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外交——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中国论文,组成部分论文,总体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来，中国外交经历了从50年代到60年代“一边倒”、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一条线”和自70年代末以来“一大片”三个阶段。随着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变化，中国对外政策相应进行调整，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后，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加强经济外交工作。经济外交已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和丰富经验。
从“一边倒”到“一条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国要“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再请客”这三大外交政策。
在西方大国不承认中国、对中国进行封锁的背景和国际环境中，中国实行“一边倒”和自力更生的政策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是很有利的。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1957年）。“一五”计划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694 个， 实际施工的达到921个，其中：苏联援建的156项，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6国援建的68项。早在1950年2月，苏联政府已确定向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之后，苏联政府又向中国提供长期贷款5亿卢布。在“一五”期间，苏联政府动员大量人力、物力， 帮助中国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并派出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到中国帮助建设。
旧中国不多的工业设施，70%左右集中在沿海一带，内地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一五”期间建设的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部局的合理分布，大大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发展。到1957年内地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已从1952年的29.2%提高到32.1%。“一五”计划的实施，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50年代后期起，中国国内政策和形势以及大国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从1956年到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政策和形势时指出：“应该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犯过错误”，主要指左的错误，这种错误恶性发展并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对外，“四人帮”把什么都说成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从而使中国同世界隔绝。
大国关系的变化主要是中美苏所谓三大角关系发生急剧变化。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大反斯大林，引发了国际上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兰、匈牙利事件接连发生。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同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中苏之间从政治分歧、经济关系破裂直到对抗。1959年1月， 苏联正式通知中国，全面废除帮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和制造原子弹的协议，接着，苏联撕毁援建合同、停止援助和撤走专家，直到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苏关系已经破裂。
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法国于1964年1月27 日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法国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用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话说，是“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益增强”。在法国的影响下，西方大国相继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下，中国挫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于1971年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推动西方大国加速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抓住了机遇，适时扩大了中国同美国的接触，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 标志着中美两国20多年相互隔绝状态的结束。1972年9月29日， 中日恢复外交关系。
正是在大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1973年2 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设想，以对付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59年的32个、1970年底的55个增加到100多个。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年9月， 中苏两国为了解决两国关系悬而未决的问题，开始两国副外长级的国家关系谈判。随着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到70年代末，中国改变了“一条线”战略。
全方位的经济外交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这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此后的十几年里，邓小平同志论述和解决了五大关系问题，即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内资与外资的关系、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澄清和解决，大大推动了经济外交工作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迄今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61个，中国已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关系。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50年的11.3亿美元、 1978 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39亿美元， 在世界贸易排名榜上从1978年的27位上升到11位。广大发展中国家从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在人权问题斗争中的密切配合，使中国深刻地认识到，同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不是权宜之计，在经贸关系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同亚洲国家的贸易明显减少，但由于同非洲、拉美和美欧贸易继续增加，1998年中国对外贸易仍同1997年基本持平。到1999年7月底，中国已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3.4万多个， 协议外商投资总额达5948.1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总额2899.4 亿美元。 从1993年起，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以来，卓有成效的经济外交工作不仅推动中日、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而且制约了中日、中美政治关系有时发生恶化的程度，推动中日、中美关系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日之间主要是民间外交和民间往来，民间和知名人士交往推动两国经贸关系逐步发展。但是，直到恢复外交关系，1972年中日两国贸易仅10.38亿美元。而中日建交后， 两国贸易发展迅速，至1997年达608.1亿美元。 日本是向中国提供贷款最多的国家，从1979年到199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三批总计16109 亿日元贷款。1995年12月，两国政府就第四批日元货款前三年（1996～1998年）金额和项目达成协议，金额达5800亿日元， 项目为40 个。 从1979 年到1997年，日本政府对华提供无偿援助共计约1053亿日元。日本输出入银行还向中国提供三批共计17000亿日元的能源贷款。
中美建交20年来，两国政治关系风风雨雨、曲折前进，但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经济合作和贸易不断扩大，制约了两国政治关系有时出现的紧张，推动中美整体关系的改善和发展。90年代初以来，尽管中美政治关系风波迭起，有时甚至发生重大波折，但两国经贸关系仍然持续发展。从1990年到1998年，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贸易额从117.7 亿美元增加到549.37亿美元；据美国海关统计，中美贸易额从200.31亿美元增加到854.14亿美元。美国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对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逐步拓宽。从1980年到1999年7月底，美商在华投资项目达27814个，协议投资额达498.1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236.7亿美元，除港台外，美国在华投资居各国之首。美国《财富》杂志所列500家大公司中已有200多家在华投资。
经济外交工作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往的加速发展。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增加了外汇储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推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扩大了就业机会。总之，经济外交工作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外交的主要经验
经济外交已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累一些重要经验。
第一，国家领导人积极开展经济外交
国家领导人开展经济外交，主要是确定原则和营造环境，把开展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结合起来，使两者相互影响和相互推动。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及时调整了同各国关系的原则和政策。1994年4月，李鹏总理访问中亚四国， 在塔什干阐述了中国对中亚四国的四项基本政策，在阿拉木图，李鹏总理就发展同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提出六点主张。1994年9月， 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时提出中俄关系六点原则。1995年7月10日，江泽民主席在访问匈牙利时， 又全面阐述了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这些外交活动不但巩固和发展了与上述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且促进了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
中国长期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和相互支持。中国关于亚太经济合作的五项主张是：要把亚太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开展合作的根本目标；要为发展中成员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要坚持自主自愿原则；要尊重差别，把握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合理速度；要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并重的方针。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的三点主张是：中国和非洲各国扩大相互支持，创造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气候；加强友好磋商，促进国际经贸环境的改善；推动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是：一、进一步密切和加强中拉之间的政治关系；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三、加强民间往来，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教育、新闻、体育交流与合作；四、在国际事务中密切磋商，加强协调，互相支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五、对于同中国尚未建交的拉美国家，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人员往来，开展经贸交流与合作，为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创造必要条件。
中国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1994年9月， 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时提出了中国发展同西欧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阐述了发展面向21 世纪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同年11月12日，李鹏总理访日时阐述了指导中日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
第二，积极开展对国会、议会议员的工作
由于党派之争，西方国家往往形成执政党和在国会、议会中的反对党，处于不合作甚至对立状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时不与政府合作甚至加以牵制。因此，积极开展对这些国家国会、议会议员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制裁，美国国会内部更是争论激烈，特别是反对党的一些议员一再掀起反华浪潮，甚至要求政府取消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从1993年8月到1994年1月，美国有一百多名议员相继访问中国，大多数议员访华后对中美关系采取积极态度或比较缓和的态度，大约60%的参议员主张或倾向于主张将贸易与人权问题分开。
1994年5月20日，有106名众议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克林顿，敦促他无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5月26日，克林顿总统决定， 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并把人权问题同每年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脱钩。8月9日，众议院以356票对75票通过了美国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把人权问题同贸易脱钩的决定。
第三，加强对非官方机构和组织的工作
西方国家的许多非官方机构和组织，特别是经贸领域的非官方机构和组织，对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经常起着重大作用。
促使美国政府、国会调整对华政策的主要动力是代表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利益的非官方经贸机构和组织。1994年2月24日，代表60 家大公司的美国贸易非常委员会要求克林顿政府和国会长期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3月31日，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要求政府和国会彻底解决中美贸易之争，长期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5月4日，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国际商业委员会要求政府和国会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的美国非官方经贸机构和组织也提出了同样要求。
第四，扩大同大公司领导人的联系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于当时的法国政府利用人权问题参与制裁和向台湾出售武器，致使一直发展良好的中法关系经历了三四年的“冰冻期”。1993年底德国总理科尔率领大批企业家访华，拿到同中国签订的160亿法郎的合同， 法国阿尔斯通等公司期待已久的广州地铁承建项目也由德国获标。据法中委员会计算，仅1993年一年法国在中国失掉的合同金额达60亿法郎。这引起法国企业界对政府的强烈不满，要求政府调整政策。1994年初，法国总理访华期间，两国政府于1月12 日签署和发表《联合公报》，法国政府确认，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政府明确保证不再向台湾提供武器，也不允许法国企业向台湾出售武器。此后，中法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中法关系的变化表明，发展同有关国家企业的关系，特别是扩大同大公司和知名企业家的联系和交往又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扩大知名人士和友好人士的队伍
英国前首相希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科尔，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知名人士，一直同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和联系，他们对推动或改善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中日关系也是由民间人士、知名人士和友好人士推动发展起来的。
基辛格毫不掩饰地说，他是维护美国利益的。但是，在关键时期，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他认为，中美关系持续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当克林顿总统在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是否将人权问题与贸易脱钩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之际， 基辛格于1994年5月中旬访华同江泽民主席会见时表示， 他一向反对利用最惠国待遇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也反对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他希望看到美中关系有更大的改善。6月6日，基辛格和万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评论说，克林顿总统决定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基辛格通过各种形式表明他的看法。在美国著名思想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1999年9月14日举行的研讨会上， 基辛格说：多年来美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在台湾地区实行了一种平衡政策，如果改变一个中国的框架，台湾地区将会出现军事对峙。台湾当局必须有所克制，避免对一个中国的框架提出挑战，美国将不会为了捍卫任何地方的“独立”而去进行冒险。
第六，积极参加全球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合作
通过参加全球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合作，既能参与全球和区域原则和政策的改革和制定，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能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相互协调，有利于实行全方位的经济外交和对外开放。
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来，大大扩大了中国同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既有少数发达国家，又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维护发展中成员的利益，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例如，发达成员主要兴趣是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旨在扩大市场。中国则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相辅相成，实现各成员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差距、共同繁荣。1997年7月， 东亚发生金融危机，同年11月在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维护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共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冲击，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对所有国家都有利。我们对加强亚洲地区金融合作持积极态度，愿意参与有关合作机制的讨论”。中国保持人民币稳定，向有关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和同各国加强合作，对东亚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也有利于中国同各国扩大合作。
中国经济外交工作已经取得重大成就，总结经验，继续加强经济外交合作，将对扩大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往，从而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