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信仰及其造像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造像论文,罗汉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汉观念源起于印度，盛行于中国。罗汉信仰的兴起与确立，虽然不乏佛典可征，但总的来说，还有赖于中国罗汉造像艺术的渲染与推动，因此可以说罗汉信仰与罗汉造像作为一种哲学观念与物质形态并存的文化现象，完全是中国化的产物。然而，欲对中国罗汉信仰及其造像艺术的内涵作一完整的把握，还须从罗汉信仰的缘起衍变以及罗汉造像艺术的源流发展说起。
一
罗汉又称阿罗汉，梵语Arhart，巴利文作Arahant，音译作阿卢汉、阿罗诃，意译作应供、应真、杀贼、无生、真人。略称罗汉、罗呵。指断尽三界见思之惑、证得尽智，而堪受世间供养的圣者。因而此果位通于大、小二乘。依广义而言，可泛指大、小乘佛教中的最高果位，故佛的十种名号之一亦称“应供”；依狭义而释，则专指小乘声闻缘觉修证的最高果位，至此果位者，诸漏已尽，烦恼已断，不再受人世生死果报之苦，称为“无生”，得大解脱，誉为“真人”。
（一）关于罗汉概念的由来，最早见于汉末支谦所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一心之道，谓之罗汉。罗汉者，真人也，声色不能污，荣位不能屈，难动如地，己免忧苦，存亡自在。”《佛祖统记》有关阿难证得阿罗汉果的记载，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蕴：“迦叶入定以天眼观，阿难一人烦恼未尽，手牵令出。”“阿难思惟诸法，求尽残漏。定力少，故不得道。后夜欲过，疲极偃息，仰卧就枕，霍然即悟”，“破一切烦恼，得六通”，“后夜，……从（门钥）孔中入，礼拜忏悔。……阿难礼僧己，升师子床。”这里所指的便是那种断除轮回，诸漏已尽，六通具足的罗汉圣者。这是典型狭义上的“罗汉”，大多指佛陀弟子中的得道者，是罗汉最早的意义。后来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罗汉”的意义有了新的衍伸，即得道高僧也得称为罗汉。《洛阳伽蓝记》载云：“（菩提）流支解佛义知名，西土诸夷号为罗汉”。《释迦方志》也称琼州沙门智俨为“罗汉”。此时的罗汉，大多作为佛陀的侍者出现，如凿于（北魏）宣武景明帝元年（公元500年）至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的龙门宾阳洞刻有二位罗汉随侍三尊坐佛，便是实例。〔1〕
随着大乘佛教的渐次兴起，罗汉的涵义及其地位便有了相应的变化，西晋竺法护（266～313年）所译《弥勒下生经》和稍晚昙摩难提所译《增—阿含经》皆有相关记载：“尔时世尊告迦叶曰：‘吾今年已衰耗，向八十余。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堪任游化，智慧无尽，众德具足。云何为四？所谓大迦叶比丘，屠钵叹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即罗睺罗）比丘。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盘、须待弥勒出现世间。’”
由上可以看出，早期小乘佛教中独善其身，“存亡自在”的阿罗汉，至此已接受了佛陀的嘱托，不入涅盘，常住世间了。是为小乘罗汉由“自了汉”转小向大，成就阿罗汉的开始。类似的经义亦见诸东晋时译《舍利弗所问经》：“如来告天帝释及四大天王云：我不久灭度，汝等各于方土护持我法。我去世后摩诃迦叶、宾头卢、君徒钵叹，罗睺罗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
至此小乘圣者的罗汉已经明确地赋予了“流通佛法”的使命，因而大乘菩萨的色彩更为明显。
罗汉的观念起始于印度，但罗汉信仰则形成于中国。稽诸历代僧传著录，隋唐以前并无有关供奉罗汉的记载。罗汉信仰观念的出现应是玄奘（600～664年）译出《法住记》〔2 〕输入十六罗汉“功德神通”概念以后的事。书中载云：“佛薄伽梵般涅盘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不灭没，及敕其身与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如是十六大阿罗汉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脱等无量功德，离三界染、诵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敕故，以神通力，延自寿量。”此时的罗汉已是具足“八解”、“六通”、“三明”等无量功德的大阿罗汉。他们不入涅盘，不但能以“神通力自延寿量”，而且还能令施主得大福报，完全是上求佛果、下化众生的菩萨示现。由于释迦佛在此记中，对阿罗汉功德神通的“授记”与“印证”，因而从根本上奠立了我国罗汉信仰的基础。可以这样说，我国历史悠久的罗汉信仰基本上是从《法住记》付嘱的十六罗汉起始，尔后发展盛行的。
（二）我国罗汉信仰由十六罗汉的观念起始，尔后发展到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罗汉信仰从附属于对佛陀的尊崇中析出独立而日趋成熟。
十六罗汉的观念，最早见于北凉（397～439年）道泰译的《入大乘论》：“尊者宾头卢、尊者罗睺罗，如是等十六人诸大声闻散在诸渚”，“皆于佛前取筹护法”。经中具体明示十六罗汉的数目，但除宾头卢、罗睺罗以外并未列举十六罗汉的具体名号，可以认为此处所言的十六罗汉是由西晋所译《弥勒下生经》与东晋所译《舍利佛问经》中“住不泥洹，流通我法”的迦叶、宾头卢、军徒钵叹、罗睺罗四大比丘、住世护法的观念发展而来。
隋代智顗的《法华经文句》卷二曾引上述二经之义云：“佛敕四大罗汉不得灭度，待我法灭尽。”唐湛然《法华文句记》亦释上文云：“准《宝云经》第七，佛记十六罗汉令持佛法，至后佛出方得入灭，彼经一一皆列住处、人名、众数等。……宾头卢、罗云（罗阇罗）在十六数，却不云迦叶。”北凉以降而至唐玄奘译《法住记》之前见于经籍的十六罗汉是否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十六罗汉实难考定。检阅历代文献也未见唐代以前礼拜供奉十六罗汉的载录，这就说明此前的罗汉信仰仅仅限于观念，还远远未及民间。迄至玄奘译出《法住记》，十六罗汉的功德神通和特殊身分方始界定，成为我国民间罗汉信仰的真正典据。
《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为佛灭度后八百年时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难提蜜多罗（此云庆友）所著。在此书中，他具体列举了十六大阿罗汉的名号、眷属与住处。
同书还载：若有信众礼拜供奉此十六罗汉及其眷属者，他们则“随其所应分散往赴，现种种形，蔽隐圣仪，同常凡众，密受供具，令诸施主得胜果报。”罗汉神通具足，随应所需，现种种形，而形貌变化多端，使得这种信仰极具可塑性，为其深入民间，扎根民众留下了可供创造发挥的空间。因此，自《法住记》出，十六罗汉便深受佛教信众的普遍尊敬与赞颂，罗汉信仰日渐兴盛。
覆按上述文献，中国罗汉信仰从附属于对佛的尊崇中析出而成相对独立的观念，确属唐末、五代以后的事。宋初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是大量记载有关罗汉绘画最早的文献。书中记载了晚唐五代时期许多知名罗汉画家的生平和当时四川、江南绘画购买罗汉的情形，反映出当时社会崇奉罗汉范围的广泛，唐代之卢楞伽、五代之张玄、贯休皆以绘画十六罗汉而著名当时。其中又以禅月贯休所绘十六罗汉画称为古今绝作，为世珍重〔3〕。由是亦可见当时罗汉画家得以存在的深厚社会土壤。
不记时代，题为“天竺沙门”阇那崛多迦所译的《十六大阿罗汉因果识见颂》一书中，载有宋代范仲淹书写的序。序云：“庆历中宣抚河东，宿保德冰谷传舍，于堂檐罅间得之，因于府州承天寺命僧别录藏之。于戊子岁（1048年）有江陵僧慧哲又出其藏本，称得之于武陵僧普焕，宝之三十余年云云。”书中载云十六罗汉，为摩拏多述说自证之“因果识见”各有7颂，共112颂，另外，《秘殿珠林》亦载唐人画“十六应真（罗汉）图”，卷后附宋姜夔跋，完全引用引文，观《因果识见颂》文义浅陋，应为宋代民间伪作无疑。但藉此一书，也足以证见宋时民间对十六罗汉的尊崇之盛。由此我们也可看出，相对独立而日趋成熟的罗汉信仰是从唐末五代渐次流行的十六罗汉观念开始的。
由于十六罗汉信仰的流行，十八罗汉随之出现。但稽诸有关佛教典籍，并无有关十八罗汉的记载，因而一般认为十八罗汉由十六罗汉外加两位罗汉演变而来。但这两位罗汉究竟指谁？众说纷纭，一时难以考定。概而言之，有四说：①十六罗汉加庆友、宾头卢尊者；②十六罗汉加迦叶、君徒钵叹尊者；③十六罗汉加迦叶、弥勒；④十六罗汉加法增居士、布袋和尚。
此外，在我国四川等地寺庙所塑十八罗汉中，还有在十六尊者以外加上布袋和尚和达摩祖师而成十八罗汉的。
（三）由于十六、十八罗汉住世护法信仰的广泛传播，激发了汉地佛教信众对于罗汉的深沉崇敬，五百罗汉的传说应运而生，五百罗汉成为民间最为普遍的信仰形式之一。
阅诸佛典，有关五百罗汉的本生、因缘、授记等记载随处可见，如《佛说兴起行经》、《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法华经·五百弟子授记品》等皆叙及五百罗汉结集三藏等事。早在汉末康孟详翻译的《佛说兴起行经》中，便有佛与五百罗汉聚会一起说法的记载。西晋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亦载有佛入灭后，迦叶尊者将与五百罗汉结集法藏的佛陀“预言”。《法华经·五百弟子授记品》则云：五百阿罗汉皆于佛前授记，当来必证菩提，同号普明如来。《舍利佛问经》则说，佛沙秘多罗王毁灭佛法后，有五百罗汉重兴圣教。见于《大唐西域记》卷二，则有结集《大毗婆沙论》之五百罗汉的前身为五百蝙蝠的记载。
至于民间有关五百罗汉来历的说法，则更为曲折有趣。东晋有关神僧居天台山的记载是中国汉地关于五百罗汉的最早传说：东晋僧人竺昙猷居天台时，“每恨不得度石桥，后洁斋累日，复欲更往，见横石洞开，度桥少许，睹精社神僧，果如前所说，因共烧香中食。食毕，神僧谓猷曰：却后十年自当来此，今未得住，于是而返。顾看横石还复如初。”〔4〕自此，神僧罗汉隐居天台山的传说便不胫而走， 后世遂有天台山石梁桥方广寺为五百应真（罗汉）驻锡地的说法。又有《宋高僧传》记永嘉长史画五百罗汉的奇异感应事迹，影响一时。
从此五百罗汉的信仰特别兴盛，天台山曾一度成为五百罗汉信仰的中心。五代、两宋时期，前来礼拜供奉的帝王络绎于途，吴越王钱氏更是每年必至。在天台山五百罗汉信仰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兴建罗汉殿、罗汉堂、罗汉阁、罗汉洞以及罗汉院等，作为供奉五百罗汉的处所，如五代后周显德元年（954年）， 道潜禅师在吴越王钱忠懿王的支持下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净慈寺创建五百罗汉堂〔5〕， 五代吴越王钱镠于杭县天竺寺旧址建五百罗汉院〔6〕；北宋元符年间（1098～ 1102年）广东东莞资福寺建五百罗汉；崇宁年间（1102～1107年），河南嵩山中岳寺于竹林建五百罗汉洞〔7〕。迄今现存的罗汉尚有北京碧云寺、成都宝光寺、苏州西园寺、汉阳归元寺、昆明筇竹寺多处。凡此种种，无不充分说明五代、两宋时期，我国对五百罗汉尊崇信仰的广泛。
二
由于罗汉信仰的日渐盛行，罗汉造像艺术应运而生，同时又反过来影响推动了罗汉信仰的深化发展。罗汉作为造像题材，不仅在佛教艺术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我国传统艺术中人物雕塑的表现对象。观诸历代罗汉绘塑遗构，十六、十八罗汉大多绘于墙面、布帛之上，较少塑成之像；而五百罗汉则以造像居多，画像少见，多以金铜、泥水铸塑而成。
罗汉造像与绘画一样，并无切实典据。佛教典籍中关于十六罗汉、五百罗汉的记载尽管很多，却无有关罗汉形貌特征的载录，见诸造像实例的罗汉形象也是千姿百态，他们无一不是我国艺术家们艺术创作的智慧结晶。然而从狭义罗汉概念看，阿罗汉是小乘佛教修证的最高果位，他们一律持戒精严，法相律仪庄正，而实际造像则千变万化，这无疑是典型的中国化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一）前文已述，罗汉由附属于对佛的崇礼中析出，而成民间相对独立、普及的信仰观念，是在唐末五代以后。因而，大量的罗汉造像也应是唐末五代以后的事。但从所掌握的文物实迹看，隋唐以前的罗汉造像，亦间有所见。如北魏太和七年（484 年）开凿的龙门古阳洞即刻有侍于三尊坐佛之侧的两尊罗汉，同洞第三段第二龛还有线雕“源出云岗第十八洞十罗汉像”的罗汉像群，东魏孝静帝（534～550年）时所建山东历城神通寺佛殿内，亦曾见有失头罗汉一躯。其“体躯权衡优美，衣纹线条简劲”〔8〕。 但上述遗构较诸五代以降大量出现的罗汉塑雕造像，仅属零星偶见而已。这种现象佐证了我国罗汉信仰是从唐代玄奘大师译出《法住记》以后方始形成，并在五代两宋间趋于隆盛的事实。
唐代佛教造像的繁荣堪称鼎盛。这一时期的罗汉造像通常以塑像组群的方式出现，即居中一佛，两侧侍立二罗汉、二菩萨等。罗汉作为侍者，多为长者迦叶与少年阿难相对而立。其形像少受仪轨的制约，生活气息浓郁。形貌和性格特征显著而多样。
见于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本尊两侧的罗汉造像虽经后世改妆，使原作面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害，但其丰颊温颜的唐代风韵仍未泯灭，足称唐代肖像雕塑中的珍贵遗品。这一时期的罗汉实迹，见诸文献载录的还有河南府广爱寺三门之上，雕塑大师杨惠新所作的五百罗汉。杨氏是唐代著名的雕塑大师，其“最擅斯艺”，唐开元中曾与画家吴道子同师绘画大师张僧繇，而与之“巧艺并著”，时人评其雕塑之精湛曰“道之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9〕 杨氏所塑五百罗汉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五百罗汉造像，比最早绘画五百罗汉的吴僧法能要早上百余年。〔10〕此时的五百罗汉皆无具体名号，五百罗汉造像中，标注名号最早者，见于杭州净慈寺宋代五百罗汉塑像。
受日渐兴盛的罗汉信仰观念的影响，五代的罗汉雕塑与绘画一样较诸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金石史料中，多见信众为祈福而为父母、自身、眷属雕造罗汉形像供奉礼拜的记载。〔11〕但实物所见江南居多，盖因这一地区，承后唐李氏两代之治，土地丰裕，人文易滋，雕塑之兴较盛于其他地域。
如江南地区仅杭州一地就见有烟霞洞十六罗汉、净慈寺五百十六身罗汉、石屋洞罗汉群像等三处遗例。烟霞洞所刻十六罗汉，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十六罗汉遗存，其约造于吴越王钱元璀时期（932～941年），雕像依天然岩洞的特定环境，作出距离不等、方向和动作各异的排列。较之通常左右严格对称的排列，更显活泼、自然和生动，是现存五代罗汉造像的珍品。〔12〕其雕刻采用同一技法，显属同一时期的作品。阮元《两浙金石志》曾载《烟霞洞吴延爽造像功德记》；稍后《咸淳临安志》却有吴越王补刻十二尊以成十八之数的记载：“原有石刻罗汉六尊，吴越王感梦而补刻成为十八。”此说与实迹以及有关文献记载矛盾，纯出附会，不足为训。净慈寺五百十六身罗汉，系僧道潜在吴越王钱忠懿的支持下迁雷峰塔下十六罗汉，并作五百罗汉以为眷属、缔堂以奉之。石屋洞石镌罗汉群像、题词载明有“五百十六身”，惜乎近年维修未能整修如旧，损害了原作的精神风韵。
其他实物有后梁开平（907～914年）、乾化（911～916年）年间，释智晖“妙运奇思”，于洛阳中滩应真（罗汉）浴室西庑中塑列的十六罗汉〔13〕；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宋州广寿院释智江， “在微子墟所住院，缔构堂宇，塑……十六罗汉，皆加缋饰，克肖圣容”〔14〕；僧大统者，于后晋少主在位之年于东京（开封）大相国寺塑山龛罗汉三十二堂者。〔15〕
总之，这一时期的罗汉造像大多呈现布局天然，形貌活泼、生动的特点。
（二）两宋时期，罗汉信仰最为发达，五百罗汉臻于鼎盛。其时罗汉信仰为整个社会阶层所信受接纳，罗汉绘画勃然而兴、名家辈出。罗汉造像亦直承唐风，且兼受西竺影响。文物实迹众多，其中又以五百罗汉造像最为习见，五百罗汉信仰至此已达峰巅。一如前述，五百罗汉的最早传说源出天台山，嗣后历代帝王礼拜供奉，络绎于途。最先是吴越（907～908年）王钱氏在天台山方广寺捐造五百罗汉铜像，崇奉礼敬每年必至；稍后，宋太宗于雍熙元年（984 年）敕造罗汉五百十六身安置天台山寿昌寺；继之者，宋仁宗（1002～1063年在位）供施天台山石梁寺五百应真〔16〕。天台山以此成为五百罗汉信仰的发源中心地。
“国君崇艺，下民向风”，五百罗汉造像在宋代帝王的参与支持下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根据掌握的文献记载和实物铭记，遗构计有汴京大相国寺咸平四年（1001年）自颖川迎回的铜铸五百罗汉；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河南辉县白茅寺五百罗汉；咸平、乾兴年间（998～ 1022年）僧蕴能之妹“技巧夫人”严氏以檀香木造瑞莲山、透雕五百罗汉；汴京开宝寺东院罗汉殿脱胎五百罗汉；庆历五至七年（1045～1047年）间，广东曲江南华寺木雕五百罗汉；政和四年（1114年），河北行唐善明院五百罗汉造像一堂；宣和二年（1121年）四川阆中香城宫的五百罗汉造像；宣和六年（1125年），山东长清灵岩寺齐古自福建运回金漆木雕五百罗汉造像〔17〕，杭州灵隐寺五百罗汉雕塑（清代重修）〔18〕。南宋的五百罗汉遗构则有杭州西湖云林寺、净慈寺与石屋洞数处。
其中，广东曲江南华寺木雕五百罗汉，现存三百四十一尊。实物造型大多衣褶自然流畅，形神俱妙，而呈浑厚质朴之风。一些造像的座前刻有铭文，内容包括罗汉雕造的年代，捐舍人姓名、住址以及罗汉送置的地方。为研究宋代的雕塑艺术、习俗信仰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杭州净慈寺南宋五百罗汉为僧道容由十八罗汉增至五百尊，“塑成之初，稽诸梵，不得其名，后于高念祖家得其祖工部郎道索所藏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名号石刻”〔19〕，乃一一补镌上石。像成之后，“覆之以田字殿。殊容异态，无一雷同。焚香者按其年齿，随意数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此后遂成历代重要蓝本。五百罗汉名号石刻碑文一卷已如上述收入《大明续藏》第四十三帙。
上引宋代各处五百罗汉造像遗物，除广东曲江南华寺一堂大部分保存以外，其余皆毁灭无存。但从文献载录与实物碑记所见的众多五百罗汉造像看，已充分反映出宋代五百罗汉信仰的极盛情形。
关于宋代十六、十八罗汉造像遗物，见有前述太祖于天台山寿昌寺敕造五百十六罗汉中的十六罗汉（原五百罗汉为十六罗汉眷属）；徽宗政和四年（1115年），河北河间行唐普照寺十六罗汉〔20〕；杭州飞来峰玉乳洞十六罗汉（采烟霞洞新创技法，效果生动、自然）、飞来峰南洞石刻十八罗汉〔旁有宋皇佑二年（1051年）题记〕；山西长子县崇庆寺十八罗汉〔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江苏吴县角直镇保圣寺十八罗汉塑壁残存。
保圣寺创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 自唐以后历代皆有修缮。寺内原存十八罗汉，因1927年火灾损失一半，今存九尊，与塑壁残躯一起移入寺内古物馆修缮陈列，已非原貌。塑像发现之初，曾轰动学术界，被认为是唐代雕塑大师杨惠之遗构，后经鉴定，确认为宋代雕塑。〔21〕造像的自然布局、精湛工艺，反映出直承唐风的特点，也是宋代罗汉造像中的杰作。
其他罗汉造像，实迹见有飞来峰南洞内东方小洞南壁宋咸平年间（988～1004年）镌作的小罗汉像五十余躯； 山东长清灵岩寺罗汉造像四十躯。其造像艺术堪称登峰造极，是宋代罗汉造像中又一杰出珍品。〔22〕
辽代统治者契丹族早期信奉萨曼教，圣宗（982～1032 年在位）以降转崇佛教，约百年间，号称极盛。但以南迁遗物沦佚，罗汉造像并不多见。从所掌握的实物资料看，仅见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南）白塔浮雕罗汉一处。〔23〕金代信奉佛教，自太宗朝始，其时盛弘禅、净、密三宗〔24〕，罗汉实物亦属罕见，所知者有山西大同普恩寺（善化寺）五百罗汉一处，为金皇统三年（1144年）所塑。〔25〕
（三）元代罗汉信仰在前代基础上继续发展，相延不衰。此时的罗汉绘画则多系墨幻白描，着意于笔墨意趣之间。而造像则在沿袭五代、两宋以往的以世俗化为基本特征的传统造像的同时，还接受融合了尼泊尔、西藏造像艺术技法而成汉地“梵像”系统，她与两晋以迄赵宋间的“汉像”或“唐式造像”相对并行〔26〕，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梵像”原指印度波罗王朝的佛教造像形式，后由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八思巴大师所荐尼泊尔天才佛教艺术大师阿尼哥传入元代大都。
罗汉造像本是完全中国化的产物，而梵像造像的基本原则便是“艺术为宗教，图像循仪轨”，其与附会经典传说，纯出想象任意塑造的汉式罗汉造像迥异。因而，典型的梵式罗汉原本就不存在。但是由于艺术造诣极高的梵式造像终元一代盛传不衰，因而传统造像借鉴融合梵像的艺术技法则是完全可能的。杭州飞来峰临溪岩壁间的布袋罗汉与十八罗汉造像可称个中范例。〔27〕布袋罗汉像（俗称“大肚子弥勒”），通高2米，丰颊便腹，袒露踞坐，体左曲，倚于左方布袋，竖右膝， 右手执念珠于膝头，姿势自然，笑容可掬，富于感染力，其雕刻水平堪称历代布袋罗汉造像之巅。其周匝刻多尊罗汉，或起或坐，或捧塔等，展示种种姿态。形象出于传统，而技法则融会尼泊尔及西藏之风。此外，还有净慈寺元代五百罗汉像。元李有之《古杭杂记》载云：第422 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龛，其像侧身偃蹇，便腹斜目，觑人而笑，颇具尼泊尔塑像风格。
其他属于汉式造像的罗汉实迹，见有山东济南龙洞摩崖元佑五年（1318年）雕刻的两罗汉像，其面相粗野，衣纹线条亦欠洗练之美；云南府城南门七重宝塔之一浮雕罗汉，则造像刀痕遒劲，备极精巧。〔28〕
逮至明初，佛教仍称隆盛，至明世宗（1522～1567年）崇信道教，佛教渐衰。万历十年（1583年）以后，“泰西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相继来华，希腊系美术随之东渐”〔29〕。因此明代罗汉雕塑风格呈现复杂的态势，既有纯粹传统的“汉像”风格，又有元代“梵像”风格的余绪，更有来自西方“希腊式”美术的影响。传统造像者如北京善果寺东西两院所塑的五百罗汉像，其“雕塑生动，依山设景，俱本释典”〔30〕。山西平遥县双林寺（原名中都寺）前院罗汉殿十八罗汉造像，衣饰大都随身体的倾向而摆动，神态自如，栩栩如生，是明季罗汉造像中极富神韵的又一精品。
受梵像风格影响者如瑞典收藏家西伦所藏之石刻罗汉，衣纹简当自然，眉宇间显现典型的元代藏式风格遗韵。其所藏木刻罗汉眉相皆具梵式痕迹。〔31〕受欧式塑像影响至为显著的实例为广西省全县湘山寺大雄宝殿（明万历已重修）两旁的十八罗汉，塑像“殊精可爱，中一尊尤英劲多姿，深目胡髭，阔颡勾鼻，一望而知是欧洲意大利（即欧罗巴人种特征）等地形貌。其内衣之颏部形式，尤似欧人服装，其受西土作风影响，实无可疑”。〔32〕
（四）佛教美术在经历明末的一度衰歇之后，又在清朝统治者的参与和支持下繁荣起来。由于清廷崇信藏传佛教，罗汉雕刻固然上承元明之风而梵像所在多见；但传统的“汉像”风格仍在江域岭南一带流传，受明代流绪的影响，清代罗汉塑像也可常见西洋美术的影响。如广州华林寺罗汉堂的五罗汉造像，原为僧人祗园摹自西湖净慈寺五百罗汉塑像，仍属传统的汉式风格，但其中的善注尊者世传为马可波罗像。〔33〕盖造像之际，仿西洋人画像，发扬罗汉之异风者。此外还见有“洋装”罗汉像加于十六罗汉造像中的实例，如杭州梵天寺等等。
受梵式风格影响的罗汉造像见于五台山显通寺二层大殿殿中所供三尊佛像左右配列的十八罗汉；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溥仁寺的十八罗汉造像。〔34〕后者系康熙晚期夹综
造像，其出自北京工匠之手，融合汉、梵造像工艺，开清式造像之端倪。此一时期西藏地区的罗汉造像，均依照《造像量度经》的规格塑造，大多作十六罗汉，具有典型的梵像特点。尽管受造像量度的制约，藏族艺术家们仍在仪轨允许的范围内，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华，在罗汉造像中灌注了人间情趣和艺术个性，留下了众多的艺术精品。
清代罗汉造像，遗例最多的是五百罗汉。除上述华林寺五百罗汉以外，还有北京碧云寺、万寿山罗汉堂、昆明筇竹寺、承德外八庙罗汉堂、南岳祝圣寺等处的五百罗汉造像。后三处造像均摹自西湖净慈寺南宋五百罗汉造像。南岳祝圣寺罗汉堂五百罗汉石刻，原为寺僧心月上人，从常州天宁寺拓得蓝本，而后精心钩勒，镌石而成。〔35〕惜乎毁于本世纪六十年代人祸。
总的来说，元明清时期在寺庙之中塑造罗汉盛于在纸帛绢布上绘画罗汉。这一时期的艺术工匠们，凭藉自己的生活感受，发挥艺术想象，创造了不少优秀的罗汉作品，如山西平遥双林寺、四川新津观音庵、陕西蓝田水陆庵、广州华林寺、云南昆明筇竹寺、常州天宁寺、南岳祝圣寺以及湖北武汉归元寺等寺庙罗汉造像，都是个中的精心之作。但公式化定型化倾向的作品，亦非绝无仅有，限于篇幅此处从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罗汉观念起始于印度，但罗汉信仰则奠立、发展于中国；罗汉信仰是从唐末五代渐次流行的十六罗汉观念开始的；其信仰的深化，便是十八、五百罗汉的出现；十八罗汉原无典据，乃由后人依据十六罗汉随应时俗，加添而成；有关五百罗汉本生、因缘等记载的经典甚多，但五百罗汉名号的设立与形象的创作，则是完全中国化的艺术原创。
与绘画一样，罗汉造像是在罗汉信仰日趋浓郁的观念影响下应运而生的。其形貌千变万化，超逸仪轨。从文物实迹看，隋唐以前，罗汉造像较为稀见，而唐末五代以后则大量出现。唐代佛教造像堪称前所未有。罗汉造像生活气息浓郁，形貌和性格特征显著而多样。五代时期罗汉造像江南居多，杭州独盛。两宋之间，罗汉观念最为发达，信仰臻于鼎盛，造像最为习见，大多直承唐风，兼受西竺影响。辽金之时则造像实迹殊为罕见。有元一代，罗汉造像在沿袭五代、两宋世俗化特征的同时，还接受融合了尼泊尔、西藏造像艺术的影响，而时代风格独著。降至明代，罗汉造像既有元代梵汉并存风格的余绪，又有来自西欧美术的浸润，风格更呈复杂。终清一朝，罗汉造像虽然秉承元明之风，但又深受藏传佛教造像样式的影响。同时，汉式罗汉仍在江域岭南流传；而受西洋美术影响的罗汉造像亦所在多见，充分反映出我国晚期罗汉造像中外古今兼通圆融的特点。
总之，罗汉信仰的发展和罗汉造像的出现，既充分凝聚了我国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华，又丰富拓展了我国哲学、文学、宗教以及传统造型艺术等方面的意境、内容和成就；她蕴含着佛教深刻的哲理，又是中印文化完满结合的具体象征。
注：
〔1〕〔8〕〔9〕〔14〕〔23〕〔27〕〔29〕〔33 〕戴蕃豫：《中国佛教美术史》第222、281、432、596、784、838、864、92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法住记》，具名《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
〔3〕《清河书画舫》卷五。
〔4〕慧皎：《高僧传》卷十二。
〔5〕周叔迦：《法苑谈丛》第135页，《法音》文库，中国佛教协会1990年10月出版。
〔6〕《佛光大辞典》第135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
〔7〕《八琼室金石补正》第108卷。
〔10〕〔日〕鹈饲彻定：《罗汉图赞集》。
〔11〕〔16〕李玉珉：《住世护法罗汉——罗汉画特展介绍之一》，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91期第11、19页。
〔12〕〔17〕〔22〕〔34〕陈聿东：《佛教与雕塑艺术》第154 页，《佛教艺术丛书》。
〔13〕《宋高僧传》卷二八。
〔15〕《广清传》卷下。
〔18〕〔20〕〔31〕李朴园：《中国艺术史概论》第122、167页。
〔19〕胡观澜：《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造像跋》。
〔21〕〔日〕大村西崖：《吴郡奇迹塑影残壁》。
〔24〕《金史本纪》。
〔25〕《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26〕《造像量度经·引》
〔28〕〔日〕《人类学小卜
川见儿夕西南支那》第240～241页。
〔30〕《越曼堂日记》丙集下，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
〔32〕罗春林：《唐代文化史研究》。
〔35〕刘权之：《五百罗汉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