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增收论文,粮食安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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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建立以来，50多年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依然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有7亿多，占全国人口的60％多，大量的农业人口拥挤在日益减少的耕地上，采用劳动密集型的耕作方式，效益极低。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不断降低，使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影响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三农”问题的焦点。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农业生产从波峰走向低谷，供求关系的制约使粮价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要改变这种供求关系，则必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这一阶段，“三农”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的途径主要是转移农村劳动力。因此，这一阶段提出的对策主要有：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延长产业链，增加就业；二是加强小城镇建设，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城镇居民数量，扩大内需，推进城市化；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消除经济发展瓶颈，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四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民就业；五是废除城乡二元化，改革户籍制度，加速城市化进程。但是，由于我国现代工业化发展缓慢、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乏力，导致市场长期低迷；许多乡镇企业亏损倒闭；许多小城镇有城无市；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城市失业增加。
由于大规模、短期内转移大批农村过剩人口不太现实，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一是主张土地私有化，明确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有利于土地的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二是农村体制改革，废除乡级以下行政机构，实行村民自治，建立新型农会，一方面为农民减负，消除腐败，另一方面增强农民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彻底废除户籍制度，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四是统一税率，使城乡同享国民待遇；五是建立低标准广覆盖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六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支农补农政策。应该说，这些制度确实有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使农民得到增收。但由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无论是土地私有化、村民自治、废除户籍制度、农村社保都还有一段遥远的路要走，要把理论变成现实，条件还不充分。
经过长期的探索，专家们逐渐达成一个共识：“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增加农民收入，保障粮食供给，必须从农业的内源发展和外源发展同时着手。一方面增加要素投入和进行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加紧推动工业化和扩大开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三农”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其核心依然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当前，农民创造的财富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还不足GDP总量的15％，随着工业现代化进程的逐渐推进，这个比例还会下降，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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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末民工潮渐起以来，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到本世纪初，更成汹涌之势，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率已增长到39.5％；另一方面大约有1亿的民工在全国各地流动。人口大幅度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农村土地的压力；另一方面以工补农的方式增加了农民收入。然而，到2003年为止，中国粮食生产量已五年连续下降，2003年的产量为43000万吨，相比于1998年的51230万吨，整整下降8000万吨，这对于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自2003年年底始，粮食价格上升，粮食安全问题不能不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
那么，粮食短缺与农民转移有什么关系呢？
由于中国依然是靠人力投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劳动者和土地数量的多少决定了粮食的产量。从中国现实看，由于中国土地分割细碎，劳动效率低，相对工业而言农业的利润少。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大批农民抛弃土地，到城市寻找更好的机会，导致大量土地抛荒闲置。大量农村青壮年向城市迁移，剩下一些老人、小孩、妇女来耕种土地，劳动力投入相对不足，由于农产品价格不高，住在农村的留守部落也缺乏增加投入的积极性。这样，在劳动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土地和劳动力两要素投入的减少，造成中国农业产量的下降，如果再加上大范围的天灾，粮食产量下降的幅度会更大。
因此，在短期内，土地的存量不可能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农民劳动力投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产品的产量，要增加产量除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外还必须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在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当前主要采取的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压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减免税收，增加补贴等方式来提高农民收入，把抛荒的土地重新利用起来。从短期来看，这是有效的；但从长期来看，还不足以应付中国面临的粮食危机，因为土地将越来越稀缺。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粮食问题就成了一个焦点，但是，随后的丰收掩盖了这个问题。粮食问题确实是中国的严重问题。一方面，中国人口还在不断增长，预计到2020年左右达到15.7亿左右，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均粮食消费量也在增长，从1980年的人均200公斤涨到2000年的人均300公斤，并且，随着中国人饮食结构的改善，这种需求还会进一步上升（美国人均消费粮食是800多公斤）。另一方面，中国的耕地随工业化、城市化、荒漠化的影响在逐年减少，特别是东南沿海那些高产的土地，减少更快，而中国农业由于精耕细作，其亩产量已经很高，增长潜力不是很大。我国也不可能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我国粮食供应问题，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因此，粮食安全问题将是一个牵涉中国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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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劳动密集投入为特征的农业生产模式中，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成为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农民的减少是农民增收的决定因素。一方面，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转移大批农村劳动力，但大量农民转移，又导致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大量减少，使粮食产量下降；另一方面，要保证粮食供应安全，在生产方式不变的条件下，必须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但如果把农民限制在比较收益较低的土地上，则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城乡差距将会扩大。
面对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的冲突，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只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行政方式，强制性地把农民限制在农村，保证国家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完成，确保粮食供应安全，但这会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扩大城乡差距。这也不是市场经济所能够行得通的，更不可能是有效的。另一种是利用市场手段，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减少农民负担，增加粮食补贴来弥补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但这也不是万能的。粮价上涨必须考虑中国普通城镇居民的承受力和相关产业受到的影响。中国加入WTO后，粮价上涨幅度受国际市场制约，增加粮食补贴则受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制，不可能拉平城乡收入差距。如果任由市场自发调节，则粮食价格很难控制，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现代化的大局。因此，无论是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都有其不足之处。
要解决两难困境，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三种方法。一是通过进口大批粮食，一方面保证了粮食安全，稳定了物价；另一方面确保了农民的流动，也不增加国家财政压力。但鉴于中国人口的规模，中国不可能像韩国那样依赖于世界市场。因此，通过进口来保证中国粮食安全并不可行。二是实行美国式的集约化经营。这种方式可以做到减少农民的数量，增加农民收入并且提高粮食产量。但与中国国情不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过剩人口严重，这种大农场式的经营模式会导致大批农民失业，在缺乏就业机会的情况下，这些农民失去了生存的保障，最终会导致社会严重动荡。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粮食平均亩产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某些种类粮食亩产比美国高很多，中国许多地方不适宜大规模的机械化。大规模的机械化不仅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而且使劳动力大量闲置，这在我国也是行不通的。三是采取日、韩式的技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充分利用中国的丰富劳动力，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单产，在土地不可避免地将进一步减少的情况下显得尤其重要。中国土地资源比日、韩丰富，只要利用得当，在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同时，农民收入也可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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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农民增收与保证粮食安全两难困境，关键是改变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即由劳动主导型农业向技术主导型农业转变。一方面，农业人口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有利于改变粮食供过于求状况，保持粮食价格的平稳；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转移，有利于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由劳动密集型农业向技术密集型农业的转变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国农业还处于一种弱势产业地位，自身无力完成这种转变，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先以工哺农，最后达到工农协调，相互促进。
1.由于中国的土地资源不足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而更加明显，要保持中国粮食总产量不下降并有所增加，我们必须靠科技进步，依靠人力资本的提高，在减少农民数量的同时，提高农民素质，在减少土地数量的同时，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大幅度提高中国农民的文化水平。中国当前的状况是，1/4的农民是文盲、半文盲，1/2的农村劳动力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占农村劳动力的90％。当前，由于中央投资只占义务教育投资的2％，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使中西部农村的义务教育资金短缺，教育质量差，辍学率高，扩大了贫富差距，形成恶性循环。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参照日、韩的教育，提高中央教育投资的比重，使义务教育的投资达80％～90％左右，并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专款专用，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样，才能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有农民素质提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制度创新。组织农民，实行适度的规模化经营，建立一条低标准广覆盖的农村社会保障线。具体说来，就是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进行土地的产权界定，让农地在一定范围内有偿流动，促使农业适度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效率。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尝试组织村民自治，各种农民协会和农会，以维护农民利益，激发农民自身的创造力。
3.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农业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国家应增加对农业技术开发的投入，资助私人研究机构的开发，挖掘我国农业生产的潜力。
4.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国家应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是对道路交通、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要为农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鉴于中国财力有限，补贴额度有限，开发式的投资更为可取。要增加农民收入，我们还必须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业成本，增加农业收益。具体来说，就是减免农业税，抑制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制定标准较高的农产品保护价和专储制度。同时，在涉及农民福利的水电供应、通讯方面，国家应采取优惠措施，以工补农，缩小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