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31—1945年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两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重性论文,苏联论文,试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 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伟大斗争，当时与中国毗连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积极支持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同时，在支持中国抗日的旗号下它又从事一系列不利于中国抗日事业、损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其对华政策突出地表现为进步性与非进步性、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两重性，显得扑朔迷离。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国内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三种势力，苏联对这三方的政策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本文拟从苏联对以上三方政策的角度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两重性作一分析。
一
纵览1931—1945年，苏联的对华政策，其两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一方面，积极支援中国对日作战，鼓励中国坚定信心，抗战到底；另一方面，在中国问题上苏联自身却对日屡屡退让。在中国抗战过程中，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物力、人力支援。据统计， 从1937 年到1941年，苏联共向中国出售飞机1235架，各种口径大炮1.6万门， 汽车和拖拉机1850辆，各种型号的机枪1.8万多挺，子弹1.8亿发，飞机炮弹3.16万枚，普通炮弹200万枚，以及其它装备和器材。〔1〕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起初不会驾驶苏制飞机，苏联又向中国派来大批飞行员直接驾机对日作战。几百名苏联顾问和上千名苏联专家为中国军队训练、战斗、后勤提供服务。苏联的支持鼓舞了中国政府抗日到底的信心。
然而，在中国问题上苏联自身的抗日立场并不坚定。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前，苏联对中日冲突基本上采取了尽量避免介入的立场。“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日冲突采取了“中立”和“不干涉”的消极态度。1931年10月29日，苏联致函日本，明确表示对中国和日本的冲突采取“不干涉主义”，“对交战双方不提供任何支持”。同年11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李维诺夫正式发表声明，苏联对满洲问题严守中立。当日本摸清了苏联的底细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后，苏联仍不愿对日本示以强硬态度，反而在1931年12月主动向日本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苏联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对抗，对日本作了一系列让步。先是同意伪“满洲国”对中东铁路进行合营与改组的要求，并默认日本利用该铁路运兵，继而竟然同伪“满洲国”谈判中东铁路的售卖问题，1935年3月以1.7亿日元的低价卖出。1941年3月， 苏联政府又出人意料地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它违背了中苏双方于1937年8月21 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条规定，即双方“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使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2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公然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以换取日本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的合法性。
2.一方面，苏联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另一方面，苏联又从事一些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是为了实现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为祖国的独立、统一而战，苏联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抗日斗争。
但是，这一时期的苏联对华的政策及其实践也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除上所述，苏联为了对日妥协，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承认伪“满洲国”，还趁人之危，利用中国政府忙于抗日而无暇它顾之际，直接谋求在中国的权益，破坏中国的统一。在新疆问题上，苏联利用日本侵略之机加紧对新疆的渗透。不可否认，苏联通过新疆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战争物资，新疆一度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交通要道。但是，苏联在新疆的其它一系列行为明显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从1934年起，苏联对新疆统治者盛世才企图摆脱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倾向大力加以支持和利用，并图谋控制新疆。如派遣“红八团”（其实有一个旅，并配有飞机和坦克）入疆支持盛世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该部随即长期驻留哈密至星星狭要道一带。从经济上物资上给予支持并派出大量分别属于红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内务部的人员进入新疆经济、军事、情报等部门担任顾问或工作人员。自此，苏联在新疆的工作和同盛世才的关系自成一套系统，不仅国民党政府不得与闻，就是对我党也讳莫如深。就连盛世才要求加入共产党，共产国际也只允许他加入联共（布），不许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1942年，在国民党政府的极力拉拢下，盛世才改亲苏亲共政策为反苏反共政策，利用苏联忙于对德战争之机，才取消了苏联在新疆的特殊权益，并迫使“红八团”撤回苏联。更为突出的是，苏联利用中国处于危难之际，以抗日为名，采取种种手腕，使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本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1924年苏联政府和中国北洋政府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日军不断在苏“满”边境及蒙“满”边境挑衅滋事，而且得知日本有意压迫国民党政府把从山海关到新疆的边界线防守交由日军承担。苏联于1934年11月27日先在口头上同蒙古签订了君子协定，规定了双方“相互支援以防止和制止军事进攻的威胁”。1936年3月22日，苏蒙双方又签订了互助议定书， 重申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侵略。这样，苏联承担了保障外蒙古边境安全的义务。尽管这在客观上对巩固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苏联此举事实上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互助议定书重申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入侵，这里所谓的“第三国”显然也包括中国在内，表明了苏联决心以武力保卫外蒙古独立的立场。1945年8月，苏联利用对日参战的有利条件， 以支持国民党政府实现军令、政令统一为许诺，以支持共产党占领东北相威胁，软硬兼施，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终于达到了使外蒙古摆脱中国的目的。
3.一方面，苏联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立场；另一方面，苏联一再批评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反共立场屡屡妥协，甚至一度表示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1935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1936年，苏联支持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宣传工作给予了指导。但是，苏联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指导方针，是抗日统一战线高于一切，重视蒋介石、国民党的作用，轻视中国共产党，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工农利益和革命的长远利益。西安事变刚刚结束不久，中共就受到了以苏联外交政策为基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严重批评，指责中共实际上“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要求中共努力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七·七”事变后，共产国际再次批评中共，要求中共在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问题上要提出适当的要求和口号，不要太高太左，要坚持以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为基础建立统一国防政府，不要过分强调独立和在统一战线谁领导谁的问题。在抗日战争中，苏联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庞大的军事援助，向中共提供的援助仅仅是医疗卫生设备和药品。1940年，随着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苏德关系恶化，苏联决定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并派杰出的苏军将领崔可夫使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斯大林交给崔可夫的使命，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暂不要管它们”，“苏联的援助只能给予蒋介石国民党，而不能给予中国共产党。 ”〔3〕由于国民党摸清了苏联底细，1941年1 月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全面反攻，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却主张息事宁人，提出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崔可夫也电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要求中共应设法延长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对蒋作某些必要的缓和与让步，避免因国共对立而妨碍蒋介石之抗日。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再要求中共结束内战，同时又警告中共，绝对不应对本国政府采取公开的敌对立场。1945年8月， 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作出了不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承诺。关于中共，斯大林表示，“我并不支持也无支持他们的意向，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与一个军队”。〔4〕
二
苏联对华政策表现出以上三个方面的进步性与非进步性，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二重性，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决定了苏联制定并实施援华抗日的进步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国民党政府把反苏反共奉为基本国策，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使中苏关系恶化，但是“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认识到，从中日实力对比看，从日本的基本国策看，对苏联在远东地区威胁最大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国民党政府。尤其是伪“满洲国”出现后，苏联在远东的对手成了日本及其傀儡伪“满洲国”，日本的侵略构成了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基于以上看法，苏联从道义上和物资上积极支持中国抗战，支持国共两党联合抗日，这一政策符合历史的潮流，是一个正义的举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首先，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联的对华政策的非进步性、非正义性。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美无瑕的社会，“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不例外。沙皇俄国具有扩张主义和沙文主义传统，这对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苏维埃俄国建立后，正如列宁所尖锐指出的，还保留着一个“肮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大海”。甚至有一部分工人“沉没在这个肮脏的大海里”。〔6 〕苏联领导人头脑中有着传统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残余。与这种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的，还有以世界革命领导中心自居的大党主义思想，它要求其它国家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必须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必须同苏联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绝对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是检验各种集团、派别和政党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的“分水岭”。〔7〕在民族利己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及大党主义的影响下，苏联领导人面临险恶的国际环境，在对华政策方面，把本国国家利益抬到越来越不适当的地步，为了本国的安全，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承认一个连纵容日本侵华的英法及其支持下的国联都不予承认的伪“满洲国”，与之谈判、签约建立关系，以换取日本放弃“北进”计划和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使日军陷在中国战场的泥潭中，苏联不惜要求共产党服从统一战线，服从国民党政府。苏联还趁人之危，直接攫取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到了中国抗战结束之际，由于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形势转趋有利，苏联领导人头脑中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主义开始膨胀，从保卫本国安全的立场走上扩张的道路，强迫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恢复并扩大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其次，避免西线作战、重点防御两线的战略方针也对苏联对日妥协立场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30年代起，随着具有强烈反共色彩的德、日法西斯的兴起，原来就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孤岛”的社会主义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化，英、法、美等国又采取了把德、日这两股祸水引向苏联的绥靖政策，苏联面临着日，德东西夹击的严重的威胁。由于地域辽阔的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集中在西部，西线防御历来是它的战略重点。比较而言，来自西方的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更大。“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日本在远东构成极大威胁，它不得不加强东线防卫，但并未改变重点防西的战略。正如1939年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曾向蒋介石的特使蒋廷黻所说：“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8〕苏联红军元帅伏罗希洛夫也向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杨杰表示，莫斯科有许多顾虑：“东方开战，西方亦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由于苏联把防御重点放在西线，所以它不惜作出一系列让步，在远东尽量缓和苏日矛盾，避免卷入军事冲突。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更是极力避免两线作战。直至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西线战事结束，苏联才掉过头来，于8月8日对日宣战。
再次，苏共对中共无产阶级性质的怀疑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轻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对中共的支持。早在1937年共产国际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工人成份很少、离工人阶级太远了。共产国际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苏联的看法。1940年，斯大林在同即将赴华任职的崔可夫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只是“依靠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口号及其对革命政治任务的理解方面打下烙印。”“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不巩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中国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国际主义的团结感发扬的不够”。〔9〕此后， 苏联领导人多次在私下和公众场合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上述观点。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 莫洛托夫在会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说，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的共产党，就象人造黄油与真正黄油那样。1945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斯大林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外交首席顾问霍普金斯表示，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一个，而且将是一个负起统一中国重任的人，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能力当此重任。〔10〕。1945年7月中苏谈判之际，宋子文得知， 斯大林认为中共是农民改革主义者，但是否是共产党，则颇有疑问。此外，在其它场合，斯大林还把中共说成是“来路不正”〔11〕的共产党，是红皮萝卜式的共产党，即表里不一，名称与实质不相符。苏联如此看待中共，不仅是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拖住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日策略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实际上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控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不同于苏联的中国革命道路，苏共对此表示不满。面对看似弱小的、民族主义倾向严重的中国共产党，苏联领导人充满着凝虑，不愿给予有力的支持，反而对看似实力强大的、能够紧紧拖住日本的国民党给予大力支持。
三
苏联援华抗日的政策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为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尤其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为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苏联对华政策的非进步性，非正义性也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1.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苏联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表示中立，对伪“满洲国”态度暖昧，直至后来予以承认，使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得寸进尺，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 加上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41年3 月的《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在中国战场上进一步发动攻势，对中国施加军事上的压力。这年4月开始，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猛烈进攻，并将其侵华兵力的70 %压在解放区战场，造成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上述条约签订后，也影响了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据国民党外交部文件记载：“自二十八年九月以后，苏联图与德日妥协，对我军火援助遂故意迟滞运送，至三十年三月，遂完全断绝。”受该条约的影响。退入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准备返回东北继续坚持和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也突然得到通知停止行动。
2.侵犯了中国主权，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苏联撇开国民党中央政府，插手新疆的内部事务，并派军队入境。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将中东铁路卖给伪“满洲国”。在1945年8 月对日作战胜利后，不仅恢复了在中东铁路方面的权益，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这一切都对中国主权构成了严重侵害。更为突出的是，它迫使国民党承认外蒙古独立，使中国神圣的领土再一次被割让，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3.损害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形象，对中苏两党关系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苏联在对华政策中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不仅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败坏了社会主义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誉。苏联共产党以正统的无产阶级政党自居，怀疑、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对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横加指责，肆意牺牲中共的利益。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给中苏两党关系蒙上了深深的阴影，为60年代中苏两党大论战和两党关系破裂埋下了不良的种子。
注释：
〔1〕《国外中国代近史研究》第11辑第356—39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8年第5期第15页。
〔3〕〔9〕《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3—35页。
〔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第61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6〕《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页。
〔7〕《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
〔8〕《蒋廷黻回忆录》，第196页台湾传纪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0〕〔11〕菲斯《中国的纠葛》第344、163页。（王立新，1967年生，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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