或对情态结构予以改变；或对情态意义进行增删,动态地传达原文作者的情态意义。根据功能语言学的“功能”和“语境”思想,分析了情态意义重构的交际主体,认为情态意义的重构过程是交际主体(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相互协商、相互趋同的过程,阐明了译者主体性在情态意义重构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原文作者是情态意义的源构建者,为译者提供了翻译的文本；译文读者是情态意义的接受者,他们的文化背景和阅读情趣制约着译者对情态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应分析原作者构建的情态意义,同时要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对情态意义进行合理的主体操纵,恰当地重构情态意义。在文化语境下,讨论了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在情态意义重构中的具体运用规律,指出情态意义的归化翻译应尊重译入语的情态语言表达习惯和社会规范,顺应译文读者的文化语境,使译文通顺易懂；异化翻译应注重传达原文作者的情态表达形式和风格,保留原文中异质成分和民族特色,为目的语文化带来新的情态意义潜势,营造“异国情调”氛围,丰富目的语文化。在情态意义的重构过程中,有时还有必要采用归化与异化并用的翻译策略,以兼顾“文化传真”与“畅达易懂”,既注重再现原文情态意义的风味,又关注情态译语的通晓易懂。对文化语境下情态意义重构规律的研析,印证了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的适用性。第五章探讨了语用语境下情态意义的重构规律,认为在语用语境下考察情态意义的翻译,就必须遵循具体的翻译原则,即应遵循概念意义服从人际语用意义的原则。译者应更多地挖掘概念意义背后所隐含的交际意图以求取译文的最佳效果,实现原文的交际价值。通过分析情态语旨、情态语式和情态可接受性对交际意图转译的制约情形,明确情态语用意义重构的可行性翻译策略,以便准确理解并动态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作者考察了情态与礼貌表达的关系,指出情态和礼貌的关系可以通过情态量值,情态取向等情态参数在损惠层级,间接层级和选择层级等礼貌层级参数中的体现得以衡量,阐明了情态表达方式是礼貌意义体现的重要语言手段；从情态的间接表达与礼貌体现、情态量值与礼貌的损惠层级和情态取向与礼貌的选择层级叁个维度进行了具体阐述；对比分析了英汉语礼貌准则的异同,探讨了情态礼貌意义动态转换的规律,结合实例讨论了英汉情态礼貌意义的重构规则,认为英汉情态礼貌表达倾向于运用不同的体现范式,即英语情态礼貌表达多采取一致型和意愿型范式,汉语礼貌表达多使用谦虚型和责任型范式。最后从语用的最高原则——得体性原则出发,阐述了顺应译文的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文化语境是得体再现情态礼貌意义的有效策略,论证了情态礼貌意义的得体重构是实现跨文化人际交流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印证了情态翻译动态忠实原则的实效性。文章结语总括了本研究的重点,指出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以及尚待探讨的问题,强调指出情态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对今后进行语气和评价意义的英汉互译研究有较好的借鉴价值。对情态意义的翻译研究能完善翻译理论建设,丰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研究内容,并对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祝艳[4]2017年在《论语境分析在英汉翻译中的运用》文中研究说明翻译是一种使用目的语传递源语信息的交际活动。译者只有在准确透彻地理解原文意义的基础上,才能充分传递出原文所表达的信息;而要准确全面地理解原文意义,译者必须考虑语境因素对意义造成的影响。英语文本中的语境因素复杂多样,词语、句子及篇章一旦脱离语境因素的束缚,其意义就会产生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进而对译者理解和翻译原文形成阻碍。因此,语境一直是译者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生平研究学术着作Shakespeare's Money一书中的一部分作为翻译实践。原文文本中诸多词汇、短语、句子等受限于所处的独特语言环境,其意义只有参照所处环境方能明确。鉴于该情况在翻译过程中屡屡出现,因此,本文将语境分析在翻译中的运用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首先介绍了笔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发现的原文文本涉及的语境特点;其次,本文回顾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众多语言学家和学者对语境的深入思考及研究成果,归纳总结了语境的含义和分类,并根据前人的语境研究成果将原文文本的语境特点归为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叁类;再次,本文从这叁个语境角度对具体的典型实例进行详细分析——从语言语境角度借词组、句子和篇章确定词汇的确切含义,从情景语境角度借文言文和现代标准汉语体现早期现代英语和后期现代英语的差别,从文化语境角度通过深入了解英国的历史文化实现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最后,本文总结了该项研究的研究成果、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翻译活动中,意义离不开语境的制约,语境对意义的理解起重要作用。从语言语境角度分析语料可以帮助译者甄别出正确恰当的词义,从情景语境角度分析能够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而从文化语境角度分析则有利于实现跨文化传递意义的目的。总之,语境分析对翻译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译者只有洞悉语境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才能做到最大限度地传递原文信息。
石秀文[5]2017年在《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律语篇文本是承载法律意义、信息,贯彻法律意志的语篇文本,具有有别于其他文本类型的特点。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是法律意义、信息在汉英语符上的转换。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是国际间交往、完善自身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是国际间的交往的法律规范准绳。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是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符号上的转换,是各种差异都掺杂其中复杂的活动,这些差异表现于两种语言符号及其内部因素和所涉及的文化、社会、思维等因素及其关系之中,导致法律语篇文本翻译复杂而难以操作,引发许多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解决汉英法律语篇翻译中的问题,进一步促进法律翻译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的发展,本文旨在以翻译理论和语篇文本理论为基础,以汉英法律翻译文本为语料,以字词、句式、篇章等为视角,分析研究汉英语言在法律语篇文本上的特点,分析研究影响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文化、社会、思维等因素及影响机制,探索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揭示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中的潜在规律,为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以期促进英汉法律语言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全文共分绪论、主体和结论叁个部分。绪论部分为第一章。本章阐述了本选题的原因、研究思路、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研究方法。主体部分由第二章到第七章构成。第二章阐述翻译和法律翻译的历史、问题以及影响法律翻译的因素。在影响因素中,主要针对汉英语符构成和汉英思维差异进行探讨。第叁章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主要讨论翻译理论、学说和观点,为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研究奠定基础。其中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系统功能理论和关联理论作为法律语篇文本翻译各方面的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同时,对中国经典翻译观点进行了讨论。本章还对影响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各种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在文化、思维等方面进行了较深的探讨。第四章到第七章为法律语篇文本在词语、句式和篇章特点以及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原则和策略研究的主体部分。通过案例分析,主要讨论了在汉英两种语言在词语、句式和篇章上的差异以及差异的原因的分析和研究。词汇上,提出了“日常词汇法律固化”、“法律词汇日常活化”、指称与所指、概念与含义等现象和概念;提出了汉语语句成分顺序的演绎—归纳和英语的归纳—演绎句式特点等。第七章提出了法律语篇文本翻译原则和策略。在对汉英法律语言差异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忠实、准确、简明、同一、去情性和谨慎创造性的原则;研究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拆译与释译和长句像似性翻译等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策略。结论部分为第八章。本章主要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归纳和总结,陈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设想。
杨梦琦[6]2017年在《商务合同的特点及翻译策略探究》文中认为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对于商务合同文本的翻译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翻译质量层次不齐,很多译文达不到标准,译员素质有待提高。商务合同是专业性特别强的文本,兼具法律文本和商务文本的特点,翻译难度很大,对译者也是很大挑战,笔者试以《香港再保险公司投资协议》为例,从英汉对比、语境背景和文体风格叁个角度探讨如何把握商务合同文本的特点进行翻译。从英汉对比角度,译者需要把握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特点,尤其是商务文本中中英对比的特点,商务文本中英文重被动、多用名词、多长难句,笔者将通过"对等"尤其是"动态对等"理论论述如何通过转被动为主动,转名词为动词、和长难句动态重组的方法使得商务合同的中文译文更加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实现中英文的对等。从语境背景角度,笔者将明确商务合同文本的特定的语境和语域,指出在不同语域下英文和中文的用词,学会辨析和使用常见词的不同用法,以及译者要积累和使用法律类文本和商务类文本的专业词汇。在文体风格方面,笔者将重点阐述法律文体的准确性和正式性,译者如何通过把握情态动词、古体词的用法,避免口语化用词、进行明晰化用词等方式,更好地把握原文的文体风格进行翻译。
关秀娟[7]2012年在《全译语境作用机制论》文中提出全译语境是影响和制约全译过程的各语境因素的总和，包含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及其亚类语境因素。全译语境作用机制指语境对全译过程产生影响的复杂运行系统，即语境对全译的理解、转化与表达过程的作用规律，包括上下文语境的推进机制、情景语境的重构机制、文化语境的对话机制等单项作用机制及叁语境的综合联动作用机制。上下文语境推进机制主要在语言内线性展开，包括上向、下向和上下双向推进。情景语境重构机制体现为语体重构、主体重构、时空重构，翻译交际活动中译者应在译文中重构原文立体的情景空间。文化语境对话机制体现为强弱对话的异化，弱强对话的归化和平等对话的和化，面对原语文化语境和译语文化语境的碰撞，译者应根据翻译目的、读者需求选择合理的策略来平衡两种文化。全译语境作用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在联动系统，各语境因素的作用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多维、复杂的。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以平行、交叉、递进式综合作用于全译过程。全译语境作用机制的科学性可从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言语交际学、认知语言学、文化学、语言文化学、社会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多学科角度加以论证。
刘冬雪[8]2017年在《联合国报告Intercultural Competences: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本次翻译项目节选自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发布的报告:Intercultural Competences: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跨文化能力概念与行动框架》)中的第叁、四、五部分。讲述的是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包括跨文化能力所涉及的核心概念以及培养跨文化能力的具体行动步骤等,为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具体要求和可行方案。该报告属于信息型文本。从词和句两个层面出发,译者结合了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探讨词汇和句子的翻译方法。译者在词汇的翻译中,采用了词性的转换、具体化、抽象化引申和修辞引申的翻译方法,选择适当的词义,提高译文的准确性。在复杂句式的处理上,译者采用了拆句法、顺译法、逆译法和综合法等方法,使译文通顺自然,有效地传达原文本信息。此外,译者还总结了翻译经验、感悟,希望能为今后翻译此类文本的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陈艳新[9]2016年在《交互视阈下的英汉语篇衔接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对外汉语教学和翻译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英汉互译的衔接问题。以往研究表明,在汉语和英语教学中衔接手段习得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尤其是在英译汉的平行语篇中,一个衔接词可能与多个目的语衔接词相对应。现有的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中,对句级层面的衔接手段差异已经做出了较为系统的对比研究,但是把英汉衔接手段置于语篇中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因此本文力求在英语和汉语本体衔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对比研究方法,并借助语料库大数据手段,在一定数据库规模基础上统计出英汉衔接表达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和解释英汉衔接表达的规律和机制。具体是从英汉两种语言的衔接手段与相应的衔接语义之间的关联出发,通过对英汉平行语篇中衔接手段不匹配的语言现象的统计和描述,考察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衔接要素是如何与其它要素产生关联并形成具体衔接表达形式的。本文通过对语篇中英汉衔接手段的对比研究,希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对衔接研究本身以及英语、汉语本体有所贡献,同时对于提高机器翻译的准确度、语言教学实践做出贡献。本论文共分七个章节。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篇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第二章文献综述。从语篇、衔接和英汉语篇衔接对比研究叁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概括,力求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呈现出衔接是实现语篇连贯的手段,只有在语篇范畴内展开的衔接研究,才能发现衔接的功能属性和生成机制。由此,语篇层面的英汉衔接对比研究除了近距离观察衔接手段“一对多”的语言形式差异之外,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英汉衔接手段不匹配的内在动因和衔接机制问题。从文献上看,现有的英汉衔接对比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总得来说依赖于自省的、宏观的、定性的分析较多；客观的、系统的、量化分析较少。究其原因,这与语篇层面展开衔接调查所涉及到的复杂语境因素有关。如何构建适合语篇层面衔接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就成为推进研究的关键,这也成为第叁章和第四章的研究脉络。第叁章构建适合英汉语篇衔接对比的交互理论框架。“交互”这个概念是本文开展研究的轴,从作者—读者(译者一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天然交互关系到功能视角下的语篇对话本质,从语用学视角下对潜在读者可接受度的考虑到社会认知语用学对翻译这一交际行为的分析,都揭示了不能把语篇层面的衔接对比研究当作单纯的语言形式对比研究,衔接是承载多重功能的语篇意义载体,是能够反映作者意图的显性语言形式。由此,本文首先立足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翻译转换行为的天然主体间性,从理据的角度诠释翻译转换行为是英汉平语篇中衔接手段不匹配的内在动因。其次基于翻译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中的衔接研究成果,提出衔接手段的生成过程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1)衔接手段的选择取决于作者(译者)的洞见能力、其对主体间性的参与能力,以及在交互衔接手段选择的创造性能力等多个方面。2)这种在衔接手段生成过程中应该具备的交互视野是所有语言共通的衔接生成基础。第四章主要介绍用于英汉语篇衔接对比研究的语料库建设流程。包括语料简介、语料库设计与交互研究、语料库研究方法以及应用于本研究的自建《金融时报》语料库的建库流程。对翻译汉语语篇的研究显示,译者不仅对衔接要素进行了省略,还主动插入了指示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本研究把这种发现作为两个相关现象的证据：1)英汉平行语篇中显示出来的频次变化,体现了不同语言系统在相同语篇语境下衔接使用的偏好和趋势。2)语篇参与者(译者)作为连接英汉不同语言系统的唯一跨文化专家,英汉平行语篇中显示出来的频次变化与译者的主动选择密切相关。第五章基于平行语料库和参考语料库的数据分析。依据语料库分析软件Paraconc对《金融时报》建立的平行语料库的统计分析,对平行语料库中的交互衔接手段：指示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的频次统计和一致性(concordance)问题展开调查和研究。发现翻译汉语语料库中指示词的出现频率高于原文语料库和对比汉语语料库；翻译汉语语料库中第一和第二人称的使用频率与英语原文语料库较为接近,而把这一数据与参考汉语语料库相对比时,就会发现这一数值明显偏高；“增补、时间、选择”这叁类连接词在翻译汉语语篇中省略频次较高而插入频次较低。“因果、假设、转折”这叁类连接词的省略频次较低而插入频次较高。这一研究结果显示了英汉语言系统中指示、人称代词和连接词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共性和趋势差异。第六章结合衔接手段量化分析结果展开语境和案例分析,以同一语篇语境下的英汉平行语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衔接手段为分析对象,突破以往研究中主要以归纳汉语衔接词与英语衔接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为研究重点的局限,尝试剖析英汉衔接手段不匹配的内在动因,从衔接生成机制的角度阐释英汉衔接在语用方面的特性。另外英汉衔接手段的差异还体现在英语原文库、翻译汉语译文库和相关汉语参考文库的频次占比情况上,这一差异为揭示衔接生成需具备交互视野提供了佐证。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归纳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之处,同时阐释了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相关后续展望。本文的创新和特点：首先,交互研究始于口语语篇,说话者和读者之间的交互是天然的,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书面语篇。通过对翻译转换行为的语言哲学思考和衔接语言学理论研究,衔接手段的生成过程可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衔接手段的选择取决于作者(译者)的洞见能力、其对主体间性的参与能力,以及在交互衔接手段选择的创造性能力等多个方面。二是这种在衔接手段生成过程中应该具备的交互视野是所有语言共通的衔接生成基础。在理论分析中,找到交互研究与英汉语篇衔接之间的语言学关系。其次,经过语料库的调查分析,使得英汉语篇形合意合研究得到了直观性实证。英语的显性衔接手段在汉语平行语篇中进行了大量省略,这可以看做是对汉语意合行为的妥协,但调查还发现了翻译汉语语篇中不仅对衔接手段进行了省略,还有显着的插入行为,这是对译者作为语篇参与者直接影响语篇意义的佐证。因为语料库方法对重复的频次统计有着准确高效的研究特点,这使得本文的衔接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再次,本文借助语料库研究方法,对英汉平行语篇中的衔接手段展开频次统计,突破以往研究中主要以归纳汉语衔接词与英语衔接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为研究重点的局限,尝试剖析英汉衔接手段不匹配的内在动因,从衔接生成机制的角度阐释英汉衔接在语用方面的特性。之前有关作者和读者的交互问题多局限于定性方面的讨论,原因有二,一是难于找到可以进行量化研究的界面；二是没有开放的平行语料库。因此,本文以翻译转换行为作为研究界面,自建《金融时报》20余万字经济类平行语料库,并对此库中的衔接手段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基于数据库的研究发现与交互研究视角相结合,致力于语篇层面英汉衔接生成机制和语用规律的解释。最后,汉语语篇当中对衔接机制的研究远不如英语中那样普遍。在本研究当中,本文在翻译汉语语篇中深入调查了叁类衔接手段：指示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的使用规律,并对平行语篇中叁类衔接的差异做出了详细描写和解释。在同一语篇语境下,叁类衔接手段互相配合,显示出了一致的交互趋势。
王少爽[10]2012年在《译者术语能力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翻译活动发生了深刻变化，翻译行业对翻译人才的职业能力要求也随之更新。近年来，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巨大翻译市场需求，我国部分高校开始设置翻译专业，以前的“译者培训”升级为当今的“翻译教育”。术语是知识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载体，代表了一个学科领域的概念体系，在知识交流和技术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翻译行业非常重视术语的翻译，翻译项目工作流程的每个环节几乎都会涉及术语问题。可见，术语能力已成为应用型翻译人才所必备的一项职业素质。译者术语能力即译者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术语问题所需具备的知识与技能系统。本研究旨在探索新形势下翻译行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状况，将译者术语能力置于翻译能力的研究框架之下，对其进行重点研究。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是当前翻译能力研究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繁荣期四个阶段，其研究模式日益完善，形成了以内省法为主、多种其他方法为辅的研究方法体系，为译者术语能力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近年来，翻译研究的认知视角兴起，主要包括翻译专业技能、翻译信息加工、翻译策略研究。本研究将译者术语能力看作一种专业技能，通过实证研究比较具有不同翻译经验的译者，发现术语能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研究将术语翻译看作一种信息处理过程，通过分析实证研究中术语翻译过程，构建术语翻译的工作模型。借鉴翻译策略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关注译者术语翻译所选用的认知支持类型。从术语翻译原则与方法、面向翻译的术语管理、面向翻译的术语教育叁个方面，总结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的进展，为本研究提供术语学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对译者术语能力进行研究定位，阐释译者术语能力的理念，初步构建译者术语能力的构成模型，为下一步进行译者术语能力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在实施译者术语能力实证研究之前，本研究针对翻译行业的职业趋势进行了两次社会调查：翻译企业网站调查和翻译能力认知情况问卷调查。网站调查主要发现：当前翻译行业主要需要笔译、口译、译审、资深翻译、翻译项目经理、口笔译兼备、翻译质量控制、本地化翻译等八类翻译人才。翻译人员应具备中外文语言及互译能力、文本审校及质量控制能力、专业领域知识、计算机操作技能、翻译技术应用、本地化能力、项目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职业道德、良好的心理素质等十项基本素质。翻译企业非常重视术语的翻译，并将其在术语翻译方面的特色作为企业宣传的资质优势。问卷调查主要发现：各组人员认为最为重要的四项素质依次为：双语交际能力、专业领域知识、质量控制技能、职业道德。各组人员对译者各项素质的认知的主要差别在于计算机操作技能、文献管理与信息检索技能、翻译技术的应用技能、工作压力承受能力等四项。在校学生对这四项素质的认知度低于职业译者。在校学生对译者术语能力的认知度也较低，尤其反映为对文献能力、管理能力、专题能力、技术能力的认知度较低。本研究选取具有不同翻译经验的叁组被试（本科组、硕士组、职业组，每组五名）进行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使用多种方法引发和收集相关数据，并通过多元数据定位分析方法，汇总实验所得各种来源的数据。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术语翻译效率、术语翻译决策、工具资源使用、术语翻译认知四个维度考察各组被试的术语能力特征差异。叁组被试的术语能力特征的主要差异表现为：术语翻译效率：本科组被试的术语翻译用时最少，术语翻译质量最低；硕士组被试的术语翻译用时最多，术语翻译质量居中；职业组被试的术语翻译用时较多，术语翻译质量最高。从总体上来看，术语翻译时间会随着翻译经验的增加而先大幅增加而后略减，术语翻译质量会随着翻译经验的增加而逐渐提升。在译者对所涉领域不熟悉的情况下，术语翻译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用于文献检索。术语翻译决策：本科组所采取的主要认知支持类型为简单型，即SES和SIS。职业组和硕士组对IS-ES型认知支持的选用次数远多于本科组，说明职业组和硕士组在进行术语翻译时更擅于将内部知识和文献检索提供的外部知识相结合，职业组在这方面表现最好。硕士组对DES类型的选用最多，职业组次之，本科组最少。硕士组对DES型的选用次数最多，复杂度最高，说明硕士组对外部主导型支持的依赖度要高于另外两组。简单型认知支持是术语翻译错误的主要原因。工具资源使用：本科组所用工具资源较为单一，以词典为主，较少使用网络资源；本科组倾向于简单地接受词典查询所提供的译名结果，且不擅长使用网络资源进行文献检索。硕士组所用工具资源较为丰富，涉及词典和多种网络资源；硕士组能够使用词典软件提供的多种资源，但不注重专业词典的使用；硕士组所用网络资源检索词的有效性低于职业组，他们不擅于使用策略从搜索结果中快速定位相关信息。职业组所用工具资源较为丰富，涉及词典和多种网络资源；职业组较为注重专业词典的使用，将专业词典提供的译名作为术语翻译决策的重要依据；职业组对网络资源检索的使用次数多于硕士组，所用检索词的有效性较高，擅于从搜索结果中快速定位相关信息，且对文献检索结果的权威性具有较高的辨别能力。术语翻译认知：各组被试皆指出术语翻译为翻译任务的主要难点，但职业组对术语翻译的认识最为深入，硕士组次之。本科组没有术语管理习惯，对术语翻译的认知较为简单和笼统，且存在实际表现和其术语翻译知识不相符的现象。硕士组基本没有术语管理习惯，其术语翻译知识比本科组更为丰富、具体。职业组大都具有术语管理习惯，其术语翻译知识最为丰富、具体。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本研究对译者术语能力的初步模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构建了术语翻译的工作模型。基于此，对翻译专业的术语能力培养提出教学建议：建议翻译专业术语教学应实现理论能力、语言能力、专题知识、信息素养、心理素质、应用能力六个具体教学目标；建议翻译专业实施阶段式模块化术语课程设置，逐步培养译者术语能力的修订模型中的六种素质，侧重信息素养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建议翻译专业的术语教学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包括课堂讲授、翻译工作坊、翻译案例教学、翻译项目教学、企业实习、论文写作等形式；建议翻译专业建立信息化术语教学资源体系，其中包括各种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和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实施，加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发展。本论文是针对译者术语能力的一次探索性研究，虽然所得研究结果与理论发现尚需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予以检验，但本研究对于加深我们对翻译能力的认识，推动翻译能力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所提出的教学建议，有助于促进我国翻译教育迎合翻译行业的实际需求，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翻译人才。
参考文献：
[1]. 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D]. 赵常玲. 北京科技大学. 2017
[2].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D]. 杨元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3]. 英汉情态意义互译研究[D]. 李小川.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4]. 论语境分析在英汉翻译中的运用[D]. 祝艳. 南京大学. 2017
[5]. 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研究[D]. 石秀文. 吉林大学. 2017
[6]. 商务合同的特点及翻译策略探究[D]. 杨梦琦.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
[7]. 全译语境作用机制论[D]. 关秀娟. 黑龙江大学. 2012
[8]. 联合国报告Intercultural Competences: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刘冬雪. 黑龙江大学. 2017
[9]. 交互视阈下的英汉语篇衔接对比研究[D]. 陈艳新. 吉林大学. 2016
[10]. 译者术语能力探索[D]. 王少爽. 南开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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