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的传统与学术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研究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今，谈学术创新的很多，许多论点颇有见地，而调查研究并非新的研究方法，在学术领域中社会学研究运用较为广泛。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经济史学，一般认为其发展创新的关键在于理论探索，似乎与调查研究、躬行践履等并无直接关系，将调查研究与学术创新相联系进行深入考察的不多。 其实不然。大家一定不陌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古人治学论画都强调“行路”之必要，连文豪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也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确，“死文字”总没有“活材料”更生动、更真实、更全面。众所周知“实践出真知”，调查研究要求深入社会经济或客观现实中进行考察，以求搞清楚事物或现象的真相、性质和发展规律。那么，这样的方法与“象牙塔”中的经济史学有什么关系呢？ 本文试图从经济史学的方法论视域出发，结合笔者开展国情调研工作的切实体悟，反思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提示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一条创新路径。 一、经济史学与调查研究 科研工作的前提是概念的厘清。对于我们经常使用的“经济史学”这一基本概念，学术界对其内涵和外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有在“经济史学就是经济史”的意义上使用此概念的。不过，一般认同“经济史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主要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两大基础学科。此外，同经济相关的各类史学研究也可归入经济史学的范畴。概言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是经济史学的主干，尽管两者可能分属不同的一级学科；①却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之间的特殊学术关联，蕴涵着内在的学理逻辑联系。 就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而言，“经济史”主要研究经济现象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制度、资源配置和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经济思想史”则主要研究人类进行经济活动（包括制定经济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等）的思想、主张、学说、观念和理论。换言之，经济史着重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运行的机制和绩效；经济思想史重在研究规范或制约人类经济行为的思想、学说和理论，研究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1]不难看出，社会经济的真实状况无疑成为经济史学研究的基础。 由于经济史学研究的是“史”，一般认为是“过去了的”事物，那么作为研究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真实状况”，似乎只能从历史记载、文献传承等等中发掘整理、考察研究而来，诚如史学大家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之论。但是，什么是“史料”有必要厘清。首先要弄清到底什么是“史”？其实，今天的一切到明天就成了“史”。世间万事万物均不过时空坐标中之“一点”，都会随着时光的演进而成为“史”。经济现象也好，经济研究也罢，同样都会成为“史”的一部分。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给出了这样的经典性诠释：“经济史——是它造成了当前的事实，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乃是最重要的。”[2]经济史学就是研究不断“层累”的经济史实与发展规律，主要体现为两大功能：一是记述、稽核经济现象和发展史实及其轨迹，再一则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动能、理论与规律。前者研究“是什么”，后者则诠释“为什么”。应当说，“史”不仅仅使人明智，“史”还是不断积累和不断添新的“根”，无根就会失去生命力。②值得注意的是，这“根”并非沉潜于时光隧道的故旧，而是不断增新的流脉。当我们将时空坐标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定位”时，就会发现“史料”不一定只是秦砖汉瓦，而很可能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况现象——当这个意义的“史料”还未“载入史册”的时候，调查研究的方法便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调查研究之益并非仅限于此。 西方制度学派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其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的重大贡献，与其以“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分不开，这也提示我们进行经济史学研究，不仅要注重制度演进的“路径”，而且可能沿循“路径依赖”追溯“现实”的来龙去脉。同理，对“现实”的深入调查研究，或许可以探究或印证其发展演化轨迹。再如乡规民俗、谚语民谣、消费偏好、伦理规范等等，不一定都能够记入史籍，却是千百年传承积淀而成的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真实体现，作为“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史学研究中不容忽视。故此，应当注意经济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单纯“以经济论经济”有其局限性，深入社会是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途径，而社会调查也是经济史学研究深进的另一条无法替代的创新路径。 如前所述，调查研究并非新的研究方法，也并非仅限于学术研究领域。一般说来，调查（survey）是指搞清事物的真实情况，而研究（research）则是对调查材料进行研究分析，以求获得对客观情况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调查研究包括“调查”与“研究”两个环节，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是调查的发展与深化。调查研究就是要在掌握真相和全貌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正因此，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凸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深入群众的工作路线，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后，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都不断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分别指出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要“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坚持“调查研究不能走过场”等等。同时还要求掌握正确的调研方法，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的相关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开展系列“国情调研”工作，也是上述传统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中国乡镇调研”不仅是国情调研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其特殊的意义。我国有近2万个建制镇，聚集了全国近60%的人口。“乡镇”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和行政区划，在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乡镇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全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速度，更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构，乡镇的发展与转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础而关键的环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乡镇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个案来探索整体，摸清和掌握我国乡镇的现实状况，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调研提高科研人员对国情的认识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准，促进科研工作的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同样必须以“国情”为基础，当然是从古到今的国情，因此实地调研能够启发经济史学研究者进行深入的专业研究方法反思。 二、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 谈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很有必要回顾调查研究的学术史，只有在学术史的梳理中，才能显现学术传统的积淀与传承。应当指出，调查研究形式多样、内容繁杂，涉及方方面面，在我国学术领域较早期的调查研究突出体现为系统性的社会调查。 近代以来，我国较早开展的社会调查，如1914-1915年间由北京社会实进会开展对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一般认为这是首次采用近代社会学方法开展的社会调查，拉开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序幕。近代的社会调查关键是采用西方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因此西学方法何时传入中国成为受重视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近期的研究表明，西方社会学方法大致在1860年代传入我国，早于前述社会调查约半个世纪。④接下来，影响较大的社会调查如1917年清华学堂教师狄德莫（C.G.Dit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100家为汉族人、95家为满族人）的生活费用；到1918-1919年间，美籍教士甘博（S.D.Gamble）在燕京大学的步济时教授（John S.Burgess，也译“伯杰斯”）等人的协作下，全面调查北京的社会状况，此前的北京人力车夫调查也是步济时指导的。该项调查的成果，于1921年在纽约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大部头书《北京的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书中记载1917年北京有811556人，户均4.8人。此项调查产生很大的影响，被作为“首次对一座东方城市的社会调查”，面世的调研报告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的一本关于中国一个大都市的实况调查”等，⑤直到90年后的今天，我国还出版了中译本。[3] 那时候，开展专门性的经济调查值得注意。1920年由北洋政府创办经济讨论处，⑥专门从事经济情况调查和经济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编报等工作，先后进行了中国经济行业数百项调查。何廉指出：“总的来讲，由这个局的人员搞的研究项目，质量平平。在实地考察中没有一个中心主题。1928年这个局改名为国家工商情报局，后来又改为实业部的外贸局。这样一来它就把力量用来为许多省份，如江苏、浙江、湖南、山东和山西编辑《工业手册丛书》去了。”[4]同时，在上海也成立了由盛成负责的市场局，负责编辑上海进出口的最初批发物价指数，这些都是官方的机构，也主要为政府服务。 与专门性的官方经济调查不同，社会调查在我国南方也蓬勃开展。影响较大的主要如卜凯（J.L.Buck）1921-1925年间组织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开展大规模调查，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我国南北方7省17县的2866田场进行调查。内容涉及相当广泛，从农家经营到土地利用、从家庭人口到食物消费以及生活程度等方面，到1930年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农家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后有商务印书馆刊出的中译本，并列入影响很大的“大学丛书”。[5]1929-1933年也是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等资助下，卜凯再度主持开展了对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的土地利用调查，1937年完成的大部头成果《中国土地利用》影响深远。[6]卜凯还主持了芜湖、河北等地的农家调查以及专门写的《调查方法》等，都有中文版问世。卜凯主持的调查，被公认是中国调查历时最久、调查项目最详、调查地域最广、比较而言最具科学性的农村调查之一，为农业经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⑦ 诚然，上述调查除了中国官方的经济调查外主持者主要是“洋人”，而且开展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此外还有一些，主要的有十多项，中外学者对此有一些研究，如李金铮进行的梳理和分析。[7]应当看到，当时国人主导开展的社会调查工作虽然较“洋人”的调研晚约十年，却亦蔚为大观。著名社会学大家费孝通先生在《留英记》中谈到那时的情景，指出国人并不满意甘博、步济时等人的社会调查，认为“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8]而且那时中国的社会学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相应建立起各种调查研究机构，国人主导的大规模社会调查相继展开。以下集中回溯我们最为直接的调查研究学术传统及其传承脉络。 笔者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4年陶孟和（1887-1960）任所长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与该所合并。北平社会调查所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1926年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专款作社会调查费用，由陶孟和、李景汉（1895-1986）主持，1929年7月1日更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主要工作是用科学方法开展社会调研，尤其注重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的调查研究。调查所的主要调研项目包括搜集整理和系统研究近200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调查全国重要工业及工人生计和河北、山东等地的棉花生产贩运以及华北粮食调查，调查北平近郊乡村家庭和河北农村信用合作放款等情况。另外，研究劳动、外贸与税收等问题。先后编辑《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生活费指数》、《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等。研究科目涵括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对外贸易、财政金融、人口、统计等等。显然，这些均为社会经济的内容。该所在民国时期的专业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中成果多、影响大，开展了许多著名的调查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以后，陶孟和继续担任所长，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陶孟和所长本人就是近代中国倡导和开展社会调查的典范之一。他在英国留学时深受伦敦经济学院创始人韦伯（Sidney Webb）教授夫妇的影响，韦伯对于劳工、失业、贫困等方面的社会调查对他的影响很大。1912年他决心与同学梁宇皋用英文合写《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这是首次尝试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组织和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国人研究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至今还有影响。[9]名家霍布豪斯（L.T.Hobhouse）为此书作序，评价甚高。笔者的博士导师巫宝三先生谈到此书1915年在伦敦出版，1923年再版，论及此书“是由陶先生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The Family in China》（中国的家族制度）扩展而成”。他指出“此书是陶先生论述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最早的一部著作”。巫先生一直对陶先生恭执弟子之礼，他说：“实际上他是我受业最久的老师。在此长时期中，我是在他培养、奖掖、赞助下进行研究工作的。我不是最早参加他创办的社会所的工作人员，但是我是在他领导下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之一。”[10]他多次讲述陶先生的学术业绩和高尚情操，至今铭记在笔者心中！ 1913年陶先生回国后，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决心要“编写中国社会生活的书给外国人看”，在其《社会调查》中谈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到1928年问世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初为英文版），可以视为其调查研究的代表作，体现了他“在平民生活里探索社会问题”的学术理念。这是1926年他主要依据日用记账法的调查方式，对北平人力车夫和小学教员等的家庭生活状况进行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他指出：“社会调查部初成立时，所进行之研究为北平手工业家庭。后以此项研究系用访问法，深恐所询问之生活情形，未能深切，乃选家庭若干，试用记账法，以求获得关于手工业家庭生活程度精确之知识。”[11]体现了他关注基层社会、重视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理念，力图通过社会调查来推动社会改良，其思想方法为北平社会调查所及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调查工作所沿用和发扬。此书直到近年还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足以证明其深远价值。此版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下篇是“社会研究与评论补编”，值得认真参考。⑧这些调查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统计，仅在1927到1935年间，全国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就有9027件之多。⑨ 谈社会调查不能不提到著名社会调查专家、陶孟和的同事李景汉。他早年留美主修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1924年受甘博之邀回国，此后积极投身社会调查和社会学教育，做出了相当不易的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问世的成果主要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1925）、《北京无产阶级的调查》（1926）、《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实地社会调查方法》（1933）、《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1981）等，其中定县调查最具里程碑意义。这是我国运用西方社会学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的典案，也是首次以“县”为单位进行的系统性实地调查。刊出的调查资料非常翔实而全面，定县调查共17章80余万言，这17章分别是——地理、历史、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康健与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乡村的风俗与习惯、信仰、赋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等等，作为一部厚重的大型调查报告，是我国迄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调查研究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直至近年该书还在再版。当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长晏阳初在为该书所写“序言”中，指出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社会科学的意义”，因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必须先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然后始能着手于科学的系统之建设……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12]这里的“中国化的社会科学”，不正是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吗？陶孟和所长也为该书写序，他指出“定县实验的目标是要在农民生活里去探索问题”，不应当“盲目照搬西洋的主义和制度”；他肯定有识之士用科学方法调查研究现实社会，必须认识社会才能“规定改进社会的计划”。此外，陈达、何廉、杨翰笙等均为此书作序。定县调查奠定了我国社会调查的一个“范式”，李景汉还专门写了《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1933年刊出后，还被收入后来的“民国丛书”。⑩他在“自序”中说自己在美国留学时，“因受种种刺激，就已抱定从事中国社会调查的决定。”希望写此书之后，还要“试一试为中国社会调查的技术，另辟一条途径，根本不管以往作家之先例”。在此书正文的开篇，则强调“社会调查能促进产生建设国家的具体办法，能帮助寻出民族自救的出路”。[13]尽管时光荏苒，但这些成果至今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系列调查研究都相当重要，还有一项赓续80余年迄今依然延续的著名“无（锡）保（定）调查”，应当引起特别的重视。此项调查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的对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是可供观察中国近现代农村和农户经济发展演变历史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4]直到现今还为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所继续。该调查始于1929-1930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1897-2004）主持下，为实地考察研究农村经济、揭示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和农民贫困的根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事农村经济调查”，选择了当时我国南、北方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江苏无锡11个村和河北保定11个村作为调研对象，进行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同一地域农户经济长时段的连续调查。尽管调查资料当时因故未能整理发表，但陈翰笙等先后写出了《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1929）、《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1930）以及《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1930）等农经研究成果。当时，薛暮桥（1904-2005）等学者则主要对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河南、陕西等地进行调查，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和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论著。那时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参与“无保调查”，如王寅生、钱俊瑞、张培刚等，张培刚还将其基于河北清苑的调查资料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1936年刊出。后来，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3卷本《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1989年），这是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颇具价值的大型资料集。民国年间的一项调研，到1949年之后得到了承续——“无保调查”一直没有中断，1958年、1987年、1998年又先后进行过3次大规模调查。尽管行政区划等发生一些变化，但这种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方法得以延续，积累了我国南、北方两地数千农户长达近70年的家庭经济数据，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历次调查的原始资料直接成为经济史学研究的素材，也成为调查研究学术传统继承与拓扬的典案。 三、调查研究与学术创新 通过上述调查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一条鲜明的学术传承脉络跃然纸上。身为有着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要认识调查研究与学术创新尤其是经济史学研究创新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从学理逻辑和学术研究史实来深入考察。 毋庸讳言，上述调查研究主要是城乡社会调查，但不难看出其内容多与经济直接相关，有必要从学术史视域再度审视经济与社会之密不可分。深入到学理逻辑层面来看，“经济”必然植根于“社会”的土壤，而“社会”构成中“经济”不仅重要而且是基础，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研究经济问题离不开社会研究，反之也是一样。研究经济史学同样离不开社会学和社会史，即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学和社会史研究被取缔或限制，但是当“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经济学、经济史学都迫不及待地向它们招手，因为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密不可分。随着改革开放与学术研究的深化，“以经济论经济”的局限性愈加显现，要深入社会研究经济，现代化发展同样呼唤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可以认为，资源秉赋、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政策制定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经济运行效率等等研究都离不开“社会”，而深入社会、了解社会的主要方法就是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取得的一手资料，极大地丰富和完善经济研究，同时也为经济史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认同经济史学即社会经济史学之论，吴承明先生明确指出“研究经济史必须研究社会”，[15]他说自己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认为经济史历来是社会经济史，主张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文化诸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进。(11) 学术研究史上，无论中外的经济史学研究都具有“社会经济史”传统，西方的经济史学研究也蕴含鲜明的“社会”特色，笔者曾经进行过一些梳理。1926年在牛津大学成立“经济史学会”，由鲍尔（Eileen Power）、托尼（R.H.Tawney）和李普森（E.Lipson）等人所倡导，就在这一年，托尼的大作《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问世。此书并不输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尼还有《中国的土地和劳工》（1932），可惜不大为国人所知。而大名鼎鼎的德国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学家，其皇皇巨著《经济与社会》的中文本就达1100页！再看，经济与社会的关联也体现在学术建制方面，如1957年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成立，这是“经济”与“社会”制度化融合趋向的一个标志。两者的关联更多地反映在研究成果中，迄今西方经济史学中不乏“经济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为名的大部头经典，如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tt）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汤普逊（James W.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以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等等。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是如此，从20世纪30年代内田繁隆的《日本社会经济史》，到50年代字都宫清吉的《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直到晚近山本进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等等均是体现。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将经济学、地理学等理论方法引入社会经济史研究，建立起用以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模式，被称为“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 Model）；而影响颇大的“加州学派”，大多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各类问题为学术旨趣，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和乡村发展》分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John K.Fairbank Prize）和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学术影响很大。 在国内，经济史学研究也形成了社会经济史的厚重传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不仅如上所述是开展社会调查的重要机构，更是声望卓著的经济史学研究重镇。早在1932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就成立了以汤象龙为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并创刊陶孟和、汤象龙、梁方仲、吴晗等先后任主编的“中国第一份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集刊的“发刊词”强调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本所自开始工作以来，无论研究任何问题，时时感到经济史的研究的不可少”。这里的“经济史”指的是“历史的大部分”，亦即社会经济史，发刊词中强调的“社会科学”，为集刊后来改名“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了铺垫。1934年调查所合并到中研院后，刊物自1935年起也由社科所出版，从1937年3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2)社会调查与经济史研究在这里自始至终都是并重的——佐证调查研究之于经济史学的密切关联。 这样的学术传统到1949年之后得到光大拓扬。同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梁方仲先生，回到广州尤其是1952年执教于中山大学之后，不仅承继了中研院的学术传统，而且不断深入发展。其后学总结他的治学特色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处着眼，从具体问题的深入考释入手，以‘一条鞭法’研究为中心，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构筑起关于中国传统经济运行的解释框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6]梁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都体现了社会经济史的科研理念，其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的文集，可谓画龙点睛之作。他的《一条鞭法》被国际学界所公认为此领域的经典；《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至今都是相关研究的必用资料。这一传统，从中研院到社科院同样得到继承和发展。直至今天，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工作除了特殊历史时期外从未间断，笔者承担的国情调研中的“乡镇调研”就是本所牵头的，而经济史学者的调研工作更是颇具特色。 注重调查研究、强调深入社会进行经济史学研究的再一位典范是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其学术传人指出他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开风气之先”，与法国年鉴学派几乎同时开始进行跨学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他力图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其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在搜集史料时，除正史、官书之外，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以民间文献证史；广泛利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在探讨经济史中，特别注意区域性的局部分析，以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又从宏观审视微观的研究理念。”[17]傅先生治学注重调查研究，广辟史料来源，“凡土地契约文书、家谱族规、私人账簿、书信、字书、辞书、碑刻、方言书乃至遗存的社会习俗等都加以留心，以补充正史史料的局限。”[18]社会调查同样成为其治经济史学的典型方法，而且是取得突破性学术成就的方法。傅先生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等都是治社会经济史学者的必读书。 傅先生的学术成就有力地证明调查研究方法对于经济史学研究创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可喜的是，厦门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两大经济史学流脉至今依然薪火相传，成为南北相望的两大学术基地，而且相互交流协同攻关，为促进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共同努力。(13)“打通”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深化”社会经济史研究，正是我们的努力方向，笔者提出“深化”与“打通”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走向。[19] 进而，我们还要问：为什么调查研究方法可以促进经济史学研究的发展创新？ 经济史学的发展创新，基础在于新的史料或数据的发现、诠释、新解与运用。久远的史实文献记载，不仅受到记述、材质、印刷、保存和传播等等局限，而且许多内容没有被记载下来或少有流传。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真实经济生活状况，不仅“正史”中十分有限，而且稗官野史、方志笔记中也不够详尽；至于民俗、习惯、观念、偏好、实物以及相当多的口耳相传的“非正式约束”内容，都需要通过深入的考察包括实地调查等方法，查访家谱族规、文书账簿、碑刻书信等等，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再者，与久远的情形不同，晚近的史实同样会有记述不全、数据不确之虞。这不仅与文献记载人的身份、阶层、技能以及利害关系等等主观因素有关，而且受到客观环境以及时代局限等等制约，很有必要通过调查研究包括田野调查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访谈等形式来稽核修正，使之更加准确、全面和真实。 这些情况并非现今才有，也不是经济史学所特有的现象，前辈学者早有认识，也做过多种努力。譬如，治史方法中颇受重视的“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乃至多重证据的方法，无不是要通过其他素材或方式来“证史”，也说明单纯埋头故纸堆是有局限性的。这些年来“口述史”方兴未艾，不但“抢救”到一些难得的“活史料”，有效地丰富了史料的来源，而且由于是当事人的经历记述，也可以视为调查研究促进史学发展创新的另一方面论据。无论如何，“史料”无疑都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研究前提和基础，经济史学更是如此，“实证”永远是治学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学术创新的前提。经济史学要发展创新就要从最基本的史料出发，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拓新、不断提高。离开了可靠的数据或史料等“根基”进行的经济史学研究，可能只是“炒冷饭”或“尚清谈”。不过，无论以何种方式“调查”来的材料，并不可以原封不动地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甄别、专业整理、考辨并与文献记载对比分析，才能够成为可用的史料，这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调查研究之“见”还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闻”无法带来的“直观史感”，促发研究者的思维直感，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距离更近，感受更真切、更直接。治经济史学更要重视“见”，这也是我们置身乡土、深入乡镇进行调研时最真实的感受。因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的史料不仅存于典籍，也散见、沉积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甚至就是“无字书”。要读懂它，就要接触它，故而治经济史学仅仅坐在书斋中，可能会有“坐而论道”的局限。封闭在“象牙塔”中闷头于学问不“接地气”，研究不联系实际的“理论”，也难有鲜活的生命力，因而更需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因为它不仅能够填补文献记载之阙，也能“史实互证”稽核数据记录之实，还可以从所“见”之中追溯其来龙去脉，警示驻足书斋的研究可能出现的局限性。我们的学术重心是“治史”，却不可“囿史”而不“知今”。[20]调查研究既是要发扬光大的学术传统，也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中值得重视的一条创新路径。 本文是作者在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课题《专业化种植基地建设与乡镇现代化转型》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深入反思，希冀有助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 ①就学科而言，中国经济史除了隶属理论经济学以外，也有历史学的专门史；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则归属理论经济学，仅有极特殊的例外，如云南大学历史学的专门史中也曾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向。 ②在拙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演进与走向》（《人民日报》2015年12月6日）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有媒体以《学者谈中国经济史学：是中国经济学的“根”》为题转载笔者的研究，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gx/gx_gxms/201512/t20151206_2749769_1.shtml。 ③由笔者主持的典型乡镇调研工作已经完成，参见叶坦、李传桐、赵学军著：《仙境·酒都·新乡镇——山东蓬莱刘家沟镇调研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④参见水延凯：《论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之传入》，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15-08-08/20525.html。 ⑤燕京大学1922年成立社会学系，因此一些研究称1918-1919年步济时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是不正确的，尽管该系的成立与之分不开。甘博在中国社会调查中的贡献颇值重视，他不仅刊出北京、定县以及华北等多部社会调查成果，而且其《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上、下册中译本，以上引言均出自该版的“中译本引言”。甘博还摄下了5000多幅中国20世纪初期的珍贵照片和数小时电影胶片，并与我国许多著名学者有深入交往或合作研究。 ⑥其实，这个机构的名称是The Chinese Government Economic Information Bureau（中国政府经济信息局），何廉称为“国家经济情报局”，因主持者澳大利亚人端纳（William H.Donald，1875-1946）在其主办的《中国经济月刊》上使用“经济讨论处”名称并被沿用。端纳不仅是北洋政府顾问，也是张学良私人顾问、蒋介石顾问等，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作用，在近代中国颇具影响。经济讨论处的经济调查主任是著名的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刘大钧先生。 ⑦这些资料至今还有参考价值，也有一些学者对卜凯调查进行分析研究。卜凯调查资料的中文版参见卜凯著、张履鸾译：《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次年再版；卜凯主编、乔启明等译：《中国土地利用》，南京金陵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 ⑧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文版），社会调查所“社会研究丛刊”1930年版、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2011年版。 ⑨各种数据不尽相同，此处参考陈映芳：《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和课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⑩以上内容参见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晏阳初、陶孟和、陈达、何廉、陈翰笙等“序言”，该书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发行、大学出版社印刷1933年出版。此后再版多次，主要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重印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人文系列丛书”2005年版等。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则由星云堂书店1933年出版，收入上海书店的“民国丛书”第三编。 (11)吴先生的许多论著都体现了这样的学术理念。可参考《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多篇论文。另外，笔者较为系统地总结阐释了他的学术生平和主要观点，可参考拙作《史实·史法·史观——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载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88-417页。 (12)《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至1949年共出8卷14期，作为“民国文献资料丛编”，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全4册的合订本，可资参考。 (13)笔者邀请这两个单位的经济史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15ZDB131），他们分别负责其中一个子课题研究；重大项目中其余三个子课题则由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承担，力求探索中国经济史学两大基础学科的科研“打通”。标签：社会调查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学专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经济史论文; 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