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西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近十年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藏高原的考古学研究史，可以上溯到西方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探险与考察活动。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的天主教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我国内地进入到西藏，在阿里和卫藏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在国外所公布的根据亲身经历和调查所获的有关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的资料，成为西方学者研究西藏的开端（注：参见冯蒸《国外藏学研究概况》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学者研究汉学以及佛教、东方历史与语言形成一种国际风气，先后有英、法、德、俄、意、匈、日等国学者开始从事关于“西藏学”的研究，从而带动了西藏考古工作的陆续开展，并一直持续到西藏和平解放以前（注：霍巍《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 这个时期的考古工作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二是对有关古藏文实物资料（吐蕃金石）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三是对佛教艺术品、古建筑等所作的调查与研究。外国学者对西藏所进行的考古工作，具有这样一些显著的特点：其一，注重实地调查与发掘，以获取尽可能丰富的田野材料；其二，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从史前时期一直到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都在其调查研究范围之内；其三，重视藏文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以复原西藏古代历史为目标，不单纯地局限于考古遗存实物形态的考察。这些工作，无疑为今后的西藏考古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迄今为止，由他们所公布的大量材料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杜齐（Giuseppe Tucci）可称为他们当中的代表。
当然，无可否认，外国学者所作的工作怀有不同的目的，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加上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一是开展工作的空间相对狭窄，不足以全面认识西藏考古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区域性特点；二是工作缺乏系统性与科学性，多以地面调查材料为主，基本上没有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资料，给人以“支离破碎”的印象（注：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但是， 客观地讲，他们的工作毕竟揭开了西藏考古的序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开拓性的工作，应当给予客观的评价。
西藏考古工作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中国学者开始承担起西藏考古的责任，调查与发掘都开始有步骤地进行，几十年来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其中，有两个十年是尤其突出的，第一个十年，约为1979～1989年。这个时期以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为重心，在开展西藏高原综合性科学考察中的考古学调查以及考古学专门发掘与调查两个方面，较之以往的研究而言，无论是在工作方法、研究手段、资料整理、研究质量上，都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近代西藏考古工作的开展，有了良好的开端，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十年的工作，已经有不少学者作过总结（注：可参见A.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B.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概述近十年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二个十年，约为1989～1999年，这个时期以西藏全区文物普查为主线，同时对一些重要遗址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均取得重要的收获。为了适时地对过去工作作一回顾，对今后工作有所展望，本文拟对近十年来西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状况作一评述，以求正于学术界。
一
西藏高原旧石器的考古发现继藏南定日县的苏热（注：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见《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第105～109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藏北申扎县的珠洛勒（注：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班戈县的各听（注：钱方等《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第7卷第1期，1988年。）、阿里地区日土县的扎布、多格则（注：刘泽纯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兼论西藏高原古环境对石器文化分布的影响》，《考古》1986年第4期。）等5个地点之后，近年来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有吉隆县的哈东淌、却得淌两个新地点（注：参见霍巍、李永宪、更堆《吉隆县文物志》第15～2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吉隆盆地是沿中新世南北向断裂构造带形成的南宽北窄的山间盆地，这里沉积了以河湖相为主的第三纪及第四纪地层，总厚度可达几百米。这两处石器地点均位于盆地的二级阶地上，从地质年代上观察，这一阶地是由中更新统湖相沉积构成，从上至下由土状亚砂土、砾石、夹砾石的亚砂土组成。
哈东淌位于吉隆县城南面哈东沟北侧，为一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条形平坝，属于吉隆藏布河东岸的二级台地，阶面高出河床约40米。石器标本发现于哈东淌中部偏南靠近阶地前缘，所有标本均采自地表，表面有风化的痕迹，尤其是向上的一面风化甚为严重，无水流搬运磨蚀的痕迹。石制品原料均为砾石，岩性绝大部分为黑色板岩，亦有少量绿灰色花岗岩等。石器以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较少，器形有砍砸器、砍斫器、刮削器等。打片方法主要采用直接打击法中的锤击法，修理方法有两面加工（复向加工），也有单面修理（向背面或向劈裂面），均采用直接锤击法修理。
却得淌位于吉隆县县城西北烈士墓地北侧，也属于吉隆藏布河上游二级台地，阶面高出河床约60米。石器标本的发现情况与哈东淌类似，均采自地表。石器种类包括砍器、切割器、刮削器、石片及有打制痕迹的砾石，不见石核。石器多用砾石直接打制而成，不见石片石器。
与以往发现的几批旧石器相比较，哈东淌与却得淌地点的旧石器以锤击法打片为主，修理方法以两面加工为主等特点，均具有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共性。但这两个地点以砾石石器为主，少见石片石器的特点，却与以往青藏高原旧石器以石片石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有所不同。而且过去发现的旧石器器形均较小，一般在2～6厘米之间，很少超过10厘米，但这两个地点采集到的石器标本器形较大，有不少接近或超过10厘米。这些新的特征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西藏旧石器文化面貌的认识。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仍然没有发现地层关系明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对这些采集自地表的石制品的断代，仍然主要以对发现地点的地质、地貌分析以及与中国华北旧石器进行类型学比较这两种方法进行的，其准确性难免受到怀疑。十多年前童恩正先生曾经提出的“西藏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交替于何时，在新旧石器时代之间是否另可划分中石器时代”等问题（注：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目前还难以解答， 仍然是中国考古学者在这个领域内努力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西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日土县境内，继扎布、多格则地点之后，还发现了热角、夏达错东北岸、扎那曲加等一批打制石器地点（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1～2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些石器也均采自地表，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目前只能通过类型学比较暂定其为“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14、2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其中在夏达错东北岸发现的石器标本中有典型的手斧，这是过去所不见的一类器形。但在与西藏高原东缘相邻近的我国西南地区甘孜藏区，早年却发现过两件被认为系出自西藏高原的手斧（现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注：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考古》1989年第9期。）， 两者在形制上十分相似。过去有学者提出这种手斧可能是受到印度北部手斧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注：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考古》 1989年第9期。 ）， 联系到在与西藏西部相邻近的印度博德瓦尔地区的羌那特（Chauntra）、克什米尔的帕哈干（Pahalgan）均有手斧出土这一现象分析，这种可能性也许的确存在。夏达错东北岸石器地点发现的手斧，在时空范围内正好起到了一种连接作用，在传播学上的意义不容低估。
细石器是西藏高原史前研究中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一类考古遗存。西藏的细石器发现面广，数量多，延续时间长，近十年来又有一大批新材料被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西藏高原从90年代以来，新发现细石器地点约40处左右，主要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上、中游地区，即自阿里狮泉河以迄仲巴、萨嘎、昂仁、吉隆等区县境内（注：据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中的统计数字，见《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四辑。此外还需加上近年来在阿里地区新发现的若干细石器地点。）。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增加，对西藏细石器的科学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通过对已知材料的分析，可以发现西藏细石器的存在有几种形式，一是典型而较单纯的细石器遗存，如藏北发现的部分细石器地点、藏南聂拉木地点、雅鲁藏布江上、中游部分地点等；二是与小石片石器共存的细石器地点，这类遗存主要发现于雅鲁藏布江上、中游地区；三是与磨制石器、大型打制石器、陶器共存的细石器地点，如藏东昌都卡若遗址；四是与彩陶、青铜器等共存的细石器地点，如新近在阿里噶尔县发现的丁仲胡珠孜地点（注：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36～4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西藏细石器的这几种存在形式表明，它不仅延续的时间可能较长，而且既可能与游牧—狩猎经济类型有关，也可能与农耕经济类型有关，并不代表着某一单纯的经济文化类型，这就使西藏史前文化的面貌既有别于中国南方其他各省区，也与中国北方流行细石器的各省区有所区别，具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
以往对于西藏细石器的来源问题，一般倾向于“华北来源说”，认为其“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向南传播的一支”，“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出现较晚，又缺乏更原始的器形，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为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注：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但随着材料的增多与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提出了“本土起源说”的观点，如认为“西藏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显露出石器细化的现象，多格则地点最明显，已具备细石器的雏形，在这基础上，可能吸收了周围地区主要是华北、华南细石器的因素，也不排除受来自南亚与西亚细石器的影响，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今天西藏细石器”（注：段清波《西藏细石器遗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近年来， 有学者通过对新发现的仲巴县城北等一批雅鲁藏布江上、中游流域细石器遗存的分析，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西藏细石器既不缺乏原始的技术类型，又存在着较原始阶段遗存的分布范围，并且该区域的细石器遗存或多或少地与本地早期石器遗存有着某些传承性质的关联，因此可以说，西藏细石器工业有可能产生于本土的石片石器传统的基础之上，本地形成的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注：李永宪《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遗存及相关问题的初步分析》，《考古》1994年第7期。）。 笔者曾经发现并观察过全部雅鲁藏布江上、中游流域的这批细石器标本，得出的基本认识也倾向于“本土起源说”这一观点（注：霍巍《西藏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对“本土起源说”的不同意见，认为西藏的细石器可以分为藏北与藏南两个不同的系统，藏北系统承袭了华北细石器传统，而藏南细石器的传统和特征则来自于华南旧石器和细石器，并将其与后来西方学者对藏族两种不同种族类型的划分相联系（注：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 笔者认为这种意见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因为藏北与藏南、藏东这三个大的区域内所发现的细石器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工艺、类型及器物组合等方面也显示出较多的相似性，很难将其划分为截然相对的所谓南北两个系统。而且如同已有学者曾观察到的那样，如果就差异性而言，在上述三个大的区域之间，细石器所反映出的特征也是“藏东和藏北、藏南之间的差别大于藏北与藏南之间的差别，换句话讲，就是藏北与藏南的文化传统具有较大的一致性，而与藏东差别较大”（注：段清波《西藏细石器遗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所以， 在没有更多的材料能够支持藏北与藏南细石器分属两个不同系统之前，这个假说恐怕还难以成立。至于将这一假说与后来藏族种族两个不同类型联系起来的推测，也就更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了。
近十年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最为重要的收获，是拉萨河谷以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市北郊约5公里，面向拉萨河谷盆地，1984 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在文物普查中发现，1990年进行了首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500 多平方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 《考古》1991年第10期。）。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出土了相当丰富的遗物，种类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几个大类。其中石器近万件，分为打制与磨制两类，种类有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切割器、雕刻器、锥状器等，可用于砍、砸、削、锥、刺、磨等各种用途。骨器类有针、锥、笄、镞等。陶器器形主要有单耳罐、双耳罐、圜底钵、高柄豆、高领鼓腹罐等，陶质多为泥质陶，陶色以灰色、黑色为主，多见磨光黑陶，器表打磨光滑，并压划有变化丰富的几何纹饰。装饰品有骨笄、耳坠、陶环、石环、猴面饰物等。第二，在遗址内的灰坑遗迹中发现葬有人头或人骨架，这些非正常的埋葬可能与某种杀祭仪式有关，属于猎头或人祭一类遗存。第三，遗址内出土了大量收割器具和加工谷物的磨盘，还发现了大量兽骨、鱼骨和渔猎具，表明当时已有了大面积的谷物种植，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曲贡人的经济生活是以农耕为主，兼营畜养和渔猎。
曲贡遗址的发现，证明拉萨河谷的开发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藏族先民在这里创造了悠久的文化，有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其文明的进程应大体上与内地同步。西藏地区过去史前文化面貌不太清楚，虽有过一些零星的发现，但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说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建立起藏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标尺的话，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无疑建立起了西藏腹心地带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个标尺，这对于我们逐步建立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编年体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继曲贡遗址发掘之后，1994年在藏南贡嘎县还发掘了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注：关于此处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情况参见A.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西藏考古》第一辑；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9年第4期。）。 遗址位于贡嘎县东北雅鲁藏布江北岸，三面环山，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300米。遗址中采集和出土的文化遗物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片等。昌果沟遗址与拉萨曲贡遗址相距最近，文化特征上它们之间也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如两处遗址的生产工具皆以打制石器为主，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同以单向打击为多，兼有少量的交互加工；生活用具陶器方面，两地均有夹砂陶和泥质陶，器形皆以罐为多，并流行带耳，陶纹皆以刻划纹为主等。但是，两处遗址的陶器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如曲贡遗址陶器以黑、褐色为多，而昌果沟遗址则以红褐色为多，不见黑陶。曲贡遗址以圜底器为大宗，而昌果沟遗址则以圈足器为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两处遗址时代上的差别所致。
此外，近年来在拉萨河谷堆龙德庆县乃琼乡达龙查也曾调查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拉萨河北岸，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但破坏严重。从遗址中采集到石器、陶器等。石器有石磨球、石锛、石臼等，陶器有夹砂陶与泥质陶，陶色以红色为多，器形有罐、盆、碗等，多系炊器（注：索朗旺堆等《堆龙德庆县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藏日报》1990年12月19日第二版。）。这处遗址可能也与曲贡遗址关系密切。
如上所述，近十年来拉萨河谷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对于认识西藏高原腹心地带史前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今后一个时期内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点，还应当继续放在拉萨河谷地带以及拉萨以东的藏南谷地去发现和发掘更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确认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之间的连接地带，找到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逐步建立起这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体系。
二
自古迄今，藏族一直自称为“蕃”，唐代汉译音为“吐蕃”，对公元7世纪初藏族所建立的王朝称之为“吐蕃王朝”。但在此之前， 青藏高原还经历过一段相当漫长的部落时代，汉文古籍中对青藏高原各部族最早泛称为“西羌”。古代西羌包括许多来源不同的分散的部落，《后汉书·西羌传》应是留存至今的关于青藏高原古代西羌人的最早记载。《新唐书·吐蕃传》更为详细的记载了关于吐蕃祖先来源的传说。
在考古学上，吐蕃王朝建立以前西藏高原远古各部落的文化遗存还很难与文献记载一一对应，所以，有学者试图采用“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来指代自公元前一千年以迄公元6 世纪吐蕃王朝兴起之前这一历史阶段， 而将其与公元7世纪初至公元10世纪的吐蕃王朝时代加以区别（注：这一概念是由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他认为由于西藏石器时代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开始于何时等问题因材料限制而无法确定，建议暂时只能将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 6世纪这一时期称之为“早期金属时代”。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属于这个阶段的考古新发现首先要提及的是拉萨市曲贡村发掘的一批石室墓。这批墓葬与新石器时代的曲贡遗址相邻近。共发现和清理了20余座墓和6处祭祀石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墓葬初步可分为四种形制，前三种均系竖穴土坑石室墓，仅有平面形状的不同，后一种变异较大，由竖井式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构成。墓葬中出土有陶器和一枚带柄铜镜。墓地中的祭祀石台平面形状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由大小不一的砾石块堆成基本水平的台面，多系单层堆放，并依从于一座主墓。发掘者推测这处墓葬或与当时活动在拉萨河谷一带的“苏毗”部族有关。
墓中出土的这枚带柄铜镜，不同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及东亚地区传统的圆板具钮镜系统，而与流行于西亚、中近东及中亚诸古文明中的带柄镜相似。笔者注意到，在西藏北面的新疆以及东南面的四川、云南都曾经发现过这类带柄镜，连同西藏在内，恰好连成一个半月形的分布带。从年代上来看，又以新疆发现的带柄镜最早，故推测西藏曲贡石室墓出土的这枚带柄镜可能系从新疆等周邻地区传入，显示出西藏与周邻文化间曾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注：关于这枚带柄镜的研究，可参见以下几篇论文A.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B.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铜柄铁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C.霍巍、 《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
过去在西藏西部地区没有发现早于公元10世纪的墓葬，近年来随着工作的深入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日土县阿垄沟石丘墓地是阿里高原首次调查发现的一处早期墓地（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2～1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墓葬分布在日土县境内阿不兰热山的一条山沟冲积扇上，墓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墓葬总数近百座。 石丘墓的形制是在地表上用大石块垒砌成墓丘，在地表下向下挖掘浅穴或不挖墓穴，葬入尸骨后用大石垒成墓框。葬式有屈肢葬、乱骨葬及火葬等，流行男女合葬、母子合葬的习俗。出土器物仅见陶器、铁钩、饰珠等物，部分尸体上附着有织物残片。
近年来，继在扎达县古格王国境内调查发现卡尔普墓群（注：1998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文物抢救办公室考古队调查发现，并清理了几座残墓，资料尚在整理中。）之后，又相继在扎达县境内东嘎·皮央一带发现了东嘎格林塘墓群、萨松塘墓群、格布塞鲁墓群以及皮央遗址第V 区墓群（注：位于东嘎·皮央境内的这几处墓群系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调查发现，并在1999年8 月进行了发掘清理，资料正在整理之中。）等。东嘎·皮央境内的这几处墓群规模较大，墓地大多在地表残存有明显的墓葬封土标志（石丘或石圆圈），有一定的分布规律。有的墓地还发现可能与祭祀有关的列石遗迹。从发掘情况看，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石室墓、石丘墓、土洞墓等几种形制，但均未发现棺木的痕迹。其中石丘墓在地表用石块垒砌石丘作为标志，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大型石丘墓的形状以方形、长方形、梯形石丘较为常见；中、小型的墓葬则多为不规则的圆形石丘。竖穴土坑墓及土洞墓仅在地表观察到略为凸起的砂丘，无明显的标志。葬式有单人屈肢葬、二次葬、火化骨灰葬等，骨架保存情况不完整。墓地中有单独的动物殉葬坑，殉葬马、牛等动物，个别墓葬中大量随葬羊头，有的一墓可多达18个羊头，放置在墓室的四壁。墓葬中还发现有在死者身下和随葬动物身下铺放一层红色朱砂的现象，联系古文献记载分析，这些葬俗当与某些特定的原始巫术有关，很可能反映出西藏土著宗教——本教的某些埋葬习俗。出土器物有陶器、骨器、石器、青铜器、铁器、木器与竹器的残片等遗物。陶器多见夹砂红、褐陶，其次为少量的泥质红陶；器形多见圜底器，次为小平底器，偶见三足器，耳、流比较发达；器表多施以粗、细绳纹、戳印纹、弦纹等，有的施以红色陶衣。在墓地地表还采集到绘有红彩的陶片。
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柄青铜剑形制特殊，剑格部饰有联珠纹组成的图案，剑柄尾部两端为上卷的圆涡状，与我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中常见的“触角式短剑”形制相似，反映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文化传播与交流。
西藏西部发掘出土的这批古墓葬的年代，目前仅有卡尔普墓地作过[14]C年代测定。约距今3700年前后。皮央、 东嘎遗址各墓地出土陶器与卡尔普墓地出土陶器具有许多共性，年代可能与之较为接近，但其中不同类型的墓型之间应还有相对早晚关系，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按照汉、藏文献的记载，在吐蕃王国兴起之前，西藏西部为古老的象雄王国（即两《唐书》所载之“女国”）的地域，直到松赞干布时期，方为吐蕃所灭，其地并入吐蕃。吐蕃王国灭亡之后，在象雄故地建立起古格、普兰等小王国。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这批墓葬的年代明显要早于古格王国时期，很有可能系相当于象雄时期或者更早的文化遗存。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将为探索长期以来仅存在于文献记载中的古老的“象雄文明”首次提供可靠的考古学证据。
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可能还包括岩画。由于种种局限，西藏高原岩画的首次发现迟至1985年，才在阿里日土县境内调查发现了日姆栋等3 处岩画地点（注：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而近十年来， 新发现岩画遗迹已近40处，包括近60个地点和300多组画面（注：参见李永宪、 霍巍《西藏岩画艺术》，收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岩画艺术》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些岩画绝大部分分布于藏北和藏西高原，画面以狩猎、畜牧、争战与演武、自然崇拜等为多，其中画面场景宏大、内容丰富的如日土县塔康巴岩画地点（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57～6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该地点在高约5米，长达20多米的岩面上， 刻划了数以百计的人物与动物形象，人物有狩猎、牧人、武士、负重行走者、巫师等各种形象，动物有岩羊、羚羊、马、驴、狗、牦牛、鹿等。岩画采用了敲琢法、磨刻法两种技法勾勒轮廓，造型生动而富于变化，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调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岩画点。联系到历史上藏西与藏北高原主要为象雄、苏毗两大部族集团的活动区域，初步推测岩画的创作者或与这些游牧民族有一定关系。但是，一些晚期的洞穴岩画则可能与之无关（注：在藏北一带还发现过一批用色彩绘制的洞穴岩壁画，出现大量佛教内容，年代当为佛教大规模流行之后，其下限据推测可晚至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西藏纳木错扎西岛洞穴岩壁画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7期。）。总之， 要最终解决西藏古代岩画的年代、族属等问题，目前仍然是一个有着很大难度，但又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今后如何对这批古代岩画进行科学的研究，尚有待于方法与理论上的突破。
与石丘墓、岩画大体上年代相近、互有联系的考古遗存，还有大石遗迹。西藏的大石遗迹大体上有独石、石圈和列石等几种形式，意大利学者G·杜齐曾对此有过比较简略的记述（注： G·杜齐《西藏考古》，向红茄译本第13～1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但由于地名音译的转讹、地理环境的变迁等各种原因，西藏和平解放后经过考古调查确认的大石遗迹却几为空白。近年来，在文物普查中调查发现和确认了一批大石遗迹，丰富了我们对这一类遗迹的认识。其中，发现于山南地区措美县哲古草原上的大石遗迹为一用砾石砌成的同心圆双重圆圈，内圈中央立有一独石，北侧有石砌的平台，其周围围绕着石丘墓葬，发掘结果表明其性质当属与墓葬祭祀有关的石祭坛一类遗迹（注：何强《“拉萨朵仁”吐蕃祭坛与墓葬的调查与分析》，《文物》1995年第1期。）。另外，前述阿里日土县阿垄沟石丘墓群也发现有一些与墓葬相对应的独立大石，上面刻划有武士印象， 应当也属于与墓葬有关的大石遗迹（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2～1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最近在藏西阿里高原北部的措勤县、改则县和南部的普兰县一带也发现了一批独石、石圆圈之类的大石遗迹（注：1998～1999年在阿里地区考古调查中发现，资料尚在整理之中。），其中有的与石丘墓共存，当与墓葬有关；有的则独立存在于湖泊、雪山之畔，可能与佛教传入之前西藏土著宗教——本教祭祀湖神、山神的原始信仰有关。
三
吐蕃王朝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首推近年来一大批吐蕃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十多年来通过文物普查，先后在西藏高原东部的昌都地区、中部的拉萨与林芝地区、藏南的山南与日喀则地区、北部的那曲地区发现了近百处古墓群和数以千计的古墓葬（注：这个粗略的统计数字主要依据A.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南方民族考古》1991 年第4辑； B.索朗旺堆主编《西藏地区文物志丛书》，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3年。）。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对于认识这一历史时期吐蕃丧葬礼仪制度、宗教与风俗、墓葬营建、陵墓布局、建筑技术以及与周围文化的交流影响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位于山南穷结县境内的吐蕃王陵（俗称藏王墓），始终是吐蕃王朝时期考古研究的重点之一。过去对山南吐蕃王陵作过系统科学考察的意大利学者G·杜齐曾发表过专著《吐蕃赞普陵考》（注：G·杜齐《吐蕃赞普陵考》，中译本刊于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译为《藏王墓考》，1983年。），利用大量文献材料对陵墓的内部构造、陵墓石刻、 墓地布局等做过考证。 其后德国学者霍夫曼（ H.Hoffmann）、英国人黎吉生（H.E.Richadson）等人也作过一些考证（注：未见原文，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所引述，《文物》1985年第9期。）。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我国学者也曾对穷结吐蕃王陵作过实地考察（注：参见A.王毅《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六）》，《文物》1961年第4～5期；B.欧熙文《古藏王墓——兼谈西藏的丧葬制度》，《西藏历史研究》第4期，1978年。）。但长期以来， 关于墓葬的确切数目及各墓墓主的考订始终比较混乱。近年来，通过科学的实地调查，核实了陵区内现存陵墓的数量，并首次确认了穷结藏王墓东、西两个陵墓区并列的布局特点，与《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古籍的记载基本吻合（注：参见A.索朗旺堆、康乐主编《琼结县文物志》第37页；B.霍巍《试论吐蕃王陵——穷结藏王墓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1辑。）。
属于这个时期的重要墓地还新发现有仁布县让君村墓地（注：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葬试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萨迦县夏布曲河流域古墓地（注：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萨迦县夏布曲河流域古墓葬调查试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拉孜县查木钦、查邬岗墓地、定日县门追、唐嘎墓地（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拉孜、定日两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墨竹工卡县同给村墓地（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墨竹工卡县同给村古墓群的调查与试掘》，《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亚东县帕里镇墓群以及白朗县强堆乡等墓群（注：参见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这些墓群的布局特点均模仿吐蕃王陵的作法，大墓一般位于墓地的最高处，居高临下；中、小型墓葬则多分布于大墓的前方及两侧，显系按一定的规格加以排列布置。大墓的封土以梯形为多，中、小型墓则多见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一些墓地中还发现有塔形、亚字形等异形墓，可能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年代应较晚。拉孜县查木钦墓地中出土了石狮、石碑，墓前共发现28条殉葬坑，表明墓葬的等级较高。藏文典籍中记载吐蕃王室的墓地并不限于穷结一处（注：参见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5～156页：P·T·1288“大事记年”，民族出版社，1992年。），由此可得到佐证。
近十年来，反映吐蕃王朝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考古材料也有新的发现。其中发现于吉隆县境内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汉文摩崖碑铭，记载了唐显庆年间我国著名旅行家王玄策通过吉隆出山口取道尼婆罗去往北印度的事迹（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 这通唐代碑铭首次以考古实物补证了吐蕃——尼婆罗道南段走向、出山口位置、王玄策使团的组成等若干史实，是研究吐蕃王朝时期唐蕃交通的重要石刻文字材料。
吐蕃王朝强盛之时，兵威曾直逼西域乃至南亚、中亚，在西藏高原本土之外，发现于青海都兰县热水的吐蕃大墓，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发掘资料出土，其中推定为属粟特系统的镀金银器（注：参见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 《中国藏学》 1994 年第4期。）以及一大批推定为属西方系统的织锦（注：许新国《都兰吐蕃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都反映出吐蕃王朝时期对外扩张与文化交流的若干侧面。在最近刚结束不久的都兰热水沟南岸吐蕃大墓的发掘中，不仅出土了大批织物、木器、金银器、藏文木简等珍贵文物，在M3中还出土了书写在织物上的道符，这是首次在吐蕃墓葬中发现的与道教信仰有关的遗物，对于研究吐蕃王朝时期道教的传播与影响以及藏汉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注：《都兰吐蕃大墓考古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1 日第一版。）。
四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第41代赞普朗达玛被弑， 吐蕃王朝走向分裂。其后的约400年间，西藏高原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 直至公元13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在西藏建立萨迦地方政权，将其并入祖国版图。
这个时期西藏的考古工作，近十年来主要的成果集中于阿里地区扎达县境内古格王国遗址各类遗存的调查与发掘。
古格王国系吐蕃分裂时期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第三代孙吉德尼玛衮逃往西部阿里，在今扎达县境内建立的一个小王国。古格王国建立之后，大力复兴佛教，形成为西藏西部地区一个重要的佛教文明中心。1630年，古格王国为拉达克人所攻灭，都城扎不让及境内的许多佛寺也被毁灭，仅存遗址。由于古格王国所处的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它的佛教美术受到相邻的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强烈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其画风被美术史学界称为“古格画派”，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长期关注。意大利学者G ·杜齐在他的多卷本巨著《印度—西藏》中，曾专门以一部分册的篇幅，记述古格故城扎不让（旧多译为擦巴隆）的殿堂与庙宇遗迹。1979和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曾组织考察队对古格王国都城遗址扎不让作过调查与发掘，其中1985年的调查成果已形成为《古格故城》考古报告（上、下册）出版（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古格王国遗址最为全面的资料汇集。
在上述工作的在基础之上，近年来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成阿里文物抢救办公室，连续对古格王国都城附近的托林寺迦萨大殿进行了发掘清理，并按照考古发掘所获资料为依据，复原重建了迦萨大殿。此前曾有学者根据实测对迦萨大殿做过复原研究，对其中主要殿堂的平面形制、立面结构、柱式做法等提出过意见（注：陈耀东《西藏阿里托林寺》，《文物》1995年第10期。），现在的复原工程所依据的资料可能更加符合托林寺的原貌。对迦萨大殿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木雕、泥塑、铜像等佛教美术品和不同时期的经卷，各个殿堂内发现了大量残存的壁画和木构建筑，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这座始建于公元11世纪初年的早期古格佛寺的认识。
1992年，在托林寺北面约40公里处的东嘎乡境内，调查发现了东嘎·皮央石窟群以及象泉河南岸的吉日、岗察、芒扎等石窟地点（注：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1997年第9期。）， 这是古格王国佛教考古的一个新的重要收获。东嘎、皮央石窟群现存石窟总数近千座，包括礼佛窟、禅窟与僧房窟、仓库窟与厨房窟等不同类型的石窟。礼佛窟内绘制有精美的壁画，内容题材有佛、菩萨、比丘、飞天、供养人像、佛传故事、说法图、礼佛图、各种密教曼荼罗以及动物、植物和不同种类的装饰图案，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具有十分浓厚的地域色彩。东嘎、皮央石窟群是西藏高原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佛教石窟遗址，也是国内年代最晚的一处大规模石窟遗存，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佛教石窟寺艺术在西藏高原的空白，也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西藏佛教美术资料（封面、封二、封三）。
自1992年以来，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组成考古队，连续多次对东嘎、皮央遗址内主要的寺庙建筑、石窟、佛塔等重要遗迹作了调查、编号、测绘和清理性发掘，基本上确定了该遗址的文化性质、分布范围与年代，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规划与建议。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使东嘎、皮央遗址成为古格王国境内继古格故城扎不让之后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一处遗存。
除古格王国之外，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还发现这一时期其他地方割据势力的王都遗址。如吉隆县贡塘王城遗址的发现便是其中的一例（注：参见霍巍、李永宪、尼玛《吉隆县文物志》第30～40页“贡塘王城遗址”条，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座城址位于吉隆县城东南角，现存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城垣系夯土与石城混砌，现存共4段， 构成一不甚规则的四方形，城墙上建有中央碉楼、角楼，开有望孔，具有很浓厚的军事防御性质。城内的卓玛拉康遗址，保存有大量雕刻精美的木雕作品，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据藏文文献所记，贡塘王城也称为“阿里麦贡塘”、“芒域贡塘”等（注：噶托·仁增次旺《吐蕃王室后裔在阿里麦贡塘之世系源流明镜》，收入《藏文五种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系吐蕃分裂时期由吐蕃后裔在宗喀（今吉隆）一带建立的一个统治中心，与古格王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注：参见霍巍《吉隆贡塘王城及卓玛拉康遗址的调查与阿里贡塘王国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收入《藏学研究论丛》第5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近十年来对西藏佛教寺院和藏式古建筑所作的调查测绘，还包括对具有汉藏结合建筑特点的夏鲁寺的实测（注：陈耀东《夏鲁寺——元官式建筑在西藏地区的珍遗》，《文物》1994年第5期。）、 西藏山南拉加里宫殿的勘察（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拉加里宫殿勘察报告》，《文物》1993年第2期。）、 西藏囊色林庄园的实测记录（注：陈耀东《西藏囊色林庄园》，《文物》1993年第6期。）等，一些藏族学者结合藏文题记对夏鲁寺集会大殿回廊壁画内容所作的考释研究也独具特色（注：熊文彬《西藏夏鲁寺集会大殿回廊壁画内容研究》，《文物》1996年第2期。），这些工作， 对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建立，无疑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上述工作取得的成果多是局部性的，甚至有的是孤立的，还没有形成为有系统的综合研究。如何对历史时期西藏考古的各类遗存（其中尤其是佛教寺院遗存）开展科学研究，建立起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近年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了一部被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注：罗炤《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读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1998年第7期。 ）的专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在研究方法上，宿白先生从寺院建筑平面布局入手，再选择藏式建筑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柱头托木，对这两项最重要的遗存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得出其相对年代早晚关系；同时，结合大量的文献材料，将这些建筑置于当时西藏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其始建、修葺、扩建、重建等不同年代及建筑布局演变、托木式样变化等特点，最后建立起分期序列。这些理论与方法，符合西藏佛教寺院考古研究的实际，对今后我们的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中国藏、汉考古学工作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在西藏考古领域又有所纵深与拓展，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世纪之末我们可以充满自信的说，中国学者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西方学者所作的工作，为西藏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迄今为止我们所作的工作，还处在一个资料积累的阶段，研究深度远远不够，距离西藏考古学体系的形成，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在21世纪到来之际，中国藏、汉考古学工作者将努力开创出一个西藏考古的新局面，为祖国边疆民族考古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