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报告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圈论文,环渤海论文,战略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区域经济理论与模型研究综述
(一)“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陷阱”理论述评
李嘉图(1817)继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后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历经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李嘉图的劳动生产率经典性模型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优势理论体系。
1.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以李嘉图的经典模型为原型，经过哈勃勒和戴尔道夫等学者的完善，形成了李嘉图比较优势说；后来，以赫克歇尔(1919)和俄林(1933)模型为起点，在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积极倡导下，形成禀赋比较优势学说。由于比较优势来源的不同，形成了两种思路的主要差别，而后者是国际贸易中的主流，也是后来区域经济要素禀赋的提升的理论依据。
2.比较优势说的发展。相对另一国而言，某国虽然在两种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但因为两国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水平上相对差异而存在比较优势时，仍然应该开展国际贸易。一国出口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产品，进口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产品，即一国生产模式由比较优势来决定。在李嘉图模型中，劳动供给决定比较优势，进而决定贸易方向与类型。
3.对比较优势学说的修正。在对环渤海的调研和理论研究中，韩忠亮教授的“飞机—牛仔裤”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模型，对李嘉图、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修正。模型分析了在国与国的贸易中非公平的原因之所在，贫富差异和贸易不稳定的根本因素在于所贸易对象的要素禀赋不同——高级要素的含量是贸易占优策略的关键，也为是否掉入“比较优势陷阱”提供了重要参考。
4.非陷阱说。韩忠亮教授和朱敏总编对“比较优势陷阱”的传统评判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劳动密集型与技术替代型非陷阱说”，特别是修正了技术替代型比较优势陷阱的传统论述，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技术与创新技术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陷阱”的模型分析
1.比较优势的逻辑：从1亿条牛仔裤=1架飞机说起(详见“比较优势与‘滨海新区奇迹’战略——基于区域经济‘引致增长极’假说”，《新经济导刊》，2009年第4期，第92页)
2.“比较优势陷阱”分析(详见同上，第93页)
3.“比较优势陷阱”的判断与修正
(1)“比较优势陷阱”的判断
要防止落入“比较优势陷阱”，不能孤立地去看，首先应在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做出准确判断。任何一种战略的优劣不能在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评判。当几种战略都可以用来发展环渤海经济时，只能是从比较中得出，而无法就一种战略的效果来说明它是否最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参与分工会使得一个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我们并不能说这个地区掉入了“比较优势陷阱”，而要看该地区要是采取其它的经济发展战略，能不能比比较优势战略效果更好；或者说，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能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时缩小，如果缩小了，则说明该地区掉入了“比较优势陷阱”，这时，应该采取其他更优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放弃比较优势战略。因此，“比较优势陷阱”最精确的判断方法是，明确在当时特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下，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和采用其他发展战略相比较，是否取得了更大的利益。
(2)对传统“比较优势陷阱”理论的修正
传统比较优势陷阱理论认为，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技术替代型的产品必然要掉入比较优势陷阱。前者是指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参与本国在国际的分工，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来执行本国的比较优势战略，所获得的附加值较低。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国际价格极易下滑，使贸易条件恶化，甚至贫困化不断增长。后者是指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改良型来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地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势必要掉入“比较优势陷阱”。
以上论述有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悖论。对此，韩忠亮教授和朱敏总编通过调研和理论研究，提出了“劳动密集型与技术替代型非陷阱说”。其观点是，是否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要对国情加以考虑。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价格低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发展过程中，利用劳动密集型优势，获得一个“第一推动力”，以推动一个区域的乘数发展，没有这个推动力发展目标则无法实现，但随着资本的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适时注入资本以使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地得以提升提高，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逐渐转变。
技术替代型的产品是否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同样不能一概而论。低端的、技术含量低的技术替代型产品，如芭比娃娃，就很容易掉入比较优势陷阱。但本课题组通过调研和理论研究发现，具有垄断性的技术替代型产品，非但没有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相反，带动了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如，天津滨海新区引进德国的空客A320总装项目，短期和表面上看，是哑铃经济中间段，收益不大，但从长期和本质上看，由于大飞机制造是垄断性产业，中国不具备这样的高端技术，该项目的引进为中国自主研发和提升飞机制造的技术能力提供了巨大帮助，会使这一产业的哑铃型经济逐渐向两端发展，使技术替代型产业逐步向自主创新技术型发展和转化，非但没有使技术替代型产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相反，增加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和附加值，逐步提高了中国飞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这就是韩忠亮和朱敏对传统比较优势陷阱判定的修正，也是“劳动密集型与技术替代型非陷阱说”的要义。
(三)“增长极”与“引致增长极”的理论与创新
1.“增长极”理论综述
“增长极”的概念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首次提出。佩鲁在分析经济在空间上非均衡增长的研究中将“推动性单位”引入到产业集群的理论中，即“增长极”概念的前身。“推动性单位”指的是能够起支配、扩展或辐射作用的经济单位，在其创新或增长时，能够诱导和带动其它经济单位的增长。“推动性单位”可以是某个企业，也可以是同行业中的一组企业，抑或是特定区域经济圈中的某个城市或地区。
增长极就是集合了推动型单位的特定区域。按照佩鲁的观点，“推动性单位”具有三个主要特点：(1)新兴的、技术水平较高的、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即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而创新并不是在所有产业均衡推进，而是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值增长大大高于工业产值和国民经济产值的平均速度；(2)具有广泛市场需求直至国际市场需求的产业；(3)对其他产业有较强的带动作用的产业。当这些产业增加其产出时，对其他产业具有极强的辐射效应和推动效应，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这些特殊的产业就是推进型产业，或称之为增长推动性单位——即“增长极”。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发展模式能够在特定的地区培育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进而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区来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推进和发展。佩鲁所指的“增长极”经济空间是“存在于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经济内在的联系，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心与外围的地域集聚、扩散并不一致。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radal)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循环累计因果理论”，增长极会带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即“回荡效应”和“扩展效应”。一是发达地区(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的阻碍作用或负向影响，称为回荡效应(或称极化效应)；另一种是发达地区(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或正向影响，称为扩展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等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赫希曼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他认为，一旦经济进步出现，则会使得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增长点集中。这种增长点和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一种力量扩展到其他地区。从短期看，增长极(发达地区)会不断吸引周围落后地区的资本、技术、人才向其集中，导致两地之间的经济差距会日益扩大。而从长期看，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增长，增长极内部经济发展会产生“聚集不经济”，从而促进产业向四周扩散，增长极的扩展效应就会超过回荡效应，逐渐缩小两地间经济发展差距。
2.“增长极”理论的创新——“引致增长极”
在对增长极理论研究和总结后，韩忠亮教授对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引致增长极”理论，后经朱敏总编对环渤海经济圈进行大量的调研和理论研究，论证了该理论的现实性和对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适用性。
环渤海经济圈具有优越的地缘条件、丰富的资源禀赋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被学界称为继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从中国发展的全局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环渤海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应选择一条通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发展道路，使其优势互补，协同发展，这就是比较优势战略。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比较优势战略使环渤海经济发展在各个阶段上都能使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克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比较劣势，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相互推动的乘数效应，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配置的结构。实行比较优势战略要求发挥政府维护市场竞争性和规则性的经济职能，促进各区域“龙头”与环渤海区域经济开发开放的对接，使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上得到保障。比较优势战略所赋予的区域经济发展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根据京津具有经济、金融、科研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对天津滨海新区加大资金投放和建设，使其成为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战略的启动点——引致增长极。
缪尔达尔提出，寄望于政府对增长极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来诱导增长极的形成，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使其边缘地区从中获得资本、人才等，来刺激增长极周围落后地区的发展。该观点对“引致增长极”的提出予以理论支持。
滨海新区成为环渤海的“增长极”即为“引致增长极”，有两方面突出的优势特征。一是可以引进外援，依托北京的高级要素，通过“滨海新区+北京”的“双核驱动”模式，使滨海新区成为环渤海经济增长极的坐标；二是中央政策引致的“核心启动点”。国务院于2005年下发的《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天津滨海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由此将滨海新区上升到一个视同于珠三角、长三角“区域极”的战略高度——环渤海经济发展的“核心启动点”，国家选择了滨海新区，这是“引致增长极”最显著的标志，和坐标定位。
二、环渤海经济圈结构与比较优势
(一)环渤海经济圈结构
环渤海经济圈广义上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山西和内蒙古中部共五省(区)两市组成的行政区域，构成中国范围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是沿太平洋西岸北部延伸的经济带，是由石家庄、太原、沈阳、济南、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共有157个城市所构成的经济战略城市群，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地位尤为重要，其经济拉动的比较优势明显。狭义上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和山东共三省两市组成的行政区域，构成了C型的环渤海海岸线，也形成了独特的环渤海经济圈结构。本课题组在调研期间，对京津冀都市圈、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大板块的环渤海经济圈概况和重点产业结构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见表1)。
(二)环渤海经济圈的比较优势
环渤海经济圈具有良好的地缘条件、丰裕的资源禀赋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历史、经济等原因以及政策上的差异，环渤海经济圈尽管自身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却与在充分的制度供给条件下先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增长极珠江三角洲地带和第二增长极长江三角洲地带相比，则明显地相对落后，作为增长极的功能大大下降。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国家如能给予环渤海经济圈以强力的制度供给，则该地区将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这既有利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南重北轻”问题，也有利于更好地缓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东西失衡”问题。
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环渤海经济圈具有五大比较优势：
1.地缘优势
环渤海经济圈是由环绕着渤海的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C型区域。环渤海海岸线绵延5800公里，约占全国的1/3。30多个大中小城市渐次相连，全区陆地总面积51.41万平方公里，人口2.22亿，分别占全国的5.36％和17.86％。60多个大小港口星罗棋布。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城市群、工业区、港口区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环渤海经济圈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向南，它联系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向东，它沟通韩国和日本；向北，它联结着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2.资源优势
环渤海经济圈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能源和矿产资源在中国沿海地区是得天独厚的，环渤海经济圈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矿产资源、煤炭资源和旅游资源。据统计，能源储量居全国首位，油气资源仅次于大庆居全国第二位。已探明对国民经济有重要价值的矿产资源达100多种，其中，金属矿储量居全国第一。此外，环渤海经济圈也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耕地面积达2656.5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3％以上。环渤海经济圈特有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优势。
3.教育科技优势
环渤海经济圈人才、教育、科技资源最丰富，拥有高等院校288所，占全国的23.51％；高校毕业生占全国的24.26％；成交了全国38.24％的技术成果，获得了全国22.20％的三种专利，占比仍处于上升趋势。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就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且还有不可忽视的私人研究机构。科技人才优势与资源优势必将对国际资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4.“双核驱动”优势
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诸如北京的人才、科技、教育等资源丰富，对周边城市产业发展有所辐射。还有区域服务、国际交往、对外开放以及技术外移、技术扩散等许多要素，都是引致滨海新区成为增长极的力量。通过“滨海新区+北京”模式，即天津的地理优势、服务功能优势、产业和科技优势、土地和资源优势、生态环境优势，还有口岸、改革示范、工业基础等优势，加之北京的绝对优势，“双核驱动”，滨海新区才能成为环渤海经济增长极的坐标。
5.政策引致优势
中央政策引致的“核心启动点”是天津滨海新区。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着眼于全国经济发展大局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05年6月26日，温家宝总理强调了滨海新区在开发开放带动环渤海经济振兴的任务和作用，同年10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更强调了天津滨海新区将成为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以后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由此将滨海新区上升到一个视同于珠三角、长三角“区域极”的战略高度——环渤海经济发展的“核心启动点”，国家选择了滨海新区，这是“引致增长极”最显著的标志。
环渤海经济圈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优势，无论在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综合实力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环渤海经济圈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
三、环渤海经济圈的博弈困境
在环渤海区域内，天津、大连和青岛现在都是很有活力的城市，如果天津发展起来了，成为“核心启动点”，其它区域顺其自然地向其靠近，就能发挥环渤海经济圈强大的比较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京津冀、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的竞争合作过程中，存在一个“三雄争锋”的博弈关系，环渤海内部几大城市群和几个中心城市处于各自为政、产业趋同的现状。
(一)环渤海“慢热第三极”的追问
1986年，“环渤海经济圈”首次进入区域经济发展的视野。当时，珠三角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尚未列入正式议题。环渤海以旗帜鲜明的自发探索形式，为中国的“经济圈”概念踏出了重要的一步——抑或是第一步。因此，应该追问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坐标上，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已强力崛起，为什么环渤海在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协同发展的探索上却始终徘徊不前，先发而迟滞？
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和社会舆论以“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标准来为它定调、布局。但是环渤海却用了二十年多的时间去给自己热身——一面名声响亮，一面则“低调”潜行。直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才出现转变。而另一方面，2008年的金融风暴，也让人们对长三角和珠三角进行重新审视。环渤海经济圈的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海港和“新特区”，隐隐透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种路径。
经过本课题组对环渤海的调查研究表明，坐拥京津冀都市圈、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三大板块的环渤海经济圈的“慢热”，主要是因其内部各“诸侯”的实力过于均衡和板块过于分割而继续迟滞——这几乎是它20多年来难以前行的深层原因。
(二)产业集群势均力敌
环渤海经济圈已逐步形成了北京、辽宁和山东的软体产业集群、胶东半岛的家电产业集群，京津塘地区是北方最大的综合性IT产业密集带。同时，环渤海湾基础条件较好，辽宁是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天津有近百年的历史，机械、化工、轻工、纺织、生物、制药门类齐全。大港油田是北方最大综合性港口，秦皇岛是煤炭码头，青岛是原油码头，天津是原油、煤炭、集装箱、散杂货的综合港。天津、大连和青岛三个城市，在环渤海经济圈内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京津冀、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三者之间的产业雷同程度都比其他两大经济增长极都要复杂，短期内实现错位分工也解决不了。
(三)港口群“三足鼎立”
环渤海湾内港口的重复建设严重，是造成“三足鼎立”的原因。在环渤海经济圈长达5800公里的海岸线上，大连、天津、青岛等60多个大小港口，形成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密集的港口群。其中年吞吐量超过亿吨的有天津、青岛、大连、秦皇岛4个港口，以日照、烟台、唐山、黄骅、营口、丹东为代表的颇具发展潜力的港口更是多达十几个。
根据空间分布状况，环渤海港口群大致可分为三大子港口群：一是大连港为核心的辽东半岛港口群，以葫芦岛、锦州港、营口港、丹东港为主要支线港；二是以青岛港为核心的胶东半岛港口群，以龙口港、威海港和烟台港为主要支线港；三是京津冀港口群，以天津港为核心，以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为主要支线港。由于缺乏明确功能定位和分工，三大子港口群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既有相互合作又暗含激烈竞争。
具体地说，山东可以不向环渤海融合，也可以沿黄河一带形成自己的经济带，比如黄三角。而大连是东三省的出海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这样，原来天津销往东北区域的产品就减少了很多。虽然在“三雄争霸”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投资项目，但彼此之间的联合肯定不像天津、北京和河北联系得密切。因此，表面上看，是争夺环渤海区域海上物流资源的零和博弈，但从战略上分析，却造成了各有损失的“公地悲剧”。这一“悲剧”表现在，“三雄争霸”物流服务格局的离散化严重导致了该地区的港口物流效率低下，造成了高昂的物流成本，更为严重的损失是，多数集装箱海上运输都是先要靠小集装箱船运至上海或韩国釜山等枢纽港再转运到目的港。这种海上“争霸”的结果是，都增加了成本损失，同时失去了大型海运物流的收益。这一比较优势的趋同化，结果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可用资金被捆绑，闲置港口被套牢，增加了资金运用的机会成本。因此，按照产业分工，按照市场的联系进行整合，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三强合一，联合打造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提高港口核心竞争力，提高运营效率是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前景，也是跳出“比较优势陷阱”的出路。
环渤海要走出三雄争霸的博弈困局，一方面，借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经验，要按要素分工，全要素发展，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协同发展。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表述的，环渤海经济圈发展“只要是按照市场的联系，按照产业分工，只要是把基础设施加强，各地再发挥比较优势，前景应该不错”。另一方面，加强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提升其要素禀赋，使其成为带动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增长极。
四、比较优势与滨海新区战略
产业在不同时点都能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会起到决定作用。下面通过创建的“引致增长极”理论和“东亚奇迹”的经验，提出了实现“滨海新区奇迹”的假说，为环渤海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
滨海新区能否像当初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东亚奇迹”那样，也成为带动整个“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奇迹”，关键在于开发开放的滨海新区“增长极”的后续发展——要素禀赋的转移和升级。根据劳动力价格优势，充分发挥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在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最终向内生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集群方向发展。为了简化分析，以下采用个案的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天津空中客车A320巨大的航空产业链的带动效应这个“点增长极”，再到形成航空航天产业的“链增长极”，阐释提升要素禀赋对“滨海新区奇迹”的促进作用，最后类推到所有的产业集群组合——形成整个滨海新区庞大的产业集群(“引致增长极”)，以推动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天津滨海新区的比较优势
1.滨海新区的动力指数
2005年10月，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正式被列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次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多次讲到：“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着眼于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环渤海经济圈各个城市要做到齐头并进是不现实的，它就需要一个带动能力强、基础条件好、能够发挥服务辐射作用、带动作用的一个点，或者说一个龙头性的城市。这个点，国家选择了滨海新区。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身的规律将占据主导作用，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可能并不按照行政规划来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个改革示范效应边际递减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国内区域经济的发展，将不再是中央意志所能决定的。滨海新区已引进1.5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欧洲空中客车、美国摩托罗拉、奥的斯电梯、丰田汽车、三星电子，一共有120多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同时新一代运载火箭、100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无人驾驶飞机、生物医学等内资也大量向天津集中。
目前，环渤海形成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制造业带”而不是所谓的“企业集群”。该制造业带应以滨海新区为核心，向东经唐山、曹妃甸、秦皇岛、葫芦岛一直到大连；向西经黄华港到山东半岛的烟台、青岛。这无疑是滨海新区增长极的巨大动力指数。
2.亚欧大陆桥的起点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相对坐落，二是对外关联。
2008年6月27日，天津港至满洲里过境集装箱班列正式开通，这是由天津港至满洲里的亚欧大陆桥运输通道，也是中国北方物流的一条畅通的大动脉。
位于环渤海经济圈中心位置的天津港，是东北亚和亚太地区与蒙古和中亚、俄罗斯远东地区两个扇面的最佳结合部，具有特殊的地理优势。天津港亚欧大陆桥是中国新亚欧大陆桥的主要通道，是横跨亚欧两大洲、连接东亚、中亚、西亚、中东、东欧、中欧、南欧、西欧等地区的运输大通道，也是国内开行最早、运量最大、运距最短、路径最多的亚欧大陆桥运输线路。
目前，天津港亚欧大陆桥的走向主要有3条，一是经二连浩特出境，二是经阿拉山口出境，三是经满洲里出境，分别通向欧洲，最远可直达鹿特丹港。截至天津港至满洲里过境集装箱班列正式开通之时，陆桥累计运量已突破40万标准箱，今年运量预计突破10万标准箱，累计运量和年运量两项指标均为全国陆桥运输港口首位。
天津港亚欧大陆桥总体构想为：到2020年，最终形成“两桥、三口、四通道”的天津港亚欧大陆桥总体构架，成为连接陆桥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纽带、推进陆桥沿线区域经济合作的桥梁。由天津港等一批环渤海沿线港口支撑起来的交通枢纽，使得环渤海在整个亚欧版图上的战略地位陡然上升。
(二)“东亚奇迹”与滨海新区的借鉴意义(详见“比较优势与‘滨海新区奇迹’战略——基于区域经济‘引致增长极’假说”，《新经济导刊》，2009年第4期，第93页)
(三)滨海新区奇迹：基于“引致增长极”的假说(详见同上，第94页)
五、日本的濑户内海对环渤海崛起的经验和启示
环渤海经济圈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样会造成大面积污染，应该早作立法考虑。据国家海洋局监测显示，渤海污染物80％都来自陆地。渤海仅占中国海域面积的2.6％，但是，每年排入渤海的污水却占全国入海污水总量的40％，排入渤海的各种污染物占全国入海污染物总量的47％。环渤海经济圈的入海排污口，有81％是违法超标排放，而且还将多种持久性和剧毒类污染物排放入海，并有70％的排污口分布在海水养殖区、旅游区和保护区，造成部分海域功能丧失，海水污染面积不断扩大，一部分渔业资源就绝迹了。
与渤海一样，濑户内海也是半封闭的内海。二战后，日本为了复兴经济，濑户内海沿岸被选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主要工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到了全国的40％以上。之后，濑户内海就成了工业部门的排污地，废水里的铜、铅、汞等重金属使当地一个4万居民的水俣湾镇，因食用濑户内海中含有高毒性汞污染的海产品，竟有1万人得了当时震惊世界的水俣病。
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着手治理濑户内海，并始终强调以法治海。除了颁布实施《水质污染防止法》、《海洋污染及海上灾害防止法》外，还针对濑户内海，特别制订了《濑户内海环境保护法》，到了80年代初，濑户内海水质已基本恢复到良好状态。环渤海发展应该以日本濑户内海作为前车之鉴，加强海洋防止污染的立法，特别是在环渤海的发展过程中加强立法，防止出现像濑户内海治理污染所付出的巨额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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