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线索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历史进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告别其古老的阶段而步入近代，是无论社会内部和外部都发生了极其激烈、深刻的变动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制定，即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状况、矛盾作正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推进国家统一大业，也都与正确地认识和总结近代史走过的道路密切相关。学术界关于近代史进程基本线索的探讨，溯其源头是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讨论的高潮则在50年代，至80～90年代再度成为“热点”问题。其中，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刚刚翻过一页的近代史问题认识更加深入，并提出前瞻性见解的经验；也有因“左”倾思潮泛滥而致使深入讨论的进程被中断的教训；更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路线指引下，从新颖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分析的诸多新收获，集广大近代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最终才得出科学的认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关于近代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是半个世纪来史学界发扬实事求是、民主讨论的优良学风结出的硕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收获。
50年代近代史分期讨论中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奠基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及其后延伸的研究中。本文讨论的重点虽然放在1949年以后，但对发端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张和学术品格也须作简要的追溯。当时，面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的嚣张，革命骤入低潮和理论界认识的混乱，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革命理论工作者，冷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批驳陶希圣、严灵峰、任曙之流的错误观点，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他们正确分析了帝国主义使用商品输出、财政资本控制、利用地主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为工具等手段，来奴役、剥削中国人民大众；分析了中国的广大农村仍然保留着封建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而利用新式生产技术、雇佣工资劳动者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存在；分析了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严重盘踞、阻碍的恶劣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他们还在华东、华北、华南一些农村进行调查，以亲身获得的确切事实证明中国现实社会的经济情况是：资本主义因素虽然在近代有了增长，但是遭受重重障碍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在农村仍然是封建、半封建势力居于统治地位。这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使刚刚诞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原理，通过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的规律来指导革命工作，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初期就具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其后，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继续撰成有价值的著作，推进了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而毛泽东于1938年著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更集中了全党智慧，科学、系统地阐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正确地制定了革命的任务、方针、路线等纲领性理论，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所证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研究长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其原因有二：一是近代以来，自1840年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80年间，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段历史与新中国的现实联系极为密切、深刻，正确把握近代史的脉络对于了解中国国情关系重大。二是近代史是一个新开垦的研究领域，有许多新鲜课题吸引着学者。1950年，研究近代史的专门机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成立，中国史学会于1950年起成立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总编辑委员会，有计划地展开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专题的史料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型史料丛刊的编辑，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成为推进学术界对近代史理论问题思考的新的起点。至1956年大约两年时间内，先后有孙守任、金冲及、黄一良、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等撰文发表意见，还有一些高等学校或学术刊物编辑部邀请近代史专家召开会议、进行座谈、各抒己见，形成了关于近代史分期和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一次热烈讨论。建国后不久的这场讨论，与中国古代史分期、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一起，成为50年代学术界展开百家争鸣的标志。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场讨论对于推进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思考，确实取得了巨大收获。
（一）扩大到从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作综合考察
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需要从以往对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上升到对历史演进阶段性特点和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认识，并且从以往主要偏重于政治史，扩大到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学术文化诸方面，进行综合的考察和概括，这是50年代近代史讨论所取得的第一项收获。
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认为，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在对近代历史发展阶段和基本线索的认识上存在两个问题：(1)较早的一些著作对划分近代历史发展阶段缺乏正确的观点；(2)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完成的著作）放弃了分期的办法。“它们逐一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中的若干突出的主要大事件，而在叙述每一大事时，附带述及与之有关的前后各方面的事情。这样叙述方法大致上可说是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方法。”①他认为，不进行分期，而采取这种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叙述方法，往往会使多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错乱，拆散了许多原本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包括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些影响很大的著作，也存在着“政治史内容上有很大比重”的明显局限。由于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作为叙述主题，就很容易造成只看到眼前的一些政治事件，“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②。关于中国近代史演进的重心，胡绳的理解是：“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多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是怎样发展的。”他又说：“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中国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他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③胡绳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相当重要，反映了自40年代以来，近代史著作的编撰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这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二）通过争鸣和论辩，达到更高水平的认识
分期讨论中的又一重要收获，是学者们各抒己见、展开争鸣，在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近代史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方面，达到了更高水平。当时参加讨论的各方都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来分析近代历史进程的阶段特点，由于所持角度不同，因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阐释，其中最有特色的观点有四家。
三高潮七阶段说。胡绳认为，应当“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他提出近代史上三个革命高涨时期，即：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甲午战争以后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进而他将近代史细分为七个阶段：(1)1840～1850年，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前，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2)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3)1864～1895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包括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部分中国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新式工业，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4)1895～1900年，即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全过程。(5)1901～1905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逐渐发展、壮大的时期。(6)1905～1912年，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胜利，直至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7)1912～1919年，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爆发，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历史时期。④
三大阶段说。章开沅认为，1840～1873年为第一阶段，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和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1873～1905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备形成和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1905～191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时期。何以将1873年作为第一、二阶段的分界呢？章开沅论证说，从太平天国运动到回民起义失败，这一时期没有阶级力量配备的明显变化，这说明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尚未发生显著的阶段性变化。可是自70年代起，随着一批官僚、地主、商人投资工矿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及工场的继续发展，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逐渐发展、壮大，从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更发展为政治斗争，阶级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此外，以1905年作为第二、三阶段分期界限的理由，则是因为近代民族工业直到1905年之后才有较为显著的发展，并且出现了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产生了完备的民主革命纲领。此后，同盟会成为全国范围内革命运动的领导团体，资产阶级革命替代旧式农民战争成为历史的主流。⑤
四段说。范文澜认为：(1)1840～1864年，此期内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2)1864～1895年，此期总的形势是清朝消灭了太平天国的余波，国内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军事工业，形式上也有助于清朝的封建统治。但是由于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清朝相继失败，帝国主义更深刻地侵入中国，中国更加陷入殖民地化的深渊。(3)1895～1905年，此期帝国主义加剧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压迫和军事掠夺，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十分严重。中国人民在这个紧急关头，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在长城以南资产阶级有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农民阶级有义和团运动，在长城以外，东三省人民抵抗日本、沙俄两个帝国主义。最后在日俄战争刺激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进。(4)1905～1919年，此期总的形势是中国的前途非常险恶，中国人民的革命方式却有了改进，同盟会成立以后，旧式的中国革命改变成新式的革命，并且获得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能做到的一些成就，虽然很小，但比起旧式革命来是一个大进步。1912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失败后，立宪派得意活跃，袁世凯加紧准备恢复帝制。1914年袁世凯恢复帝制，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治上受挫后反对帝制活动，同时中国历史又处于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
范文澜在他以前所著的、经过多次修订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础上论述了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因而对于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更具理论上的启发意义。譬如，他论述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被迫反抗时，称“在反抗这一点上符合于人民意志”。义和团运动虽然形式上十分落后，但表现出坚决的反帝精神，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北方经济比南方落后，农民受封建主义的影响比南方农民更浓厚，迷信团体白莲教因此在农村中广泛流传。义和团这个自发的大规模的反帝运动，在形式上比太平天国运动落后得多，但爱国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旺盛。”“义和团运动本身带着很大的落后性，但这个运动直接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同时也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封建顽固派首领西太后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诏‘变法’，口头上承认‘维新’，对人民的要求实行让些步。前些时严厉禁止的办学堂、改法律、订商法、废八股、停科举等等新政，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她都被迫认为合法了。有了这些新政，资产阶级立宪派得到很多的活动机会。”范文澜对于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和作用的论述尤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他认为，立宪派也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维新派要求改良，是希望推行资本主义，左翼谭嗣同甚至为推行资本主义，思想上接近于革命。立宪派在经济上也还是要求推行资本主义，但在政治上，是要保护清朝统治和封建势力合力来反对革命……当然，立宪派与清朝廷也有矛盾，在迭次要求立宪的活动里，多少起些削弱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在革命派不能在国内活动的情况下，立宪派的报纸刊物向青年学生也多少介绍了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他又论述辛亥前夕立宪派的活动起到加速清朝溃亡的作用：“1905年以来，中国资本主义有较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积累了一些力量因而经济上发动争路矿运动，政治上加紧要求实行立宪，形成戊戌以后的改良主义运动的高潮。1911年，立宪派与清朝廷的关系终于破裂，立宪派转而拥护袁世凯，反对清朝廷，清朝廷陷于完全孤立。”“阶级利益使得立宪派诚意拥护袁世凯，而袁世凯并无诚意对待立宪派。在立宪派帮助袁世凯打击孙中山系统的政客以后，1914年，袁世凯便废除临时约法，第二年袁世凯宣布自己做皇帝。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反帝制运动，立宪派人立在最前线，革命派反而落后了。”⑥以上都是对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行辩证的深入分析而得出的论断，对于以后近代史研究者显然有很大的裨益。
五段说。金冲及认为近代史划分为五个时期。(1)1840～1864年，为中国由封建主义开始走上半殖民地道路及农民反封建高涨时期。(2)1864～1894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及清朝统治秩序暂时稳定时期。(3)1895～1900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式形成，资产阶级倾向改良主义运动和农民自发的反帝运动高涨时期。(4)1901～1914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加深，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时期。(5)1914～1919年，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此主张所划分的前四段，与胡绳、范文澜诸家大体接近，所不同者是以1914年为界标，再划分前后为两个阶段，其理由是，因“一战”爆发之机，民族资本主义得到空前发展，但其后又遇到严重的障碍。在政治文化领域，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封建军阀黑暗统治之下，思想界发起了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潮流正在酝酿之中。⑦
（三）在以革命高潮为主线作分析的同时，提出应重视从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来考察
在这场分期讨论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者们除了十分重视从革命高潮（即阶级斗争的发展和表现）的主线来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脉络外，同时又提出应重视从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作为考察近代社会的线索的问题，这是很有理论意义的又一重要收获。以往长时间对于50年代这一重大理论创获相当忽略，因此很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和评价。
近代中国，饱受封建主义压迫和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灾难深重，人民大众处于痛苦的深渊。中国社会要进步，就必须动员民众，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严重障碍，展开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势力，一步一步地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富强的目的。因此，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展开和不断高涨，是贯穿近代社会的基本线索，这是历史事实所昭示的，是完全正确的。在1954至1956年这场讨论中，许多研究者都着重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论述革命高涨的迭次出现、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分别对这80年历史演进的脉络作出有系统的分析，并且运用唯物辩证法对许多问题提出中肯的看法。当时，离1919年近代史结束不过三十余年，这些成果的取得，无疑是由于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得出的，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研究进程上的重要收获。历史问题错综复杂，研究者分析问题的着重点可以有所不同，很难、也没有必要在短时间内对划分历史时期取得一致；再则，近代社会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和人民大众前仆后继展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进程，本来是环环相扣、前后相续，如你以某一年代、某一事件为界标划分出某一阶段固然言之有理，而他若将界标向后移一点，以另一年代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也很可能持之有据。所以，分期问题的讨论，关键在于推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问题作出深刻分析，坚持以科学观点为指导，这样做了，在于学术上就有收获，而不应当以讨论分期是否达到一致看法作为是否有价值的标准。
处在新中国成立不久、20世纪伟大的革命高潮刚刚过去之后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研究者特别重视从反帝反封建这一主线来考察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但是即使如此，研究者也并没有忘记从又一重要视角——社会经济变动，尤其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分析近代史演进的基本线索。这一事实正好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一贯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这一治学特色，我们从理论层面来评价，这一努力尤具启发意义。如在金冲及的文章中已有了“分期的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的提法。他并且论及：在1864～1894年这一阶段，社会经济领域的主要变动，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列强不断扩大在华的商品经销和原料搜刮，中国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清朝的一些重要官僚开始办洋务，创建新式的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另一方面，是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冯桂芬、王韬、容闳、马建忠、郑观应等提出初步改良主义的要求。而以1914年作为划分近代史时期后两个阶段的“界标”，主要原因即社会经济领域有了新的变动，民族资本主义在“一战”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⑧
范文澜对这一问题的论证更加详实，探讨更加深入，并且得出具有重要前瞻性意义的理论概括。范文澜文章的理论价值，可以归结为三项。其一，如何将中国资本主义由微弱到壮大，作为一条基本线索来分析中国近代社会进程，范文澜作了开创性的工作。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对中国资本主义作系统研究尚相当薄弱，将之作为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前进的一个重要视角，与近代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变化，有机结合地进行分析、阐述，更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范文澜对此作了成功的尝试。他所划分的近代史四个阶段，民间商人办了什么重要新式企业，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新式企业又有哪些，与前一时期相比，有何明显进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政治思想、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什么变化，此一时期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又如何，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手段对中国不同类型的新式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有何反应，以上各项对社会进程又产生何种影响等，他在文章中都试图作出回答。
其二，由于开始重视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梳理，范文澜实际上已接触到中国近代社会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思想主张问题，即初步接触到近代化进程问题，并且对于近代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作了值得重视的积极估计。他分析在1864～1873年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军余波、捻军、苗族起义、回族起义的用兵过程中，洋务派各集团都开办新式军事工业，重要的有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马尾船政局，1870年李鸿章接收天津机器制造局。这些虽然是官办的军事工业，“不过，新式机器经过这种工业到底进入中国了。有了机器，不能不招募工匠，也就不能不产生一部分无产阶级，仅仅从这一点来说，官办的军事工业算是也还有一些作用。官办军事工业以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非军事性的工业，其中是多少含有资本主义成分的”。范文澜又称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非军事工业为“封建主义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工业”，称官商合办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的工业”。商办工业是“正规的资本主义工业”，“到了商办工业较多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形成了”。文章中论述近代史第三段（1895～1905年）社会经济与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关系时说，英、日、美、德等外国资本在中国公开设厂，他们享有各种特权，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压力更大了，列强进而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准备瓜分中国的野心暴露得十分明显。这一时期，中国商人相继在上海、天津、北京、苏州、南通、无锡、杭州、萧山开办纱厂、纺织厂、面粉厂。这些商办新式工业的设立，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里比较有了些力量”，因而构成了1898年戊戌维新这场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爱国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政治上出现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运动。他们反对官办工业，主张商办，要求改良政治。他们是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与封建主义关系甚密，但在政治主张上已经是明显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思想，对小资产阶级影响也很大。从此中国社会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政治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主张。”并且明确地肯定光绪帝和维新派对于某些旧制度的勇猛改革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积极措施：“戊戌变法，从光绪帝的命令里显示，对某些旧制度的改革相当勇猛，对新制度的全盘推行相当激进。光绪帝允许‘有能独立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办枪炮各厂，有裨于兴国殖民之计者，并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向来悬为厉禁的枪炮厂机器厂，竟得‘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对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说来，确实如愿以偿，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这种措施符合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在当时的条件下，维新运动无疑是进步的运动。”范文澜又以1905～1907年全国分类设厂和机器输入的统计数字，证明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的显著进步，以此为基础，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派和代表下层的革命派各自展开了活动，在20世纪初年社会进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一九○五年以后资本主义初步的发展，争路矿运动和要求立宪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争路矿运动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立宪运动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在国内以张謇汤寿潜等人为首的立宪派，清朝末年已经造成了一个大的社会力量。它主观上要保护清朝的统治，客观上却和清朝廷发生矛盾。这个矛盾的逐渐激化，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开展。”孙中山和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政治纲领，则代表了资产阶级下层的要求。到1905年，革命派汇合成以兴中会为骨干，以孙中山为首领的全国性革命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的成立，表示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成熟了，虽然这种成熟不能不是发育欠良先天虚弱的成熟。”⑨范文澜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分析和论断，在当时都堪称是新鲜见解。1958年以后，由于政治上“左”的路线的影响、干扰，史学界出现越来越贬低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历史作用的趋势，但那些评价显然不能代表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界的共同看法，因为在“左”倾思潮泛滥以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已经作了相当深入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并提出了有重要价值的看法。
其三，范文澜提出弱小的资本主义要求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两条基本线索之一的观点，此项对于近代史研究尤其具有前瞻性意义。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构成了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因而也是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中华民族要独立，中国要富强，首先必须依靠人民大众英勇无畏的革命和斗争开辟道路，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分析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当然要坚持这一正确的认识。而同时，已有一些学者重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推进国家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前进的意义，这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创新。范文澜分析近代史分期，正是首先以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观点，对近代史的四个阶段的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与此同时，他已明确认识到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且将之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又一基本线索，因而提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主要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弱小的中国资本主义在重重压迫下用革命的和改良的方法要求发展，这两个过程综合起来，就是中国近代史。”⑩正是由于范文澜重视中国资本主义由极其微弱到初步发展，使中国有了新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以他才对戊戌时期、20世纪初年和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的几个阶段社会进程中反映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动向作出具有卓识的分析。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1958年在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戊戌运动60周年大会上，范文澜发表了题为《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的讲演，评价戊戌维新运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分析说：“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这些人还只算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还不可能提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到了同世纪的末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有提出政治主张的要求，它企图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派，就是为适应这样的阶级要求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所以说，变法运动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的。”(11)当时，“左”的政治路线已经对学术研究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史学界中将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维新派根本对立起来，赞扬革命贬低维新运动的思想定势已开始形成，在此情形下，范文澜对戊戌维新的内容和意义的分析、评价，在当时就具有抵制“左”的路线干扰的极不平常意义。正是由于范文澜率先重视考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具体情况和政治要求，并上升到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上加以概括，他才能得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观点。
在20世纪50年代这场讨论中，还有一些研究者也明确提出应注重对近代生产方式和经济领域变迁进行考察。前面已经讲到，金冲及提出应将社会经济的表征作为分期的两项标准之一，对此，他作了阐释：“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并不是在一八四○年后就立刻完全形成的。相反，它是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的。因此，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内部如何一步一步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封建社会如何逐步解体，资本主义如何逐步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内部如何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如何变成一个半封建社会；同时帝国主义又如何一步一步地和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残酷地统治中国，使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一句话，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第一个着眼点。”由于金冲及重视近代生产方式的变化，因而对一些问题能有独到看法，如对戊戌维新运动评价：“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绝对专制；在经济上主张奖励和发展民间企业，反对官办企业的垄断和对私营企业的排挤；在对外上主张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些主张都反映了发展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的救亡运动，在当时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12)而章开沅提出应以1873年为界限划分近代史第二期和第三期界限的理由，即资本的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早期维新派从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因为从太平天国的失败到回民起义的失败，看不出显明的阶级力量配备的变化，这说明在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还没有发生显著的阶段性变化。可是在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一批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及作坊的继续发展，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从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中日战后更发展成为政治斗争，这当然表现出阶级力量配备的变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公司’和组织商会（即所谓‘毋恃官势、毋杂绅权’的‘商务公所’）的王韬在一八七四年主编‘循环日报’，以后在知识界发生不小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13)
范文澜、金冲及、章开沅所提出的看法和分析，本来为进一步正确解决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问题开了好头。遗憾的是，此后对学术界造成严重影响的“左”的思潮的大肆泛滥，阻止了这一正确认识的发展和讨论的深入。不过，既然有了可贵理论价值的成果，就不会被外力所剥夺。等到有了适合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气氛，就必然会被有识者重新提起，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新时期关于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新认识
近代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原本受到了重视，发展迅速且成果丰富，但是50年代后期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以及教条主义学风的泛滥，严重阻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造成了对于诸多历史问题评价的偏颇和错误。“文革”结束后，学术界经过拨乱反正，批判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迎来了思想解放、勇于探索的大好局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近代史的许多重大问题、事件和人物发表了大量文章，就多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展开了热烈争鸣，研究领域也得到了极大拓展。由过去基本偏重于对政治史的研究，转而推向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因而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不断深化。就理论层面而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近代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一）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正确论断作更加深入的阐释
批判教条式对待唯物史观原理的错误，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是80年代初近代史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原因。学者们反思了以往过分拔高对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过度贬低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评价等错误，冲破了以往极“左”思潮影响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对于深化研究、勇于创新、打破人为“禁区”、不断探求真知具有重大意义。毋庸讳言，也有人借口“纠偏”、“反对教条化”，企图将以往正确的命题加以否定。譬如有的文章提出，把中国近代化社会性质论断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毛泽东的失误；有的文章认为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无论之前和之后，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有文章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是一个政治观念，不能用来指导历史研究，等等。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众多学者以唯物史观原理为指导进行深入分析，明确肯定了“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并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
其一，这一论断准确指明了近代中国人民必须以坚持不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根本任务。“半殖民地”指对外民族不独立、国家领土主权遭到破坏，“半封建”指对内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中国社会要前进，就必须要反帝反封建，取得民族解放和独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因此，认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就说明了这一历史的真理。”(14)其二，这一论断正确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过渡性的特点。“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过程，两个“半”字表明两者并存，不能机械地用统计数字的百分比来理解。“半殖民地在揭示国家丧失独立主权的同时，也揭示了被卷入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民族资本就是相对于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半殖民地产物，不能把半殖民地理解为单一的政治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既相区别又是互存的，不能截然分为两爿，试问没有半殖民地何来半封建？”(15)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指一种过渡形态，表明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它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却又无法形成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传统社会跨向另一个新式社会的过渡。“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比传统（封建）社会毕竟已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迈出了步伐，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到文化生活都有了近代的新内容，这种新内容尽管微弱，却是在缓缓地增长。”(16)
（二）从更新颖的视角对近代史进程基本线索进行思考和分析
近代历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在50年代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进入新时期以来，再度成为关注热点。批判公式化、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长期束缚人们的思想枷锁，激发了学术探索的热情。学者们在重新认识、评价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于近代史演进的基本脉络进行了思考，讨论的范围更广泛，视角更新颖，分析更深入。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以胡绳为代表。胡绳于1980年初著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序言》中，他重申了对近代史“三次革命高潮”的主张，并较50年代的分析有所发展。例如，他在50年代论述第二次革命高潮时，主要指义和团运动，仅附带提及了戊戌维新：“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新的论述则明确提出：“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外，他不赞成一些学者“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的观点(17)，而是认为“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1)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年）；(2)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年）；(3)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年）；(4)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1912～1919年）。(18)
80年代初，章开沅著文论述近代史基本线索，其观点与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接近，但角度有所不同，是从民族运动的发展进行分析。他不赞成“洋务——维新——革命”这样的理论框架，认为这将可能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套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的现成公式加以阐释。章开沅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以1900年为界标，将近代史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潮”：第一阶段是太平天国和甲午战争之后，经历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潮，第二阶段则是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高潮。这三次民族运动的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他之所以不用“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是认为“革命”一词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不仅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但他又特别指出，毛泽东所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的主干，因而被当作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也是可以理解的。(19)
第二种看法以李时岳为代表。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及《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主要标志》两文中，他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他强调，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重视。而在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争取独立、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此应以资本主义发展（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发展的进程。(20)他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一些学者将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论，但李时岳本人认为这一提法并不确切，强调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称为“四个阶梯”论。其立论依据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前者趋于沉沦，而后者趋向发展。他基本赞成以阶级斗争为线索，认为“三次高潮”论的不完善之处“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21)，因此“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
第三种看法以陈旭麓为代表。他从“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性”角度来分析，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特别注重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份，因为“历史线索是引之弥长的观念化了的历史链条，链条不是光滑平直的，而是有一个一个环节的，这些环节就是产生重大事件或历史转折的年份”(22)。就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这一历史阶段而言，陈旭麓认为应特别重视四个年代：(1)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侵略与对抗、中西社会冲突的帷幕，中国自此被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开始有了世界的概念，萌发了‘师夷’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要求，产生了前朝所未有的一系列变化。所以，它标示的不只是这场战争胜败的严峻性，更因为它标示着以商品和资本来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轨道，作为中国的近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是显而易见的”。(2)1860～1861年，“是经历了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北京被攻陷的‘庚申事变’的年份。人们说的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不是在鸦片战争的当初就感觉到了的，而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才认识的，由此在观念形态上产生了某些变化，以‘洋’代‘夷’观念的转化，洋务事业的发轫，资本主义商品的出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冒头，它们给封建的封闭体打开了缺口，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小步，虽然是被迫发出来的微弱反响，却是具有时代气息的，应该说中国近代的新旧递嬗在这里已明显地呈现。过去没有把它列为阶段性的历史年份，事实上它是一个带转折性的历史年份”。(3)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呈现的阶段性最没有争议，因为它标志着资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新阶段，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明显地划出了一条战前战后的线。许多爱国人士感到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徒然仿效西方的军事技术、生产技术已不足恃，而且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有限发展也将受制于封建主义，为其腐蚀。所以有要求政治近代化的戊戌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势力也同时并起，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形势”。(4)1911～1912年，“这个由武昌起义、诞生南京临时政府组成的年份，推翻了清朝，推翻了两千几百年的封建帝制，对清史来说是终结，对民国史来说是开创，富有划时代意义”，以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过程的许多峰峦中的一个较高的峰峦，为实现政治近代化迈出了大步”(23)。陈旭麓划分近代史线索的着眼点，是在坚持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前提下，特别关注其过渡性特点和近代化由萌芽到逐步壮大的进程，也是对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上的微弱发展和逐步成长的关注。因此，他没有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或结束视为重要历史年代，也未将义和团运动作为重要标志；相反的，他强调“庚申事变”标志着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小步，从此洋务事业开始发轫，资本主义商品开始出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开始冒头。同样地，以1894～1895年作为重要分界，是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了要求政治近代化的戊戌维新运动的酝酿与发生。陈旭麓对近代史线索的见解，是与其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着密切关系的。他认为，考察洋务运动，既应看到其封建性的一面，又应肯定其促进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客观性一面。他说：“洋务派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他们虽然倡办了一批洋务企业，有军用的，也有民用性的近代企业。然而，洋务集团只是略带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集团，在主观上，他们并不想把封建主义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但在客观上，却不自觉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就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两种新兴的社会力量：一种是掌握着一定资本，投资工商业，成为拥有生产资料，从事近代化生产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掌握的企业，促进了中国近代物质文明的进步；还有一种社会力量，他们本人并不一定握有多少资本或产业，但在向西方探求新知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掌握着有别于传统封建规范的新型思想武器，呼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言人。应该肯定洋务运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客观作用，不能因为洋务官僚们在政治上的反动，就一笔抹杀他们在促进中国社会阶级变动过程中的积极作用。”(24)他从促进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角度，把洋务运动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这一看法同李时岳的见解较为接近。
第四种以刘大年为代表。他把整部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两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贯穿始终。就前一个问题，他论述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独立于世界东方，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周围地区广有影响，而自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日起，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在战争中遭受失败，割地赔款，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逐渐走上了半殖民地道路，民族矛盾从此成为社会基本矛盾之一。近代史上发生的多次战争，一类是列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另一类是连绵不断的内战；前者直接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后者则是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同盟进行革命，而那个同盟的盟主正是帝国主义，所以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两种战争集中到一点，是强调说明了中国的近代首先存在民族不独立，中国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问题。”有关近代化，他论述道：“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经济相当发达，走上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促使中国封建经济解体，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某种可能，例如机器设备输入，技术引进等；但是外国侵略的根本目的是将中国变为殖民地，所以又竭力压迫、限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因此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可谓步履维艰。至于近代史上的两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又如何去解决呢？他认为：“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25)也就是说，实现近代化的目标需要中国人民长期奋斗，但是不可能先走上工业化，后取得民族独立，而是必须首先争取民族独立，打开工业化的大门。
（三）“两个基本问题”说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
上述四种关于近代历史基本线索的看法，以及其他一些同中有异、各具见识的看法，显示出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思想之活跃和问题讨论之广泛。不同意见的争鸣又促进了学者们的思考，促使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历史进程内容纷繁复杂，近代中国社会又是风云激荡、国内外矛盾交错、变动极其剧烈的时代，因此，对于近代历史演进基本线索的认识也自然见仁见智、各具特识，完全不必要也不应该只限定于一种模式。只要确实是依据历史事实为基础进行分析、探索，而不是凭主观臆断，就应该受到尊重，而且随着时间的检验，更能显示出哪种见解最符合历史实际和最具科学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胡绳虽然在分期问题上仍然坚持“三个革命高潮”的主张，但也明确提出中国成为独立国家和实现近代化，是贯穿近代史进程的两个基本问题。他认为必须通过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才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为近代化开辟道路，“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1)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2)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26)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两个基本问题’说——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的整合和重新统一”(27)。经过50年代的讨论和八九十年代的学术争鸣，可以看出，以刘大年为代表的有关将“两个基本问题”作为考察近代历史基本线索的看法，吸收了自5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政治史领域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认识、新观点，论述更加全面、涵盖内容更加广泛。它论证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历经70多年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检验已得到了充分证实，是学术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当然，他的论述较为概括，尚需进一步加以丰富和发展，使之更具说服力。
坚持正确认识路线的逻辑依归
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探讨，前后历经了70年。从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一直坚持的正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其主要特点有两项：
第一，坚持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早已被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所证实的科学论断。坚持这一点，不是为了维护某种权威的需要，也不是思想僵化、信奉教条、唯本本是从，而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中国的近代是怎样过来的，为了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为了正确地把握现代中国前进的方向。历史无疑是最好的教科书，尤其是中国近代从备受帝国主义宰割、封建势力压迫、积贫积弱，经过人民大众百折不挠的斗争，经由民主革命到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历史，更是对青年一代进行思想教育的宝贵教材，从中深刻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深刻认识只有经过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才能使祖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灵魂，从而更加明确前进的方向。刘大年对此作了极为中肯的论述：“我们知道，新中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昨天即从近代史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由任何其他什么决定的，是近代110年历史反复斗争、反复选择而来的。你认为它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你无法去改变历史，事实上只有了解过去的历史，才能认识我们所走道路的总体上的合理性。我们只有知道近代，才知道今天前进了多少，只有知道近代才了解应当如何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这与我们经常说的爱国主义，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存在直接的重要的关系，一点也不假。”“一个人要生存下去，不能只有躯壳，没有灵魂，一个民族要生存、兴旺发达下去也是这样。一个民族的牢固性，取决于它的以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灵魂的牢固性、顽强性，它表现在现实中，更表现在经过千锤百炼成的历史里。我们讲中国历史，说到底，就是要讲出我们这个民族所以生存下来，还要发展下去的灵魂。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要研究近代史、学习近代史，这绝不是什么个人或专业兴趣问题。从中国与近代中国历史上两个基本问题的密切关系上来看，讲中国近代历史，讲中国由衰败到复兴的过程，显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是怎么样的，这对于人们当前和今后继续捍卫民族独立、复兴，捍卫现代化建设加速进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28)
第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前进的另一根本要求，争取经济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近代化，此项与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任务密切相关，因而也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直关注和探讨的问题，由于坚持这一科学认识的正确方向，因而使认识不断深化，最后达到比较圆满的结论。在20世纪50年代处于革命高潮刚刚过去的时代环境，人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论述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方面，这是容易理解的。然则在当时，就有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化问题提出了前瞻性的看法。范文澜在其划分的近代史进程的四个阶段中，对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本主义企业在各阶段中有何发展变化，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哪些反映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新趋向，都试图作出回答。他已经开始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作梳理，并且对中国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做了积极估计。范文澜在坚持毛泽东所论述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论断的同时，又明确地提出如下论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主要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弱小的中国资本主义在重重压迫下用革命和改良的方法要求发展，这两个过程综合起来，就是中国近代史”，表明了他已极具卓识地将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考察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又一基本线索。当时金冲及、章开沅也在近代史分期讨论中，从出现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力量角度，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提出很有见地的分析。这些重要事实都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坚持在研究工作中将革命与科学性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从掌握充分的史料出发对近代社会发展基本线索作出更加深入和更加科学的剖析，这同囿于成说、死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做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上述范文澜等人提出具有科学价值的见解标志着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探讨在当时已取得了值得重视的进展，虽然这场讨论由于此后“左”倾思想的泛滥而中断，但是一旦排除了“左”的干扰，政治环境正常了，正确的认识路线必然会被有识者继续推进。至80～90年代，章开沅、李时岳、陈旭麓等学者分别提出从民族运动的发展来作分析，应重视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基本线索来考察，关注近代化由萌发到逐步壮大的进程等见解，证明了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年代认识的进一步深入。而刘大年提出的“两个基本问题”的观点，不仅坚持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正确结论，而且概括了自5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资本主义由弱小到壮大的发展和近代化进程的角度考察而获得的科学认识，因而使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这是几代学者坚持实事求是地探索历史进程中的本质问题而最终取得的共识，也是近代史领域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以唯物史观原理分析中国历史实际问题这一正确认识路线的逻辑依归。
注释：
①②③④胡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⑤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载《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3～195页。
⑥⑨⑩《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1～94、74～86、96页。
⑦⑧(12)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11)《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0～191页，
(13)章开沅：《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又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4页。
(14)(25)(28)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5)(16)(22)(23)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思辨留踪》（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9、10～13页。
(17)(1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19)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0)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
(2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4)陈旭麓：《近代阶级与历史步伐》，《思辨留踪》（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15页。
(26)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27)姜涛：《晚清政治史》，载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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