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法论文,西斯论文,日本天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确立和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天皇制法西斯统治，就是“法西斯的野蛮和独裁，完整地由天皇制统治兼而行之。”①具体表现就是军部法西斯统治逐步消除政党政治，最终建立起天皇统治下的军阀独裁政体。
自1868年日本确立了君主立宪天皇制以来，天皇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进行统治”；“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凌驾于国会、内阁、法院之上，而且直接统帅军队。由此可见，天皇统治是名符其实的独裁统治，它与而后崛起的法西斯主义所崇奉的独裁统治有着相同的蕴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海外市场、原料产地需要的增强，日本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同时亦使法西斯主义思潮的传播有了肥沃的土壤。天皇制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荫盖，法西斯主义为天皇制充实了内容。天皇制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过程，正是日本走向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
一
日本天皇制法西斯统治是在推行战争政策中确立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出现，既受德、意等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又同本国极右的国家主义有着思想上的渊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依靠其在战争中的军事掠夺，成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但这种暴发经济具有很大的虚弱性，重工业畸形发展，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在寄生地主制统治下，农村生产力很低。1920年至1921年，日本遭受了经济危机的冲击。1923年9月1日，关东发生7.9级大地震，受灾总数达340万人②。给社会经济、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震灾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以政府和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1929年底始，日本又被卷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中。③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城乡人民日益贫困。
经济危机带来了政治危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日本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怨恨和不满与日俱增。1928年，发生工人斗争1021起，参加人数1.2万人。1930年发展至2289起，参加人数达19.2万人。④佃农斗争1928年发生1866起，1930年达到2478起⑤，有些还发展为武装暴动。法西斯主义乘机崛起，狂热地煽动对外侵略战争以求转移国内矛盾。
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奠基者是北一辉。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热衷于日本和中国政治的研究。1906年发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文，反对幸德秋水等提倡的社会主义思想，始被日本思想界和言论界瞩目。1919年写成后被奉为“日本法西斯圣典”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023年发表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根除一切阶级斗争，集中全国力量，使日本成为“君临”世界的最强国家；仿照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标榜“反对”资本主义，实行“纯正的社会主义”，即军事独裁；在国内须由天皇“维护国体”，停止实施宪法，解散议会，授予军人改造国家的权力；对外主张“解放亚洲民族”，即用侵略战争吞并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建立所谓“世界联邦”。⑥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另一鼻祖是大川周明。此人曾入幕宫内省设立的大学寮，为军部培养法西斯主义骨干分子，培训出的学员大多分配到中国、朝鲜等地从事侵略活动。大学寮中途停办不久，他即与军部右翼势力合作，组织大行会，主张依靠军部推行法西斯运动，成为以军部为中心的对内对外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原动力”。大川周明与北一辉主义一致，手段不同。战犯重光葵曾区别说：“北一辉是以掌握单纯的青年将校，用直接暗杀行动来铲除与革新有害的人物，然后拥立可信的适当人物以达成目的；而大川周明是与掌握军部实权的中坚将校及首脑部联系，推动他们断然实行以军部为主体的‘政变’，立即组织军政府，对内对外实行纳粹式的革新。”⑦
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法西斯理论得到政府、军部右翼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赞赏，成为日本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理论基础。1919年，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等组织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出版机关报《雄吼》，并受到三井财阀最高首领池田成彬的巨额资助。⑧军队中的法西斯势力始终是推进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力量。在北一辉的影响下，1921年，赴德考察的青年军官永田铁山、小畑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订立盟约，要全力推动日本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改造。稍后，东条英机也参加了聚会。史称“巴登巴登密约”。1923年，永田铁山等回国建立了法西斯组织二叶会。随后，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伴随着日本政党政治的衰微和经济危机的加深而迅速发展起来。整个20年代，日本军队中出现了100多个法西斯团体。1924年，平沼骐一郎发起成立国本社，发行《国本》、《国本新闻》等刊物。东乡平八郎、宇垣一成、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等为核心成员。同年4月，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西田税等成立行地社，有机关刊物《日本》，网罗了大批陆军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1926年2月，赤尾敏领导成立建国会，主张“确立天皇政治”，“打倒议会中心主义”，“消灭一切违反日本国体的既成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等主张。1927年7月，西田税网罗了一批陆海军青年军官，成立天剑党，其纲领宣称：天剑党是以军人为基础，联络全国战斗同志及其组织以改造国家的秘密结社，以《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指针，并促其实现。天剑党在当时影响很大，尔后日本军队中出现的秘密结社组织，其行动多以天剑党的纲领为本。军部的骨干将领亦利用其在军队内部的势力，“作为帮助军部跋扈的推动力”，并“制定军部的独特计划而付之实现”。⑨1928年，海军中也有王师会成立。与二叶会活动的同时，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等人组织了木曜会，其后与二叶会合流，于1929年成立了一夕会，该组织奉行上层路线，以和平渗透手段相互提携，逐步控制了陆军省、参谋部、教育总监部、航空部、内阁资源局、关东军等许多要害部门的实权职位。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等人，先后成为日本军政首脑人物。1930年9月，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桥本欣五郎、坂田义郎、长勇为在上级将官的默认下，以研究时局为名成立樱会，主张“彻底的大日本主义”，鼓吹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其活动主要是策划法西斯政变。尔后日本所发生的一系列政变，几乎全与该组织有关。
与军队中的法西斯势力相呼应，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法西斯政党和团体。1930年2月，大川周明等人组织了爱国勤劳党；11月，茨城县和尚井上昭组织了血盟会；翌年，又有国粹大众党、爱乡塾以及由大坂、京都等地法西斯组织合并成立的大日本生产党等组织问世。这些法西斯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利用群众的力量，打倒其政敌，然后以法西斯军事独裁的手段，取代资产阶级政党政治。
二
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狂热的侵略战争论者。1919年，北一辉即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要求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区域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⑩大川周明亦于1924年著书鼓吹：“因为日本是大地上最初成立的国家，所以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天命。”“主张日本占领西伯利亚和南洋群岛。在一九二五年前后，他预言在东方和西方间将发生战争，而在这个战争中日本大概是亚洲的战士”。他还“主张日本为了完成这个‘崇高的使命’，必须发挥强烈的国家主义精神”。(11)大川周明经常应参谋本部的邀请，去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演讲扩张理论。石原莞尔也有“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的谬说。(12)
法西斯主义对日本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九二七年四月，当田中（义一）就任总理大臣后，对外扩张主义者获得了初步的胜利。”(13)是年6月27日，田中在东京主持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制定了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对华政策纲要》。7月，有所谓“田中奏折”出笼，“奏折”究竟出于何人之手，海内外认识尚不一致，但“后来东亚发生的事态，和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按其所提示步骤进行的，因此外国对田中奏折的怀疑是难以澄清的”。(14)“奏折”强调：“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15)如何实现对满蒙的扩张？田中的基本方针“是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但遭到张作霖的拒绝，加之其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有所抵制，招致军部的恶感，“关东军甚至已经断定，不除掉张作霖就不可能解决满蒙问题。”(16)终有6月4日河本等人策划的皇姑屯事件之发生。
然而，皇姑屯事件并未使日本得到更多的权益，张学良挟家仇在美国支持下与南京政府达成“改旗易帜”协议，更使其侵吞东北的计划受挫。故此，日本政府和军部都认为河本等人的过早行动有欠高明，天皇也对田中内阁对华采取的积极政策“极不满意”，表示“以后再不听取首相的上奏。田中内阁也已经在议会上失去信任，终于不得不实行总辞职。”(17)尽管如此，日本法西斯势力对皇姑屯事件责任者的处理仍表现出强有力的干预。在法西斯势力挟制下，政府仅把河本一人编入预备役，不久又任命其为满铁首席理事。这就在日本现代史上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是为了侵略中国，任何行动也不会被处分。它鼓励了青年军官们的好战心和侵略欲。”(18)
事实上，干涉中国革命，侵略中国东北，并不单是军部法西斯势力的主张。从田中内阁成立一直到皇姑屯事件，天皇、枢密院、元老、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政党都不反对，仅仅认为炸死张作霖的方法太笨而已。日本统治集团的所有成员，“一直在准备走以后满洲事变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19)。
1929年，民政党的滨口雄幸组阁，任命三菱财阀岩崎久弥的妹婿币原喜重郎为外务省大臣，并完全继承了前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时，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已波及日本，正因经济危机而认为中国东北对其重要性越来越大的时候，张学良的对日态度却愈趋强硬，并利用日美对立，依靠美国援助，计划修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修筑与大连对抗的葫芦岛港，以反对日本在经济上的垄断，并使南满铁路的收支出现很大的赤字。这些，使日本政府犹如芒刺在背。法西斯势力更是主张当时就占领中国东北。
有鉴于此，大川周明在参谋本部人员的支持下，赤裸裸地提出“满洲”必须脱离中国而由日本统治。“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结束白种人对亚洲的统治，而代之以基于‘王道’原理所创造的国家。那么，日本将掌握亚洲各族的领导权并将白种人驱逐出亚洲。于是在一九三○年，‘皇道’已经意味着日本统治亚洲及与西方战争的可能性。”(20)陆军中的法西斯势力立即响应大川，积极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进入‘满洲’发展它的经济和产业，并防范苏联。一九三○年六月，当时关东军参谋之一的坂垣大佐，赞同用武力在‘满洲’建立一个新国家。他重复着大川所说的话：这样的发展是符合‘王道’的，并且会导致亚洲各民族的‘解放’。”(21)
在此形势下，奉行和缓对外政策的滨口内阁已不能满足法西斯主义的要求。尤其是在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问题上，滨口内阁虽也进行备战，但更主张通过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来灭亡中国。1930年2月，日本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迫于英美的压力，放弃了大型巡洋舰保持对美10∶7的主张，同意10∶6及其它与美英妥协的方案。同年，为应付经济危机的冲击，滨口内阁采取经济紧缩政策，陆海军的预算遭到消减，常备军的数额被缩小，军人的薪金也减少了10%。这一切，都激起了军队和社会法西斯势力的强烈不满，北一辉公开指责滨口干犯天皇对军队的统治权。11月，滨口被爱国社分子重伤于东京车站，随即身亡。大川周明亦伙同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等，积极策划政变。桥本认为，“皇道”就是“军部独裁之道”。他承认“曾告诉大川说引起军部愤慨的议会必须打倒。大川也曾告诉陆相宇垣一成，必须排除既成政党而用军政来显扬国威。”在他们的鼓动下，执政的民政党内，也出现了以内相安达谦藏与众议员中野正刚等为首的一派，与政友会的法西斯分子相勾结，筹划建立“举国一致的内阁”。1931年初，桥本长勇、田中清等樱会骨干分子与大川周明、龟井贯一郎等人相勾结，在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及建川美次、杉山元、小矶国昭的支持下，策划于3月20日发动改变。后因宇垣认为不用如此亦可达到目的，而拒绝出任预定的总理大臣，遂使政变流产，史称“三月事件”。但是这一事件助长了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崛起，特别是“将对于天皇的忠义的‘爱国热情’转移为服务于军国主义者的目的的这种军国主义者的宣传，曾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22)
三月事件后，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法西斯主张在日本舆论中甚嚣尘上。除樱会外，标榜国粹主义和反苏政策的黑龙会也召集群众大会，“而大川则继续从事于争取群众支持的运动，宣传陆军已完全不受统制，内阁完全唯陆军军意是从。”时任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的松冈洋右，撰写了《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际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23)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山胁正隆等法西斯骨干分子都参加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研究制定，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故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大川与桥本以及由桥本所率领的‘樱会’共同煽动了‘九一八事变’。”(24)
三
日本在中国东北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取得的胜利，加快了建立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步伐，民间的法西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团体比诸20年代的法西斯组织更具规模和代表性。他们利用“九一八事变”煽动民众，使法西斯运动在日本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下层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扩大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自下而上”地推进法西斯化；上层法西斯分子则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极力庇护、纵容下层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并直接间接地参与法西斯的阴谋行动，“自上而下”地导向引航。
但是，由于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法西斯政党，日本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走的不是议会式选举的道路，而是通过激烈的权力斗争逐步实现的。军部法西斯势力首要清除的障碍，是在政治生活中尚能起作用的议会和政党政治。这一目的，在军部的一份文件中表述得非常清楚：“我国军部是以近代东方和西方所没有的独特形式构成，在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日本的现阶段上，更有加强其存在的价值。军部大胆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断然采取自己是改造日本指导中心的这个迫在眉睫的大方针。”所谓改造日本的大方针，核心是确定军部对其他政治势力的支配地位，“使陆军大臣确实在内阁掌握领导权。”(25)
是时，受日本财阀操纵的政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亦愈发激烈，为法西斯势力控制政权提供了契机。“九一八事变”后，掌握日本经济命脉和国家机器的财阀阵营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对战争的态度分裂出急进和缓进两派，前者以军需工业财阀为代表，后者则主要是金融、轻工业、贸易起家的财阀；二是一些金融资本以迎合法西斯主义，开始与军部暗渡陈仓。金融资本家、急进的军需财阀与军部法西斯势力结合成一种新的力量。
各政党内部亦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三菱财阀资助素有“官僚党”之称的民政党，演化出总裁派。三井财阀资助的政友会内部亦有革新派、鸠山派、前田派、知久平系、国政一新会、松野派、五人组、久原系、新党组、总裁亲兵组、旧一会等小组织产生。这许多小组织又逐渐形成革新派、鸠山派、中岛知久平派三个系统，就政治倾向来看，多数派别都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与黩武政策。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财阀的幕后操纵。各政党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丑闻迭爆，为法西斯势力提供了攻击的口实。
日本历史上向以农业立国，直至30年代初期，日军士兵多系农民出身，军官中也占很大比重。国内的危机、民众对政党丑恶行径的不满，都对军队产生了直接的触动。一些青年军人认为，社会上层人物国家意识薄弱。政党以夺得政权为目的，相互排挤倾轧，造成政界和社会的纷扰不安而形成了党贼；财团则贪得无厌，操纵金融与市场，不顾国计民生而形成了财贼；政府亦依靠其权势横征暴敛，贪污腐败，以致民不聊生而成为权贼、党贼、财贼、权贼相互勾结，横行国内并影响到皇室。于是，在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下，这支忠于天皇且大多为农民出身的军队乃掀起了打倒财阀与政客的“昭和维新运动”。他们除主张独裁、秩序、效率、强权、侵略外，还依仗军队在国家传统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及国民中的影响，主张万世一系的天皇制领导日本步入世界大同的家族主义；仇视资本主义和金融寡头的垄断，主张以农村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和衷共济的农本主义，要求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由国家管理，反对欧美白人对亚洲的奴役，主张由日本为亚洲的盟主，驱逐欧美出东亚的民族扩张主义；主张由军队直接辅佐天皇的军国主义，反苏反共，以振国威等等。
“十月事件”拉开了“昭和维新运动”的序幕。大川周明联合桥木欣五郎等樱会法西斯分子，计划于10月袭击首相官邸、刺杀首相若槻，成立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史称十月事件（亦称锦旗事件）。政变由于部分参加者的内讧而流产，但若槻内阁也终因此事于年终宣布总辞职，政友会的犬养毅接替了首相职务。策划和参加政变的大川、桥本被捕后因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庇护，只在形式上受到审判。这一结局，表明了军部法西斯势力政治地位的上升。
1932年初，大川和桥本积极着手以排除政党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国家改造的准备活动。1月17日，桥本发表了主张改革日本议会制度的新闻记事，鼓吹自由主义与建国原理不能相容：“必须把既成政党当作赎罪的羔羊，并且为了建立明朗的新日本，必须消灭它们。”(26)大川则奉提倡“皇道”和“八纮一宇”传说的神武天皇为偶像，组成了名为神武会的法西斯新团体，他毫不隐晦组织这个团体的目的是为了“发扬日本精神，发展国家主义，鼓舞日本人做东亚的指导者，打倒既成政党，实现按国家主义组织政府的目的；及以增进国力的海外发展为目的来计划如何统制日本产业的开发。”(27)茨城县和尚井上日召、农本主义者橘孝三郎等人，极力将中小农民和城市中间阶层对财阀及其所豢养政党的深刻不满引向法西斯战争和独裁。鉴于几次政变的夭折，12月31日，天剑党成员血书盟誓，“将以一人杀一人为目标进行暗杀”，组成了“一人一刀的‘血盟团’，并且和井上日召和尚领导的暗杀团合并起来。”(28)
血盟团的誓言迅速变成了行动。1932年2月9日，民政党最高领袖之一的前藏相井上准之助被小沼正枪杀。3月5日，三进财阀首脑团琢磨亦被菱沼五郎剌死。虽然两名刺客都被当场捕获，并立即搞清了血盟团的全貌及与军部之关系，但内阁却无力采取有效的对策，凶手不久即获释放，法西斯势力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统治国家的大义名分，已经极端混淆不清了，有人怀疑司法部在法西斯化。一般舆论对此也无能为力了。”当时的日本，“社会上充满不安，以致出现实业界人士争穿防弹衣的情况。”(29)
四
以不同财阀势力为背景，军部法西斯势力于30年代初分化为“皇道派”和“统制派”。本来，日本陆军系统素有萨摩派和长州派的对立。萨摩派奉上原为首，后继者有宇都宫、福田雅太郎、武腾等高级将领，向为天剑党、血盟团的青年将校所景仰，后演化为皇道派。长州派则奉田中为首，后有山梨、宇垣等高级将领，景仰者多在军中央担任要职，后演化为统制派，成为统辖军队的主流。皇道派基本上实行了樱会的激进路线，急于通过政变去实现独裁。(30)统制派却认为不经过政变也能够实现军部独裁和侵略中国的目的，主张在“容纳财阀”和允许现有各种政治势力（官僚、政党等）存在的条件下，“根据以天皇为中心的举国一家主义，缓和阶级斗争，协力合作……”，去建立天皇制军部专政。因此，反对在激烈的内部斗争中彼此削弱，视皇道派为“产生军部动乱之源”，要求“坚决实行统制，保持革新原动力，切勿投入事变中”，“不得进行激烈的破坏现状的活动”。
其实，皇道派和统制派作为军部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两个派别，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它们都以天皇为旗帜，标榜奉行“天皇中心主义”，在“遵照神圣天皇的意图”名义下以法西斯主义“改造日本”。皇道派极力强调解散政党，而政党在30年代初期的日本政治舞台上，已经实际上日益失去其作用，统制派虽允许政党存在，但最终目的仍然是消灭政党，实行独裁。两派主张可谓殊途同归。从其发展的渊源来看，统制派倒是皇道派崛起的始作俑者。两派分歧的关键在于统制派的驾驭和皇道派的反驾驭。正如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在1966年临终前对访问者所说的：“我们（皇道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统制派）是实用主义者。我们认为暴力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但是都重要的是根据明治五项原则将国家置于它原来的轨道，因而并非单纯是为了击溃中国的问题。”他还说：“不管那些说失去了理想的人。而现实主义者往往能够最终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31)
继若槻之后的犬养毅内阁明显表现出向军部法西斯势力妥协的倾向。为维持动荡的政局，犬养毅被迫任命皇道派的荒木贞夫为陆相、森格为书记官长，皇道派势力亦乘机兴起。尽管犬养毅对军部多方让步，但其赞成削减陆军预算、反对日本承认伪“满洲国”的主张仍遭法西斯势力的忌恨。森格就“多次警告犬养说他对军阀的反对将危及他的生命”。(32)1932年5月15日，以古贺清志为首的一部分皇道派军官、与大川周明及橘孝三郎所率爱乡塾等社会法西斯势力相配合，在东京发动政变，企图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事法西斯政权。政变者分数路袭击了首相官邸、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等重要场所，枪杀了犬养毅。他们在《告日本国民书》等文件中宣称：“为使统治阶级醒悟过来，必须给他们当头一棒。”(33)“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34)政变旋即失败。
犬养毅被刺杀后，在首相的继任人选上，迫于法西斯势力的压力，2月大选中获得多数的政友会并未获准组阁，反而由元老们决定了前朝鲜总督、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它标志着日本式“政党内阁”时期的完结。斋藤实在军部的指导下，组织了兼容官僚和政党代表的“举国一致内阁”，增强了军部及其与之有联系的法西斯官僚势力，成为向法西斯亲军内阁过渡的桥梁。
“五一五”政变的主犯仍然没有受到严惩。军部姑且不论，就连政府、议会、报馆亦都认为虽然这些人手段恶劣，然而“爱国之志”可嘉，这说明官僚与政党和法西斯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原来受统制派鼓动反对政党政治的皇道派军官，在统制派策略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仍没有放弃通过政变实现独裁的企图。1933年7月，大日本生产党制造了“神兵队事件”；11月，发生了“救国埼玉挺身队事件”；这些事件，无一不属于法西斯阴谋政变。虽均告流产，但每次事件都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曾于1934年7月到1936年3月间担任日本首相的冈田启介，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在他和他的前任斋藤的任期中，陆军的权利曾与日俱增。”他还说：“这两个内阁都招怨于陆军，因他们被看成是陆军以武力扩张日本在亚洲势力的反对势力。”(35)冈田所讲的陆军势力，就是军部法西斯势力。1935年，军部法西斯分子制造了“天皇机关说事件”。天皇机关说本是贵族院议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主张的学说。它否认天皇是统治国家的主体，认为统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这一学说与旧的天皇主权说相对立，成为大正民主政治和政党内阁的思想基础，不仅是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学说的主流，也是政府公认的理论。但此时却被军部法西斯视为有损天皇尊严，违反日本国体，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结果，政府被迫两次发表声明予以正式否定，美浓部达吉以“不敬罪”遭到起诉，敕令辞去贵族院议员职，著作禁止发行。天皇机关说被法西斯势力的摧毁，“意味着民本主义运动以来日本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滴成果也被消灭了。”(36)至此，在日本通往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道路上，已无任何障碍。
五
随着政党政治的结束和民主思想的被压制，日本军部内统制派与皇道派的矛盾日趋尖锐起来。1934年7月，林铣十郎接替荒木贞夫出任陆相，他上任后公开表示，“维持军队的统制是个重要问题”，更加引起皇道派的不安。11月，发生了皇道派一批青年军官因策划政变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免予起诉的“士官学校事件”，皇道派断定这是统制派的陷害，因此，“对统制派的军首脑部反感达到极点。”他们“满怀着复仇心，考虑着重新崛起的时机，秘密地与同志在一起研究计划。而他们的背后，有北一辉和西田税等革新主义者。”(37)两派开始公开的谩骂，皇道派指斥统制派是“财阀走狗”，认为“在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发展上已经牢牢地建立起根基的资本主义支配形态，只凭军部的恫吓或实行诚恳的劝导，就希望财阀、党阀有翻然悔悟的可能，那是危险的感情主义和机会主义，将反而起了阻止革新势力发展的作用，必须清除”。(38)］统制派则谴责皇道派“率乱军纪”、“扰乱民心”，“要严厉惩罚直接行动等不稳的行为，取缔青年将校，并采取镇压危险分子的方针。”(39)
1935年7月，任教育总监的皇道派核心人物真崎甚三郎被撤职，皇道派认为此举出于统制派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策划。8月13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在陆军省砍死永田铁山。
相泽事件使军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皇道派纷纷替相泽开脱，甚至在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时，以辩护的形式大肆宣传，攻击统制派。“这样一来，青年将校革新运动，和军内部的派阀斗争关联在一起，在北一辉、西田税暗中指导下，愈来愈显采取直接行动的趋势了”。(40)1936年2月26日，在北一辉、西田税等人支持下的青年军官发动政变，并提出实行“昭和维新”、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罢免统制派军官、召各地皇道派军官来中央安插职位等八项要求。(41)史称“二·二六事件”。3天之后，政变得以平息。3月4日，天皇发布紧急敕令，特别成立了东京陆军军事法庭，17名皇道派军官和北一辉、西田税被判处死刑，并全部执行。与此同时，皇道派遭到彻底的清洗。统制派还以对付叛军为借口，全面控制政局。2月27日，东京实行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戒严，一切政治性的集会结社都被完全禁止。5月18日，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以上，次官必须由现役少将以上军衔的军官充任，从此堵塞了预备役军官就任军部大臣的道路，法西斯化的军部再次执掌了内阁的生死予夺大权，成为超越政府之上的独裁机构。
“二·二六事件”是近代以来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皇道派发动的叛乱为统制派专权铺平了道路。同时，皇道派为之奋斗的天皇制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目标，在统治派的政策中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3月9日，玄洋社核心成员广田弘毅组阁。出任陆相的寺内寿一公开言明军部组阁的宗旨：“新内阁对打开空前出现的时局负有重任，绝对需要气魄和实力，根本刷新内外存在的真正时弊，实行充实国防等积极有力的国策，不应该依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根据维持现状或消极的政策妥协退让。应该说，采取积极政策，革新国政，是全军一致的希望。”(42)在军部势力的压力下，广田等人认为：“此时，如果凭一时感情放弃组阁，在各方面将会带来不少恶劣影响。因此应排除万难，坚决完成组阁任务。至于陆军方面的主张，有道理的采纳之，应实现的尽可能实现之。使其反对态度有所缓和是最为妥当的。”(43)一言以蔽之，唯军部法西斯主义马首是瞻。
广田内阁上台后，依照军部法西斯“庶政一新”、“广义国防”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推进法西斯化的措施，使日本完全变成了一架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在广田弘毅“这个内阁之下，陆军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计划成了日本政府的确定政策。”(44)8月，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大纲”，以“稳步地向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海洋南方发展”等为基本国策。为此，应“充实国防军备”、“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备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提携”，“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南洋方面（即印度尼西亚方面）求日本民族的、经济的发展。”(45)这是日本第一次具体表明，不仅要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而且要将势力范围扩张至太平洋区域。为实现这一计划，日本政府大力扶植和保护军火财阀。陆军提出6年内增建41个师团、142个航空中队的扩军计划。海军亦继是年初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后，制定了5年内增建各种战舰66艘、包括建造“大和”、“武藏”等当时世界最大战舰、共27万吨的计划。(46)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日本内阁在11月7日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占1937年度30.4亿日元财政支出46%的巨额军费预算。为解决财源，军部推荐入阁的藏相马场锳一实行了所谓“马场财政”，主要用增税和发行公债来弥补亏空。计划1937年税收增加6亿日元，增发公债8亿日元以上。(47)扩军备战的其它事项亦在“广义国防”的口号下强制推行。从保证军需物资的供应和战争的一切需要出发，日本政府大力扶植外贸，奖励航空、海运事业，统制电力，使国民经济彻底军事化。总之，广田内阁从组织机构到施政纲领，都已成为军部法西斯的傀儡。“广义国防”、“庶政一新”实现了叛乱军官们在死刑台上希望的第一步，标志着日本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确立。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式签订，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政治同盟开始结成。日本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大规模扩张之箭已在弦上，全面侵华战争已不可避免。翌年7月7日，日军寻衅芦沟桥，日本天皇制法西斯统治亦最终踏上了自取灭亡之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人们聚首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翻阅这历史上沉重的一页，都会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训。当年，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穷兵黩武，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以及日本人民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法西斯终遭覆灭的历史充分证明：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放眼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主流，而法西斯主义的幽灵仍在蠢蠢游动。对此，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绝不允许其死灰复燃，再来祸患人间。
注释：
① 小山弘建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3卷，青目书店，1960年版，第189页。
② 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馆第174页。
③ 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6-167页。
④ 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第225页。
⑤ 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20页。
⑥ 〔日〕《现代史资料》4，第40-42页。
⑦ 《重光葵回忆录》第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⑧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85页。
⑨ 《重光葵回忆录》第6-7页。
⑩ 〔日〕《北一辉著作集》第2卷，美铃书房，1959年版，第223页。
(1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12) 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58页，原书房，1971年版。
(1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4页。
(14) 《重光葵回忆录》第20页。
(15) 《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南京版）1929年12月。
(16) 《重光葵回忆录》第23页、第24页。
(17) 《重光葵回忆录》第23页、第24页。
(18)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第492-493页。
(19)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第492页。
(2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5页。
(2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5页。
(2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7页。
(23) 林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67-68页。
(2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7页。
(25)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9页-130页。
(26)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61页。
(27)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61页。
(28) 《重光葵回忆录》第40页。
(29) 《重光葵回忆录》第41页。
(30) 丸山真男《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运动》，转引自远山茂树等《昭和史》第62页。
(31) 约翰·托伦《日出之国——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伦敦1971年版，第35页。
(3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61页。
(33)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一卷，第133页。
(34) 〔日〕《现代史资料》4，第99页。
(35)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70页。
(36)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第582页。
(37) 《重光葵回忆录》第72页。
(38) 《当前陆军的非常时期政策》，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31页。
(39) 《重光葵回忆录》第70页。
(40) 《重光葵回忆录》第71页。
(41)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第585页。
(42) 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第230页。
(43) 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第230页。
(4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72页。
(45)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第586-587页。
(46) 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第237页。
(47) 小山弘健《日本帝国主义史》第3卷，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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